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语境中社会话语秩序的构建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当前时代的主旋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总目标。而事实上，解决目前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依法治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对于当前以新闻媒介为重要平台的社会话语场域中所呈现的众声喧哗、混乱无序的话语状态，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同样会对构建新时期合理有序的话语秩序形成现实的方法论意义。

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新媒体的快速崛起，传统社会话语场域中的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三者之间的整体性被强烈地解构着，传统自上而下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当下愈加明显的众声喧哗的“三权分立”所取代。如何既能保证因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带来话语自由、社会民主等方面的进步与提升，又能消除自由过度所产生思想混乱，成为各界所共同探讨的话题。

就目前社会话语态势来看，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在主流话语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话语的挑战。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信息渠道成为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对抗传统媒体的主流话语的重要手段。基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话语争论，成为三种话语博弈的新常态。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中，不同话语主体间平等的讨论是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表征。而“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①可以说，法治与理性应该成为话语讨论的重要规训手段，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法治比理性更应该成为维护话语平等、和谐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不论是主流话语、精英话语，抑或是大众话语，每一种话语都有其适用范围，如果超出了其适用范围，那么将构成约翰・密尔所说的社会暴虐。从法理上明确划定三种话语间的适用范围与作用机制，能够有效实现话语间的平等对话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律应该成为话语博弈的真正裁判。

二

明确分析各种话语间的实际状态，应当是制定专项法律法规以及具体法律实践的先在条件。就目前的话语态势来看，各方话语针对某一公共议题往往很难达成一致，主流话语力图实现舆论整体化，而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则以碎片化方式进行抗拒，且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间也同样存在着日趋明显的话语隔阂。受传统落后新闻传播策略的影响，主流话语中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所夹杂的某种不透明性与垄断性，在遭遇新媒体技术的冲击时，深陷“塔西佗陷阱”的泥淖难以自拔，无论主流话语力图进行何种议题的讨论与形成何种基调的舆论场，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都下意识地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精英话语的审慎态度、大众话语的群氓特性，都表征着传统意义上的主流话语权威已经式微。

对精英话语来说，其本身在逻辑上意味着少数群体，大众话语则体现着某种数量优势。任何话语主体本身并没有天然的等级，“把社会区分为大众和少数精英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不可将这种区分与基于阶级出身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划分混为一谈”。②消除这种思想观念中的话语等级观念，不仅有助于构建平等的新型话语体系，更是实现法治社会总体目标的重要前提。就目前的社会话语态势而言，精英话语多以就某一社会议题展开分析与批评作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而对于批评本体来说，它应该“首先是一种富于担当、良心和勇气的志业。因为批评不是简单的表扬修辞学，不是内容空洞、辞藻华丽的文字表演，更不是摇摆于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奴婢乃至。它是一种直接的介入、敏锐的判断，甚至是深刻的灵魂反哺”。③这需要从法律的顶层设计上就予以法理支持，明确法律范围里各种话语的性质。

而对于大众群体而言，因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大众从身体与思想上始终是纵、被塑造、被规训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大众群体从被规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却遭遇了另一种极端境况――话语权的巨大提升而带来的桀骜不驯。而实际上大众所存的群氓特性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群体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④而随着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获得了过往遥不可及的发声渠道，借助于虚拟网络所形成的话语场域开启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并且对主流话语与精英话语形成了明显反叛。而“在现实生活中，反叛越来越被大众文化所吸收，已变成时尚标签，融入消费主义商品化的浪潮中，缔造出自由的幻象”。⑤反叛成为一种话语惯性甚至是下意识选择。新媒体不可遏制地崛起，对大众形成了某种话语权赋予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话语的解放并未如期望那般直接造就一个民主与自由的言论环境。消费主义置入文化领域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话语场域中感性冲动的强化和理性认知的退潮。“传媒文化为大众提供了某种接近权，却在不经意间篡夺了大众接触精英文化的时间，进而在客观上剥夺了大众的理解权。”⑥于是大众在面对充满爆炸性信息时表现出的是本能性的焦虑与非理性。对于大众话语而言，消费至上所表征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文化渎神已经成为日常，传统文化也因为丧失了终极意义的给出而变得毫无意义。“由于缺少坚实的锚点以及权威感，除了求救于自我，个人不得不转向大众或者市场寻求对自己的想法、感觉和行为的确认。这就形成了当今人们寻求自我认同的两大歧路：一是自恋，二是从众。”⑦这构成了大众话语在当下话语体系中的野性状态，也同样是形成合法有序的新型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障碍。

三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音响起，将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的困境。出台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法》将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而考虑到当前现实的环境，加快新闻立法，尽早出台有针对性的新闻法规应是依法治国重要思想在社会话语场域中的具体实践。根据社会话语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新闻法律法规应体现于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1.继续深化新闻体制改革，整合社会多方话语平台。传统媒体所带有的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性质与新媒体的自发性质有着明显差别，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主流话语与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都表明加快新闻体制改革，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话语体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从法理上明确规定各种话语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进而依法构建能够保证三方话语基于同一话语平台的对话沟通机制，依法加快媒介融合，实事求是推动传统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以此为契机整合多方话语，在保留各种话语特性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统一的话语场域。

2.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话语作用机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兴起，机械复制时代消解了传统文化的光晕，比特技术让一切都变得唾手可得，这也助长了新媒体时代中的话语失范现象。事实上，在新媒体时代更应该加强的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法律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监管，确保各种话语机制能够以合法的渠道发声。一方面，要加强传统媒体的监督管理，杜绝文化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主流话语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另一方面，从立法的角度更加贴近新媒体发展规律，加强对新媒体知识产权的保护，排除虚拟网络所掩盖的话语暗角，使一切话语都被纳入到法律的监管之中。

3.强化法律意识，形成法治氛围。加强法治体系建设，需要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更为根本的是法律意识的强化与法治氛围的形成。“一切政体的腐化几乎都始于原则的腐化”，⑧而形成对于法律的信仰，应该成为“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应有之义。法律从根本上不能以惩罚作为最为有效的作用机制，而应是法律意识。“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⑨应加强社会话语领域中的法治宣传，使各方话语明确法律意识，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3BA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张东荪：《理性与民主》[M]，岳麓出版社，2010年版

②【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朱崇科：《南阳纠葛与本土中国性》[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④【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⑤李彬：《公路电影：现代性、类型与文化价值观》，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

⑥时统宇 吕强：《收视率导向批判――民主的视角》[J]，《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⑦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⑨【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