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

一、引言

我国检察机关自一九七八年恢复重建以来，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一直负责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同时，检察机关又是承担公诉职能的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自己侦查的刑事案件时，其内部的侦查与公诉的关系，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已经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即侦诉合一阶段和侦诉分离阶段，并逐步形成了现行的侦诉分离制度。侦诉分离制度强调“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保证办案质量”，规定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决定逮捕和的职能由其内部的不同的部门相对独立行使的制度。

深圳市检察机关实行捕诉合一的制度，将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部门合并，统称为刑检部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或称自侦部门）和刑检部门，是深圳市检察机关现有建制中的两个主要业务部门，它们承担了检察机关绝大部分的刑事诉讼工作。从内部分工来看，自侦部门行使了检察权中所包含的侦查职能，刑检部门则主要行使了检察权中所包含的监督职能、公诉职能。由于两部门行使的职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分属不同的诉讼阶段，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部门必然要遵循“分工、配合、制约”的原则，但是，在检察权一体化的架构下，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又不同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的检侦关系，它体现的并非两种不同类型权力的制约与配合，而是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协调。那么，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现状如何？如何改进和完善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笔者从办案实践出发，结合深圳市检察改革的实际情况，略陈管窥之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二、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现状

侦诉合一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制约，难以保证队伍建设，不利于公正执法。现行的侦诉分离制度就是为了消除侦诉合一制度存在的弊端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侦诉分离制度促进了侦查、公诉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但也存在着不利于形成惩治职务犯罪合力、不利于公诉职能行使、不利于案件质量提高等缺陷。特别是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庭审方式、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使得这些原有的缺陷更加明显。有鉴于此，深圳市检察机关自从在一九九八年率先在全国实施主诉检察官制度以来，进行了多项符合司法革新潮流、适应深圳市司法实践要求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为改善、优化侦诉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改革，深圳市自侦案件呈现出一种良性侦诉关系。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也发现了侦诉关系存在的一些缺陷和问题。

1、侦诉之间初步形成了沟通协调机制，侦诉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

其一，实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主诉检察官制度强化了公诉职能，明确了主诉检察官的责任和权力，促使主诉检察官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增强诉讼效益，积极主动地将工作向前延伸，加强了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的沟通。

其二，推行了捕诉合一制度。捕诉合一制度将审查逮捕权和审查权合二为一，由刑检部门的检察官统一行使，避免了捕诉分离造成的力量和责任的分散，有利于对自侦案件的全面监督和指导，提高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准确性。据统计，自从二年正式实施“捕诉合一”制度以来，深圳市检察院不捕的自侦案件二年为一件，二一年至今的不捕率为零；不的自侦案件二年至今仅为五件，深圳市检察院反贪部门查处的大要案件没有一件不捕不诉。

其三，初步确立了引导侦查制度。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刑检部门以《侦查意向书》作为恰当的切入点，对自侦案件的证据和取证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自侦工作依法进行监督。这一制度逐步确立了刑检部门在侦诉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其四，设立了专门对应自侦部门的刑检二处。案件受理的专门化、固定化，不仅便于刑检部门检察官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检察官之间的沟通协调，而且有利于刑检部门集中力量对于犯罪主体特殊、案情普遍复杂的自侦案件进行研究总结，加强对自侦部门收集证据的指导，规范办案程序，缩短批捕环节，加快刑事诉讼进程。

上述措施加强了侦诉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优化侦诉关系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但是，在自侦案件的侦诉双向关系中，刑检部门的变革积极主动，措施得力、到位，反观自侦部门则显得比较被动，没有相应的变革和对策，没有与刑检部门形成良性互动。

2、侦诉关系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当前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主要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和问题：

（1）诉对侦的监督不力。

对于自侦案件的诉讼活动应否监督，怎样监督，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检察院对自侦案件，早先采取的是“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式，从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出庭支持公诉，办案人员一手包办，从而形成了自抓自捕、自侦自诉的现象，这种作法是违背法律关于诉讼监督规定的本意的。《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监督，既应该包括对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管辖案件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也应当包括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如果只对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不对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外部制约，势必造成法律监督的缺欠，使诉讼监督失之偏颇。

对自侦案件的诉讼监督是刑检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包括刑事立案监督、批准逮捕和审查环节监督三个方面。目前我院对自侦部门的诉讼活动监督不力，主要体现在：

