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为什么人性那么黑暗”

2012年12月17日下午6点，作家阿乙穿着过大的羽绒服，站在寒风中，等车。

正是北京的下班高峰期，终于坐进车里，阿乙一言不发，车开了。

车转入辅路，没走多远，堵上了。前面拐角处，似乎是一个女人被撞，有人扶着她，可能正要上医院。

阿乙伸着脖子观望了一阵，说：“这可能是‘碰瓷’吧？”

阿乙前几年遭遇过“碰瓷”。那也是在一个下班高峰时段，阿乙打车回家，刚上车，出租车就被一辆电瓶车撞上了。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说膝盖很痛。司机建议送伤者上医院，阿乙跟着去——

“谁知道到了医院以后，情况就变得奇怪了。”阿乙坐在前排，并不转身，对着挡风玻璃自说自话。

受伤的男人叫来乌泱泱一片亲戚，出租车司机见情况不对，丢下几百元钱，走了；亲戚们围着阿乙，说因为这事耽误工作、没赶上火车、疗伤保健……最后让阿乙掏了三千多块钱。

“我当时在做上帝或魔鬼之间选择，最后我决定做上帝，任他们宰割。”阿乙说，“事后一想，觉得这事有点恶心。”

“这事让我觉得恶心，不能相信人。”要再遇到这男人碰瓷，阿乙说，自己会选择作魔鬼，“我会下车踢他两脚，然后走。”

他认为欺骗消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种下的恶因只会带来恶果，“药家鑫也不是这样吗？”

车终于能动了，阿乙没有转过身，继续对着挡风玻璃说话：“当一个人被世界孤立时，是很惨的。”他又说起一件被“道义狂徒”们叫好的事：一个人在地铁上随手扔香蕉皮，有人上前指责，乱扔者拒不捡起垃圾，后来被人揍了一顿。

阿乙想：人凭什么以上帝或审判者的姿态勒令他捡起来？谁赋予他们这种权力？“在很多所谓的道义的事情里，比如打小偷，我们看到快意的一面，这其实是非常肮脏的。”

出租车混入车流中缓慢前进，逐渐接近目的地。阿乙假设出一个小说场景：一群拳师每日苦练，抱怨没有实战。教练于是带着拳师坐地铁，但凡发现乱扔垃圾的人，抓住就一顿暴打。“到后来可能没人乱扔垃圾，但社会就能变得清洁了吗？不会。因为这群道义的狂徒会故意扔垃圾在地上，然后污蔑你，对你实施一顿暴打。”

自问自答后，阿乙似乎有点窘，转过身来辩解前一个话题：“当然，药家鑫是杀人犯，这不好。”

他说并非为孤立者说话，而是分析人的困境。“这种困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我总是同情这种被孤立的人，好比一个人走到办公室，所有人都怀疑他是小偷，就像被剥光了一样。”

“尊严被一扫而光，这样很惨。”

出租车抵达目的地，二十分钟的车程中，阿乙说了七次“恶心”，四次“这样很惨”。

那天阿乙去参加某新杂志的会，如往常一样，他坐在台上，罔顾旁人，埋头看书——在任何场合下都在看书，阿乙以此闻名。

轮到他发言时，阿乙先揉了揉眼睛，含混且小声地说了几句，待回过神来，才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如何被误归入侦探小说界，又自嘲是“南三环的东野圭吾”。

拿起话筒时，他是作家阿乙；放下话筒，他是无名者艾国柱——那是他32岁之前的原名，代表曾经的小镇青年、江西某地的警察、公务员、记者、编辑，直到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中生代作家。

阿乙的小说多取材于警察经历，以侦查故事为底色，杀人、爆炸、失踪，诸多故事都展现闭塞沉闷的小镇，年轻人苦寻出路，彷徨，纠结，孤独。

“阿乙”和“艾国柱”互显互见，成名作家的自信骄傲与小镇青年的压抑沉闷混杂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离开农村，如今定居城市，当被问及是否想要离开北京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不，不想，我在这挺好的。”

我没觉得自己红了

为什么会反复想碰瓷那件事？

阿乙：我有时候想，为什么人性那么黑暗，有些交通事故（中，肇事者）一定要把人撞死，甚至碾死。但是你想想，这里面有一个漏洞：要是人死了，那就是一笔钱；要是活着，就可能来回地敲诈。这种黑暗是怎么发生的？人老是觉得自己太受伤了，把自己的正义放大化，让人家没法做了。人和人之间缺乏理解。我在二环路上见过两个司机因为一点剐蹭站在路上讨价还价，受伤的那方肯定是想把1000块的损失形容成5000块。要是这时后面再来一辆车，两人都得死。不就是车皮瘪了一点点么？自己弄一下就好了，花不了多少钱。中国人就是不肯吃亏，赖皮。

