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政府旅游管理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经济学中产业经济学、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相关理论，论证了市场调配资源与政府主动干预的必要性，并按照政府旅游管理之前、管理过程中、管理政策制定后的顺序总结了我国政府现存的三大旅游管理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解决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 旅游管理 政府职能

引言

随着旅游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在旅游业管理中的职能问题逐渐被提上议程。而经济学中存在两种对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观点：一种强调自由主义，即放任市场调配资源，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去向，尊重市场的自发力；另一种强调理性决策，如著名的凯恩斯学派所支持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干预调配资源，决定资源的去向。

当前国内旅游业已经处于急速发展的状态，相关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此时探究政府在旅游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旁观者”还是“干预者”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基于部分经济学理论分析政府在现在的旅游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建议。

政府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

1.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产业的数量、结构和水平均衡发展、不断提升而促进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过程。产业数量的发展即为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成长、成熟，产业相关经营者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过程，伴随着此过程必然会出现国民经济某些衡量指标总量（如GDP）上的数字增长；产业结构的发展是指以产业数量的增长为前提和基础，不同产业通过分配有限的生产要素，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结构份额不断优化从而引起产业逐渐兴起的过程；产业水平的发展则是指存在于某一产业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等综合指标的不断提高过程。以上所述的产业结构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这三方面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低水平层次，与其他两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不配套状态，那么此产业发展所促成的经济增长也会是畸形的增长。

2.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致力于研究出可以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最大化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资源配置秩序。产业组织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如何合理分工以节约社会成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剑桥学派、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分别在产业组织理论的雏形中注入了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进一步研究和从交易费用、产权理论等角度出发对产业组织演变的新解释。产业组织理论的探究和进步有助于政府引导产业合理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

在一定意义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诸多现实案例也进一步证明了，通过产业政策的相应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并非恒久不变，事实上它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各国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某种情况下，实施政府干预的硬性产业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减少政府干预度，实施干预程度较小的软性产业政策。

（二）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是指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存在局限性，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由于实际中缺乏严格符合假设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而政府也并非“理想政府”。因此对于资源的配置而言，无论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或是单一的政府干预均会存在不足之处。

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述中，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信息不对称，公地悲剧，负外部性。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也证明了，完全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常运行既需要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又不能完全放任其自发运行。需要政府的适时干预，针对市场调配的缺陷制定出相应的调整政策。

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也不一定能解决一切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自身宏观调控方式不当，力度掌控不足或过度，导致政府干预无效而无法弥补市场失灵情况。其次，政府干预引来企业寻租行为，本来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后，社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足或决策能力的局限性都增加了政府决策干预失误的几率，进而导致政府决策失灵。

因此在现实中，市场不万能，政府政策也不是“灵丹妙药”，只有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最优组合，才会达到更好的经济调节效果：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

政府旅游管理的现存问题

本文按照政府旅游管理之前、管理过程中、管理政策制定后的顺序总结了由政府管理现存问题：

（一）旅游管理实践先于理论产生

我国政府在实施旅游管理之前，缺乏指导实施具体管理行为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旅游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缺乏配套管理理论基础的实践，自然所执行的政策无异于“空中建阁”。与旅游产业演进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理论研究的滞后和支撑不足直接导致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应对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的策略无法出台。旅游法的规范难以快速确立等。

我国旅游法从1982年起数易其稿，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薄弱的理论基础无法支撑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1982年，国家旅游局召集诸多专家，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小组和工作小组，希望完成旅游立法方面的初稿。但其后经历二十余年，修改十多次，此法仍然迟迟难以出台，直到2013年才正式颁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立法机构与法律界高层意见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旅游法制研究方面的专家较少，故而旅游立法工作只好长期停留在筹备阶段，然而现实中的旅游管理行为却在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刚性统一忽视差异化诉求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默认的机制为“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具体负责，部门互相协调，各方联动执行”。这样的政策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随着各地旅游资源差异的不断扩大，曾经的“刚性统一”政策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地区旅游管理中的问题，各地政府开始发出“由统一化到差异化管理”、“由刚性转向柔性政策”的诉求。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进行旅游管理时，希望尝试造就地方特色、符合地方风格的管理模式改革，却常常由于与中央要求有所冲突遭遇改革阻力，在诸多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管理中缺乏自，受到的上级政策束缚较多，面临着改革的重重困难。