①立案监督环节。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或者审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这一规定虽然将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的监督权赋予了本院的审查批捕部门或者审查部门（即刑检部门），但由于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同属于检察院内部业务部门，因此人民检察院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实质上是一种内部制约机制，其透明度不高，影响监督效果。而且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不能直接适用《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和《通知立案书》，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也会影响监督的力度。

②审查逮捕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 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逮捕条件，需要逮捕的，由人民检察院做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对于自侦案件的审查逮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并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应即依法逮捕，这说明逮捕不是一种选择性的强制措施，因此，对于应当逮捕而没有呈报逮捕的案件也必须纳入刑检部门的监督范围，但在实践中完全是由自侦部门掌握呈报逮捕的程序，若自侦部门不主动呈报，刑检部门就无法对那些应当逮捕而没有呈报逮捕的自侦案件进行监督；第二，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监督仍然属于内部的监督，有可能会出于本机关利益或其他因素的考虑，导致以捕代侦、滥用捕权的情况出现；第三，实践中自侦部门将延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作为规避超期羁押的手段使用，而刑检部门几乎不对延期理由进行事实审查，使得自侦部门的申请从未予以驳回。

③审查环节。

在审查过程中，刑检部门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一般集中于根据案卷材料上提供的犯罪事实、情节和证据，审查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准确、恰当，容易忽视自侦部门是怎样通过侦查发现和掌握这些事实、情节和证据的经过，从而忽视对侦查人员有否刑讯逼供、诱供、非法收集证据以及在侦查过程中有无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的审查。

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监督不力，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刑检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自侦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上，而忽略了对自侦部门诉讼活动的监督，特别是立案监督，至今仍是空白；其次，刑检部门和控告部门、监所检察等部门在监督工作的开展中各自为战，缺少沟通，没有形成交流体系，导致信息不能及时反馈，监督工作相互脱节；第三，监督方式的滞后也是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目前对自侦案件诉讼活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书面审查移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刑检部门反映，也大多因时过境迁而导致取证困难；就算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也只能通过内部的汇报和反映交由由院领导督促解决。

（2）侦对诉的制约不够。

在刑事诉讼中，自侦部门位于第一环节，按照法律规定，其侦查的案件需交由刑检部门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如此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单向流程工作定势，这使得刑检部门除了在讨论可能会对事实和定性作出重大改变的案件时邀请自侦部门列席外，很少将案件审查、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自侦部门，例如，案件的时间、指控的事实、认定的罪名；庭审的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判决的时间、判决的情况；抗诉的情况、抗诉需要协作的问题，等等。应当说，这是一种在办案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不良惯例，这是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所规定的两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双向性和全面性，也不利于对刑检部门办理案件的内部监督。当然，导致这种局面的除了刑检部门在双向交流上不够积极主动以外，也有自侦部门自身的原因，比如，案件的侦查由多人承担，在案件移送审查后刑检部门无法确定主要承办人；侦查人员另上新案，刑检部门反馈的信息遭到冷遇；侦查人员对反馈的信息不关心、不分析，主动放弃制约的权力，等等。

信息反馈的不畅通，使得刑检部门对案件的处理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使得自侦部门缺乏对刑检部门的必要制约，使得“互相制约”变为“单向制约”，这会导致权利的失衡，影响自侦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侦诉之间的角色定位不明确，缺乏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无论是诉对侦的监督不力，还是侦对诉的制约不够，归结到一点，就是侦诉之间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刑事诉讼法》在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作出规定时，只是将自侦案件的侦查权和侦查监督权、公诉权作为统一的检察权来看待，从中无法体现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仅在第五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设置内部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侦查、审查逮捕、审查等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保证办案质量”。这个规定只是划清了自侦部门和刑检部门的界限，强调了二者互不隶属、各司其职的平等地位，但是，对于自侦部门和刑检部门在办案实践中应当具备的监督引导、优化组合、良性互动的角色定位却没有规定，使得二部门只能在检察体制下摸索两者的角色定位，或者一相情愿，或者约定俗成，无论是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监督，还是自侦部门对刑检部门的制约，都靠习惯和默契开展工作，一旦触及到本部门的利益，便可能引起分歧或矛盾。例如，对重大、疑难案件的提前介入，不仅可以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司法资源，而且还能有效地进行侦查监督，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导致刑检部门只能被动地接受邀请，而自侦部门也可以拒绝刑检部门的参与介入。再如，对自侦案件的退查，由于侦诉两家在刑事诉讼的阶段不同，对证据认识存在不一致也在所难免，但是，因为没有树立公诉权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侦查为公诉服务的原则，因此在公诉人要求侦查人员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时，有的侦查人员会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没有必要去纠缠一些“细枝末节”，或者认为自己的侦查任务已经完成，是刑检部门的事，与自己不相干，从而对公诉人退查的问题不去认真核实，有的侦查人员甚至还在补充侦查回函中与公诉人就证据问题进行辩论，这往往导致定案证据出现漏洞，使案件的公诉质量下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笔者认为，当前自侦案件侦诉关系之所以所存的上述缺陷和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侦诉之间关系模糊、角色定位不明确，有鉴于此，有必要建章立制，重新构架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

