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农民工培训制度的漏洞等

堵住农民工培训制度的漏洞

一条农民工培训“贪腐利益链”被重庆检察机关挖出：为了捞到国家对农民工培训的补贴，有的炮制“空气考生”骗补贴，和厂家负责人分赃；有的在完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胡乱培训，赚“高额利润”；有的以重金行贿“买”指标。 （12月4日新华网）

[点评]：根据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获得五百元左右的财政补贴经费。这种套取农民工培训费的现象是“死魂灵”的现实版，以惠民为出发点的农民工培训怎么就成了“敛财工程”？除了要严惩不法之徒外，是否考虑堵住制度漏洞呢？

与其将农民工交给一些培训学校培训，倒不如实行市场化运作，让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职业院校承担，由“正规军”代替“杂牌军”。职业院校通过接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获得培训经费，能进一步保证培训质量，形成办学的良性循环，并实现职教发展和惠民培训的双赢。这样一来，也就从体制层面防范了作假套取国家培训资金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阳台菜园”背后的民生焦虑

菜价一天比一天高，北京市农业局正在推广“阳台菜园”，市民在自家阳台上种菜，农业局将提供免费技术服务。（12月6日《新京报》）

[点评]：能想出这样不靠谱的离奇法子，也太难为农业局了，足见其“哀民生之多艰”。这种如同儿戏的小打小闹，肯定不是治本之策和长远之计。因此，要彻底解决市民吃菜难，还得从长远着眼，大处着眼。

其实，相比许多冠冕堂皇的“政绩工程”，“菜篮子工程”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可是，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由于利润要经过菜农――菜贩――批发市场――零售等环节的层层剥皮，价格就跟着层层加码。这样一来，不但菜农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而且使消费者成了最终的受害者。更严重的是，面对一些违法经营行为，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失职渎职，从而导致了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和打击措施时常失灵。

所以，遏制菜价暴涨的关键，并不在于行政性的价格干预，而是在于政府部门必须提高责任意识，抛弃不切实际的“政绩观”，加大现有耕地的保护力度，鼓励农民多种菜、种好菜，以此来实现菜价的理性回归，保障基本民生。

“公务员热”降温还远远不够

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公务员考试在全国同时举行。在解析这次公务员考试新特点的时候，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司长聂生奎提到一个现象――“公务员热”首现降温趋势。（12月6日新华网）

[点评]：数据有时很具象，有时又很迷惑。事实上，只要看看这次“国考开幕”人潮涌动的壮观场景，报考与录取为63.6∶1的激烈竞争，恐怕这样的数字“降温”还远远不够。

公务员之所以成为最热门的职业，说到底，就是其维系的权力、利益与尊严，与其他职业相比，往往具有显著的社会优势。就像一些报考者说的那样，“公务员现在已经不是铁饭碗了，它是金饭碗”；“生老病死都有国家管着，你还担心什么？”

“公务员热”和保障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实质上是“此消彼长”。本应公民的权利很大，公务员的权力很小；本应是民间富裕，而政府的每一分支出都很“吝啬”。因此，要让公务员热实质性降温，关键还是要让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更坚实，依靠诚实劳动也可以获得体面而富足的生活。

简单依据考试人数下降来界定“公务员热”进入降温趋势，或许言之过早。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能不能真正赋权于民还权于民，能不能真正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等举措，让普通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

个税改革要秉承减税的思想

在物价上涨态势确立的情况下，个税起征点上调呼声再次传来。对此，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表示，不应将改革思路过度集中在个税起征点上调上面。（12月8日《上海证券报》）

[点评]：中国十几年来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长，更远高于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速度，然而不要说总体上减税，在个税上做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让利都不见动静。

如果在个税问题上，仍然抱着增加财政收入的思路，即使是把起征点提高一些，或者是把级次数目和相应的税率能降低一点，那么能够起到的为中低收入阶层降低税负的意义还是不大。因此，个税改革的出发点和基石，应该是切实的、大幅度地为中低收入阶层减负。

个税的本质应该是调节贫富差距，而不是财政增收。但是，在社会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的今天，中国的个税制度已经不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反向调节的作用。在保障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不能把低收入者作为个税的主力。中国工薪阶层享受的保障不够，不应该作为个税的主力纳税人群。

如果个税制度基本认识能得到共识，那么，关于个税的起征点，税收级次、税率、退税、家庭和负担等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解决，个税制度的改革也根本就成为不了“长期的、复杂的、条件不具备”的问题。

民工讨薪何时不再纠结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雪玉路，一辆黑色比亚迪轿车停在路边，白天有6名农民工妇女看守，晚上由12名男子照看，车是一家园林公司的。公司一直拖欠着30多个农民工10多万元的工钱，却一直找不到园林公司的人。（12月8日《重庆晚报》）

[点评]：是什么令一些农民工沦为“权益乞讨者”？固然跟法律执行的软弱、社会潜规则环境有利于强者等因素有关，造成一些农民工在很多合法权益上难以获得保障，变成“被动乞讨”，甚至拿生命健康、知法犯法为代价以获取权益的维护。但更不容忽视的是，用人一方违法成本太过低廉，是一个极其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欠薪者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会因欠薪受益。老板欠薪，几乎没有什么违法成本。农民工维权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老板顶多把原来欠的钱给了，还净赚了利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无论欠薪者拖欠工资几年，也不用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比如罚款、拘留、吊销营业执照等相应的惩罚。

维权门槛过高，让许多农民工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者选择法律手段之外的极端手段。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农民工们在讨薪路上艰难前行，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处境艰难，令人唏嘘，何时不再出现诸如此类令人纠结的新闻呢？

因公死亡“同命同价”须防实质不等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修改。因公死亡一次性补助金都大幅度提高，调整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且打破了地区限制。(《新京报》12月9日)

[点评]：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对于生命的殒落的赔偿和补偿也应当相等。但即便如此，问题仍然会接踵而来，比如在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中，是否要实现城乡平等、全国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在“因公死亡”中，完全实行全国统一的标准，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或者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

“因公死亡”实行全国统一价，在形式上是最平等不过，但对于一些发达地区来说，就是标准很低，造成他们在实质意义上并不平等。因此，我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是不是要将平等的价值与自由、公正等价值相协调，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平衡？

比如，通常情况下，“因公死亡”一次性补助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但是，如果死者所在的地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标准的，应当按照所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来计算一次性补助金。推而广之，在其他问题上，比如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上，也可以在坚持形式平等的同时注重平衡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