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学角度阐释“酷儿电影”

美国导演格斯・范・桑特的电影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边缘文化为表现对象的独立电影，另一类则是迎合主流文化的商业电影。其中最具有其个人风格的是涉及边缘题材的作品，比如展现街头男妓和男同性恋的《我私人的爱达荷》。作为一部“酷儿电影”，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可以更深入地剖析表现对象的精神世界――麦克的同性恋成因来自幼年父亲的缺席和强烈的恋母情结。本文从《我私人的爱达荷》的“酷儿电影”属性出发，用精神分析学解读人物的心理状态。

“酷儿电影”

“Queer”最初直译为“怪异”，由王逢震提出，后山港台翻译为“酷儿”，又经李银河沿用，李二仕在《外国电影理沦文选》修订版本中对“酷儿理论”进行了调整。①“酷儿理论”认为，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用“同性恋”或“异性恋”来概括人的性别与性取向无疑是单薄而机械的，传统意义上绝对的“男性”或“女性”不能概括独立的、个体的、复杂的人，所以“酷儿”这一能指的所指涵盖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以及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现象。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所展现的世界是宽广的，同性恋这一题材虽不至于寡鲜，但相对主流文化而言，一直处于边缘角落，这类电影被称为“酷儿电影”。格斯・范・桑特被誉为“酷儿电影”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多涉及同性恋题材，《我私人的爱达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电影中的主角麦克，是美国波特兰街头的流浪男妓，他家庭破碎，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幼年离去的母亲。在与恋慕的男性朋友相伴而行寻找母亲的过程中，他爱的这个男人却在爱上一个女人后回归了上流社会，而母亲电始终末寻找到。这部电影以边缘人物为主角，展现他们流浪、吸毒、、抢劫的生活现状，叙述肆意而流畅，导演以平和的态度塑造这群清秀俊美却给人颓废之感的街头青少年，没有是非评判，没有虚假的未来展望，悲悯中流露出些许寥落，孤独中却奇异地充满浪漫。

正是这种悲悯情怀，使以往同类题材电影的尖锐惨烈，滋生出微妙的尴尬之感――即使有些作品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主流文化对自由人性的抹杀，但“特殊题材”的处理手法恰恰印证了大部分人对同性恋“非常态”的看法。“当然，在伤敌一千的同时自损八百――观众在记住了那种痛与怜之后，更加深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恐惧与抵触心理。《我私人的爱达荷》恰如太极推手，以柔和化解刚烈，这种平和直视的态度正是“酷儿电影”对主流文化中“异性恋霸权”的反讽。

从精神分析学看“醋儿电影”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可谓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对诸多文艺创作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仿佛打通了人文科学的任督二脉，为文艺创作及批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精神分析理论能否足够清晰地解读并描述“酷儿电影”，是个有意思的命题。“酷儿电影”鲜少借用精神分析学，而精神分析学又鲜少涉足“酷儿电影”，两者的交合成为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将视野投入精神分析学领域，会找到用来分析“酷儿电影”的有力工具――弗洛伊德针对同性恋现象曾发表过研究结论：“人类的性别身份和欲望不是固定的，它在本质上是起伏波动的，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发生转化。”②

对于《我私人的爱达荷》这部电影，众多电影评论者关注的往往是边缘人物的生存现状，以及主角人物之间略显寂寥的爱情。在此之外是否还可以解读出更深一层的内容？

电影往往承载着导演的个体表达欲望，作为一名同性恋导演，作为“酷儿电影”的领军人物，格斯・范・桑特用《我私人的爱达荷》表达了他对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的悲悯之情。同时，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来看，主角人物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条清晰地剖析同性恋现象的道路，这显然有利于人们理解且公平对待这一群体。

