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的三大杰作

分别拍摄了《奉安大典》的中国电影先驱黎民伟与张玉亭，设计了南京中山陵的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铸造了孙中山铜像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这些已经将近淹没在人们记忆中的人物。也将与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80年纪念一起，重新出现在历史的尘埃之上。

1929年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与中山陵的建造完工，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最为隆重的活动，同时也是一次推动改变中国建筑史、电影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契机。

分别拍摄了《奉安大典》的中国电影先驱黎民伟与张玉亭，设计了南京中山陵的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铸造了孙中山铜像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这些已经将近淹没在人们记忆中的人物，也将与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80年纪念一起，重新出现在历史的尘埃之上。

杰作一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

1925年，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向全球建筑师悬奖征求陵墓建筑设计图案。当时年仅22岁，名不见经传的留美青年建筑师吕彦直报名应征后，根据《征求陵墓图案条例》的设计要求，参照紫金山地形，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精心绘制出“设计范界略呈一大钟形”的9张设计图和1张祭堂侧视油画，并撰写了约1000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设计说明》。

最后，吕彦直先生凭借一纸简朴、庄重的“自由钟”陵园设计在40多个设计方案中摘得头冠。葬事筹备委员一致认为吕彦直设计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此方案建造陵墓，同时聘请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主持绘制建筑详图、选用建筑材料、监工及工程验收等事务。

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山东东平人。1894年出生于天津，我国现代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部。1913年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学习建筑设计。曾师从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参加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校舍的设计。1921年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彦记建筑事务所设计花园洋房。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吕彦直为弘扬民族文化，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受聘为中山陵建筑师后，吕彦直立即忘我地投入工作。为保证施工质量，吕彦直几经周折首先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建筑商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作为施工单位。1926年1月15日，中山陵工程开始炸山填上，3月12日举行奠基礼。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施工条件的局限，中山陵的施工速度十分缓慢。施工队伍不仅要面对山地施工的艰难、运输条件的恶劣、贪官污吏的敲诈，还要面临军阀土匪的骚扰抢劫。为加快工程进度，吕彦直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之间，工程中的每一分部工程的图纸大样与建筑材料都由他亲自审查、修改、准用。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葬事筹备委员会由上海迁至南京，中山陵的工程进度大大加快，已经染病的吕彦直更是不顾个人安危，长期住宿山上，督促施工、一丝不苟。至1929年2月，中山陵的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就在工程即将全部竣工准备验收时，吕彦直却因积劳成疾，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病逝。同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第472号褒扬令，称其“学事优良，勇于任事”。翌年，中山陵陵园管理委员会又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由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作者，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琦制作：下半部为于右任书写的碑文。文曰：“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石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西方文化肆虐，民族建筑面临湮没的时候，中山陵这一由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第一次规划设计的大型建筑组群获得成功，对于运用民族形式进行新建筑设计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中山陵为起点，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批中西合壁形式的建筑，形成我国现代建筑的独特风格。

杰作二　黎民伟与张玉亭的两部《奉安大典》

关于孙中山奉安大典，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位伟大先驱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胶片记载1929年6月1日这个漫长的一天，使之永载史册。黎民伟先生拍摄了《奉安大典》，中国早期影坛的奇人――张玉亭先生拍摄了《奉安大典》。

黎民伟，1893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组织了香港第一个话剧团体“清平乐”，同时黎民伟以演戏为掩护参与筹备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从1921年起，黎民伟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1921年起，黎民伟用摄影机记下了中山先生与国民革命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包括《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黄花岗》等影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黎民伟扛着摄影机前往战火纷飞的前线，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孙中山先生为褒奖黎民伟的贡献，亲笔题赠“天下为公”四字。这四个大字至今还刻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

1929年黎民伟满怀悲痛的心情拍摄了纪录片《奉安大典》，这部惟一完整保存并传世的“奉安大典”纪录片，至今仍在全球各地的孙中山纪念场所播放。影片以新闻纪实的手法记录了奉安大典的整个过程，结构完整而流畅，人物及场景的拍摄丰满真实，体现了全国民众隆重而悲壮地送别中山先生灵柩的场面。其中对于悲伤的孙夫人宋庆龄的拍摄与刻画尤为突出。

