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章】在伦敦与往事和解

WHO IS IT 吴成章，篮球运动员、教练员，中国最老的国手之一。

这是一场时隔64年的重逢之旅。从以54：25的比分大胜英国队、结束1948年伦敦奥运会全部比赛的那一刻起，24岁的中国男篮左前锋吴成章就开始等待这场重逢。他实在等了太久，64年，比很多人一辈子活的岁月还长。

平淡无奇的等待岁月里，吴成章一个人出门坐公交车去打桥牌，一个人起床锻炼，有时候和老伴看看电视，与此同时他还在默默积蓄力量，用一种原始的收效甚微的方式，搜集64年前的比赛信息，在脑子里琢磨怎么写一封信。

他说，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起，中国恢复参赛后的每一届奥运会他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知道2008年奥运来到北京，他想自己“能不能到自己国家办的奥运会去看一看”。

想来想去，他决定行动。这个1924年出生的人，“与国家联络”只知道一种方式：写信。

收不到回信的人

第一封信写于2007年。在电视上看见北京奥运会选拔火炬手，吴成章按捺不住激动，寄信给国家体育总局申请参与火炬传递。

“年轻的时候去了，年老的时候能再去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讲死而无憾。我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我信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在往后5年写的每一封信中，吴成章都提到了“死而无憾”。

一直到冬天火炬手选拔结束，吴成章始终没等到回信。他托在体育系统工作的大儿子、原八一队男篮主教练吴昕水打听，结果是“名额太紧张，没办法”。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境内火炬手名额为1.94万人。

这件事伤了吴成章的心，“拿火炬的人可以说千千万万，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和体育一点不搭界的都有，唯有参加过1948年奥运会的没考虑”。

不能传火炬，看开幕式总可以吧。他心想鸟巢能装10万人，还能装不下他一个老运动员？2008年临近奥运，吴成章又写信了。

信寄出去，再次陷入等待之中。仍然没有回信，连孩子打听到的理由都如出一辙—“开幕式票实在太紧张”。

经历两番没有回音的等待，吴成章错过了家门口的奥运会。和过去一样，他在电视上把奥运看完了。

吴成章的大儿子、大女儿、孙子、外孙女都住在北京，多数从事体育工作，大儿媳妇李莉拿过1973年世乒赛的混双冠军，孙子和刘国梁是在八一队时的队友。被问到直接让儿孙买张开幕式门票不是更简单，吴成章有点情绪，“国家请我去那么我去，人家不请我，我死乞白赖非要去，这就没味道了，对不对？”

说归说，吴成章别别扭扭，还是给大儿子打过电话。听完父亲的心愿，吴昕水说：“哎呀，爸爸，你年龄大了，现在你顺其自然吧。”

国家不请他，家人也不请他，吴成章只能选择“顺其自然”。

“其实家里人好多不赞同，开幕式入场要等几个小时，大热天，他84岁的老头受不受得了？”外孙女告诉《人物》记者，“而且他告诉我们时，票提前3周就卖光了。”

回信不一定有，但下一届奥运会一定会来。“我就是想去，我知道每四年一次奥运会嘛。”提前一年多，吴成章早早把老钢笔、旧信纸找了出来，“我还写，一届不成，我两届。”

2011年7月30日傍晚，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364天，这是习惯7点就洗漱上床的吴成章看睡前电视的时间，这一天他没开电视，家里很安静，他掩上卧室门，拨了拨床边小桌上堆着的衣服，好腾出铺一张信纸的地方。

吴成章的钢笔正楷工整、清秀，他写了好几天的信终于写到最后一段。“我自知来日无多，有一个晚年的梦想，参加伦敦奥运会参观团……以上是我的一生中唯一向上级领导部门的请求，渴望批准圆我之梦，我死而无憾。”

他把这封3页长、详细写清一生体育履历的信对折放好，关了灯。“要不要找文字好的人看一眼”，他心里迟疑了下，“就这么样吧，老找人帮忙找厌了。”他有点失眠，心里想，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