三、自侦案件新型侦诉关系的思考

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不同于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侦查案件的侦诉关系，前者属于部门内的内部关系，后者属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外部关系。检察机关内部的侦查、公诉职能虽然由不同的部门行使，但其本质是检察机关内设职能部门的不同分工。无论在哪个环节，也无论是哪种意见，由于“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最终都应当由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共同存在于检察长统一领导的权力框架体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两部门之间在地位上应当是平行的关系，这是构架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我国司法体制一样，检察机关内部体制长期处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框架内，侦查监督一直处于事后监督与监督迟滞状态，对侦查不力及违法行为缺乏及时有力的制约和纠正，自侦案件的侦查质量一直不能适应公诉的需要，侦查后移送案件退查率一直较高，诉讼效率低、超期羁押的现象也不鲜见，司法控制犯罪的能力下降，因此有必要加大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控制、指导力度。因此，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在业务上应当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

“平行”与“指导”，是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新型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全部内容：“平行”，是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基础：“指导”，是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就现阶段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状况而言，更迫切需要突出的是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笔者认为，强调刑检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对自侦部门的指导关系，有充分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依据，体现在：

1、加强刑检部门的指导，其内涵是指检察机关内部的刑检、自侦部门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在坚持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的前提下，为了达到揭露犯罪、指控犯罪、依法追究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共同目的，由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进行指导，从而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这是对侦诉分离制度所作的补充和完善，是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分工、配合、制约”原则相吻合的。

2、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不能进行直接的指挥，这符合法律监督的本质特征，但对这种活动进行恰当的指导，则是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指导权是监督权的一种具体体现，监督就是通过指导和制约来体现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指导和制约，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就是一种空洞的原则。“指导”与“指挥”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指挥具有直接性，指挥者的主观意图体现在被指挥者的具体活动中，由此主导整个行为的过程，指挥者是行为责任的承担者。在我国各级检察机关设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或反贪综合指导部门就是“指挥”职能的行使者，它可以调配侦查力量， 协调侦查关系，确定侦查方向、侦查手段，制定侦查策略，它的行为仍属于自侦部门的内部技术行为；而指导则不同，它只有间接性，是一种引导或规范，指导主体不直接参与，只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按法定要求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指正，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进行审查与规范，对侦查取证提出符合诉讼标准的要求，对整个侦查活动从方向上进行把握与控制，而不干涉具体的侦查行动，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则应提出纠正意见。

3、刑检部门具备了引导侦查的充分条件。

其一、刑检部门检察人员对证据标准、诉讼程序更为熟悉。

其二、刑检部门检察人员接触案件类型多，特别是接触疑难案件多，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上有更为丰富的经验。

其三、刑检部门检察人员把握批捕、条件较为准确。

其四、刑检部门检察人员经常面对辩护人，善于逆向思考，养成了寻找案件漏洞的思维习惯，便于及时发现案件的证据问题。

其五、刑检部门检察人员长期研究法律适用，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方面积累了更为深厚的知识。

其六、刑检部门检察人员一般独立办案，具备统筹全局，全面考虑的工作习惯。

四、以“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制度为切入点，构架自侦案件的新型侦诉关系

如上所述，“平行”与“指导”是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诉之间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平行”的关系，“指导”的关系还远远不够。因此，笔者认为，要构建新型的自侦案件侦诉关系，关键应在“指导”两字上作文章，强调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指导，这是建立自侦案件新型侦诉关系的中心环节，具体的措施，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制度。

1、“适时介入，引导侦查”的定义。

所谓“适时介入，引导侦查”，是指在坚持“分工、配合、制约”原则的前提下，刑检部门提前介入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按照逮捕或提起公诉的要求，就案件的实体和程序性问题向自侦部门提供指导性意见，引导侦查活动，进而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案件质量。这个定义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公诉活动要向前延伸，公诉人要提前介入侦查活动。这有助于公诉人提前熟悉了解案情，以便从快办结案件；有助于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有助于协助侦查部门收集、固定证据。

