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亿分之一的中国

瑞士摄影师Mathias Braschler 和Monika Fischer的中国之行走过了大约三万公里，他们拍摄的每一幅肖像，只是中国人的十几亿分之一，似乎并不起眼，却又意义非凡。他们希望记录下在这个迅速变化的庞大国度里，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模样。 CNT对话

为什么选择来中国旅行、拍摄？

Monika原来是歌剧舞台导演，这教会了她如何取景和采光。我们觉得，出门去看看世界上各种真实的人会十分有趣，于是先后拍摄了《关于美国人》和《足球的面孔》两个肖像系列，后面一部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奖，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国家继续这种拍摄，最终选择了中国。我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全部省市、自治区，见证了一个国家在时代中的变化，比如乡村变成城市、城市变成特大城市的过程。

主要使用什么拍摄器材？

一台带闪光灯和柔光罩的4×5相机。

如何寻找拍摄对象？

我们会寻找当地导游，告诉他我们想做什么，请他带我们去正确的地方，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尽量在出发前就把这些都安排好，比如想在喜马拉雅山脉拍摄农民，可以通过联络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请他们提供信息。

如何选择拍摄场景？

我们会恰当地选择每个拍摄对象所在的位置――通常就是他平时生活的地方，同时要考虑周围的环境。我们不会因为邻村比较美丽，就把拍摄对象拉到那里去。我们会观察他们在环境中的行为举止，努力营造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的现场气氛。 每天一张中国肖像

Mathias和Monika开车行进在云南颠簸的道路上，车窗外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和弥漫着浓雾的稻田，远处村庄的茅草屋顶上叠晒着金黄色的玉米。这是他们在中国的长途旅行的一站，他们的计划是探访中国的全部省份和地区，每天拍摄一张让自己难忘的中国人的肖像。

这件事并不容易，Mathias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将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工程，但只有真正到了中国，我才意识到这座‘山’究竟有多大。”每张照片的背后，往往是数百公里的奔波，要打包、装卸摄影器材，要寻找落脚的酒店，要努力适应语言差异，要消除当地人面对外国摄影师和镜头时的忐忑不安……而最好的回报，就是遇见并记录下各种各样新鲜的面孔。

几乎每个清晨他们都是一大早就出发拍摄，事先并不知道这一天会遇见谁、会拍到什么样的照片。他们的旅行与拍摄是“邂逅”式的，随机性很强，虽然照片是以肖像的形式出现，但它们同时也承担着某种“纪实”功能，记录了Mathias和Monika对一个庞大国度的探索历程。

马拉松式的旅程中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故事，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有时，他们站在没过膝盖的小河中，拍摄一个农夫背着沉重的农家肥料趟过湍急的河水；有时，他们又置身拥挤混乱的农贸市场，身边挤满好奇的人群，Mathias要绞尽脑汁使面前的小贩平静下来。

Mathias和Monika使用大画幅胶片和精心设计过的照明设备，他们拍出的旅途肖像带有好莱坞名人照一般的质感和色彩。这些肖像的特殊风格，让人想起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面颊红扑扑的时代影像。他们喜欢在照片里加入一个元素，就是中国街头常见的标语，比如“和谐社会”“勤劳致富”等，认为这会让照片更加有力。

要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样化的地域展示完全是不可能的，Mathias和Monika的方式是孜孜不倦地探访一些有意思的地标，发现地标旁边的人和故事。几周前，他们去了四川西昌的航天基地，在那里，中国发射了首个月球探测器。在距离航天基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他们邂逅了张翁祥，一个普通的西昌人，靠着很小的一块田地与两头水牛过日子，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5000元人民币。

他们的拍摄对象十分广泛，有成功的富豪，也有街头的乞丐，不论哪一群体，都丝毫不会被理想化。他们邂逅了不少新富裕起来的阶层和各领域的名人，比如致力于推广马球运动的企业家、在蓬莱投资建设酒店的一个将军的女儿、华西村的村长吴协恩、艺术家艾未未等。与此同时，他们也忠实记录着另外一些最普通的面孔：大字不识的农民孙学将，带着一只一条腿的猴子四处卖艺的耍猴人鲍可顺，靠捡拾路边塑料瓶生活的81岁老人黄芬，大连的两个石油工人，山东杂技学校里每天刻苦练工的孩子，壶口瀑布巡回马戏团里的小婴儿，新疆哈密的棉花采摘者……他们也会去到一些偏远的尚未开发的地区，比如内蒙古的腹地，当地的年轻姑娘乌鲁图雅，和家人过着游牧的生活，她不知道奥运会，也说不出当下城里人耳熟能详的那些新闻人物的名字。 普通人的史诗

除了所关注人群的广度，Mathias和Monika也尽量让在中国的行程能够更加深入。他们花了8个月时间研究中国的各个省，熟悉相关的历史、文化，希望在拍摄肖像时能够把这些背景融合进去。

在甘肃，Mathias和Monika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宴席，已经怀孕6个月的新娘玢认为这对外国夫妇的出席会给婚礼带来好运。他们还为“蜘蛛人”周华锦拍摄了肖像，他一直在攀爬重庆百米以上的高楼，Mathias和Monika了解到，周华锦之前耕种过的土地，如今也盖起了摩天大楼。

旅途中，Mathias和Monika也遇到许多挫折。他们曾经两次被拘留，其中一次，他们想为辽宁司机新民在他的卡车前面拍摄肖像，旁观者认为新民的穿着太脏，会让外国人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叫来了警察。他们被交警开过超速罚款单，还因为剐蹭事故差点被困在扬子江的渡船里。他们曾经10次跨越黄河，探访过海拔4500米的高原，也忍受过北京夏天38℃的高温和青海-6℃的料峭春寒。他们要对付食物中毒、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也要适应一些关于外国人的“禁令”以及相关机构或是采访对象的拒绝。

在中国的旅行接近尾声时，他们到了昆明。通常他们更倾向于走乡村小路，寻找拍摄对象，但在一个布满森林的山区，道路稀少，其中一些路况也非常糟糕，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决定前往距离最近的高速公路。地图上的标示有些模糊，他们询问了好几个村民，请求指引。“不幸的是，在中国巨大的版图内，‘附近’的含义与在瑞士完全不同，我们的旅途因此延长了足足300公里。”Mathias和Monika常常提起这个故事――在中国，无论错误还是成功，似乎都会被放大。

他们的旅行与拍摄是“邂逅”式的，随机性很强，虽然照片是以肖像的形式出现，但它们同时也承担着某种“纪实”功能，记录了Mathias和Monika对一个庞大国度的探索历程。

Mathias和Monika使用大画幅胶片和精心设计过的照明设备，他们拍出的旅途肖像带有好莱坞名人照一般的质感和色彩。这些肖像的特殊风格，让人想起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面颊红扑扑的时代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