同性恋成因

麦克的嗜睡症伴随电影始终。电影开头，嗜睡症突然发作的麦克“猝倒”在爱达荷空旷的公路上。“猝倒”和情绪波动有关，医学上称为“情动脱力”。从精神分析学来讲，麦克的嗜睡症可被视为一种防御机制，它在麦克情绪受到刺激而失衡时发作，宣泄强烈的负面情绪，避免人物精神濒临崩溃。而同时，陷入昏睡的麦克会自动寻求保护和慰藉，比如梦到母亲的怀抱和安抚。片尾也是在爱达荷公路上，因嗜睡症“猝倒”在马路上的麦克被陌生人载走，只是再没有梦中母亲的抚慰，相似的场面调度却分别阐释了“希望”和“绝望”。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开端也没有明确结尾的故事，是一个少年在路上寻找的过程，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幼时离去的母亲。这位母亲从未在现实中与他相遇，却以“回忆”的形式成为他理想生活的重心。

电影中有大量关于麦克的心理蒙太奇，几乎都是麦克记忆中的母亲：金色头发，笑容明媚，白衣纯净。这些构成了一个关于“母亲”的符号，这是麦克理想中一直在寻找的母亲，她宛若女神，却遥不可及。麦克的一场戏中，他被一个中年妇女挑中，在中年妇女梦幻般甜美的家中，他听着海螺中的风声猛然撞见穿着白色睡衣（麦克梦中的母亲总是白衣）款款而来的女客人，随后麦克的一个动作细节和镜头闪回使这一段落充满隐喻与象征意味：麦克下意识地整理衣衫扣上纽扣，画面闪回，动荡的画面中摇曳着幼小的麦克与母亲的笑容。格斯・范，桑特用麦克系纽扣的动作和闪回告诉我们，麦克将眼前的女人认同为母亲。紧接着他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在向自己索取肉体，他怔了一瞬便开始解纽扣，顺从地亲吻女客人/母亲，但这象征的行为伴随着麦克嗜睡症的突然发作戛然而止――嗜睡症背后的防御机制保护了麦克与“母亲”的关系。

这一情节段落不单单揭露了麦克，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男人的恋母情结，也影射了麦克的身份――他是哥哥与母亲的产物。哥哥与母亲的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实例论证，而缺少合法“父亲”的麦克深陷恋母情结中，他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获得主体完整的成长。弗洛伊德指出，在俄狄浦斯阶段没有完成超越并认同父之法的男孩，在人格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便遭到某种阻断，他称为“固置”，它会导致某种心理症，“同性恋”就是由“固置”导致的心理症之一。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同样证实了恋母情结是同性恋的成因，他们研究很多实例发现，同性恋者的母亲大都强势而迷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超乎寻常地亲密，有的母亲甚至无意识地鼓励男孩女性化的行为。在俄狄浦斯阶段，处于弱势一方的父亲渐渐被他们疏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可供认同，于是男孩在度过童年、青春期后，会寻找一个具有父亲身上所没有的“男性力量”的男人作为对象。

精神分析学有时之所以被人所诟病，是因为某些理论的想象性推理无法得到实例的论证，但前述关于同性恋成因的分析，《我私人的爱达荷》则给予了有力的论证。麦克非正常的家庭本就不利于男孩成长为男人，而父亲的缺席，对母亲的依恋，使麦克丧失了完成男性身份认同的契机，出现的“固置”造成了“性倒错”，这就是同性恋的成因。

福柯曾说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形式，作为一种文化，同性恋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相反，倒应该把选择同性恋当成是自身生存方式的一种创造。”③所以，正视同性恋这一现象，并公平对待才是关键。正是因此，才诞生了“酷儿”、“酷儿电影”这些理论。《我私人的爱达荷》作为“酷儿电影”的经典之作，在精神分析学的帮助下，我们认识到一个同性恋者（麦克）的宿命之路。如果读懂了这部电影，也就读懂了大部分的“酷儿电影”。

注释：

①李恒基 杨元婴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李二仕：《醋儿理论与电影》[J]，《当代电影》，2009年第6期

③【法】《福柯谈同性关系》[J]，《性吟步履》，1981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