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爱在生命的追求中升腾

一、广播剧的艺术特点与典型人物的塑造

广播剧是一种完全依凭听觉和想象来欣赏的一门艺术。声音、音响是它的艺术载体，其传播的内容（文本）需要依靠播音来实现，传播的效果需要通过受众参与，并与声音、音响、文字等一起共同营造的想象空间来达成。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气氛的渲染，还是环境的变化，剧情的展示，等等，无一不是通过声音的手段来实现的。作品凭藉声音的渠道，通过各种音响效果，有力地调动听众的感知和体验，使听众产生丰富的“想象”，从而感受到无穷的艺术魅力。如果说，文本是广播剧的骨骼的话，那么，声音便是广播剧的血液和灵魂。诚如晋代文论大家陆机在《文赋》中指出的那样：“收视反听，耽思傍讽，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①虽然晋代并无广播剧，但艺术的共通性可以穿越历史和国界，基于此，陆机之于“文赋”的评点，对于广播剧而言，真可谓切中肯綮，令人感佩。

在这个读图和读屏占绝对主流的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广播剧日益式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真正优秀的广播剧，依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依然能够在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里散发一柱独特的幽香。由长沙电台音乐频道倾心制作的广播连续剧《扁担上的影院》（以下简称《扁担》）就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作为以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扁担》，讲述的是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镇人马恭志的感人事迹。自1988年以来，身高只有1.41米的马恭志，迈着残疾的双腿，挑着超过自己体重三倍多的放映机和相关设备，走遍了100多个村组，放映5.3万多场次电影，观众人数达250多万人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马恭志都虔诚地坚守在放映机旁；无论诱惑多大，世道如何变化，他都没有改变执着的信念：为村民们送去一份份文化美餐。②他不仅是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更是乡村文化的守望者。

面对这样一个重大典型，广播剧该如何表现？

首先当然是制造情景。因为情景在广播剧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性和推动力，它不具有视觉形象，而是靠语言、音乐、音响在空中营造一个思想空间。《扁担》的主创者们显然明白情景的重要性：好的情景不仅能够丰富广播剧的表现形式，强化剧情的内在张力，而且能够使剧中散发出生动多彩的意蕴和韵味，展现出独具一格的魅力，给听众以广阔的视野、多元的启迪和审美的熏陶。

其次是追求意境。戏剧家曹禺说得好：“诗有多少意境，广播剧就有多少意境。”③《扁担》的主创者们，决心用广播连续剧的方式，以电波为载体，以时空为舞台，认真塑造平凡人物数十年如一日的不平凡的闪光点，让听众放飞想象的翅膀，重构审美的内蕴，获得心灵上的感应和情感上的共鸣，进而产生出全新的“意境”，彰显文本的“意义”，听众借助作品精湛的艺术构思、思想表达和审美感诉求来产生情景交融式的精神联想，最终呈现动静结合的画面，虚实相映的情趣，以及生动逼真的美学效应。④

二、艺术张力下的故事高潮或情景再现

为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广播剧的艺术张力，《扁担》一剧的主创者们对素材进行了精心的裁剪和高明的组织，全剧围绕主人公的成长、奋斗和奉献这根红线，把马恭志的事迹分配成三集进行制作，每一集都有矛盾的爆发点或故事高潮，而推动全剧前进的动力则是主人公的执着、坚守和爱。

例如，该剧的第一集，矛盾爆发点便是“赶考”：即获得一张放映员的资质证。由于身体残疾的实际原因，体重只有81斤的主人公，如何跨过放电影的机器及其设备重达300多斤的现实门槛？剧情是这样处理的：“马母：（连珠炮似地）我是马恭志的妈，今年三十九了，身高一米六八，体重一百三十斤，我是种地的。我能挑两百斤的担子，你看看，我行不？”此番话，不仅打动了考官，更感动了听众。马恭志梦想成真，迈出了人生艰难的第一步。而马母则成了马恭志工作上的最坚强的保证人和生活上的最大帮手。

许多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乡里人不仅难以吃饱穿暖，迫切需要食品，同时需要精神上的向往和爱，那种充满期待和联想的向往和爱，靠什么去实现？露天电影无疑凝结了无数人的情感和向往。空旷的禾场，满天的繁星，宽大的幕布，横七竖八的小凳，黑压压的脑袋，神奇的放映机，露天电影是无数人记忆深处一个美丽的亮点，是梦想启航的发动机，承载着难以替代的欢乐，伴随着爱情、青春和理想……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当时的一部电影，哪怕是一部反复播放过的黑白老电影，对大多数精神饥渴的人来说，都是一次盛大的节日，是狂欢的，浪漫的，难忘的。《扁担》之所以引起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除了主人公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之外，人们还感受到马恭志的执着、坚持和爱。因为，爱不仅是在危难中彰显，更是平凡生活中点滴的积累。执着和坚持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用心、专心、耐心和恒心。

