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频发的分析与反思

摘 要：最近几年，全国多地的幼儿园频频爆出虐童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与反思。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尚未对儿童虐待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分类，不仅尚未建立一套保护受虐儿童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建立通过社会组织等非法律手段来保护儿童的机制。通过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对浙江温岭虐童事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美国等国在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上的经验，以期提出关于看待和处理虐童行为的正确视角。

关键词：虐童；分析；预防；惩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24-03

儿童是国家的花朵、祖国的未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兴亡，纵观世界各国，无不将关怀和保护儿童作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希望儿童能够身心健全地茁壮成长，明日成为国家之栋梁、社会之中坚。然而，近年来“虐童”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其实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管是幼儿园“虐童”还是家长“虐童”，都是非常普遍的，而其中激起民众最大愤慨并引发社会各界最广泛讨论的当数浙江“温岭虐童案”。鉴于我国目前对虐童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与分类，本文拟先引述美国对虐童的定义，然后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对应如何处罚虐童行为人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外在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上的经验与办法，以期提出关于看待和处理虐童行为的正确视角。

一、虐童的界定

虐童的界定反映了一个社会关于儿童照顾的最低标准，而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在其界定上越难达成共识。美国联邦法律对虐童的定义是：“任何行为或父母以及照管人非能行为导致儿童的死亡、儿童身体和感情的受伤、儿童受到待或盘剥；任何行为或非能行为导致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的立即可能。”美国各个州也分别规定了认定虐童的具体方法。尽管各国在认定虐童的种类上大同小异，但基本上把对儿童的虐待和忽视划分为以下四种[1]27-33：

第一，身体虐待。指儿童身体因受暴力而留下一些临床上可检验的伤害，例如瘀血、伤痕、烧烫伤、骨折等，受伤的部位及严重程度明显不是出于意外造成的。

第二，精神虐待。可以分为心理虐待和情绪虐待。心理虐待指密集、重复的不当行为，以致伤害儿童心理的创造与发展潜力，如智力、记忆、认知、概念、注意力、语言及道德发展等。而情绪虐待指对儿童情绪表达的不当反应及一些连带行为，例如持续口语攻击及嘲讽、父母的冷漠及拒绝儿童。

第三，待及。指任何人对儿童施加犯、性剥削、或调戏行为。

第四，疏忽。指监护人因无知、无意或有意对儿童基本需求不加注意以致照顾不当，使儿童身心受到伤害或有可能受到伤害。

虐童的界定存在一定困难，除了因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之外，即使是参与儿童保护工作的相关专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在虐童的界定和分类上仍相当落后，甚至可以说只是最近几年因媒体广泛关注虐童事件才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而这些事件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二、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对“温岭虐童案”的分析

在虐童这一问题上，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并未确定切实可行的处罚标准，仅仅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然而，该法律未对行为主体做出规定，从而使得上述规定很难具体运用，也很难产生实效。在“温岭虐童案”中，涉事女教师颜艳红先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而后又以“不构成犯罪”获释。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都是宪法之下的子法，但与其他部门法又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刑法保障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实施，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虽然刑法保护的法益相当广泛，但其处罚范围具有不完整性。首先，由于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所以，刑法并非将所有侵害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只是将其中部分严重侵害法益（包括侵害重要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最后，成文刑法总是具有局限性，一些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也可能被遗漏[2]36。因此，刑法不可能把所有侵害法益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刑法对于一些新出现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没有做出规定也是正常的。

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对于“温岭虐童案”，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一般的民事侵权侮辱行为更加合法合理。原因如下：

首先，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是指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犯罪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主观方面是非法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的故意。拔掉他人的头发、抠抓他人皮肤，自然对他人的身体完整性有损害，但是，没有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相当程度的损害他人生理机能的情形，也与一般的社会观念上所认同的伤害不相符合，所以不构成犯罪。只有出血、器官缺陷等具体的伤害事实出现，生理机能一部或者全部丧失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本罪[3]17。颜艳红虽对儿童进行一定的惩罚和虐待，但是还达不到损害器官肢体的完整性和正常机能，虽造成一定的疼痛，但是不应该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其次，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侮辱罪。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损害他人的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3]58。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目的是贬低、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而且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此罪。颜艳红并不是以侮辱儿童的人格为目的，并且客观上情节也算不上严重，故其行为不构成侮辱罪。