信被投递给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国际奥委会、国家篮球管理中心。

一切就像一场4年一轮回的噩梦。和4年前一样，石沉大海，这些信从世界上蒸发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如果非要说不同，这一回，吴成章在投递前把信复印了好几份。这是他为梦想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不行，他好留个念想。

伦敦欢迎你

每天下楼查看信箱已经成了吴成章的固定仪式。那封被他无数次想象却从未真正到来的回信，使这场仪式显得有点残忍。奥运一天天临近了，他的心情越来越微妙。

有一天吴成章打桥牌时，他和长寿桥牌协会会长汤伟璋聊起自己的故事，汤伟璋一下子就被打动了，他觉得“不是一个非分的愿望，他并没有提出出格的要求”。和对电脑两眼一抹黑的吴成章不同，汤伟璋喜欢上网，他决定尝试另外一条路—直接给奥委会主席罗格写邮件。

吴成章情愿依靠组织和国家，而不是这种被他称作“国际网联”的路子，但也没有更好的指望。

汤伟璋却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翻拍吴成章1948年比赛的老照片，整理文字材料，查国际奥委会邮箱地址，拜托一位也是牌友的英文教授撰文，很快把邮件发了出去。

与之后以讹传讹的说法不同，事实上，罗格也没有回信。这番努力被吴成章在北京的外孙女听说，不跟外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他的那种渴望的感觉，她决定接力，参与到写信的队伍里。

这一次，照片、文字材料和信一起被打包好，快递送往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寄出的那一刻，觉得尽完心意了。接受采访时，她承认自己“根本没指望有回音”。

没想到只用了一周，伦敦就向吴成章打开了欢迎的大门。

接到电话时，吴成章打完桥牌回来，正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看电视，他“一下子难以相信”，一遍又一遍问“真的？真的吗？”知道外公耳朵不好，说多了他也听不清，只管扯着嗓子喊，“是真的！外公！是真的！”

吴成章高兴坏了，但是又多少有点尴尬。他获得一个不期然而然的惊喜，就像在五指山下压了500年的孙悟空，心心念念观音口中的唐三藏来帮他脱困，最后却被一个偶然路过的番僧搭救。

“没有想到，根本没想到的，中国人都不让我去，我怎么能去啊？”他说。

后来的事情还是一波三折，先是找不到有时间、懂英文愿意陪他去的家人，再是办护照和使馆沟通不顺，吴成章的心落下又提起，直到他54岁的“学生”、前上海女篮队员李芳答应陪同，而后两人拿到加急护照的那一刻，他悬起的64年终于有了一个着落。

8月3日出发，头一天晚上，吴成章把心脏、皮肤、肠胃方面一大堆平常吃的药整理好。他想起了什么，连夜写下一张字条，提出“如果自己出现任何意外与李芳和英国领事馆无关”，他把字条掖进行李包，没有睡着，迷迷糊糊挨到天明。

光辉时刻

来到吴成章家朴素的客厅，一眼就会被沙发对面的玻璃柜吸引，那里陈列着他所有的光辉时刻，提示来访者他生命的两个节点：1948与2012。为了给“大时刻”腾地方，“老上海”吴成章的茶叶、洋酒、咖啡碟、高脚杯不得不挤成一团，缩在侧面和底层的小格子里。

最中心的位置，两面小国旗相互交叉—五星红旗和米字旗，悬挂在一只写有“london2012”的篮球上。

这两面小旗是他64年前的对手、85岁的原英国男篮队员普莱斯送的，两人都参加了1948年奥运会，一起在球场上打过同一场球，打得刚好都是对位的前锋位置。8月5日上午，英国领事馆搭桥，为两位“老朋友”见面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说是老朋友，其实就打那一场球，谁也不认识谁。”吴成章说。他率先跟普莱斯打招呼，“普莱斯先生，老朋友初次相见！”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

