“脱缰”的国企一把手

插画/小玉

>> 脱缰的诚信? 不做脱缰的野马 脱缰的中国税收 按部就班，驯服“脱缰”的电脑 驯服“房颤”这匹脱缰的烈马 脱缰的野马成良驹 “脱缰”的山东基层信用社 “沈马”，脱缰的喜剧黑马！ 让“脱缰”的孩子停下脚步 用心换回脱缰的小马驹 大国企一把手缘何落马？ 国企的内控建设与一把手的权力制衡 试论加强对国企“一把手”监督的思路与对策 为国企“一把手”创造好的环境 探索对国企“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制约 走向一把手 “一把手”何为 “一把手”难当！ 一把手 贿赂“一把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脱缰”的国企一把手 “脱缰”的国企一把手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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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成都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因被判处死缓。

与之相联系的是一连串可以说在当地曾经“跺一跺脚抖三抖”的名字：成都工投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成都高投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平兴、成都投控集团原董事长吴忠耘、成都建工集团原董事长张俊、成都银行原董事长毛志刚、成都粮油储备公司原董事长郑启元。

这7名成都市国企一把手被调查，集中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2月之间一年多的时间里，这是一场成都国企的人事地震。

这个名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谭、戴、平、吴、张所在的企业，都是成都市最重要的几家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毛志刚所在的成都银行则与这些企业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毛自身也曾经担任戴晓明所在的成都工投的董事长。

因此，他们的，同时也是成都金融界的地震。

人们将他们的贪腐行为概括为“能干能贪怪圈”。然而，至此还仅仅是完成了从现象学角度观察的第一步。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匹马，被捆绑在城市建设这一驾疯狂的马车之上，无法约束，最终集体“脱缰”，发迹与堕落，几乎同步进行。

背后站着的，是一些更庞大的身影。 “穷”与“傻”

5名投融资平台掌门和成都银行原董事长毛志刚，受贿的涉案金额都在1000万元以上，成都市纪委也表示“触目惊心”。

戴晓明在接受纪委讯问的时候，以十分平民化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贪腐之由，其中透露出一个令人十分感慨的思想―感觉自己“太穷”。

2000年至2007年，戴晓明先后担任成都青白江区区长、区委书记，成都市经济委员会主任，一直是一名体制内官员，2007年自请担任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开始游走政商两界。

他自愿离开政府岗位，是因为对仕途心灰意冷。2006年，戴晓明希望能升任市长助理，未果，而他的仕途梦想是当上副市长一级的领导。

知情人士称，任职青白江区委书记期间，戴晓明就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不想当大官的官不是好官”，遭到上级批评。

但厕身商界，朋友圈瞬间改变。因为手握重权，能够一手决定项目发包、投资去向，许多商人围绕在他身边，不少人出入光鲜，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戴晓明看到，他们依靠自己的项目获利，素质低下能力一般，但生活过得远比自己好。尽管年薪将近50万元，他仍感觉自己“太穷”。

妻子的朋友圈也随着他的岗位变化而发生了同样的质变，已经陷入炒楼、炒玉不能自拔的妻子，常常向他抱怨“屋里头没钱用”。与此同时，一名副市级领导得了脑瘤只能卖房治病、一名工投集团老干部得了尿毒症费用无法报销的事实，也让他感觉到强烈的人生不安全感。

不能升官的憋屈、心理的不平衡以及不安全感，促使戴晓明逐渐脱缰，先后受贿折合人民币1479.21万元。

“如出一辙”，是媒体对除郑启元之外的6名国企掌门堕落轨迹的总结。出身政府要职，进入国企，以强大能力扭转企业衰态―其中毛志刚2004年任职成都银行时甚至被称为“临危受命”，却在与朋友圈的对比中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

包括戴晓明在内的这些国企一把手的确很“能干”。一名曾经在早期与兴蓉公司合作过的民营企业老板回忆，当年谭建明带领的18人团队，每天工作到深夜，周六周日无休，其“不要命”工作的状态令谈判对象都自叹不如，自我反省，有人曾以“感动”评价之。

