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鞋狂 1期

最近，迈克尔・乔丹在1997年NBA总决赛第五场所穿的球鞋，居然在拍卖网站上以104765美元的价格成交，打破了所有体育项目中比赛用鞋的拍卖纪录。这双球鞋之前的拥有者是一位名叫普勒斯顿・杜鲁门的前爵士球童，1996年11月公牛作客盐湖城，当时只有18岁的他跑遍整个球馆为乔丹找到了他想吃的苹果酱，赛后乔丹给他签名以作报答，两人的关系从此得到升华。七个月之后，公牛总决赛再次造访盐湖城，尽管在第五战胃痛不止，乔丹还是在这场关键战役中砍下38分，从而帮助球队90比88赢得天王山之战。比赛前，杜鲁门询问乔丹赛后能否把本场比赛的战靴送给他，赛后当装备管理人员正准备收拾球鞋的时候，乔丹主动提出要把球鞋送给杜鲁门，并在球鞋上签名。之后，杜鲁门把这双鞋存在银行保险柜将近17年，如今他以5000美元的起步价将这双鞋放上了拍卖网站，结果升值了超过20倍。

“我已经35岁了，年龄越大，时间似乎就过得越快，也许是时候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杜鲁门是这样解释自己拍卖这双球鞋的原因。就因为这是迈克尔・乔丹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双签名鞋，而卖出了一辆高档汽车的价钱，够疯狂吗？而近些年，这些打着“限量”、“特定”噱头的球鞋负面消息层出不穷。早在2005年，芝加哥便有两名男子为抢夺Jordan球鞋杀死了一名17岁的青年；而在去年，新泽西两位年轻人购买Air Jordan 11后遭到劫匪打劫，结果一位年轻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劫匪当场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就在两个月前，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两位鞋迷在Air Jordan 5 Bel-Air发售现场遭到枪击，所幸暂无生命危险。限量球鞋固然迷人，但为了一双球鞋，让自己陷入长期的经济被动局面，甚至为了一双球鞋不择手段，引发暴力犯罪行为，这种情况值得人们深思了。

实际上，在20多年前，美国《体育画报》就做过一次关于球鞋引发暴力的深度报道：“球鞋，生命？”1989年5月2日，马里兰州安娜兰多郡米德高中的九年级生，15岁的迈克尔・尤金-托马斯遭人杀害。犯下一级谋杀重罪的詹姆斯・大卫-马丁只有17岁，他喜欢打篮球，在杀了托马斯之后，抢走了他脚上那双买了两个星期的新款Jordan鞋。托马斯的偶像是迈克尔・乔丹，他也喜欢收藏Jordan鞋，每天晚上都会仔细做保养。那双球鞋的鞋盒都被他完好保存，买鞋的收据也在里面。那双鞋的标价是115.5美金。“我们告诉过他别穿这双鞋去学校。”托马斯的奶奶说，“也许有人会起邪念。但他说，‘奶奶，要想抢走我这双鞋，他们得杀了我才行。’”

当一位记者给乔丹本人看了托马斯被杀的报道，那一刻乔丹看上去要哭出来了，他一直精心注意保护自己的形象，从球场到家里，从慈善到高尔夫，乔丹都带着完美的偶像光环。“我简直无法相信。”乔丹低声说道，“竟然被他朋友活活勒死。”他深深叹了口气，汗从鬓角流了下来。乔丹问记者这样类似的犯罪还有没有，别人告诉他还有很多。不光是他，其他球星代言的品牌也有，其他运动装备也有，而这些东西都是乔丹和那些运动员鼓励美国青少年去买的。

这样的谋杀确实不是新闻――1983年，14岁的德维特・达科特在巴尔的摩一所高中的走廊里遭枪杀，对方只是想要他身上那件乔治城大学的夹克衫；1985年，13岁的肖恩・琼斯在底特律遭五个青年枪杀，脚上的斐乐运动鞋被抢走。那之后，类似案件越来越多，1988年1月，休斯敦一位14岁的少年用刀刺死了22岁的埃里克・阿伦，两人之前曾为一双网球鞋发生争执。七个月后，一个男人持枪抢劫了一位17岁男孩的Aiva运动鞋，并将他打死。1989年11月，底特律凯特灵高中的橄榄球校队四分卫拉海姆・威尔斯被六个少年谋杀，他的耐克鞋被抢走。一个月后，乔治亚州17岁的泰隆・布朗头部中枪，他身上的钱和穿的球鞋被两个熟人给抢走。转年三月，费城西部一所高中的10年级生克里斯・邓比因为自己脚上崭新的耐克鞋而被抢劫枪杀。1989年4月，16岁的约翰尼・贝兹在休斯敦被17岁的德梅特里克・沃克枪杀，因为约翰尼不愿交出自己的乔丹鞋，次年3月德梅特里克被判无期徒刑。检察官马克・文森说：“我们让运动装备变成了奢侈品，这才导致了这些谋杀案的发生。”

