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时间:2022-03-05 10:14:12

论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摘 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实行“三三制”政权,通过不断创新党内民主制度,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民主监督,创造性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为新时期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 经验和启示

民主建设是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1940年,在延安指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会一定会胜利。”[1](P732)抗日战争的胜利,验证了的预言,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成功尝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化的取向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延安时期,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2](P278)这一思想推动了党的民主制度化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二是健全了党委制,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三是创立了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四是改进了党内选举制度;五是健全了党内监督制度。这些制度创新成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性资源和制度化资源,同时也深刻地启示着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为探寻党内民主建设规律,有效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开拓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和新境界。

启示一: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必须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式来回应这些变革。必须进一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切实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利,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不断改革创新机制体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推动党的领导和执政走向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民主法制精神的轨道。惟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自身活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1940年1月,在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时,提出建设“帮忙政府”的执政理念。1942年12月,他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2](P467)与此同时,从1943年初到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及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后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条件,真正做到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4年9月8日,提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并被我党我军确立为唯一的宗旨。抗日时期,“三三制”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全国政治民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出现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局面。

启示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有着丰富的现实涵义。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只有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前进。党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变化,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适应改革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和处理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使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

三、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运用科学管理机制将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

1940年3月6日,在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3月11日,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政策的阶级含义和共产党应与其它党派合作的要求。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就先后组建、成立法令审查委员会、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等立法、执法和监督组织机构,先后制定了64个类别1000多个法规和条例,从制度上规范党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科学处理政党关系。认为,党执掌政权应当通过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转化为政府行为,并通过党组织与党员自身的带动、模范、影响作用,使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接受党的主张,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这一思想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中得以体现:“党团对政府的领导不能超越政权组织直接下命令指示解决问题,强制党外人士服从的权利,他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自己党员的努力在政府会议或参议会中,说服非党人士得到通过,才能发生效力。”[4](P324)

启示三: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执政,就是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的胜利。科学执政的关键在于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靠法律来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将执政党执政权力的范围和程序在党内用法规予以安排,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在成熟的时候上升为国家法律;进一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行依法行政,中国共产党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促进法制的规范化,实现党政的规范运行,理顺党政关系,不断提高党运用科学管理机制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将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以实现党的最高目标。

四、加强民主监督,保持良好作风,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1945年,曾对黄炎培这样谈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对话深刻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对边区政权系统的运行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以确保党的科学领导和政府的合理行政。当时,一方面坚持党的监督的核心地位。党对边区政权的监督,主要通过政治监督、思想监督和组织监督来实现的。一方面坚持权力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从司法监督入手,制定法律,严惩现象,先后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和《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在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公约》中明确规定,必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此外,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指出:“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3](P399)两种监督形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监督体制体现了政权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优势。

启示四: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以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做到“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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