戴晓明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的工投集团几乎已丧失融资能力。经过努力，2011年工投集团已经建立起盈利模式，年利润10亿元。

成都建工集团原董事长张俊，一直享有良好的社会评价。员工评价他，除了亲力亲为，经常在施工现场一线视察、指挥之外，还亲自到建工集团设立的夜校为农民工讲课，在建工集团任内经常强调要提高员工待遇，并且实质性履行承诺。至今，还有建工集团员工认为“这个人不错，挺关心人的”。张俊荣誉满身，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还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面对指控，能人却似乎变成了“傻子”。

吴忠耘受贿近5000万元的案件已经首次开庭，但细节尚未公布。据一名出席了庭审的知情人士透露，吴忠耘在庭上对一笔1000万元的受贿提出异议，认为属于“借款”。吴忠耘曾是一名教师，此语被检察官以“如果你还是一名教师会不会有人给你借钱”的反问噎了回去。

很显然，对于聪明人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他们都是决策者的腿”

7个人的案子中，最受关注的是戴晓明案，因为此案直接牵出了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贪腐案。

这些“能人”的能力除了自身的确具有才能之外，其政府背景是最为根本的支撑―这让他们得以垄断行业内的行政和经济资源。

事实上，戴、谭、平、张、吴、毛案，都被认为与李春城案紧密相关。他们在国企中的任职历程，就时间点而言，也与李春城在成都的任职历程完全契合。他们的“能人”形象的树立，也与李春城在成都的施政决策紧紧捆绑在一起。

主政成都10年，李春城展开了两次旧城改造以及城乡统筹实验。拆与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政府财政显然无力支撑，于是，一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迅速搭建、扩张。戴、谭、平、张、吴所在的国企，都是为了满足政府战略推行的资金需求而建立或改造而来的政府性投融资平台，为配合李春城的旧城改造与统筹城乡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形象地说，他们都是决策者的腿。”成都当地一名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学者告诉《南风窗》记者，“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通过调研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写出了厚厚的报告，但只发表了很小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有问题的信用设计出现，没有还款能力却被包装得前景一片光明，而且直接参与项目投资并以营利为目的产生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不过当时他们得到的只有来自上面的批评。该学者说，事实证明所担忧的情况都发生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投融资平台其实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或者延伸，是政府对边界的自我扩展，甚至进入了许多竞争性领域。与此同时，这些国企负责人却还是政府公务员，其中毛志刚还在企业岗位上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长达近3年时间。

拆与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机会。政府性投融资平台一方面给拆建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从新的经济机会当中分享了相当一部分的利润。

涉案的几家投融资平台，其基本功能大体相似，主要都是基建和投融资，只是承担城市建设的领域不同。也正是为政府筹钱方面，国企一把手们的“才能”显露了出来。

兴蓉集团成立于2002年12月，起初只有18名员工，谭建明任董事长。这些人，大多是资本运作的能手，当年的经营手段，至今仍让当时的合作者惊讶。

比如成都的污水治理项目，2003年就撬动了20亿元社会资金参与。知情者回忆，当时兴蓉公司主要的资产是埋在地下的旧管网，这在银行看来毫无信用价值，而谭建明的团队略作包装，把它变成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工具，就具备了发行10亿元10年期企业债的资质。

谭建明擅长“玩魔方、讲故事、以小博大”。为吸引资金参与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谭建明讲了一个“收费权的故事”。当时成都的污水处理费为每吨0.15元，而北京、南京都是1元，随着经济发展成都的污水处理量也会迅速膨胀。谭建明以成都的收费潜力为基础，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现金流想象空间，令银行趋之若鹜。