第二集的矛盾集中点在山路“遇险”，也是真实反映主人公思想轨迹的剧情亮点——

马恭志：（突然滑倒声）哎哟，不好，妈妈你接住片子……（落水声）

马母：儿子，儿子，你怎么掉水里了……

……

马母：儿子，儿子，我们一起使劲，一、二、三……

（马恭志在水里的挣扎声，水中扑腾声，出水声，两人气喘吁吁声。）

……

马母：（哭）傻儿子，你光顾着把片子扔给我了，你自己就滑到水里了？

第二集中的这个亮点或故事高潮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为了自己所喜欢的放映员之梦，马恭志把电影拷贝看得比生命还重，而马母则把马恭志的事业和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正因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马恭志愿意忍受别人忍受不了的痛苦，愿意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多年来，他就这么默默地、无怨无悔地把最美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电影放映事业，献给了质朴的乡亲们。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乡亲们需要的人。”这是剧中的一句独白，也是马恭志的肺腑之言。的确，作为一个残疾人，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用行动完善和健全自己的人格，他不仅没有成为母亲的累赘，反而成了母亲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不仅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成了村民最需要的快乐天使。

我们知道，广播剧既然作为“剧”之一种，当然也离不开塑造形象、展示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心理这些基本的戏剧元素，通过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才能在听众脑海里形成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扁担》一剧中，马恭志和马母艺术形象的出现，依靠各自的语言及声音，使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声音具有强烈的角色化，冲突具有深刻的性格化。听众由此感受到的不是单调的扁平型的模糊形象，而是立体的、真实可信、听得见呼吸的生动形象。

第三集的高潮部分应该有两个：一是马恭志自制的幻灯片，因讽刺了不孝之子的村民刘全而挨打，通过刘母及全体村民的声讨，以刘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道歉而收场；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农村许多家庭都有了电视机、甚至电脑，农家书屋也不少，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的老的老，小的小，农村大面积“受伤”，在此境遇下，柏林乡原来八十多个农村放映员为了生计，都另谋他路了，唯独马恭志一个人还死死地坚守着：“我的扁担，你一头挑着放映机，一头挑着我的梦想，多年来跟着我和妈妈承载了多少重压，见证了多少欢乐。”这是主人公内心独白，是焦虑，是痛苦，是难以言说的郁闷。正所谓“执着改变命运，坚持成就梦想。”后来，在乡镇领导的支持和炼银厂的大老板、老同学张书亮的帮助下，马恭志与时俱进，采取与“企业联姻”的创新方式，继续走乡串户，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升了新的境界。

三、人物塑造的缺失与数字的失真

作为“空中之音”广播剧，像任何艺术作品一样，它的结构本身，既有朦胧美和形式美，又有诗化美和内在美。它对听众也有相应的要求，即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广播剧的受众，广播剧的受众至少要具有细腻的情感，健全的耳朵，聪慧的心灵，敏锐的感悟，能够在音乐流动的韵律中，张开审美的想象，体味深长隽永的韵律和丰富的情致，感受到艺术的美感和心灵的触动。⑤

遗憾的是，《扁担》在人物塑造上对人物内心的挖掘尚嫌粗糙，在表现手段上也显得有些无力，虽然，优质的播音水平和特殊的音响效果弥补了由于单调的艺术方式所带来的审美想象的不足，但是，不断重复某一种表现形式不仅失去了一次性表现所带来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而且失去了新鲜感、幽默感和历史厚重感。《扁担》一剧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主人公对经典电影对白的过度依赖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电影对白”的密集出现，大大降低了听众对典型人物乐于奉献的亲切感和信赖感。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对于依靠流动的音乐传递的文字，过多“电影对白”形成的思维间歇和情节跳跃，不仅打乱了故事发展的线性次序，增加了听众对剧情理解的难度，同时，对听众原有的电影知识要求较高，而且容易产生歧义，大大冲淡了故事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其次，该剧在处理情感戏上表现欠佳。例如，马恭志与凤英的爱情受阻，他是如何取得凤英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的？剧中没有交待或交待不清。而凤英成为马恭志妻子后，在对她参与电影放映的事情上，表述不够。她应该是主人公事业上真正的帮手。马母愈来愈老，如此的重担也应该由凤英来承接。此外还有一些细节，由于过于追求典型人物的高、大、全，有损人物的真实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到最后，在对主人公“扎根乡村，放映电影”的解说上，一连串的数字让人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中，他走过了全乡一千多个村村寨寨，累计行程二十多万公里，每天平均四十公里。二十多年中，他放映了一万一千多场次电影，观众达到了二百五十万人次。

