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

2008年9月，美国的次贷危机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倒闭为标志，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5月，个别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更是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认可厄运，任其冲击，将会把中国经济引入长期徘徊的低谷；把握机遇，乘势而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会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坚持科学发展，是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理念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为什么呢？过去的30年，我们过度强调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目标是什么？是要通过经济增长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让普通职工增加工资收入，让普通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实现共建共享，共奔小康社会，这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带领我们朝着最终目标行进。

传统的发展方式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年均20%的出口增长和巨额固定资产投资；靠的是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后的世界工厂；靠的是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靠的是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中，传统的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已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新认识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位次。我们过去30年的做法是，投资第一、出口第二、消费排在第三位。

我们来看一看我国的消费轨迹。1970年，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是71%，到2005年只占50%，比世界同期平均水平低28%。消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政府消费；二是民间消费。民间消费是主体，1970年占全部消费的88.7%。仍然是同期比较，1970年，我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高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到了2005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61%相比低了二十五个百分点。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民间消费的大幅度下降。民间消费大幅度下降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下降了22.8%。老百姓的消费为什么越来越少呢？因为口袋里的钱相对少了，弱化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二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尤其是养老、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明显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呢？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他们感到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上大学太贵可以不上，但无法保证一辈子不患病，于是，有点钱就往银行存，以备来日不测风云，形成“有钱不敢花”；三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老百姓很不爱听的一句话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有多少人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甚至低很多，只能被纳入低收入群体，他们有消费的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高收入群体却不然，有不少人的消费愿望是瞄准国外市场，甚至移民。

“十二五”规划强调：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消费排在了第一，确实到了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时候。鼓励消费，首先要解决的是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并且敢于花钱的问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即“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指引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一盏明灯。

当前，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并且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突出任务被提上了重要议程。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劳动者干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这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难以提高的症结所在，也是普通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缺乏话语权的直接体现。以普通职工收入水平过低为显著标志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

工资是民生之源，是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劳动关系的核心，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就职工而言，工资收入是他们赖以生活的根本，是职工劳动权益和经济利益的核心；对企业来说，工资则是人工成本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往往期待着其劳动报酬的最大化，而企业投资经营者则始终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二者的博弈构成了劳动关系中的突出矛盾。在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对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若处置不当，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多年的探索、实践证明，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有效途径。协商即是谈判，这是劳动者争取劳动权益和经济利益的三大权益之一，符合国际惯例。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普通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如果只是劳动者个体与雇主的协商谈判，效果甚微。通过工会这一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团体来集体行动，其形式就是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的集体协商，及至众人拾柴火焰高。长期以来，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总是由投资经营者单方面决定，职工无权过问，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职工的劳动付出究竟对企业创造了多少价值，是否劳有所得？职工只能在心里盘算，没有诉求表达渠道，日久天长，难免不生怨气。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个别投资经营者也是有顾虑的，为什么要把我的单方面决定权改变呢？协商后为职工增加工资，就意味着企业利润被剥离？企业的顾虑不难理解，却是多余的。建立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首先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可，其次是让劳动者感知对企业的归宿，再则是对劳动者潜在能力的激发。

开展企业工资集体协商，需要把握若干权衡因素。一是企业实现利税扣除上缴国家和管理部门税利后的留利部分是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直白的说法是赚了多少钱，直接经济效益增长时，就应当考虑为职工增加工资；二是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的生产成果与其付出的劳动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一项劳动效率指标，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职工工资增长的基础；三是企业为劳动者支付的全部费用叫人工成本，人工成本过高将影响企业营利，过低则反映出劳动消耗量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需要找到人工成本的合理结合点；四是企业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工资调整幅度的参考依据；五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者个体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差异。这五个方面确定了企业内工资正常调整的权衡因素。政府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外部因素也是企业工资正常调整的重要依据。

工资集体协商主导的是普通职工增加收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拉动消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稳步增加，无疑会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加之国家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提升老百姓的消费预期。“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战略的逐步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基将越筑越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