其次，是侦查活动要向后延续。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自侦部门和刑检部门共同进行补充侦查，是侦查活动向后延伸的主要方式，这种补充侦查的机制有利于发挥自侦部门的侦查力量和经验，也有利于调动公诉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是要求侦查活动和公诉活动同步进行。其实质是要求自侦部门和刑检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强化配合，使侦查中的收集、固定证据能够满足法庭上指控犯罪的需要。

2、自侦部门与刑检部门在“引导侦查”中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诉讼中，自侦部门与刑检部门均被视为追究犯罪的控告方。有人曾将自侦部门与刑检部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自侦部门比作工厂的生产车间，而将刑检部门比作工厂的质检部和销售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合格需要质检部的检验，是否能卖出、甚至卖个好价钱，需要销售部的推销。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侦查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以实现侦查工作的价值。一个刑事案件的最终定性和处罚，取决于法院的判决，而刑检部门上承法院，下接自侦部门，是自侦案件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可以说，侦查是公诉的前提和条件，公诉是侦查的目的和归宿。所以，自侦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公诉工作的核心地位，树立侦查为公诉服务的思想，抛弃“孤立侦查”和“我侦我的，你诉你的”的不良风气，增强刑事诉讼的整体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质检部和销售部是无权干预生产部门的生产的，自侦部门与刑检部门作为一个工厂的内部职能部门，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关系，均听命于厂长（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虽然双方地位平等，但这与双方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并不矛盾。质检部和销售部出于对市场（审判）的把握，是可以向生产部门的生产工序、产品标准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率。

以“分工、配合、制约”原则所体现的平行关系为基础，确立刑检部门的业务指导地位，这便是新型自侦案件侦诉关系所应有的角色定位。

3、引导（指导）侦查的范围

（1）对自侦部门收集、固定证据的引导（实体指导）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的庭审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从法官“纠问式”转为“控辩式”，强化了控辩双方对庭审过程的主导与推进，加强了控辩双方的平等与对抗。承担控诉职能的公诉人在法庭上不仅要承担讯问被告人、举证证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责任，而且还要完成运用现有证据反驳辩方无理的辩护意见、排除辩方证据等任务。为了能够客观公正地指控犯罪，作为控辩双方争议焦点的证据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由于侦诉人员在刑事诉讼的阶段、地位不同，对证据的理解产生差异以及侦查人员不亲历法庭举证等原因，自侦部门收集证据的效率和质量往往不能满足刑检部门追诉犯罪的需要。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案件事实、证据始终是处于未确定的状态，因此随着诉讼过程的发展，案件的事实、证据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直接否定侦查中收集固定的证据、认定的犯罪事实。职务犯罪又大多属于智能型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关系复杂，反侦、抗辩能力较强，翻供翻证的情况多发。证据，是认定犯罪的基础，而实践中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案件证据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影响了案件质量。因此，对自侦部门收集、固定证据的引导，是刑检部门引导侦查的重点。

（2）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程序指导）

相较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的案件而言，我国自侦案件对侦查行为的控制主要由检察机关内部进行，无论是决定立案、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批准逮捕、做出延期羁押或不决定，都是由实施侦查行为的检察机关做出。虽然自侦部门不同于刑检部门，但由于检察机关重要的组织原则是“检察一体”，都是在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检察长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强制性侦查行为一般都是由检察长最后决定，所以，这种监督或控制是“内部监督”或“内部控制”。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一个薄弱环节，刑检部门可以以“适时介入，引导侦查”为契机，在引导侦查取证的过程中，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司法公正，杜绝违法腐败现象。在具体实践中，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应当针对当前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重点加强对立案、强制措施、取证程序、赃款赃物处理的监督。

“适时介入”是为了“提起公诉”而服务的，为了保障诉讼资源的合理配制，刑检部门不可能对每一个自侦案件都适用“适时介入”。就现阶段而言，“适时介入”程序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类案件：①重大、疑难案件；②院领导指定适用“适时介入”程序的案件。

4、“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制度的设想

深圳市刑检部门提前介入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引导侦查，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然而，对自侦案件的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还正在实验、探索阶段，急需设立系统的规则予以规范。笔者认为，“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制度应当包含以下框架：

