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概论

【摘要】 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其理论和实证分析至今还没有统一为广大学者接受的结论。本文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汇总了国内外学者关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的研究思想和实证分析，指出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主要有水平和结构两种形式，研究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现代化假说和依附理论，实证分析的结论较多且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反。

【关键词】 FDI 水平影响 结构影响 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水平和结构两种。水平影响是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造成的东道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结构影响是指外商投资造成的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它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隐含的技术特征、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居民的跨期选择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查阅关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资料，可以得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居民收入水平效应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行了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即结构效应研究。

一、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研究溯源

关于FDI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问题，最早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G.D.A.MacDougall，1960）的有关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的理论。MacDougall通过一个2×2模型（即假定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分析了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对资本流出和流入国的经济福利影响。其是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出的结论，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国际流动的总体效应，说明了资本的跨国流动无论对资本流出国或流入国而言，都会增加国家的福利水平，至于福利在国家之内是如何分配的，并没有进行分析。

而后的经济学家对FDI是否会扩大东道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贸易的标准理论推演而来（MacDougall，1960），侧重于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方法，分析研究外国直接投资边际增量的分配；二是从产业理论中分离出来（Hymer，1960、Buckley and Casson，1976、Caves，1971、Dunning，1973、Kindleberger，1969、Veron，1966），侧重于社会控制、产业组织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研究和跨国公司到国外投资生产的动机问题，而经济产出和财富不影响收入分配。

二、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的主要理论

1、现代化假说

现代化假说认为，FDI在一开始只集中于东道国的少数几个关键性或主导行业，只是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却会拉大东道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从长远来看，东道国的收入分配会趋于平等。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就是现代化假说的核心代表。当代广义现代化假说是建立在边际产品理论和储蓄与消费倾向这两个相矛盾的经济概念之上的，它强调充分的产出必然先被生产出来才能被再分配。收入分配不均是最终使每个人的收入增加的必然前提，这一系列的观点被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一般化。“倒U理论”认为，收入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会进一步拉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又会逐渐缩小。该理论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2、依附理论

“依附”假说学派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存在恶化效应。他们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不是GDP和财富，而是生产的社会支配体制。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处于核心还是边缘，对该国的收入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依附理论认为，在外资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逐渐形成“劳动力精英”，他们的工资比正常部门的工资高出10倍以上（Gri11ing1993）。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刺激国内的部门也相应提高工资，但由于外资企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会导致失业的增加，结果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拉大而不是缩小。再则由于外资的投向问题，还会分化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杨玉新，2009）。

Chase-Dunn（1975）曾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过简单分析。他研究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依附位置时，对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依附的位置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此结果并不显著。

可以说，依附理论指出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发展中东道国国家缺乏经济增长，而是他们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增长类型和结果。

三、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实证分析

1、国际学者重要实证分析

由于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着分歧，许多学者就转入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正如其理论分歧一样，在实证研究上，不同的学者对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的敛散性也持不同观点。

（1）FDI加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FDI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关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FDI加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此，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FDI通过加大不同工人（非技术与技术、非熟练与熟练）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拉大了东道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Feenstra Hanson（1996，1997）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长的50%，结果发现FDI 恶化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状况。Markusen 和Venables(1997）通过工资缺口的分析得出国际直接投资增大了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AitkenHarrison&Lipsey（1996）和Feliciano&Lipsey（1999）利用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外商投资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要比本国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进而会提升东道国的人均工资基尼系数。Lipsey和Sjoholm（2001）对印度尼西亚内外资企业和工资水平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Rama（2001）的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Griffith和Simpson（2001）研究英国企业数据后得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的工资更高，尤其对于非熟练劳动者来说，这种工资差别更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大。Driffield和Girma（2002）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FDI使得东道国的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从而拉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差距。Baran（1973）、Lall（1974，1985）、Jenkins（1996）、Muller （1979）、Robbins（1996）等人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将使得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且出现规模比重极小的现代工业与规模比重极大的落后部门并存的局面，从而拉大收入差距（林宏2005）。Hossein、John（2002）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将使得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拉大收入差距。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其他层面（如地区）分析了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产生的消极影响，如ChungChen、Lawrence Chang和Yiming Zhang（1995）的研究报告指出，FDI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间工资分配的不平等。Rama（2003）的实证发现，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平均工资短期效应是积极的，但在长期，这一效应会逐渐消失。然而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ChangkyuChoi（2006）选取了1993―2002年11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收入分配与FDI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FDI增加会扩大收入基尼系数，而且FDI流出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要大于FDI流入的影响，且富裕的国家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倾向于收入分配更平衡一些，国家越大，收入分配越趋于不平衡。

