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模仿游戏》的互文性解读

[摘 要]由莫腾・泰杜姆执导，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电影《模仿游戏》是一部传记题材的影片，讲述了计算机鼻祖艾伦・图灵传奇的一生。影片重点展现了二战中图灵及密码破译团队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破解当时德军最为先进的Enigma密码的过程，同时穿插了图灵学生时代的生活、感情经历以及自杀前最后的生活。本文通过对影片人物安排、叙事情节和叙事象征的互文性解读，完整地展示了图灵的性格、天赋及其不为人知的痛苦。

[关键词]互文性;叙事情节;叙事象征

由莫腾・泰杜姆执导，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是一部传记题材的影片，改编自安德鲁・霍奇斯编著的《艾伦・图灵传》，讲述了“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发展的奠基人――艾伦・图灵（Alan M. Turing，1912―1954）传奇的一生。影片重点展现了二战中图灵带领密码破译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和压力，破解当时德军最引以为荣的Enigma密码的过程，同时穿插了图灵学生时代的经历以及自杀前的生活两条线索。图灵是著名的男同性恋者，并因为其性倾向而遭到当时英国政府的迫害，职业生涯尽毁。由于艾伦・图灵对计算机科学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以及生前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也由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出色演绎，本片入围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编剧本等8项大奖。

“互文性”最初由法国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自己的著作《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提出，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2]。在互文性理论背景下，文学作品不仅来自外部世界，而且也来自文学作品自身，通过对不同文本及文本内部人物、情节、主题等的相互模仿、彼此相关或隐含等情况实现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互文性理论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是向其他艺术门类扩展，电影等非文学文本中也可窥见互文性理论的痕迹。本文以电影《模仿游戏》为研究文本，从人物安排、叙事情节和叙事象征角度进行互文性分析，以揭示互文性重复表述对于影片刻画图灵悲剧性命运产生的巨大作用。

一、人物安排互文

在图灵的学生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这些“人物”陪伴、影响着图灵，对图灵的命运起着关键作用。同学兼好友克里斯托弗・马尔孔在图灵受到同学排斥时的出现不仅仅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同时他也是图灵通往科学道路上的引领者。两人的关系明显以马尔孔为主导，图灵对于马尔孔在心理上有强烈的信任和依赖感。随着相处和了解的加深，他对于马尔孔的情感不再是少年间单纯的友谊，而转变为同性间的爱情。但马尔孔因为肺炎离世使图灵生涩的感情没有得到引导和疏解，这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 伏笔。

在图灵短暂的一生中，有过较为深厚情谊的还有唯一一个求婚的对象――琼・克拉克女士。克拉克女士除了与马尔孔一样善解人意外，作为女性，她还具有那个时代罕见的科学家的天赋。她不仅在工作中与图灵有共同语言，而且充当了图灵社会学导师的角色。克拉克女士注意到图灵与同事之间僵硬的人际关系，她劝说图灵可以给同事带些小礼物来缓和。这些努力对后来面对丹尼斯顿的压力、赢得同事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与克拉克女士良好的关系因为图灵的同性恋而终止，失去了克拉克女士的安慰与引导，图灵的人生轨迹再次偏离。

机器克里斯托弗是图灵人生最后的“伴侣”。在对外宣布为同性恋并被英国政府注射药物迫害后，图灵只剩下机器克里斯托弗的陪伴。但图灵“不想一个人”，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人”。图灵用“克里斯托弗”来命名图灵机，就意味着图灵机不仅是他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工具，而且是他灵魂的伴侣。在对“同性恋”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克里斯托弗”是图灵忍受世人唾骂、孤独和激素注射带来的并发症的唯一的支柱。对于图灵而言，“克里斯托弗”并非只是一台机器，它有思想、有灵魂，并且从未给图灵带来伤害。相较于冰冷的人类社会，机器的陪伴反而是温暖的，可以信赖的。

