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就是辩证法。

“关于大非的政策都是已经明确的”，如果只是对于“大非将被重新规定暂停流通”的传闻的回答，那么，按照承上启下的对话方式，本意应该是指股改限售股在到期解禁后即可进入流通的政策“不会变动”，即不会对大非“重新规定暂停流通”就是了。这倒也不是说不过去的，无非也就是此前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所说过的“监管层不会违背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契约”的意思就是了。但是，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简单地抽象出“大非政策不变”这个孤零零的说法，那将可能产生一些离题万里的理解。

大小非全流通即使不妨称之为“来之不易，应该加以珍惜”的股改成果，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事实上非但并没有给中国股市以及它的广大投资者带来任何的幸运，反而还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在数以十亿计的流通市值付诸东流，就连包括一些基本的市场功能也被迫部分失效的情况下，如果管理层依然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更不认为有什么改变的需要，那么，岂不意味着市场所蒙受的苦难还将继续下去？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理所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庆幸的安慰，而只能是一种深深的失落。

无巧不巧的是，“大非政策不变”一言既出，恰好也正是十大著名教授的公开发表之际。十教授上书指出股市下跌的主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是由于“大小非”和“大小限”等制度性缺陷至今仍未消除所致。尽管他们在提出解决大小非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荐言时，还特别强调：“这绝不是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否定，而且是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完善”，可惜的是，一句“大非政策不变”，就一口否决了十教授的救市建议。这等于是说，在大非的问题上，一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彻底粉碎了市场对解决大小非问题的希望。

从市场的角度看问题，股改所产生的大小非，虽然支付了股改对价，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股东在发行上市时就已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成本与流通溢价的巨大利益落差。这也正是大小非减持对股市的冲击无异于“堰塞湖”之高程泄洪的道理所在。在这一方面，股改中原来所确定的“锁一爬二”的政策，不仅存在着对后置风险估计不足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对于防御和消除大小非开禁风险事先和事后也都没有应有的思想准备、制度准备以及相应的技术准备。尽管从2008年1月份开始引入《控股股东减持预披露制度》以来，特别是4月20日《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来，管理层左一个通知，右一个细则，对大小非减持行为也连续出台了不少的补充性规范。但是，由于这些补丁叠补丁的应对措施不仅大多存在似罚非罚、罚不到位的弊端，而且，还常常边打边揉，小骂大帮忙，以至于违规的照常不怕违规，超限的继续大胆超限。

“隔靴搔痒”其实只能说明大小非减持规范形同虚设的表象，“治标不治本”才是大小非超限违规愈演愈烈的真正内在原因。为什么一提到给大小非加锁，马上就有“不能违背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契约”的挡箭牌？为什么一说“重新规定暂停流通”，马上就拉大旗作虎皮，说什么“不能再回到股改之前的老路上去了”？现在看来很清楚，魔鬼出在细节，玄机就在于“不变”的并不是一般笼而统之的“大小非政策”而只是“大非政策”。这里所谓的“大非政策”，当然主要是指的关于国有大非的政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所谓的“股改契约”，其实也就是政策面在市场定位、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上同大非明里暗里早就存在的一个生死不变的契约。而所谓保卫“股改成果”，无非也就是一如既往地保护大小非尤其是大非的既得利益，进而一如既往地保护大小限尤其是大限的既得利益才是。一个“不变”见真情。原来，市场稳也稳不住，治又治不好，救又不想救，问题并不在于大小非规范不了，更不在于大小非奈何不得，而是在于“大非政策不变”上。

在某种意义上，“大非政策不变”也就意味着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至少在一定时间阶段还不可能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得到根本改革。那就不难想象，大小非前害未除，大小限后害又将接踵而至。不过，等到大小非、大小限滔滔不绝非但起不到扩大直接融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积极作用，反而还拖了整体经济又快又好持续增长的后腿的时候，难道还能继续那么故作轻松的“以不变应万变”下去吗？对此，历史的辩证法终究会作出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