第三，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虐待罪。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者其他方法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其犯罪对象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3]72。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园学生并没有共同生活，更不具有亲属关系，因而不能依照该罪名对颜艳红进行定罪。

第四，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猥亵儿童罪是猥亵不满14周岁的儿童的行为，共侵害的法益是儿童的身心健康，猥亵儿童主要指除以外的其他行为。客体上说，颜艳红的行为的确影响了不满14周岁的幼儿园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但她并未对幼儿园的儿童实施的行为。所以，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

第五，颜艳红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是指惹是生非，肆意挑衅和骚扰，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其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公共秩序的后果，而积极希望并促使这种结果发生，犯罪目的是破坏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进行挑战[3]319。颜艳红虐待儿童的地点是在幼儿园教室里，在如此狭小的范围、特定的人群中所实施的上述行为，很难认为其扰乱了社会秩序并将其归为寻衅滋事。

法治需要一切遵从法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应坚守的底线。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幼儿园教师颜艳红虐童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虐童行为就能免除法律的处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第（二）、（三）项规定：殴打、伤害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应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颜艳红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应当对她给予相应的治安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同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颜艳红还应当对其侵害学生身体的行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上的经验

设立虐童罪固然是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一种途径，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都设立了虐童罪。能够有效预防虐童行为并维护儿童权益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即具备一套完整而成熟的虐童法律保护体系。下面，笔者将以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为例，介绍其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上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法律对于虐童行为的惩治是纳入整个防范体系之中的，相关的规定着重划清合法行为、侵害程序性正当程序权利行为、侵害实体性正当程序权利行为之间的界限，并相应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严重的虐童行为要追究教师相应的刑事责任，而对父母等则以终止父母抚养权利等为主要惩治方法和措施[4]。

美国关于防治虐童的法律中最显著的是“强制报告制度”。1963年的《举报法范例》要求：与儿童频繁接触的专业人员，如育儿、医疗、学校、警察、社会服务等行业，若发现可疑受虐情况必须举报[1]152。多数州对知情不报者制定了惩罚规则，其中包括民事上的口头警告，有些则可追究刑事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举报的内容也在不断细化，美国最早仅仅要求对残暴殴打和身体伤害进行举报，后来则要求身体虐待和忽视都要举报。如今的举报范围则更加宽泛，如儿童处于人身危险、儿童没有得到必要的照顾和监管、儿童经历严重的情绪问题等。大部分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一名儿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视时也要举报。

在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儿童的同时，美国大量非政府组织通过在预防、宣传和事后救济等方面的努力，建立了从信托基金到儿童福利联盟再到人道主义协会等一系列儿童保护措施，完善了整套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日本

日本于2000年公布并实施了《虐童防止法》，并在2004年对该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日本对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定也是越来越严，比如虐待标准从“如果发现有虐待的必须举报”，被修改成“认为有虐待的必须举报”，而语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标准。同时，日本的社会力量在应对虐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98年成立的“虐童思考协会”就以虐童为题材制成漫画，向志愿者介绍虐童工作现状。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设立儿童访谈热线，与一些儿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联网，及时倾听虐童的举报。此外，有关防止虐童工作的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会、学会等集会也在日本全国各地经常举行。

（三）中国香港

我国香港地区编制了《处理虐童个案程序指引》，该指引对虐童的规定可谓细致入微，比如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处理虐童个案程序指引》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个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更令人吃惊的是，香港的虐童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从服务数量看，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提供。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社会组织以企业模式经营，并要面对来自其他同类组织的竞争。

四、结束语

虐童行为令人发指，但并非仅存在于当前社会，只不过因为信息获取渠道的发达而被社会所关注。纵观早已创设“虐童罪”的美国和日本等国，虐童行为依然存在，这无疑更为我们敲响警钟。创设“虐童罪”并非解决虐童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报告与监督机制来有效地保护儿童并使其权益最大化。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与一些拥有成熟保护体系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儿童的福利服务多集中在助学帮困方面，对虐待防治问题重视不足。当务之急是在着手建立一个关于儿童保护的全面的法律体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这才是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最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余汉仪.虐童现象检视与问题反思[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刘宪权.美国：措施切实可行是防范虐童的关键[N].法治日报，2012-12-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