我们知道，适当的数字表达，不仅有着高度的概括力和说服力，也是最质朴、最原始和最有力量的表达形式，但是，这种数字一定要精确，一定要核实，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否则就容易导致混乱、虚假和失真。比如，文本中讲的是“他放映了一万一千多场次电影”，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上报道的却是“5.3万多场次电影”，这两个数字差别实在太大了，读者和听众如果是同一个人，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再比如，文本中表述：马恭志走过村村寨寨，“每天平均四十公里。”这样的表达准确吗？四十公里，也就是八十里的路程，一个挑着重达300斤重担的残疾人，在崎岖的乡村小路上，每天都是这样，能够做得到吗？即便到了九十年代后，马恭志有了上级奖励的摩托车，每天走四十公里不成问题，但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活动区域和范围能有多少呢？一个数字的不慎或失真，对整个人物的真实性虽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毕竟蒙上了一丝阴影，而这样的“疏忽”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四、广播剧的传播方式与《扁担》带来的启迪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广播剧的受众是“听者”，这种传播属于线性的，其特点是单向度的，不可逆转的，一次性接收。它不像报刊、图书或网络作品，可以对文本进行停顿、选择和及时回复；也不像电影或电视，可以借助于字幕、视频和图片，把传播内容具体化、立体化。广播剧的传播特点使之对文本和播音的要求更高，音乐和音响的好坏直接影响受众的接受程度，也直接制约着传播的艺术效果。

总体来说，《扁担》很好地把握了广播连续剧的传播特点，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剧中不仅融合了民间说书的表现形式，而且借用了传统的章回小说的叙事技巧，增加了剧情的紧张和故事的悬念，引诱听众欲罢不能，并能在“听”的过程中，自身情感的律动能随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跳动，把“爱电影，化作春泥更护花；放电影，引得百花芳满园”的乡村放映员马恭志的感人事迹变成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且行且歌，以文字为元素，以音乐为材料，以想象为翅膀，共同搭建起一座瑰丽的人生景观。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说过的一句名言：“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⑥每个人的一生只能在大地上行走唯一的一次，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逆转。因此，所有的行走者，都应该像马恭志一样，“让大爱在生命的追求中升腾”，他用虽然艰难但依旧执着的行走姿势，将生命始终定位在一种高度，一种精神的高度，一种触摸灵魂的高度。这种强烈的励志性带来的感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是《扁担》一剧带给我的第一个启迪。

第二个启迪是当下的农村还需不需要马恭志这样的乡村放映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靠谁？靠我们这些城里人吗？肯定不是，靠的还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现在农村许多青年为什么外出打工？除了经济上的压力，文化生活上的单调和贫乏恐怕依旧是绕不过去的重大外因之一。如果我们的“文化下乡”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是“唯修路建楼”是从（基础设施的硬件是必要的，但文化上的软环境更不能忽视），如果我们的农村多一些像马恭志这样的有心人，“小人物的担当照样能撑起一片蓝天”，大家齐心协力，把乡村世界的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让农村里的年轻人思想上有依托，精神上有交流，生活上有奔头，他们就一定会自觉地留下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第三个启迪是面对新媒体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广播剧的生存空间日益压缩，不少专业人才忍痛割爱，另谋生路，导致真正的精品力作越来越少，在如此恶性循环的严峻形势下，作为广播剧的制作方，一方面需要得到相关部门更大力度的政策（特别是财力、人力的）支持，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去保护广播剧；另一方面，制作方也要打破体制上的藩蓠，敢于创新，勇于创新，从形式到内容，从音乐到文本，都可以增加有生命力的艺术元素，比方借助于网络、动漫等新兴媒体，或与之联姻，像马恭志放电影自制幻灯片、后来在银幕上打出企业名字等“电影与企业联姻”等模式，都是创新之举，有了这种创新，不仅能够拯救自己，更能打开一片新天地。

注 释

①张胜利、田英华：《陆机〈文赋〉的一种新读法》，《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②潘跃：《马恭志：钟情电影放映事业 累计放映5.3万多场》，《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8日。

③高坦：《吧主访谈——聊聊评奖》，中国广播研究会网站，2012年5月4日查询。

④⑤黄南程：《声之美 音之魅——论广播剧〈大法官梅汝璈〉的艺术特色》，南昌人民广播电台网站，2012年5月5日查询。

⑥苇岸著，袁毅编：《上帝之子》，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