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决定的过程分析及就业创业教育的介入选择

时间:2022-02-24 08:03:27

【前言】从业决定的过程分析及就业创业教育的介入选择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作者简介]1.邹云龙,男,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2.韩秋红,女,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长春130024) 一、从业决定的一般过程 准备从业的大学生所面临的...

从业决定的过程分析及就业创业教育的介入选择

[摘要]根据扩展的预期效用理论,可以将从业者在就业创业中的选择看作是基于预期效用和实现概率的判断。预期效用由价值偏好决定,价值偏好受信息基础、社会资本和符号反应三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为此,就业创业教育应在澄清价值偏好、扩展信息基础方面加以完善,从而提高大学生做出从业决定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从业;就业;创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G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81-05

[收稿日期]2012-03-20

[基金项目]200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09JZD0034-2;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YJC710083;2011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M04。

[作者简介]1.邹云龙,男,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2.韩秋红,女,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长春130024)

一、从业决定的一般过程

准备从业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第一次选择——无论艰难还是轻易——通常是就业或创业,做何种决定,取决于他对从业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各种后果的想象与评价。用经济学的话说,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取决于决策主体在哪一刻预期哪种决定可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根据贝克尔的看法,人们对此种效用的判断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不是基于传统的效用函数,而是基于扩展的效用函数。因为其中必定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个人资本存量,即由价值观念所决定的那些对生活方式和人生意义的理解。

对于价值,小密尔定义为“感受到的重要性”。在怀特海概括的人类思维的一般次序中,也把“感受到的重要性”置于“表达”之前。在现实情境中,全部重要性通常是一组感受。例如,人们对就业的重要性感受可能包括确定性、稳定性、清晰性、手段性、可预期性等,对创业的重要性感受可能包括自主性、开创性、挑战性、目的性、成就感等。同时感受到的全部重要性构成了一个人对从业状态乃至人生整体判断的价值序列。不同个体的价值序列不可能完全相同,同一项价值对不同个体也可以有不同的效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或同等强烈地想要某种东西”。于是人们在从业选择时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人生偏好,即所谓“人各有志”。由已知价值偏好和生活经验,人们在头脑中可以演化出各种(1-X)就业或创业行为可想象后果(是人发展过程的凝集,而非某时某刻的特定后果)的集合,包括物质生活条件、自由程度和自我实现水平等因素在内的可想象的人生,同时判断各种后果的效用和出现的概率。如下表:

把效用和概率的乘积再进行排序,就得到了一个关于所有备选决定的序列,排在最高位置的,应当是从业决定的首选。这就是最早源自拉姆齐的论文《真理与效率》的预期效用函数的最简洁算法。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样几种典型情况:

(1)高概率和高效用:一份异常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例如公务员),对某些人而言具有很高的效用,并且只要获得这一身份,即便晋升缓慢,获得高效用的概率仍然足够高。

(2)高概率,和低效用:即便可能谋取一份高收入的稳定工作,但它对主体却可能只有很低的效用,因为囿于常规、日复一日的生活,实在难以释放和慰藉创造性个体的那些蓄积已久的激情和那颗不安现状的心灵。

(3)低概率和高效用:尽管创业成功是低概率事件,但它的从业过程对某些人而言具有足够高的主观效用,使他对创业行为的后果评价可能远远超过一份高收入的雇员工作。

上述几种情况只是主体在决策一刻对就业或创业后果的预期。预期并不会到此结束,它还会沿时间轴一直变动下去。例如,一个职场老手预期创业成功的概率,可以远远超过他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事业辉煌的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负或创造力的枯竭也可能让他身心憔悴,从而极大地降低效用水平;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雇员也有可能幡然领悟了创造性生活的意义,从而有了足够的勇气投身创业,毅然决然地改变他的人生路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某人愉快地接受了一份工作,而有人只是不得不这样做?为什么有人会拒绝一份不错的职位而去自己创业?为什么很多人在积累了工作经验之后会突然“下海”?