乔丹摇了摇头。“我以为我尽力帮助他人，就能够传达足够积极的讯息。”他说，“我以为人们会效仿我做过的好事，致力于变成更好的人。

我从来没想过我代言的一双鞋，或者其它任何品牌，能让人们互相伤害。每个人都喜爱被崇拜，但看到这些孩子自相残杀――”他停顿了一下，“我想我得重新审视一些价值观了。”

我们都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社会环境对于华丽架子的看重要多于本质和深度，运动鞋和装备行越来越火爆，要知道1990年名牌球鞋的年销售额就达到55亿美金，其他运动装备的也达到20亿美金，更何况现在？近年来，耐克这样的龙头企业以及其他市场占有度较小的如锐步、阿迪、匡威、斐乐、彪马等品牌都遭到舆论批评，他们为品牌营销而创造出太多虚拟的奢华价值，并且愿意与毒贩和黑帮同流合污。而在那些经济状况一团糟的城市里，贫穷的黑人小孩便为了这些所谓的时尚和品位爆发了犯罪潮流。

芝加哥探长迈克尔・查森在四区主管暴力犯罪，他说在这里基本每个月都会有50件关于球鞋或者夹克衫抢劫的报案。“当你想想案件本身――抢人家的衣服――真的很原始。”他说。但对这些罪犯来说，抢到的不止是衣服，而是地位。这个社会里，穷人阶层不管是经济环境还是道德层次都非常低劣，有些人甚至认为一双鞋的价值大于一条人命。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这些运动品牌公司，他们那些造价数百万的广告，请来巨星作为代言人，而产品的定价远远高于本身的价值，而它们的包装也过于华丽。这些商品能满足人的自尊心。“没人会对这类暴力事件负责。”芝加哥西蒙高中的孝章帕特里夏・格拉汉姆说，“这是环境的产物。这需要培养人们的价值观，现在社会价值观太混乱了，所以才让这些东西被人看重。”摩根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梅文・丹尼尔说：“这是社会学中‘同侪压力’的完美案例，电视上的广告在放什么、你的同伴在做什么，你就也会去做。”

时任耐克公关部长丽兹・多兰在听到这些传言后表示：“我们的广告主题都是体育，并非潮流。”但销售数字并不能支持多兰的说法。在美国，80%的人购买运动鞋并非是用来运动。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伊利亚・安德森钻研过不同文化，他认为这些黑人青年的犯罪行为源于“阶级的不公。那些没受到太多教育的贫民孩子感觉自己在社会上得不到机会，他们觉得自己被排斥在体系之外，但他们所接收到的文化讯息和白人阶层是一样的，但他们没有手段却有一样的需求，他们一样把那些东西看作是成功的象征。金子、鞋、毒贩的那些穿着――这些外表掩盖了真实的丑恶。“广告中的形象能吸引年轻人，球鞋公司掌控了市场，因为它本就存在。那么球鞋公司该不该负责？很难说，毕竟市场是自由的。”

Foot Locker（欧美著名运动连锁店）芝加哥商圈的经理约翰・多纳霍拿起了一双设计简单丑陋的蓝色跑鞋：“现在，这是我们销售最好的一款。”他身后的货架上摆了上百双不同颜色的同款鞋。“这双鞋售价39美金，卖了20年了，现在为什么火起来？我也不知道。”他说。总经理助理詹姆斯・克劳德插话道：“不是价格问题或者某个球星的代言，就是潮流罢了。”跟上潮流，对于这些鞋商来说并不容易。时任匡威销售经理助理的罗杰・莫宁斯塔说：“以前的做法是打造一个产品，一卖多年。现在如果每个月不推出两三种新款，你就死定了。”

如果广告的目的不是提醒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奢望，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要求球鞋行业有比垃圾快餐行业更高的自律吗？“每个人都在向我们提要求。”多兰说，“我们的口号是‘Just do it’，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投身运动，因此而需要运动鞋。人们越健康，我们的鞋卖的就越多。”但问题是，占购买市场大部分比重的黑人青年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事实上，在20到29岁之间的黑人男性青年中，有23%曾触犯过法律，而且在《美国科研协会日志》的一项研究中，黑人男性杀人的概率要比白人男性高6倍，这一社会命题恐怕远远深于球鞋。“早知道我的鞋会惹来这么多麻烦，我宁愿把它们全都销毁。”迈克尔・乔丹这样说――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