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会有多少敌人

美德伦理会有多少敌人？这话说起来就让人觉得危言耸听。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自从美德伦理学在1958年随着安斯库姆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重新登上伦理学主流舞台以来，它就一直在争论、辩解和交锋中向前发展。即便安斯库姆的那篇文章本身，也是一个指向现代规则伦理学的“战斗宣言”。在此意义上，当代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便面对强大的理论对手。随着美德伦理的日益兴盛，更免不了“树大招风”。不仅规则伦理学继续提出批评，但凡与美德伦理有交集的领域（如心理学、政治学）也都表示出基于各种理由的质疑和不满。因此，对美德伦理学而言，搞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敌人，它们又是从哪些方面展开攻击的，成为它所必须正视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针对这些内容的讨论与回答，关系美德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类型是否成立，构成当代美德伦理研究之合法性的前提条件。而这正是赵永刚博士的《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类型的独立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所试图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现代规则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最直接的敌人。这不仅因为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批判规则伦理学而复兴的，而且因为几乎所有的规则伦理捍卫者，无论隶属于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没有轻易接纳美德伦理的基本概念和具体命题，没有轻易承认美德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形上承诺，甚至对于美德伦理学能否作为独立的道德类型都表示怀疑。本来，作为同属规范伦理学范畴的两种道德学说，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规则伦理学通过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性陈述或律令（规则）来展示规范性，而美德伦理学则通过优秀的内在品质和理想人格（美德）来展示规范性——力争证明自己要优于对方，以求赢得更普遍的理解和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如果规则伦理学说服人们相信，“美德概念只是具有次级重要性的派生性范畴，它要根据功利来定义”或者“美德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履行义务”，那么，这就会从根本上瓦解美德伦理学的厚度与深度，将其降格为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某一部分，而不再能够与之并驾齐驱。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一旦得到论证，它将是美德伦理在道德哲学领域内所可能遭受的致命一击。

然而，美德伦理的敌人还不限于伦理学的范围。因为，就算规则伦理学把美德概念通过某种转换而“在逻辑上”归于功利或义务概念的派生系统，但是却不能在“事实上”否认美德作为内在品质和心理要素的独特性。美德伦理学一贯认为自己之所以比规则伦理学更有解释力，就在于它能够正视并澄清行为者的心理结构与心理资源，从而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乃至道德生活提供可靠且可行的思维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重视道德心理问题的研究，跨越伦理学与心理学的边界，积极建构一种更加真实的道德哲学，已成为美德伦理学的得意之笔。

可是谁曾料想，偏偏就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出现了另外一群不但足以消解美德伦理的心理诉求，而且足以摧毁美德伦理之心理依据的强劲敌手。这便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行为者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而不是作为品格特征的美德；心理学实验表明，根本不存在美德伦理学所说的那种可以配称“美德”的心理因素。因此，美德伦理学所赖以建立的美德概念，以及相应的有关心理结构与心理特征的描述，只是未经严格科学训练的道德哲学家们无比天真而又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东西。于是，本来正在伦理学同行面前夸耀自己懂得更多心理知识的美德伦理学，却被来自现代心理学阵营的“正规军”从背后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此意义上，心理学的情境主义是令美德伦理最为难堪的敌人。

对于围观这场争执的人来说，情境主义的攻击套路也许太过专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有关美德的日常观念存在隔阂，因此，心理学的批评虽然火力很猛，但对于削弱美德伦理学的支持力量而言，并无太大效果。真正会让普通大众觉得美德伦理学不值得拥护或赞同的，其实是美德伦理的某些内在缺陷，尤其是它在提供正确行动指南这个问题上的“先天不足”。与规则伦理学相比，美德伦理学的确没有把关注核心放在道德行为者的行为上。它所提供的那些用以指导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具体命题——比如，“像一个有美德的人那样去做”、“纯粹出于内在力量而开展仁慈之举”——也往往显得不甚明确，甚至不切实际。无论是“以幸福为前提”、“以行为者为基础”还是“以目标为中心”，这些来自美德伦理学的行动方案，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可操作性，因而让人捉摸不定。固然，直接提供行为准则并不是美德伦理的长项，甚至都不是它优先考虑的主题，然而在规则伦理学已经凭借提供行为指南而赢得广大听众的情况下，美德伦理学如果还不抓紧时间认真对待这一问题，那么它在这场交锋中将付出支持率急剧下降的沉重代价。可以说，美德伦理学关于正确行动问题的论证不足是其自身最深层的敌人。

美德概念需要挂靠功利或义务才能被解释，这削弱了美德伦理的独立性；美德心理遭到情境主义实验的否认，这消解了美德伦理的实在性；而对于正确行为的指导表现乏力，则显示出美德伦理的有限性。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美德伦理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真实的脆弱性。毕竟，美德伦理及其相关学说，就跟所有的道德理论一样，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们必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如果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方式已然改变，基本生活结构已然迁移，大众生活目标已然调整，那么，这势必会影响甚至决定道德哲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无论是作为美德伦理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我们其实都必须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和那个培育美德伦理的古代社会大相径庭了；许多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甚至康德和密尔眼里不言而喻、脱口而出的命题，在当今却变得那么那么难以证明。20世纪的美德伦理学对于规则伦理学的反抗，也许在道德哲学的脉络上是如此自然，但是在道德生活的线索中却常常遭遇尴尬。毋宁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既是美德伦理学赖以兴起的依据，但也是美德伦理学自我发展与自我证明的最大敌人。

毫无疑问，如上四个方面正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四大障碍与挑战。因此，如何回应和解决它们，如何“击退”它们的进攻，便成为当代美德伦理研究的“头等大事”。任何关注美德伦理并已经或即将投身于这项研究的人们，都应该像赵永刚这样通过独立的思考，认真思索这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貌似凶悍的“敌人”其实只是有待理解和吸纳的“他者”。正如美德伦理永远不能完全替代其他的道德知识、心理知识和社会知识一样，后者也永远无法取消前者。一种更有价值的立场是让“交锋”变成“交流”，让不同的理论能够共同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美德伦理学刚刚复兴的时代，多了解一下理论对手的思路，多保持一份倾听的姿态，多追问一句美德伦理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将会有助于这种道德哲学向纵深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