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综述

摘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内生，文章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理论两方面对已有文献做了相应整理，以期对已有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促进

一、 经济增长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经济增长理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支撑。其中大多数的讨论都可以归纳在以下生产函数的框架之内：

Q为实际总产出，K为不包含基础设施的总资本投入，KI为基础设施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A（.）为标准生产系数。假定基础设施是一种纯公共品由政府通过一种非竞争、非排他的途径提供。KI在F（.）中通过政府购买函数G（.）的形式表示，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额外的变量，这在宏观经济的文献中较为常见（Romp & de Haan，2005）。

然而，已有文献中有学者提出可以在生产函数中单独将基础设施包括在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符合纯公共产品的特性，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通过市场来提供，具有典型的私人产品特性。其次，即便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基础设施在运营期间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与单位价格并非严格的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所以，将KI当成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变量需要基于一个假设，即企业可以根据其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Duggal，Saltzman & Klein，1999）。

在此观点下，KI在生产函数中应该通过（G（KI）=I（KI））来体现。I（KI）是一个中间投入变量，KI的增加使得企业生产函数中的其他相关中间投入如交通、通讯等的成本降低。Hulten，Bennathan和Srinavasan（2005）将这称之为基础设施的”市场调节效应“。

此外，在方程（1）生产函数的参数A中包含了两种增长效果：一般正外部效率的提高，表示为θ，可以称之为”直接效应“；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积累的正外部效率提高，也可以称之为”间接效应“。

1. 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不论是将其当成纯公共产品还是一种中间投入的形式，都涉及到生产效率问题。在一个标准的生产函数中，基础设施投入的加大也会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这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要取决于是否达到规模效益。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互补性直接效应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可以考虑对参与某些偏远地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提供的私人资本开放例如电力、通讯等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进入权限。

但是很显然，基础设施的融资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如果这些资金是来自于政府税收或者从国内金融市场的借贷。

2. 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要更为多样化，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私人资产的使用寿命。这是一个重要但是较少被提及的方面，即维护已有基础设施存量。有学者认为相比新建基础设施来说，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于维护已有基础设施来说是不利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Rioja（2003）假定维护已有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税收，而新建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国际贷款。很显然，新建基础设施对于官员来说更加具有“政绩表现”，同时相比加大对已有基础设施的维护上来说也显得更加的“短视”，因为一味的新建而不注重维护会使得已有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逐渐下降（Maskin & Tirole，2006，Dewatripont & Seabright，2005）。这种维护水平的缺失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降低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Rioja（2003）在外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另一方面，带来了更高的运营成本，同时也使得私人资本投入的耐用期减少，例如私人卡车在破烂的公路上行驶或者私人机器连接上电压不稳定的线路等，都会减少其使用寿命。

（2）调整成本。这一观点主要由Agenor和Moreno Dodson（2006）归纳得出。对基础设施的改进最少可以在两个方面降低私人资本的调整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减少私人对于某些替代性机器的投入，例如发电机等。这一假定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公司层面调查数据的经验支持――如Lee，Anas和Oh（1996）以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为样本，Alby和Straub（2007）以拉丁美洲为样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以乌干达等国为样本分别做了相关验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其提供的服务更加可靠，这样便减少了企业为预防某些必要出现故障而准备的替代性支出，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支出，但是也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如Reinikka和Svensso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投资生产那些替代性设备的企业规模要更大或者利润更为丰厚，那么这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可能会导致私人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3）劳动生产率。这一效应来自于假定信息传播及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得用于工作交流沟通上的时间减少，这样可促进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微观经济学上很多文献都指出更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可以促进民众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在短期可以使得已有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在中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民众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5）经济的规模与范围。已有文献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证表明，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更好的存货管理水平以及不同的经济集群模式（Hulten et al.，2000；Baldwin et al.，2004），此外，还可以促使各类型的机构出现专业化分工，并促进在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创新的投资力度来应对市场变化，而相应的，更有效的信息流入会使得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带来更为有效率的市场出清（Jensen，2007）。

二、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由生产函数中的两个要素组成：排除了比较优势的资本与劳动力。生产包含两部门：传统部门（一般指农业部门）在固定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可自由交易的产品，现代部门（一般指工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此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程度不同。这类文献还进一步区别了“先天自然”如是否蕴藏丰富的石油、是否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在吸引公司选址及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上与“后天自然”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先天禀赋”如何促进区域化的聚集，以及政策干预如对相关公司进行补贴，或者人力资本及基础设施条件的积累等“后天禀赋”如何对区域化的集群产生影响。

