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万股权转让遭受质疑

地处繁华商业街―观前街附近，和著名的历史园林为邻，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方居宾馆受到了各方投资者的青睐。

2006年，从事地产生意的胡从中找到了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表示有意购买其位于白塔东路和临顿路两处的房产。

“真假”股东

“我的最初目的也就是购买这两处房产”。胡从中说，“他们考虑到公司名下的商业用房转让时需要交纳契税、营业税、公司房产溢价部分的企业所得税，这些税是法律规定由房产出卖方缴纳的，所以改为以取得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取得房产。”

他介绍，现在的《股权转让原则协议书》规定税费由原告承担，但一开始谈房产买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而是改为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交易后才约定税费由原告承担，因为股权转让并不涉及营业税、契税。

于是一份本应是资产转让、房产转让的合同在一番倒腾之后成了股权转让合同。

胡从中于2006年3月23日与黄仁林和张顺军签订了《东方居宾馆股权转让原则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则协议书》）。

协议约定由胡从中受让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居宾馆）股东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4500万元人民币，协议签署时，胡从中需支付给黄仁林、张顺军二人300万元人民币定金；协议签署后二周内乙方再支付给甲方700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剩余资金3500晚元人民币的支付方式，由双方在另行签署的《苏州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加以约定。同时，黄仁林和张顺军向胡从中保证：有全面、充分的权利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及后续的《苏州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于是，胡从中在2006年3月24日首先支付了300万元人民币。

没过多久，胡从中却从当地工商局调查得知：之前与其签合同的张顺军竟然不是苏州东方居宾馆有限公司的股东，东方居宾馆有限公司的现任股东为被告黄仁林（58%）和张吉军（42%）。

事后，胡从军专门联系黄仁林和张顺军表示，由于张顺军不是公司真正股东，合同事实上无法履行，即便把后面的钱交了，到了工商管理局也无法办理变更登记，除非真正股东张吉军来重新签订合同，否则必须返还已经支付的300万元。

对此，黄仁林表示张顺军是宾馆的实际出资人，是隐名股东，完全有权力处理东方居宾馆的股权，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

“这种股权转让属于公示的行为，必须股东本人来签字，我们要求让张吉军先生亲自来签这份合同，但是被他们一再奇怪地予以拒绝，只一味表示可以履行合同。”

股东早已去世

2006年7月初，胡从中一纸诉状将黄仁林与张顺军告上了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在证据质证结束第一次开庭时，从对方那里传来了一个更让胡从中震惊的消息，东方居宾馆的另一股东张吉军早在2005年2月26日时就已经去世了。

“这才是张顺军当时为什么以自己的名义而没有以张吉军作为合同主体签约的真正原因所在。”胡从中对此颇感恼火，“如果之前我们知道东方宾馆的真正股东张吉军已经去世的话，我们是不会与他们签这份协议的。”

不过黄仁林和张顺军却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次的股权转让纠纷，并不是什么张顺军不合资格的问题，“那是借口，托词，根本原因是他现在没有钱，没有办法履行合同了，所以就把我们告上法庭。”

其律师李绪彬说：“我们曾经在2006年4月24日致函原告，要求其履行协议的约定，支付700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结果却接到了诉状，这不公平啊。”

“真正股东都不是，其他的还能有什么可谈的？”胡从中的律师刘成大声地说。

而对于李绪彬律师提到的700万元付款，刘成觉得很可笑，“我们花了300万才仅仅是购买了15天后支付700万元预付款的时间、花1000万仅仅获得了没有签约期限的签约权，你说谁不公平？”

记者在协议中看到“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1）本协议签署时，乙方即支付给甲方300万元人民币定金；（2）本协议签署后，二周内乙方再支付给甲方700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3）剩余资金3500万元人民币的支付方式，由甲乙双方在另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加以约定。”

合同中规定的300万元定金是在担保700万元预付款的履行，300万元定金和700万元预付款共同担保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的签署。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拿到那300万元所谓的定金和700万元预付款，并没有给自己约定任何义务，也没有为《原则协议书》的履行和正式协议的签署作任何准备。”刘成律师解释。

委托是否有效？

张顺军是什么人？

据李绪彬律师介绍，张顺军是东方居宾馆股东张吉军的弟弟，同时也是东方居宾馆的实际出资人，因为其是香港居民以及某直辖市的政协委员，故委托黄仁林、张吉军为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执行人。