除了比较熟悉的黎民伟先生拍摄的《奉安大典》外，一部同样难得珍贵的纪录中山先生奉安全程的《奉安大典》却常常不为人知，它的拍摄者就是张玉亭先生。张玉亭1900年出生于天津，早年在法国百代公司驻津办事处制作电影。1925年，中山先生从广州北上北京，当时已经是独立制片人的张玉亭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敬仰，决定跟拍中山先生在北京的新闻纪录片，用电影镜头记录下了一代伟人生命最后的日子。

1929年，国民政府准备筹办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张玉亭再度申请随行拍摄新闻纪录片。张玉亭拍摄的《奉安大典》，用细腻的现实主义手法拍摄了灵柩从北京香山移灵南京的全过程，张玉亭强忍悲痛一直随行拍摄直至南京，记录了从北平到南京灵柩一路走过，全国军民沉痛哀悼中山先生的过程。6月1日，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当灵榇拾向陵前上台阶时，张玉亭及助手被告知止步，他们遂换用望远镜头跟进，以灵榇在镜头里渐至消失，作为该片结尾。

《奉安大典》之后，张玉亭又拍摄了《宋哲元双十阅兵》、《傅作义守涿州》、《喜峰口战役》等抗日爱国纪录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及汉奸多次威逼利诱张玉亭交出《奉安大典》的原始底片，但都遭到拒绝。终于到了1942年7月，恼羞成怒的日寇汉奸强行关押了张玉亭，并将《奉安大典》等影片掠走。至今，这部被日寇掠走的 珍贵纪录片仍踪迹杏然。

杰作三　梅屋庄吉赠送孙中山铜像

在南京中山陵藏经楼前，树立着一尊栩栩如生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中山先生的铜像身穿西服、左手叉腰、右手前伸、面向大众，似乎正在精神奕奕地面对大众演讲。铸造这尊铜像的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日本友人，中国人民的朋友梅屋庄吉先生，1929年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前为纪念中山先生而铸造了这尊铜像。

梅屋庄吉，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出身于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在新加坡与香港开设照相馆。1895年1月，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在香港相识，并且成为了知己，在听完孙中山讲述反清革命与复兴亚洲的计划后，梅屋庄吉深刻认识了孙中山追求人类博爱的理想，梅屋庄吉承诺孙中山：“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从此以后梅屋庄吉开始长年资助孙中山与同盟会募集资金。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梅屋庄吉负债捐款资助一支医疗队，赶赴中国参加革命军的战场救护。他还派出摄影师荻屋坚藏到武昌拍摄影片和照片，留下了颇为宝贵的辛亥革命的镜头。梅屋庄吉夫妇还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就是在梅屋庄吉的家中举行的。

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后，梅屋庄吉经反复考虑，决定铸造七尊孙中山铜像分别立于日本和中国各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尊孙中山铜像将立于南京，以缅怀(中华)民国之先觉者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功绩，安抚英灵，报答明治二十八年(1894年)于香港握手以来，结盟30年的故友。”梅屋庄吉聘请了日本著名雕刻家牧田祥哉设计、委托日本第一流的铜像铸造师被原金作铸造了四尊孙中山铜像。由于费用庞大，梅屋庄吉甚至还动用了妻女的首饰和嫁妆。

1929年2月28日，梅屋庆吉亲自护送四尊孙中山铜像来华。同年6月1日，梅屋庆吉与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营野长知、平山周、山田纯三郎、古岛一雄、菊池良一、宫崎滔天夫人、宫崎龙介等80余人应邀来华参加奉安大典。

四尊铜像也分别赠南京、广州、黄埔军校和孙中山故居(1938年移往澳门)。

由于梅屋庄吉鲜明的亲华态度，引起日本军部对他的仇恨。1933年，东京宪兵队本部曾两次传讯梅屋。出狱后，梅屋庄吉仍致信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一年后梅屋庄吉在日本病逝。

对于梅屋庄吉先生的历史功绩，孙夫人宋庆龄曾对梅屋庄吉的女儿千势子说：“您的父母亲是我非常缅怀的人，是绝不能忘怀的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