经济地理学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认为经济活动的“后天自然”是区域分散和聚集之间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技术条件上来看，区域聚集的驱动力来自于工业部门的企业内部或者外部的报酬递增。内部的报酬递增可能是由于反向的需求链条所引起，经常称之为“市场准入效果”，或者“国内市场效果”，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会将其生产经营活动置于靠近更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区域，也可能是由于正向的成本链条所引起，在此情况下企业要素投入价格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企业聚集于特定的区域内。

交通成本是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多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这一部分被简化为“冰山”成本，即假定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货物会逐渐“融化”掉。由此可以看出，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驱动力都会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减弱。例如，“市场准入效应”会随着本地与外地市场交易成本差异的缩小而减弱，但是对于公司本身来说，市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同时也会使得工资效应逐渐减弱。在大多数模型中，当交通成本很高时，区域分散的驱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交通成本下降，区域聚集的驱动力将会逐渐增强（Baldwin et al.，2003）。

上述讨论的经济活动长期地理格局，但是这些模型用来分析区域政策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公司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最多只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其次，在这些模型框架下，工业部门的聚集总是处于一个“输赢情境”。显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经验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之上。

Martin和Ottaviano（1999）将经济地理学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建立模型来解释一系列政策问题。这些模型均假定企业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来克服边际收益递减，此外，还遵循一个在实证研究中证明的假设（Rosenthal & Strange，2004），即地理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且这些外溢效应只存在于本地区。内生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区域聚集的驱动，而知识的外溢性代表着一种区域分散的驱动。

在这些模型中，Baldwin等（2003）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基础设施政策的结论：在地理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空间上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整体的快速增长中有可能包含局部的由工业聚集带来的静态损失，所以有可能存在一个全局性的动态增益，而局部的利益并没有明显的受损。然而，这一结论将会取决于区域聚集的程度是否处于最优水平。

三、 公共部门需要市场与政府融合

公共部门的产品特征和技术特征决定了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低效率的，有必要保持政府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保持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

从主流的新古典理论观点来看，政府与市场分别作用于不同类型的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公共市场中，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这其中包含的观点是，只要市场可以做好的都尽可能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或者出现失灵的，则通过政府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是大量的低效率、寻租、分配不公平等问题的出现，表明市场机制可能失灵，政府的干预同样也可能出现失灵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的经验是，政府监管需要同市场机制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管制的代价。在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的领域，就需要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之间进行互补与协调。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手段的结合。任何一种监管手段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各个企业的应对行为，这些应对行为同时又会反馈到监管的手段上，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产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是监管手段与规则的结合。围绕公平和效率，以效率为标准，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保障市场秩序和分配的效率。在公共部门当中，市场的不完全程度更高，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干预。

新公共理论所倡导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理论是实施PPP的理论基础。对于政府和公共部门而言，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其基本职责，不存在选择的机会，而采用什么方式，由谁来生产公共产品则存在可选择性。PPP模式只是改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却并没有改变公共产品的基本性质。这就为公共部门和私方部门在PPP中的职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部门在PPP中虽然不再直接生产公共产品，但公共服务的责任仍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在PPP中至少承担三种职能：（1）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须保证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符合标准，一旦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公众需要，或在公共服务活动中出现重大事故，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2）作为PPP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应承担规则制定与执行的职责，包括法规政策和PPP规则程序的制定，违规行为的纠正等；（3）作为公共服务的采购者，公共部门主要承担确定采购标的、选择合格的私人部门、签订与履行合约等职责。要履行好这些职责，要求政府主管部门由传统的“经营者”向“监管者”转变，由传统的“命令―控制”的管理理念向“经济―激励”的服务导向转变。

私人部门作为PPP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需向公共部门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其主要职责包括响应公共部门的采购协议、参与竞标或其他遴选程序、合同签订和履约等。这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无异。然而公私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意味着公共服务供应商是一个承担了社会责任的经营主体，虽然它本质上仍是一个商事主体，盈利依旧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这使其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两重身份，进而决定了私人部门获得利益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相比，PPP中的私人部门要想获得利益，就必须接受比一般商事活动主体更多的限制，如在产品或服务价格制定方面受到监管，公共产品的利润率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其经营或生产的部分信息应向社会公众公开等。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私人部门还必须按照合约规定，对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总体来看，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由原来的平行关系日益转变为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关系。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来在纯公共领域不可分的投资逐渐变为可分的、可竞争的投资类型，市场力量在公共部门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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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四虎（1972-），男，汉族，甘肃省秦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周大鹏（1986-），男，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