在图灵不同的人生阶段出现的“人物”具有强烈的共性：都对图灵善意、友好，都对图灵的人生起主导作用，都成为图灵的精神依赖。但无一例外的，这些重要“人物”又纷纷离去，反映了“分离”对图灵的重大影响。

二、叙事情节互文

影片为了刻画图灵为人严谨、不善言谈、骄傲而又刻板的性格，分别安排了不同的对话情节。这些情节相互穿插、呼应，多角度立体地展示了图灵悲剧的人生。

（一）图灵的内向

图灵的性格害羞敏感，略带偏执，这使得他与别人的对话常常难以进行下去。 影片开始，指挥官丹尼斯顿与前来应聘的图灵有一段简短的对话，丹尼斯顿试图开个玩笑以缓和与图灵初次见面、自己高高在上的指挥官身份所产生的压力感，他问：“马格瑞特（丹的秘书）有没有告诉你可以边喝茶边等？”图灵答：“不，她没有。”丹又问：“她显然没有告诉你这是个笑话。”图灵问：“她应该说吗？”指挥官丹尼斯顿有片刻的沉默。显然，和图灵的对话没办法进行下去：后者不理解笑话为何物，也不理解这样的对话只是为了缓解气氛而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图灵与同事的相处中。面对有无数种可能的密码系统Enigma，图灵认为团队以人工计算来破译是徒劳的，只有用特殊的机器才能破解Enigma。他直言不讳应该解雇掉其他同事，把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购买自己制造“机器”的零件中，同时，图灵认为其他同事平庸的头脑拖累了自己而拒绝和他人合作。他将自己的办公桌设在一个角落，远远地避开其他同事。他甚至不能理解同事说“谁肚子饿了？我们去吃午饭”实际是问图灵“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二）图灵的骄傲

图灵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异禀，加上孤僻的性格，使得他在同龄人中显得异常突出。克里斯托弗就认为：“他们打你不是因为你比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你和他们不同。”

图灵无疑是当时的科学奇才：19岁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23岁即被选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26于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回母校剑桥大学任研究员; 27岁开始参与破译德军Enigma密码，为扭转二战局势立下汗马功劳。图灵对知识的掌握让他自信，也让他在世人眼中显得孤傲、跋扈、不可一世。在给丘吉尔写信从而获得1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和科研团队的领导权后，图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解雇两个同事，因为图灵认为他们是“平庸的语言家，可怜的解密者”。

图灵因为家中失窃意外地到了警察局，在与警察的对话中，这种知识分子的骄傲体现得淋漓尽致。图灵：“你有在听吗？很好……我不会停顿，你也不能打断我……”“你以为是你……掌握即将发生的事情，你错了，是我在掌握。”这段对话显示了图灵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囚犯的骄傲和强势。

（三）知识女性的地位

琼・克拉克女士在影片中并未被着力展示，然而作为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克拉克女士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通过互文性的细节展示了二战时期知识女性的处境与社会地位。 琼作为科学家的天赋是在图灵选拔破译团队的考试中展示出来的――琼是在场几十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但琼进入破译团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社会舆论和习俗不允许一个女性独自在以男性为主的领域里工作，图灵只好对琼的父母撒谎说琼是去工厂做秘书的。当密码破译进入瓶颈阶段，琼突然宣布退出，因为父母认为她“25岁，未婚，独自一人”是无法接受的，丝毫不考虑女儿的职业生涯和感受。图灵为了挽留这个难得的人才只好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而向琼求婚。这些互文性的情节相互穿插、彼此印证，映射出当时知识女性社会地位不高，在科学研究领域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

三、叙事象征互文

（一）“谜”

在影片中，不同形式的“谜”贯穿图灵的各个时代。少年时代，图灵用密码写成的“我爱你”的卡片没有来得及送出，克里斯托弗就因肺炎而去世了。用密码写成的表白象征着对于同性的感情、当事人之间的无法言说和世人的无法理解。