前述学者指出，谭建明这一“魔术”具备经济理性，但还有一些重要信息没有说出来，即将来的污水处理成本也会随着污水构成的复杂化而大幅增加。“银行也并不愚蠢，归根到底，他们相信的是政府信用，无论如何，有政府兜底。”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能人”的能力除了自身的确具有才能之外，其政府背景是最为根本的支撑―这让他们得以垄断行业内的行政和经济资源。

戴晓明在工投集团掌握着项目中标、企业融资担保、委托贷款、承揽工程等权力。平兴所在的高投集团承担产业投资参股、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也掌握着与戴晓明类似的资源。红包、回扣、感谢费、占干股是他们接受利益输送的重要方式，行贿者或索贿对象则主要是民营企业老板，以承包项目或者满足资金需求。

而政府兜底，靠的是针对性设立的风险基金，但这些基金的规模相对于投融资平台强大的杠杆能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兴蓉用政府投资的4亿元现金撬动了60亿元社会资金，而交给社会的风险保障仅是一句话：政府做后台，未来现金流不足以还债时，由政府补足。

前述当地学者说：“所以到后来，部分投融资平台的一些还债计划出现问题，还是由银行主动提出展期。” “小型发改委”

投融资平台对于贯彻长官意志显示出来的强大作用，使得其领导者在政府层面的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

成都市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因为享有项目决定权，这些国企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发改委”，从可以直接支配的资金投放来看，其权力甚至比“小型发改委”还要大。

由于对政府施政的重要性日增，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在日益增长。

2009年6月2日，成都建工集团成为成都市一级的首家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试点单位。此前，成都市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规定30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除上报市国资委外，还须经市政府审批;资产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公司1000万元以上的主业投资项目等要经市国资委审批后才能实行。

董事长张俊当时称，对这些规定，“企业有很大的不适应”，而试点，让成都建工集团可以“说了就算”。

不断扩张的权力，使得内外约束都变得形同虚设。国企内的纪委，书记由董事长提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设立的监事会，也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甚至连作为主管部门的成都市国资委，一样被“撂到一边”。

据悉，戴晓明被纪委调查，是因为有人举报他未经市国资委、市政府审批，擅自违规批准对某大型企业的投资股权项目，造成国有资产巨额亏损。

“这种情况很正常，我们是有审批责任，但很多事情他们根本不告诉我们。”成都市国资委一名了解内情的工作人员说，“国企领导都属于市管干部，由市委组织部选拔任命，在行政级别上与国资委主任同级，怎么监督？”

许多重大的建设投资项目，国资委甚至无从获知。“市领导要开会研究，经常是直接把他们找去了，直接汇报，直接决定。”该工作人员说，因为这些人与李春城的紧密关系，某种程度上国资委其实被“架空”了。

由于李春城等原四川当地落马高官很多没有结案，我们现在难以掌握地方一把手和地方国企一把手非比寻常的关系。不过，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脱缰的地方一把手权力和脱缰的地方国企一把手的权力，是相互强化的。这也解释了成都5个政府投融资平台一把手何以短期内同时落马。

现在，成都市纪委、市国资委重新设计了体制内监管机制，国企纪委领导由纪委参与把关，国资委纪委任命，人事、薪酬、考核权均收归国资委，而且国企纪委领导今后专职监督，不再分管其他事务，并规定任职达到一定年限之后要调动交流。

“这样做让国企纪委相对独立，同时也充实了基层纪检力量。”前述国资委工作人员说，“但要说有很大的改观，也不能预期，这只是一种试验。我个人看，继续用行政的方式约束国企负责人的行为，永远不会有什么根本性效果。”

他说，国企纪委的监督主要是廉政教育，国资委主要是审核把关，这对于只手遮天的国企一把手，无异于“牛栏关猫”，谁都无法对隐秘进行的腐败行为进行事中发现。

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蓝定香是国企改革研究领域的专家，她认为，从体制内监督的角度看，最后一条防线就是审计，半年一审或者一年一审，审计部门如果没有审出问题而事后贪腐或利益输送的案件发生，就应该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