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我们的爱与恨

如何去感受一个时代的体温，并非一定要宏大叙事，从那些风云人物的浮浮沉沉中亦能感受得到。

他们的春风得意，他们的千夫所指，他们的横眉冷对，他们的怒目金刚……种种“公共形象”抑或“标签”，他们或许本身并不认可，但在作为看客的我们来看，观点即事实，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G.H.米德认为人格是“主我”和“客我”的互动。简单来说，“主我”是我自己眼中的我，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客我”是别人眼中的你，即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按照这个观点，风云人物在大时代的林林总总，落脚在新闻报道上，社交网络上，大众的茶余饭后上，也只能是“客我”。某种程度上，社会焦点人物的“客我”就是TA的公众形象，他们的“客我”折射的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爱与恨。

作为看客的我们爱TA，他们的声名便如日中天；倘若我们恨TA，他们的名声便一落千丈。这里的“恨”不只是仇恨，还有厌恶、羡慕、嫉妒、怨恨等多种情绪。爱也好，恨也罢，都是一种情感投射。他们的公众形象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情感投射。

继续追问，公众人物本与“我们”这个群体的柴米油盐毫无关系，这种“爱”与“恨”的情感投射又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得厘清什么是“爱”。在弗洛伊德那里，爱是人类动力本原“力比多”在群体中的一种广泛性、普遍性的转化，爱是群体中的情绪联系。“一个有明显的领头人但并不以正式方式组成的典型群体中，领头人暂时成了情绪取向的共同对象，以代替形成超我的父母情绪。”像任志强、韩寒等等“公众人物”其实就是组织松散、数量庞大的公众的情绪“领头人”，对“领头人”的爱其实是群体望的折射，领头人们所承载的是我们的自我认同，是理想状态中的自我。而在他们身上存在的“超我”，不过是我们渴望成为却难以到达的彼岸罢了。

恨，可能是轻蔑轻视，也可能是一种对无奈现实的自我逃避，也可能演变成带有攻击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相比爱，“恨”则是目前社会比较普遍的一种情绪。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迎接市场化对价值观的冲击以来，到今天，政治的激情逐步转化为对利益的追求，中国的思潮也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的泯灭，社会阶层固化的无奈现实等等，人们的“自我意识”遭遇危机，使得“恨”成为社会的主导型情绪。

这种情绪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即是“心理失衡”，在底层人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农村人而言，由于户口的差异，过去可以靠“读书”“入伍”两条路径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后来似乎只剩下了“读书”，而现在房地产的高歌前进，让多少寒门学子梦碎大都市。一切在“二代”们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农二代们付出巨大努力也未必能得到，现实如此，才让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里喝咖啡”的帖子成为大热门，城乡矛盾在这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类人恰恰是社交媒体的主力。根据社科院2013年6月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目前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是微博的绝对主流用户。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用户仅占7.8%，5000元以下的占92.2%。

这些所谓“公众人物”的出现，正是在新世纪之后，2003年以来高歌飙进的互联网在传统的媒体之外，成为另一片“公众人物”的成长土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的情绪大部分的时间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得以宣泄，互联网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社会的“解压阀”“泄洪口”。谈政府、谈医疗、谈教育、谈房价、谈富翁、谈官员、谈道德……所有能够称之为“公众人物”的人，不管骂名或美名，都必然是戳中社会“G点”的人。

某种程度上，这些通过网络成名的“公众人物”，不过大众情绪的“夜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