二战期间破译密码Enigma同样是无法对人言说的“谜”。德军Enigma密码的近乎于无限种可能象征着人生中最大的“谜”――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便在图灵破解了Enigma，为扭转二战盟军的大西洋战场战局立下汗马功劳， 但出于保密的原因，他的成就无法公开，他的不世功勋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战后图灵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备受争议，图灵只好躲避在家中和机器日复一日地相处。机器对于世人而言是个 “谜”：它体积庞大，构造复杂，作用模糊。但在图灵眼中，机器是有思想的，它和人类的差异在于它们的思考方式不同。同样的，图灵认为自己和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自己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罢了，这不应当成为自己被孤立、被排斥、被迫害的理由。

密码写成的卡片，德军的Enigma密码和图灵机对于世人而言都是难以理解的“谜”。图灵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的这些“谜”对他本人而言并非难题，但却同样的无法言说和向世人解释。

（二）暴力

在图灵不同的人生阶段，暴力始终以不同形式环绕着他。学生时代，同学们把图灵钉进地板来恶整他是图灵对暴力的初次体验。这时的暴力是以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绝对方式出现。图灵意识到“为什么人们喜欢暴力？因为暴力让人们感觉良好”。同时，图灵也发现，暴力带来强烈的满足感的同时，暴力行为让人变得异常空虚。因此，图灵对待暴力的鄙视态度使他决不以暴制暴，相反，他多方面寻求个人安全和解脱：少年时代是和马尔孔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找快乐，青年时代是忘我地工作，中年时代是科学方面的执著探索。

影片中指挥官丹尼斯顿是冷暴力的代表。丹尼斯顿对图灵表现出来的冷淡、轻视、疏远和漠不关心，极易使他人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对于这个科学门外汉而言，为政府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中一个非常小的齿轮”，这个系统需要的是“秩序、纪律和严格的服从”，作为一个“齿轮”，图灵只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而不是申请10万英镑去制造一个不知结果如何的机器。因为研究方向与传统的逻辑运算迥异，指挥官丹尼斯顿数次质疑图灵的研究。当传闻称小组内有苏联间谍时，丹尼斯顿首先怀疑图灵，在他眼中，间谍非图灵这个“孤立者、没有朋友或家人、傲慢的家伙”莫属。虽然最终没有逮捕图灵，但丹尼斯顿始终虎视眈眈：“内政部可以保你，但你迟早要犯错，而我早晚会抓到你，以叛国罪绞死你。” 与丹尼斯顿的语言互文，影片中多次出现丹尼斯顿注视图灵的眼神：冷漠、鄙视、疏离。

在图灵生命的最后阶段，英国政府则是法律名义下的暴力执行者。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不仅是一种伤风败俗、不可容忍的法定罪行，而且被看成是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同性恋有着非常残酷的制裁： 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政府强制进行化学（注射雌激素）。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能顾及面子，图灵选择了注射雌激素。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雌激素产生了包括不断发育的各种副作用，使图灵在身心上受到了重创。[3]

狄更斯曾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4] 图灵的科学思想和发明无疑是成功的――历史学家估计，图灵机的发明使二战结束至少提前了两年，拯救了1400万条生命。另一方面，他的科学思想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却不为社会所理解，有形的和无形的暴力贯穿图灵短暂的一生。叙事象征的互文全方位地展示了人类的强权和 无知。

四、结 语

图灵离开人世时只有41岁，正是他作为科学家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在社会压力和肉体摧残的双重打击下，图灵选择自杀无疑是选择了解脱，选择离开他超越但无法为人所理解的社会和时代，选择用死亡来直面他无法掌控的人生。

影片中的人物安排、叙事情节、叙事象征高度互文使得图灵的悲剧主题不断深化，少年、青年、中年三条线索构成的三个时空不断交错打破了普通人物传记展开的时间顺序安排，比书面的传记文本更加立体、鲜明，也更具视觉冲击力。电影中的“谜”和“暴力”的互文性叙事象征对电影主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电影引发了观众深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01）.

[2]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之图[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3.

[3] [英]安德鲁・霍奇斯.艾伦・图灵传[M].孙天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宋兆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