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的环境政策工具的实现

[摘 要] 在环境规制中，广泛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信息不对称不仅给政府做出的环境决策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并且导致在政府与企业的环境博弈中要消耗巨大的成本。信息不对称使环境规制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严重降低了环境规制的效率。通过大量使用各类信息工具，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可以有效的消除各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降低政府环境规制的成本，提高环境政策工具的执行效率。

[关键词] 信息不对称 环境信息工具

一、基于信息的环境政策工具的理论内涵

传统经济学假定，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可以起到完全配置资源的作用。这种假定是以市场完全透明，信息可以无偿获得，信息无阻碍的传导为前提的。自斯蒂格勒的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发表以来，这种传统的假设被打破。因为在真实的市场中，许多信息并非无偿获得，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耗费成本，所以，市场主体之间对信息的掌握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是我们所称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逆向选择行为将会极大地妨碍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导致“柠檬”市场盛行。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中逆向选择行为的普遍将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全面萎缩。

在环境治理中，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总体表现为：企业、政府、居民三个治污主体相互之间的信息占有差异。这种信息不对称大致有三种类型：企业的排污治污信息、政府的环境规制信息、居民的环境偏好与环境行为信息。企业、政府、居民对这三类环境信息的占有都是不对称的。

针对企业的排污治污信息，考虑到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体，所以，企业对污染信息的占有是最为全面的。而政府一般通过企业申报的各类污染数据来组成其信息来源，其对企业各类环境信息的了解不如企业本身。而居民在环境信息的了解中最为被动，因为他们要了解企业的环境信息，除非是工作便利，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这种信息占有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资源。

针对政府的环境规制信息，无疑政府对该类信息的占有是最充足的。其次，应该是企业，因为，政府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是企业，企业了解这类信息最为迫切。同时企业作为相对强大的利益团体，对获取这类信息有一定的博弈能力。而居民对这类信息的占有最为稀少，因为居民力量分散，而且对生活没有直接影响的环境规制信息占有欲望较为薄弱。对这类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容易诱发政府的环境规制寻租，从而产生环境规制腐败。

针对居民的环境偏好与环境行为信息。居民整体对该类信息的占有是最充足的。但是居民对这类信息的掌握是非常分散的，因为居民的环境偏好和环境行为是有异质性的。所以，居民的环境偏好往往没有形成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力量。政府对这类信息占有优于企业，而弱于居民。因为要充分理解居民的环境偏好和环境行为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政府作为环境管理的主体，它有占有这种信息的政治压力，也有一定的能力来收集和整理这类信息。而单个企业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占有居民的环境偏好和环境行为信息，也没有动力来占有环境偏好和环境行为信息。虽然居民的环境偏好会对企业的产品销售存在一定的影响，即，居民更乐于购买同等条件下，排污更少的企业的产品。但这种影响被企业和居民之间的环境信息不对称消解掉了，使这种影响无法实现。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传递管道，而这种信息沟通渠道的缺乏可以视为交易双方获得对方真实信息的代价很大的一种表现。信息工具在环境政策中的使用，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消除信息不对称，使环境信息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平均占有，从而消除环境规制的无效率。

二、几种环境信息政策工具

传统的信息工具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环境信息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之后的实行效果往往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居民环境行为信息结合在一起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因为环境的治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信息公开本身也是一个利用多方力量制衡污染排放和激励污染治理的过程。所以，把信息工具单独放在企业单一的目标上，效果往往并不明显。因为，事实上，并非企业环境信息不公开本身造成了环境治理的高成本。

几种常见的环境信息工具包括：环境信息公开、标签、环境听证。环境信息公开一般是企业或者政府向社会公布各类环境信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包括环境价值信息、环境实物信息、环境行为信息披露。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作用就是：既能有效的使企业本身环境治理公开化，透明化，从而提高企业环境管理的效率，又便于消费者有效的辨别“绿色企业”，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各类环境政策工具。因为，在一个完全“透明”、信息免费获得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排污指数和企业的产品是搭配出售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购买选择来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形成制衡。但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可能会被企业以商业机密的理由而拒绝执行，而相关经验证明也正是如此。另外，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不能保证每个企业公开的环境数据真实可信。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是对环境决策和整理的环境信息的公开。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价值在于避免环境行政的寻租，同时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