为了避免在今后该公司资产运作中的不便及张吉军年纪大等原因，张吉军曾于2004车2月29日签署委托书，委托张顺军代为管理有关东方居宾馆有限公司股权、资产、投资、融资等一切相关事宜，并承认其在该范围内所签署的有关文件。

“这份委托书已于2004年3月2日经某市公证处进行相关公证。根据该委托书的相关委托事项，张顺军作为张吉军的人完全有权利签署东方居宾馆的股权转让协议。”

而刘成律师认为，在委托和隐名股东这两者间，对方已经自相矛盾了。

“既然是委托关系就不应该是隐名股东，既然是隐名股东那委托也就无从谈起，二者只能取一，对方一开始表示张顺军是隐名股东，现在又说是委托关系，到底如何难道都让他们全说了算吗？”

张顺军在庭审中曾声称其是代表委托人张吉军签署合同的，但是，刘成律师表示，签约时对方也没有将委托关系告知原告，更没有提交所谓的公正委托书。

即便是委托关系成立，“被告提交的公证委托书也早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而终止、失效。”

也许是为了证明委托协议在张吉军去世后继续有效，2006年10月27日，张吉军的儿子张鼎文专程从香港赶回该市，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之中。

2006年10月18日张鼎文在第二次开庭前专门出示了一份《关于同意和确认张顺某委托权的说明》。

在说明中，张鼎文就其父亲张吉军在2004年2月29日通过公司对其叔叔张顺军就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在他本人股权项下的股权转让、资产买卖、投资、融资借贷等等行为的事宜予以承认。同时对父亲张吉军于2004年2月29日《委托书、公证书》所委托的全部内容，在其父亲逝世后张鼎文继续延续予以委托，效力溯及在父亲张吉军逝世后，张顺军有对公司张吉军的股份份额，包括股权转让、资产买卖等处置的权利。

但是，胡从中的律师刘成表示，公证委托书早因委托人张吉军的死亡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而终止、失效，张鼎文至今也不是公司的股东，无权对公司股东的权利进行处分。

“如果张鼎文已经继承了股权当然可能还有权利去做出这些证明，但是一直到今年年初，张鼎文仅仅是提交了继承公正书等文件，并不是股东，没有继承其父亲的股权。”

合同效力

胡从中与刘成律师一直坚持认为，由于张顺军不是东方居宾馆的真实股东，其委托合同也无效，因此由他签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根本就是无效合同。

“股权属于依法登记的公示的权利，其转让必须以权利人本人的名义行使，否则，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刘成律师表示，张顺军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

从当事人处得到的消息表明，股东张吉军去世后两年多时间，一直到2007年并没有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其享有的股权实际上早已处于不确定状态，签约时合法的股东是谁并不确定，没有人继承股东资格。

“而且工商管理局当时并没有变更股权，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股东变化的情况。”刘成律师表示：“签约时既无有效的委托授权也没有将委托关系告知原告，当时更没有将所谓的公正委托书提交给原告。”

据悉，黄仁林和张顺军直到2007年初也没有出具或提供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原告的股东会决议，没有股东会决议，协议即使有效，也无法履行，因此也无法办理股权转让股东变更登记。

就合同的效力，胡从中和刘成律师列举了种种事由来进行驳斥，而黄仁林与张顺军的律师李绪彬则就此仅仅提到一点来佐证合同的效力。

“他们明知张顺军先生不是公司的登记股东，在签约前即是书面认可的，现因自己违约而提出签约主体资格问题，这理由不能成立。”李绪彬很平静的说，“你可以去看看，签订的《原则协议书》第一条和第二条即已明确注明张顺军不是东方居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股东，仅仅是注册资金的实际出借人，当时他们也说是经过实地考察并认定了该节事实。现因自己违约，却以张顺军先生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无权签署协议为由，要求认定协议无效，理由是不充分的。”

对于李绪彬律师的意见，刘成直说这种辩解太过轻率肤浅，“一方签约人的资格不合格并不以对方当事人签约时是否知道为前提，如果他不合格，那么协议本来就无效，是否知道仅仅是判定有无过错、过错责任大小的情节。”

（出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中提及的人名和地名均未使用真实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