有想过就这件事写小说吗？

阿乙：有，我曾想过一个。一个卡车司机驾车行驶在乡村路上，农村路边不是铺着草嘛，有个孩子躲在里面玩，司机不小心把小孩压死了。这件事形成了一个漩涡，可能卡车司机最后就要死在这里。不过太血腥了，我没有写。

现在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的文化消失了，一切都以钱来结算。城市和农村都一样。我也是这样，我走在路上被人撞了是很不快，但如果对方说对不起，受的伤也不太严重，那就算了。

为什么这件事会让你想写小说？

阿乙：我一直在反思人和人的关系里面残暴的一面。

现在每天写多久？

阿乙：我每天9点到10点起床，坐在客厅里开始写到傍晚。大部分时候都在玩QQ游戏，或者打牌，有效的写作时间就1个小时到4个小时。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焦躁地走来走去，或者翻书，随手翻几页就扔掉。

生活中什么事会让你觉得麻烦？

阿乙：就是牵扯我精力的事，除了写作之外都是。

社交也是吗？

阿乙：看情况。要是我写好一段，对社交就不在乎了。没写好的时候，就不愿意社交，觉得很烦。

从2008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5年，你觉得自己红了吗？

阿乙：我没觉得自己红了，就是有点小小的名气。我不排斥红，就像钱一样，但这又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没有钱我活不下去，但不一定就是为了钱。为了钱和名，整个事就变味了。网上有很多人因为某件事红了，比我红多了。隔了几年，人家就会看着他，这人是谁啊，当初为什么红了？红就像是一场游戏。

那你想要的是？

阿乙：我最想做的当然是写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作品，不过现在看来都不是，一个都没有。包括现在正在写的都被我否定，觉得写得真差。

你总是在否定自己的作品，那这5年来有什么收获？

阿乙：就是我的潜能被激发了。因为有人承认你，你会认为自己做的事很正当，会把以前在文学里遮遮掩掩和羞涩的东西扔掉。以前的话，人在一种孤奋中得不到承认，总是处在偏激里头。这样写东西，反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专注文本本身。

我听有人说我抱北岛的大腿

这5年来有什么事让你满意？

阿乙：我觉得最满意的是写了一批作品，像农民一样收获了粮食，还认识了一些赏识和帮助我的人，包括北岛、李敬泽、罗永浩等。按照我过去的想法，所有的艺术、文学、音乐等都建筑了很高的门槛。以前我认为这些门槛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但后来我发现这些人并没有私心。他来鼓励你，并非是让你成为他的门徒，也不是为让你大富大贵之后，他也能大富大贵，没有这种可能性。

北岛说过：“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阿乙：对，我听有人说我抱北岛的大腿。如果把我的客气和礼貌理解成为抱大腿的话，那我岂不是也抱每个记者的大腿？他们真是想多了。

你们的交往是什么样的？

阿乙：有人推荐他看我的作品，那时我还在老家过年，北岛打电话给我，说，哪个地方写得好，哪个地方写得还不够好。

北岛给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我很激动。后来《今天》出了一个我的小专题，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之前没有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任何作品，他们竟然发我的短篇集。他还找李沱写序。北岛热情，李沱谨慎，觉得我的作品有缺陷，但两位老人家都非常注意扶持新人。

北岛还特意告诉我，文学就是一个圈子，不要把自己葬送在圈子里，不要天天喝酒。我告诉他，我向来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又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不爱喝酒，不爱走地毯。

你说过罗永浩也是你的贵人？

阿乙：对，第一本书是他帮我弄的。当时我跟罗永浩只有很浅的交情。我们都是王小山的朋友，偶尔一起吃饭。有次我们在饭局上正好坐在一块，为了打破沉默，我说，听说你开了牛博网？我当时都不知道牛博是什么网站。

那时我的博客在天涯，敏感词很多，我担心天涯关门了，这些东西就丢了。我就问可不可以在他那儿也开个博客。他就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回去考虑一下。我心想，这还有门槛。（不过）我还是给他了。

没过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写得很好（笑）。于是就在牛博开了博客。《灰故事》就是他帮我张罗的。老罗就是这样，碰到他欣赏的人，他一定会帮忙。他给曾轶可也做了很多事。

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我很自卑

你在书里反复写8年苦闷的单恋经历，现在你结婚了，对感情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阿乙：结婚会让你有规律地生活，但是也会让你以前所建构的东西消失。有些生命的财产就在消失。我认为它（单恋）是我的柴油机，结婚后，很孤独、自我的一面会消失。

柴油机是什么意思？

阿乙：我看待事物的角度，对它的形容，思考它的真实面目，都是来自那8年单恋的无所事事。那时候我不愿干别的事情，只想躺在床上发呆。虽然睁开眼睛和这个世界保持了联系，但实际上是封闭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为什么她不喜欢我。我会把每个方面都想到。因为单恋者非常敏感，对方稍有表示，你就会发出光辉。我对很多事都很敏感，一件事会想到多种结果。