“64年以前，你们输给我们了，1948年8月11日。我说普莱斯先生，我说你记得吗？他笑笑，记得有这场。我说多少比分啊？他想不起来了。我说我们赢你们29分，54∶25。”吴成章很得意。

个人发言环节，普莱斯兴致勃勃，又拿出64年前比赛时的球衣和帽子。而吴成章只有一张BBC当时拍的照片为证，他觉得有点伤面子，倒不全为自己。“他有的衣服我都有，抄家都抄掉了，‘’时，全抄光了。可我不能这样讲，我不能讲。”普莱斯侃侃而谈的发言不断地刺激着他，这个英国老头参加了火炬接力，还参加了开幕式，“可他1948年好像只是个替补队员”。

会后他被安排与普莱斯乘坐“伦敦眼”摩天轮，英方安排了记者同乘采访却没有安排翻译，语言不通，两人比画了一会儿，齐齐装作看风景。

他安慰自己第二天还有中英男篮比赛可看，没料到，64年后的中国队没有了他年轻时代的威风，“看了以后气坏了！”

领事馆给吴成章订的票原本在最高的看台上，他艰难地挪步向上攀登，爬到一半，心里郁闷这么高他怎么看得见时，李芳猛地一拍他，“哎，你快听，人家在广播你，说今天来了一位1948年来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叫吴成章先生。”

接着有工作人员请他到下面的贵宾室。 吴成章说：“坐在我身后的是英国篮球协会主席，看了一会儿姚明也过来打招呼，说比赛结束后拜访我。我赶紧找个小纸头记记，一会儿跟姚明好谈谈感想。”

结果他看得一肚子牢骚，“如果这个球当时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子。投篮（不断地）被人家盖帽，我一生中间没有遇到这种。可以说，羞耻。”

他扬名英伦的那个时代即便在篮球场外也寻不到什么踪影了：64年前吴成章他们打赢英国队的那个篮球场已经改建成超市，那时因为住不起奥运村而搬去住的职业学院，因为他记不起名字也无从找起。他还有一个心事，当年里昂饭店的华侨老板曾经宴请中国篮球队，那是他们整个奥运之行唯一一顿大餐，他想去跟老板说声谢谢，如果老板不在人世，就去跟他的子女道谢。他最终也没有找到里昂饭店。

只有一次他重游“苹果市集”，他看见的伦敦和记忆中居然“一模一样”，连沿街摆摊的意大利面也飘着和当年一样的气味。他恍惚回到1948年，比赛间隙和队友溜出来玩，几个穷年轻人东看看西看看，不真的买什么却高兴得很。

他在这一快乐的时刻感到一阵孤独。队友们都离开人世了，唯一还在的李震中瘫痪在床，他们都无法来分享他的快乐。

“哎，这10个人，我的队友们！这个在新加坡，死了；这个在上海，死了；这两个在台湾，死了；那两个在菲律宾，死了，都死了……就剩我们俩了。”他从里屋找出一张1948年的黑白照片，上面10个小伙子朝气蓬勃，他一个一个指着，谈起每个人的命运，语气有点埋怨。

一周的旧梦重游，敏感的吴成章注意到许多细节。比如他曾经属于“中华民国代表团”，英国政府对媒体宣传时刻意淡化了这一点；比如他从来接他的车子和赛场上突然响起的广播推断出，负担他费用的其实是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旅游局，而不是他一再道谢的领事馆；比如他被频繁带到景区“说好话”，天天拍照见记者，他觉得自己广告也做足了，英方应该“很满意”。但此行英方也让他“扎台型”（上海话，争面子）—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接见他，不是讲个话照张相就算，是亲自陪他楼上楼下逛展厅，给他讲解，对比64年前出发伦敦前被副总统李宗仁接见训话那一幕，他觉得“这待遇受宠若惊，有点过了”。