（1）确定“适时介入”的适用条件、发起时间。

笔者认为，“适时介入”的程序应当由自侦部门提起，由刑检部门决定是否适用；对于自侦部门没有提起“适时介入”程序的案件，刑检部门认为有必要的，应当报请检察长，由检察长决定是否对该案件适用“适时介入”程序：“适时介入”程序适用于自侦案件立案后，侦查终结前。与此相对应，应当确立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重大案件案情的知悉权，侦查方案的建议权、侦查行为的质询权、侦查结论的讨论权；建立自侦部门司法文书的备案审查制度。

（2）明确引导侦查的效力。

对于刑检部门提出的《侦查意向书》等指导意见，自侦部门应当及时沟通、参照执行。

（3）建立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实行法律监督的机制。

加强刑检部门对自侦部门诉讼活动的监督。对于在引导侦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现象，刑检部门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汇报，并向自侦部门发出书面纠正意见。

（4）完善自侦部门对刑检部门的制约机制。

建立刑检部门告知自侦部门案件处理决定的制度；建立自侦部门对刑检部门处理决定的申请复查制度。

（5）建立刑检部门与控告、监所检察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沟通制度，开拓自侦案件法律监督的新局面。

（6）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将“适时介入，引导侦查”的规则纳入主诉检察官制度体系。

（7）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科学评价机制。

侦查终结和的准确率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质量的重要标准。自侦部门不按《侦查意向书》等指导意见开展侦查活动以及刑检部门因重大过失错误引导侦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刑检部门办案人员应当在其引导侦查的职权限度内，与侦查人员共同接受自侦案件质量的评估和奖惩。

五、结语

在我国，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能，也被认为是检察权的核心，因此，检察机关在我国被认为是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使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工作。由于自侦部门与刑检部门始终是“平行”关系，始终隶属于检察院整体领导，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的犯罪案件交由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会造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这使得自侦案件缺失了必要的外部监督和司法救济机制，不仅不利于保障人权，也不利于打击犯罪，更可能为司法腐败制造了温床。如何改变这种结构性的“先天缺陷”？笔者认为，可以积极借鉴“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制度。

近几年，检察指挥刑事侦查，是法学界议论检察改革中提得比较热的一个话题，简而言之，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指挥。我院专家咨询委员陈兴良教授和陈卫东教授都提出了“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的构想，这些理论的核心就是确立行使控诉权力的检察官对侦查部门的指挥权，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公诉机关行使控诉职能。

“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的构想直接参考了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在大陆法系国家，侦诉关系属于紧密型的“一体化”模式。检察机关除了可以直接指挥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外，自己也有侦查权，在整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也就是检察机关审查的过程，只有检察机关认为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达到公诉的证明标准，可以提起公诉时才宣告侦查终结。大陆法系国家紧密型的“一体化”模式与这些国家在追诉过程中偏重追求诉讼效率价值，以提起公诉为侦查的目的密切相关。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侦诉关系属于分散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各负其责，侦查机关主要负责搜集、固定证据，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参与侦查工作，因为是否参与侦查工作属于检察机关享有的权力，而不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检察机关也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起公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在法庭开庭审理期间作为控诉方的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尽管英美法系相对分散型的侦诉关系和大陆法系紧密型的侦诉关系有较大的区别，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在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时，检察官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决定证据的取舍，可以要求侦查人员补充他们认为提起公诉所需要的证据材料。

虽然“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的理论探讨的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并不涉及检察机关内部关系，但是自侦部门仅在形式上属于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实质上却属于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在自侦案件刑事诉讼环节中也是充当着侦查机关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刑检部门与自侦部门的关系类似于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因此，“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的理论对于研究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代表着自侦案件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考察“侦诉一体化”或“检警一体化”的理论而开拓视野，从而在完善自侦案件的侦诉关系方面的探索带来有益的启示，并且可以参照这些理论和做法，在不触及国家法律原则问题的前提下，利用检察机关内部权力调整的方便性，大胆改革和实践，在探索新型侦诉关系上有所突破，先行一步，建立一种以公诉为主导，以打击犯罪为共同指向，侦诉间相互配合的新型的自侦案件侦诉关系。

参考文章：

1、《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构想——对“检察指挥侦查”主张的辨识》，陈晓，正义网（）

2、《检察机关内部侦诉协同制度初探》，毛江舟，慈溪市人民检察院网（）

3、《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到“法官之前的法官”――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陈兴良，北大法律信息网（）

4、《检察机关自侦权探析》，汪海燕、范培根，浙江社科网（）

5、《侦查权性质略论》，姜涛，中国诉讼法律网

6、《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陈卫东、郝银钟，《法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

7、《对改进现行侦诉关系的若干思考——兼论我国应当建立新型的检警关系》，林海、陈财旺、李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