这就是从业决策的一般过程。它是从业者的判断力对各种可想象后果进行评价后的比较择优。评价包括效用和概率两个方面。其中,对概率的判断取决于主体的理性能力,对效用的判断取决于主体的价值选择能力,表现为从业者对所有感受到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后所形成的价值偏好。因此,从业决定是行为主体高度理性和自我意识的协同,是它们在逻辑学和思辨哲学中展开自身内容的联合运动。所以,在人类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精神现象中,从业决定是这样一种现象:它是主体在职业生涯中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意识运动,它设定了自身发展的目的和道路并在意识运动中不断演化,为的是帮助主体趋向自我实现的最大化。正如黑格尔所说:“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存在的过程中……达到一个更为完备的存在形式,使自己成为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

二、价值偏好的形成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从业决定中的价值偏好这一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我们首先要讨论人们对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两种“重要性感受”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同就业相比,创业无疑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行为,这使就业和创业具有了风险高低和经济得失上的区别。这些区别虽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们是如此直观和明显,以至于创业行为经常被曲解为由纯粹的经济动机所驱动,进而遮蔽了经济无非是“心灵得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尚的事物”的必要手段这一事实。经济的用处绝不是像它在表面中所呈现出来的范围——“仅仅涉及生活中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低级的方面”——那么简单,而是与人的自由和发展息息相关。

哈耶克在批评宣称经济与自由无关的观点时说:“这主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即认为有一些纯粹的经济目的,与生活的其它目的是毫无关系的。然而,除开守财奴的病态案例以外,就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目的。有理性的人大都不会以经济目的作为他们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它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在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就是希冀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如果将哈耶克的这一思路扩展到创业行为中,它应该这样表述:追求看似经济目标的创业过程本身,即蕴含了诸如“自我实现”、创造性生活、“高原体验”、成就感等“更高尚的事物”,同经常做好事的人会获得道德上的声望一样,经济只不过是这种特定条件下恰好表现出来的某种相应的外在成就。

哈耶克的洞见无疑帮助我们从纠缠在一起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从业动机中摆脱了出来,使我们更加简明有效地观察人们的从业偏好。如果对每个人,尤其是那些心灵对特定价值更为敏感的个体的从业决断进行持续彻底的追究,我们终将会感悟到:(1)它不是在“物”的层次上发生的,因为我们迟早都将在“此在”的层次上体会到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对我们的告诫:“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对其它的事物有用。”(2)它发生在“心”的层次,这些心性诉求源于“人应当怎样活着”的苏格拉底之问、克尔凯郭尔“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的价值省察、马克思“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和马斯洛“自我实现”的理想召唤。因此,无论创业或就业,都是通过实现环境的潜能创造人的历史和具体的发展过程,从而承载和决定着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和所能扩展出来的自由限度。这个决定无疑是个人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完成了“意志的准备阶段”并引发了足以深刻改变人生演化方向的相应行动。它不是关于一般生活问题的决定,也不是一场有关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估算,而是主体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何种路径要将自由实现出来。说到底,这是在不同的发展方式之间进行的抉择。虽然人的发展像伯格森的“生命之流”一样,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包含着在各个方向上发展的可能性,但任何发展按照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看法,都是“自由的扩展”;而且,这种自由是那种具体而真实的“实质自由”,具体而言就是人“过上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作为人发展方式的创(就)业,可以得出以下两组结论。第一,是从业者判断力的运用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选择:(1)什么是他“有理由珍视的生活”。(2)什么是过上这种“生活”现实可行的演化路径,即如何拥有过上这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第二,从第一组结论可以推知从业决定所具有的三种性质:(1)这是将由人生意义唤起的价值和理想付诸实践的决定。(2)决定的理由和行为的后果是可以或者至少不是完全不可预期的。换句话说,做出决定的能力是可以加以改进的,这意味着就业创业教育是可能的。(3)决定的理由和内容是因人而异的,不存在一概而论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从业者做出决定的那些理由?为什么从业者的就业倾向往往更加容易且普遍地形成?

第一是“信息基础”。此处的“信息基础”是阿玛蒂亚·森意义上的。就目前的教育状况看,相对于就业劳动而言,创业劳动的直接或间接体验在一般个体的生活经验中严重匮乏,以至于“信息基础”的范围限制了个体以“更知情的方式”做出判断。我们一般认为,如果观察到一个人在备选生活X和Y中选择x而放弃Y,就表明按照这个人的效用函数,X生活的价值高于Y生活。问题是,在熟知X生活并陌生于Y生活的情况下,X生活可能从未引发我们任何建设性的思考并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性的备选生活方式。

“实质自由”始终是经由选择落实的,而备选的集合明显地受制于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的信息基础。人的发展是“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依存的结果。一个无知的人是不可能自由的,基于无知的判断和选择不是自由的”。这和苏格拉底论证自由意志和知识之间的关系颇为一致。托马斯·阿奎那在苏格拉底之后提出,人的任何自由意志的前提在于对所选择(放弃)的东西的认识,人的自由就是基于知识而存在的那种必然性。马克思也说过,“意志自由,除了指用关于对象的真实的知识做出决定的能力,不指任何别的东西”。