吴成章出发前写的“生死状”李芳没拿，英国领事馆也没拿。8月11日早上，他平安回到家，洗了个澡就睡了，他太累了。

除了媒体蜂拥而至，没有几个家人、老朋友前来祝贺。他只给外孙女买了一件风衣，“因为这次能去主要要感谢她”。他知道带与不带，儿孙们都不在意，其实去和不去他们也不太在意。

他们希望他安稳待在家里，一把年纪了，别折腾。

我的一生，好也在它，坏也在它

吴成章穿着刚从伦敦带回的奥运T恤，看了看窗外，暮色已经降临，他感到这是他可以和往事达成和解的时候了。“我心里的事情这一次就解决了，过了算了，都算了。”

“我能活几年？老实讲没多少年了，对不对？再过4年，我九十几岁，我能活到吗？就是能活到，能像现在这样子吗？能去吗？所以如果伦敦去不了，我也就结束了。”吴成章说。

1948年从伦敦回来，一下飞机，球队就地解散，吴成章回到香烟厂工作。因为代表出征奥运，又有好多队友朋友在台湾，建国后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他“一个也没落下”。

“你能想到什么？球队解散？抓起来？戴帽子？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游街？挖河堤？养猪？修三峡？这些都有。家人也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媳妇都受牵连。”吴成章数着年份陷入自言自语，“好多老朋友自杀了，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我的同学，没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在伦敦，英国记者问题尖锐，他们问他对昂贵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怎么看，对举国体制怎么看，他说，“我要提前做好多功课，看好多资料，想出来怎么应对。我不能为中国抹黑。”

“我向国家申请了，国家不让我去，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毕竟我曾经代表，这是事实。”他觉得，“要多从人家的角度考虑”。

在吴成章离开英国的前一天，一个被他后来看作人生至高礼遇的一刻到来了：这一幕发生在8月9日的伦敦，华尔道夫-希尔顿酒店内高朋云集的“中国之家”，为奥运健儿办的庆功宴上。该酒店是奥运会期间中国奥委会的接待中心。

主角是代表中国的伦敦奥运英雄—乒乓球男单冠军张继科24岁，羽毛球女单冠军李雪芮21岁，乒乓球女单和团体赛冠军李晓霞24岁，羽毛球混双冠军张楠22岁，羽毛球混双、女双冠军赵芸蕾26岁—一水儿的金牌运动员，以及，88岁的吴成章。

大使刘晓明致辞，“我们今天请到了64年前曾经来到伦敦参加奥运会，为国家出力的老运动员吴成章。”

“为国家出力”，怕《人物》记者没重视，吴成章坐直了身子，一个字、一个字重复道。

“讲这个话真的不容易，”回国已半个月，他仍然激动，“大使这么讲了，就说明‘’的帽子摘掉了，我不是作为一个罪人，我是为国家出力啊！”他随后陷入一种伤感的情绪，“我觉得没过分，我是为国家出力，我们打了7场球，赢了5场，对吧？是出力了。”

吴成章在这个场合见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刘鹏，刘鹏知不知道他是谁？“我的材料没送到他手里，”他说自己只能这样想，关于那些写给刘鹏的信，“我一句都没讲，我怎么好提呢？我不是小孩子了。”

激动的吴成章只是上前跟刘鹏说：“我们那年来的时候有45个人，现在死得只剩下俩，我代表40年代的老运动员（向这届奥运健儿）表示敬意。”

“噢，好好好，来，照相照相。”刘鹏把奥运冠军们叫来和吴成章合影，后来大使、刘鹏、奥运冠军上台合影时，也叫上了他。

吴成章不断地和他口中的“英雄儿女们”拍照、交谈，拍照、交谈，全场只有3把椅子，他起初推辞不坐，但刘鹏坚持，“是他让我坐的”，吴成章很看重这一点。

“1948年奥运会是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好也在它，坏也在它。”他说。

吴成章说他经常梦到1948年奥运会，他在球场上一个人运球，从后场一直运到篮底下，没有一个人能抢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