标签则是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审核而加贴各种绿色级别的标签，以便于识别。它也有很多种类，包括产品标签计划、公司标签计划、过程或管理程序标签计划。产品标签计划是公司对内部产品的自愿证明，如德国的“蓝色天使”计划、北欧的“北欧天鹅”计划，加拿大的“环境选择”计划、美国的“绿色印章”计划，日本的“生态标记”计划等。公司标签计划则是由政府对公司绿色程度进行评定并认证的一种计划，如印度尼西亚的“PROPER”计划等。过程或管理程序标签计划，又称环境认证，是由国际专业组织对公司生产过程或管理程序进行认证，如通过ISO14000与EMAS标准对公司进行环境认证。但是，标签计划的问题在于：过多的标签计划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国际贸易，特别是如果存在许多单独的国家性标签可能因此影响竞争力。事实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广泛运用各种标签工具建立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从而阻碍了国际市场的产品自由流动。

环境听证则是对政府重大环境决策过程和结果的一种信息公开。环境听证本身是一种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环境听证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便于利益相关方在一定框架内进行博弈，并最终就环境决策达成一致，从而降低环境决策的执行成本，避免环境决策的无效率。同时，考虑到环境质量的价值并不同直接使用相联系。非利益相关方对环境质量也是关注的，虽然其关注程度可能不如利益相关方。所以，环境听证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集思广益，便于环境科学决策。

上面所谈的都是关于企业和政府环境信息工具，而对于居民，目前为止还尚未出现任何信息工具。显然，对居民环境信息的关注尚未出现在研究视野，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居民环境信息本身不重要呢？事实上，居民的环境偏好与环境行为是制约或者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和政府环境行政的重要力量。同样，居民环境信息的获得需要巨大的成本，在居民环境信息收集工具匮乏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占有居民的环境信息是非常困难的，这无形中扩大了企业和政府的环境行为的成本。因此，需要居民环境信息工具方面的制度创新，以便于企业和政府对居民环境信息的占有，从而提高企业与政府环境行为的效率。

三、环境信息政策工具的实现及其补足

张五常所说“一个经济关于制度运行知识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将有助于制度变迁的发生。”信息工具使用的重要意义在于有效降低信息成本，便于企业、居民、政府之间的博弈。这种成本的降低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降低政府监管与引导企业的环境行为的成本、降低企业和居民监督政府的环境行政的成本、降低居民通过市场选择制衡企业的环境行为的成本、降低政府了解和引导居民的环境行为的成本。

目前看来，信息工具在降低政府规制企业的环境行为的成本及降低企业、居民监督政府环境行政的成本中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虽然信息工具使用中的一些障碍使得成本的降低并未达到理论上期望的水平，但是随着商业秘密、行政秘密与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之间的界定日益明晰，这类成本降低的程度会日益扩大。但是信息工具对于降低居民通过市场选择制衡企业环境行为的成本与降低政府规制居民环境行为的成本中的作用尚不显著。因为，企业与居民之间环境信息的传导机制存在多重障碍，而居民环境偏好与环境行为向政府的传递要耗费巨大的成本。

居民环境偏好向企业的传导存在较大的障碍一方面表现为企业了解居民的环境偏好存在较大困难：1.企业调查消费者的环境偏好需要巨大的成本；2.消费者表达环境偏好的途径缺乏；3.市场信息传导存在误导和不稳定性。市场信息传导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而复杂的，存在大量信息扭曲和误导的情况，企业和居民彼此了解时，要穿过重重虚假信息的迷雾。另一方面，居民了解企业的环境信息同样存在复杂的瓶颈。即使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环境偏好具有异质性的居民要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上判断企业的绿色程度也是非常复杂的。同样，居民缺乏向政府传递环节偏好的渠道；政府主动了解居民的环境偏好要付出较大的成本。息传递管道缺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对方的真实信息，从而增加了环境决策成本，造成了环境行为的无效率。针对环境信息传导的障碍，要通畅其传导机制，并建立其反馈机制，通过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从而降低环境决策和环境治理的成本。

而针对最重要的排污治污主体――企业来说，仅仅提供信息还是不足的，而信息和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激励两者同时使用改善了公司的绩效。这种激励是来自两个方面的，一类是政府对企业信息公开的激励，一类是居民对企业信息公开的激励。前者的激励主要表现为：为贴标签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或者补贴。后者的激励则表现为通过市场更多的购买贴环境标签的产品。但标签的普遍化和居民环境偏好的异质性使得第二种激励并不明显。因此需要更加层次明晰的标签来区分企业在环境制度中所付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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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维.皮尔斯 杰瑞米.沃福:世界无末日[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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