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与“又怎样”

“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对错是非,往往就在这一转念间模糊了界线,进而为自己的犬儒主义赢得了许多绕来绕去的理由与借口

我有一个朋友,喜哲学好思辨,最常用的口头禅有两个,一为“不就是”,二为“又怎样”。这两个说法看似平凡无奇,其实杀伤力超强,前者消解一切理论差异,后者取消所有行动意义,双“枪”在手,连环出击,无往而不利。

前不久他来信说:“近读《杨宪益传》,开始慢慢了解那些不曾知晓的历史但转念一想: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谁比谁更具道德优势呢?再者说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但或许不了解真相反倒比了解好――了解了又怎样?或者继续遮掩,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种对人们更好,却也未为可知。”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从中发现“不就是”与“又怎样”的踪迹: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所以,谁都别太把自己当根葱,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彼此彼此。了解真相或许是重要的,但了解了“又怎样”?

“不就是”与“又怎样”的逻辑看似深刻,但仔细想想错误百出。谁说五十步和一百步没有区别?“西红柿是水果”和“西红柿是板凳”,都是错,但此错与彼错何止五十步之遥。

就好比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也是意识形态,同为意识形态,二者仍然有云泥之别!

“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这是我的朋友钟爱的另一种句式。这句话时常让我想起狄更斯的那句名言:“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和所有名言的命运一样,人们只记住了这句话的上半句却遗忘了下半句:“简言,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某种意义上,狄更斯的这个说法恰好可以为我这位朋友作注脚: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自己的这个时代充满焦虑,因而常有自己所处“最坏的时代”的感慨。可是,这种以“最”表达的感慨没准只是种幻觉,究其根本,每个时代都差不太多。“现实向来是很坏的”――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时代特别的责备求全,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和我们息息相关、须臾不分,我们忧心忡忡,并非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身陷其中,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寄托其上。

“现实向来是很坏的”,所以是一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社会――这样一套说给自己听的道理不仅“深刻迷人”,恐怕还有助于安抚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愤怒感。

相比之下,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疯子为那个被自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的自杀理由才显得太过直白和浅俗:“生活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这种非要撞出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逻辑,一点都不中国。中国人其实善于开脱自己。

孟子在和弟子公孙丑探讨仁政的时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的这套道理有没有说服历史上的各位皇帝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善良淳厚的中国百姓一直也在抱着最深沉的不忍人之心去体恤上位者,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寻找开脱的理由。“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对错是非,往往就在这一转念间模糊了界线,进而为自己的犬儒主义赢得了许多绕来绕去的理由与借口。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长期劫持的人质,不仅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而且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从犬儒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转变简直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我曾劝那位朋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没法用三言两语打发,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最初级的语言习惯做起,比如,一个月内禁止自己使用“不就是”和“又怎样”,在“转念”思考更复杂的问题前,先诉诸自己最直接的是非善恶感,看一个月后,我们会否稍微有所改变。

就算现实真的很坏,我们也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它,至少我们一点点地让它变好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