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专利制度的完善――以《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为视角

[摘 要]我国自1984年颁布实施首部《专利法》以来，业已经历过三次法律修订，但仍有不足之处：专利保护程序复杂、成本高昂；专利权保护力度不足；缺乏灵活高效的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等。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乃至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相关立法有必要针对性地作出回应，以发挥专利制度的功能。

[关键词]专利法 专利保护 司法程序 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0-0337-01

一、《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背景

《专利法》作为我国的国内法，其诞生与修订，都是以我国相关实践的需求为基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专利法》的前三次修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域外因素的影响。如1992年的第一次《专利法》修改，就是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背景下进行的。我国于2000年进行的第二次《专利法》修改工作，则多是出于对加入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于2008年第三次修订《专利法》在对域外因素的考察上，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此次专利法修改，则是在是否修改、是否引进、是否调整特定域外规则方面，基本不受域外因素影响，而只用考虑我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二、现有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无论从我国专利申请数量、授权数量，还是从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数量或是从知识产权纠纷复杂程度看，我国都已处在全球前沿，是当之无愧的专利大国。我国专利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

1.简化专利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

专利权是一项私权，诉讼是最为有效的维权手段。然而，由于专利侵权纠纷往往会涉及到专利权的效力问题，使得民事侵权诉讼与专利行政确权诉讼程序产生交集，拖延侵权诉讼周期，增加诉讼成本。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第四十六条有了针对性的设计：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对专利权是否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进行审查，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作出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登记和公告。现有司法实践只能采取一些个案认定的办法，或是在专利效力确定前驳回，没有对维持专利效力的决定何时生效作出明确规定。该条款的设置，可以有效加快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送审稿笼统地对待专利无效决定和维持专利权决定，稍有不妥。

已获授权的专利是否会被宣告无效，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既包括专利技术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也包括专利文献的单一性、充分公开等要求。上述每一个要求均为确保一件技术方案被授予专利权且不会被宣告无效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复审委做出一项宣告专利无效或维持专利权的决定时，它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不同的，其所作出的这两个不同决定的准确度、被提起行政诉讼风险和再次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可能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复审委作出宣告专利无效的决定，从实体上而言较为准确，可以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而作出的维持专利权的决定却难以成为专利效力争议的终点。我国《专利法》赋予了任何个人、组织对我国任何一项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权利。针对复审委作出的维持专利权决定，行政相对人除了提起行政诉讼以外，更多的是以其他理由重新对原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因此，若将维持专利权决定的生效时间也提前到决定作出之时，会给后续的民事裁判准确性带来较大影响。对此，笔者建议，对于复审委的维持专利的决定，虽然可以将其生效时间明确为公告之日，但不应该在决定作出后立即登记和公告，仍采用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未在收到该审查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后进行登记和公告。这样，虽然不能完全终止各相关方对专利效力的争议，至少也能在民事裁判做出之前尽量提高专利权效力的确定性。

2.强化行政调解的效力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依照当事人的请求对专利侵权纠纷进行调解，但是，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个民事契约，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对于调解协议的执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由此，一旦双方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又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效力，则只能就专利侵权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规定》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司法确认程序做出了规定。但是，考虑到专利侵权纠纷的特殊性，当案件涉及到专利侵权经济利益赔偿时，其相比于制止侵权行为而言就具有更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关制度与的设计与运行，仍需由《专利法》或是专门的司法解释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对此，若能通过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使之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司法裁判，则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中，第六十规定“达成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预计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此问题。

3.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除诉讼制度外，多元化的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相关当事人迅速、高效地解决涉及专利的纠纷，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中，最为高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即为专利行政执法。首先，行政执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行政执法具有主动、强力，反应迅速的优势，结合司法诉讼制度，可以为我国专利制度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持与保障。行政保护能迅速解决一些简单的侵权案件，使当事人可以免于诉累。1其次，行政执法是专利纠纷司法机制之外的补充而非替代，不会影响到专利权的私权属性。况且，“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国家介入的因素在增强……知识产权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是一种具有公权因素的私权”，2专利制度的这种发展变化趋势，也给行政执法留下了空间。第三，行政执法的范围也会有所限制，正如《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的，须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即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原指本世纪起源于美国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被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它依托于当事人之间的自主协商，以非对抗性的方式灵活快速地解决争端，可以为相关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结语

我国历次对《专利法》的修改，展现出了我国对专利制度从陌生、学习接受到充分掌握并结合自身实践实现自主选择的发展线路。然而，专利制度以其复杂性和敏感性，始终处于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即便在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之际，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需要相关研究予以充分重视。但无论怎样，立足于我国实践，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维护我国合法利益始终是我国发展专利制度、修改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与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 张耀明：《专利法修改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科技与法律》，2000年第4期。

[2] 冯晓青、刘淑华：《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倾向》，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