这段感情还能影响现在的你吗？

阿乙：我有一次恍然大悟：我作为暗恋者，一说出来大家就很同情我。但有个我不喜欢的人，每天来找我。那时候我的心情是厌恶的。我想当年我暗恋的那个女孩子，也是厌恶我的。我打着爱情伟大的旗子做了很多不对的事，都是狗屎。

你总是写自己在那段单恋里的感受，对方的面目却很模糊，这是借单恋在自恋吗？

阿乙：借一个影子在自恋，但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我很自卑。

为什么会自卑？

阿乙：我经历的自卑的东西很多，我相信加缪身上也有自卑的东西。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一直迁移，我也有很多迁移，从出生的乡村迁移到小镇再迁移县城。每次迁移都意味着你是一个外来人。他们本地人对你有一种……

为什么农村出生的人就要自卑呢？

阿乙：当然会啊。我妈妈是一个农民，我爸爸是医药公司的职工，这种身份让我在县城里像一个黑人，外皮却是白色，有某种错位的感觉。我像生活在纽约披着白人皮肤的黑人，每天忧伤自己的血缘。

那现在呢？

阿乙：现在不会了，就像一个巨大的蚌壳，把那些让我自卑的东西融化后，就变成了自信的东西。不过自卑的人对世界的理解是宽容的。

这些经历，包括单恋、自卑、当警察，会对你的写作带来影响吗？起码你的故事取材于这些经历？

阿乙：人一旦做成什么事之后，过去的都是合理的。我现在写作上有很多漏洞：第一个就是我汉语写作功底很差，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也不懂外语。我喜欢读外国文学，我的语言来源是翻译体。很多人诟病翻译体，但恰恰翻译体里的汉字比原来的汉字要美。我在北岛的访谈里看到，有一批诗人在的时候无事可干，只好翻译外国小说，所以就将诗化的语言带到翻译体里面来了，翻译体是中国最美的汉语。

另一个漏洞是我不懂古汉语，我读得不多，我在这块承担不多，到现在我的语感都不好。我慢慢借助一些原则，比如读诗来约束自己。还有就是我性格比较焦躁，缺乏操控长篇的能力，老是静不下心。

合理的地方在于我做过公务员、领导秘书，写过很多公文简报。它就像法律一样，多一个字会让文件很荒谬。一个很严肃的文件因为多了一个字，人们会怀疑它的公信力。我写作方面就受到了它的影响。

我后来听说司汤达在写小说前要读政府公文。它非常简洁，不会多余。

城市里的人暧昧又模糊

你的小说题材多关于乡村，现在你已经在城市住了很多年了，以后会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吗？

阿乙：人其实写的东西是差不多的，都是人性，到哪里都是一样。农村的人更符合那些简化的原则。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还写不了城市小说，城市里的人太模糊了、太暧昧了、太复杂了，我不能准确判断他们。而农村人就像美国一些南方作家所说的，像原始人。他们有原始人的狡诈，就像漫画式的。他们所受教育不深，容易漫画化。在城市街道上，你看一个人，你根本看不准。但是在农村里面，你通过一个人的面相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鸡贼的东西就很少。其实他们很狡猾，但是会展露出来。但是城市里的人暧昧又模糊。

你现在作为作家，过得比以前当警察时开心吗？

阿乙：我现在过得充实。

那你以后的写作还会延续灰暗的故事的调子吗？

阿乙：不写灰暗的，写什么呢？古代戏剧有两种，喜剧和悲剧，喜剧就是消遣，悲剧就是悲剧。所谓的灰暗的对立面就是幸福和光明，就算喜剧也不是幸福剧。你自古就没有听说过幸福剧或者幸福小说吧？

令人发笑的可能是批判和针砭，这种功能不能被取代。很多人说作品要加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不这么觉得。它只能作为堕落的前缀，比如一个姑娘很好学，家里很疼她，突然她就做去了。这种跌宕可以作为前缀，最多作为后缀，不会成为全部。

有一种人生，比如有个姑娘，小时候是三好学生，中学参加比赛第一名，大学是学生会主席，毕业以后嫁了个好老公，生了女儿。女儿从小热爱音乐，还拿了奖。到了老了以后，她就在忧伤地烦恼女儿是应该嫁给工程师还是科学家。后来女儿自己做出选择，过上美满的生活。这小说一点都不灰暗，读者就会愤怒，恨不得把书撕了，这时候读者就灰暗了，恶心，就想吐。从一开始就过上幸福的生活，到最后还是过着幸福的生活。有这种文学作品吗？这种人生是如此无趣。

有这种人生吗？

阿乙：也许有吧。但我觉得这种人生是最浪费的人生，最垃圾的人生，毫无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是指你经受过必要的痛苦，得到了必要的回报，什么都有。你不能光吃甜的，最好把所有味道都尝遍，多流浪几个地方。

太过文静的生活不应该是生活的目的，而是创造的背景。就像博尔赫斯，他生活条件非常好，但不能说平稳的生活是博尔赫斯的目的，那是他创作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