（三）交叉利益难以协调

我国的旅游多头管理模式造成了诸多部门交叉利益的存在，因而在诸多管理政策出台之后、实施当中，部门对旅游管理的相关规定无法达成执行一致性，存在诸多争议。事实上，由于我国国家层面下达的很多政策具有普适性，不具有直接操作性，需要其中涉及到的旅游产业相关部门经过协调后制定出具体详细的条规，更加剧了再协调过程中的部门博弈。例如，2001年国发9号文件初时起草中提出了对入境旅游者实行退税制度的建议，其后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坚决反对，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有可能触及到某些部门的利益，进而造成一些旅游管理有利政策的流产。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牵涉到的利益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对我国政府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旅游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旅游管理的实践路径

（一）区域联合推进理论研究

根据区域旅游资源的特点，促成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的形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旅游业推进的现状，利用区域高校分布优势，邀请专家学者对不同区域在旅游产业定位、旅游市场细分及选择、景点定价机制、景点开发策略、推广营销政策等相关专业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由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积极开展专家讨论会，解决政府在实际旅游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除此之外，重点关注与我国旅游发展演变过程相似或相近的国家，借鉴其政府在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措施，为我国的旅游管理服务。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化相对较为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因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征。鉴于旅游产业原本便是一个经济依附性较强的产业，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出较大差别。所以在对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管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当地的特点，研究出针对性较强的理论，以便其可以真正地指导当地政府开展旅游管理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出一些具有通用性的“纸上空文”政策，对于现实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除了对区域差异化的研究外，研究重点还要考虑到民族差异、边缘地带的管理方法，使理论具有一定的弹性。

（二）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

目前，我国各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虽然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劣势决定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和旅游资源营销的主观原因。国家应当鼓励差别化管理，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推进区域旅游业差异化演进，进而协调各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适度授予地方政府对旅游管理的自：首先，在旅游产业弱势地区、保持优势地区、强势地区，中央应分别斟酌对地方政府的授权范围，对于弱势地区可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力度。中央需要重视自身的导向性作用，对旅游产业弱势地区政策有所倾斜，帮助这些区域逐步建立政府旅游管理体系。而对于其他两类地区，可在实地考察后决定授权力度。其次，中央应在优惠政策的放开上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授权。例如，在货币手段方面，鼓励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旅游开发融资；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项目安排导向性低息贷款；鼓励中小旅游企业的发展；为乡村旅游经营户以村民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等。

（三）促进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短时间内要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模式要触及各方利益，基本不具有现实操作性。所以对于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各当事方需要互助合作。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协作进步。互助共赢。旅游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是整体部门共同合作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个部门的努力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部门、市场盈利机构参与主体、各个非盈利机构共同协商建设，从而逐步形成多中心管理模式，并不断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新的要求，促使政府创新其管理组织结构。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参与方修正、完善管理过程，与政府合作，以共同利益的谋取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并通过创建有效官民反馈机制，政府及时汲取民众对旅游管理模式发展的意见，综合各方意见，由政府主动承担大部分责任，协调各利益相关部门的冲突。

结论

我国的旅游业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具有强有力的后发优势，正由旅游资源大国向旅游资源强国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决定了政府应当在旅游管理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当前存在的一些管理问题是制约政府发挥作用的巨大阻碍，亟待解决。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应当在以后的旅游管理过程中体现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观察市场动态，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有效结合市场、政府共同的调节机制，为我国当前的旅游管理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就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国际竞争力问题也必将得到初步解决，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