第二是“社会资本”。在贝克尔看来,个体效用函数中的诸多变量紧密依赖于群体行为的累积效应——所谓“社会资本”。作为大学生从业的常态,个体对就业劳动的偏好宏观集结为“社会资本”,它是显著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地受个体行为影响的行为因素。按照贝克尔的分析,一个人穿什么衣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身边的其他人穿什么;同样,父母的职业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劳动偏好。就当下而言,社会资本在总体上是偏向就业的,除了传统的因素,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转型期的高贴现率迫使人们过分地追求稳定。我们知道,创业活动的发生严重依赖于创业者对较远未来的判断,越是稳定的社会越能够提供可预期的经营环境和创业目标,人们就越愿意去从事那些能提高未来效用的活动,哪怕为此牺牲当前的部分效用。反过来说,越是在支离破碎和变幻莫测的转型社会里,越没有人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稳定的价值就越高。“公务员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社会精英们对“稳定”趋之若鹜,令政府里过多沉淀并浪费了本应活跃在创造性生产领域的企业家才能。尽管政府出于某些原因而在近来不断鼓励创业,但这种努力显然由于缺少核心价值观的指引而收效甚微。

第三是“符号反应”。米德认为,在社会交往中,符号是可以表示另一种事物的事物。例如,创业或企业家这一符号,包含着远远比创办企业深远得多的含义。我们知道,由于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创业活动的个人与社会意义不能被完整和真实地呈现,而只能是残缺和扭曲地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人们对企业家身份认同感的减弱。例如,企业家个人成败易于观察但其社会意义不易观察,学校思想教育对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混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转型和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严重滞后,主流意识形态对企业家活动及创新与利润之关系不扬不弃的回避与悬置……。不仅如此,某些阐释对创业甚至完全是颠覆性的。例如,主要是由制度和法治缺陷引发却错怪到创业者头上的那些指责:“缺乏道德的血液”、剥削、投机等等。这就是企业家在本土的符号环境和被大众分享着的被扭曲了的符号意义,正是它们向后来者昭示着创业或不创业的深刻印象。

三、就业创业教育的介入选择

在就业创业教育实践中,关于从业决策的涉及,尤其是对每一个个体做出决定所关乎的价值内容和选择过程并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教育者在教育对象能够清晰陈述和澄清自己的兴趣、抱负、信仰、生活态度、人生意义以及其它许多或然价值指示之前,要么不加区分地灌输某些口号,要么灌输似是而非、不能一概而论的观点,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运动式说法:“先就业,后择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鼓励自主创业”……;要么便是急于传授缺乏价值观指引的各项就业创业的技能。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在就业压力之下,就业创业教育在实践中变得日益急功近利,表现为以提高就业创业率为目标,但在帮助教育对象做出更加符合远期效用的从业决定方面却毫无建树。诚如汪丁丁所言:“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理想的就业创业教育,必须按照行为意义一行为能力的逻辑展开它的实践:(1)如果教育对象不知道他们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和理想,不知道什么才是“有理由珍视的生活”,那么,教育应当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见识,澄清自己的价值偏好和各种行为的意义,扩展、确认据以做出决定和放弃其它价值的理由,从而提升他们预期效用与其生命欲求内在相符的程度。如乔布斯所说,最优先的是“你必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2)如果教育对象不能确切地知道如何把他们的价值和理想运用于特定的情境,那么,教育应当扩大他们的生活体验和信息基础,从而帮助他们扩展可想象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后果的集合,进而改进他们做出决定的能力。(3)最终,如果教育对象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把他的价值和理想付诸实践,此时教育就应当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提高相应的就业创业能力,从而提高落实价值和理想的“可行能力”。

虽然教育的作用难以与强大的社会力量抗衡,但这显然不应当妨碍教育按照它本来的理想和规律开展实践;况且,就业创业教育本不需要承担说教的任务,去灌输那些与社会力量一致或相左的特定价值观。教育应当秉持的信条,首先是相信每一个人对他的人生都有着独一无二和非他莫属的价值判断;其次是着眼于人“形为心役”而不是“心为形役”的发展,是为着教育对象人生的整体而不只是某些短期目标;最后是要完全摒弃观念和价值灌输的做法,以每一个学生为中心,帮助他们自主发现应该珍视的价值,发展他们做出价值选择和从业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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