（2）FDI未必加大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一学术阵营中，有些学者认为FDI会减少东道国的收入差距。Adelman和Robinson（1989）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缩小，外资能够起到促进增长、提高收入的作用，因此会推动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Bornal Bhandari（2004）运用美国1982―1997年的Panel数据，对各洲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表示）的影响因素如宏观、政策和人口特征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美国东北部，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随着FDI流入显著减少。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FDI对于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如区域因素、要素流动性、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FDI对于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的最终影响是不确定的。Pan-LongTsai（1995）通过引入地域虚拟变量考察了FDI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这项研究表明，FDI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广泛的相关关系，但在早期研究中表明，地域差距比FDI更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且FDI只在欠发达国家如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引起了分配不平等。Jong-IlYou（1998）的文章认为，东亚经济不仅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收入分配的公平，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事实表明，只有日本、韩国和台湾较好地保持了收入的均等化，而这主要是应为其有效地把获取的利润转化为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经济高增长与收入均等之所以能够并存，主要依赖于财富的平均分配。

2、国内学者重要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利用多种因素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FDI是造成东道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研究主要在地区、行业、以及全国三个层面展开。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加大了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展开分析后才能做出判断。

（1）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地区、行业、全国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地区收入差距层面。国内的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对地区收入差距却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沈毅俊、潘申彪（2007）改进了FDI的流入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认为由于初始状况和外资份额不同，FDI对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可能不同。沈毅俊、潘申彪（2008）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泰尔指数衡量地区收入差距，得出了与魏后凯（2002）中认为FDI对地区收入差距间存在“区域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不同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收入差距虽然仍旧呈正相关关系，但彼此之间不能确认互为因果关系，因为FDI流入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而地区差距扩大不是FDI流入的原因。同时在这篇文章中也考虑了FDI对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状况，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较弱。

其他学者如钟昌标（2000）、魏后凯（2002）、陈利敏、谢怀筑（2004），也都采用不同方法证明了外资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都没有考虑FDI对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状况。

第二，产业收入差距层面。国内的很多学者从产业收入差距角度出发，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研究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张帆、郑京平（1999）从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收入不均等的行业里，外资的进入将进一步增加收入的不均等现象，同时部门内的收入分配不均也有所恶化。杨泽文和杨全发（2004）从行业间的角度出发，分析FDI加大了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结果表明，FDI投入越多的行业和地区，实际工资水平也越高。欧阳立华（2006）认为，FDI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福利更多地流向了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技术、知识层次较高的产业集团，加剧了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第三，全国收入差距层面。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层面上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采用了基尼系数来衡量全国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引入除FDI之外的变量来解释基尼系数，如范言慧、段军山（2003），张昊光、姜秀兰（2004）。这两篇文献都得出了FDI与基尼系数直接存在很高相关性的结论。而另一部分学者引入了更多不同的解释变量，更系统地分析了外资在全国层面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赵莹（2003），周华（2006）都得出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基尼系数提高，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结论。詹宇波、刘荣华（2010）也通过对基尼系数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因素建立模型进行了分析。但认为FDI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在FDI在流入初期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将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虽未采用基尼系数，采用其他变量如不同人群的工资水平来度量收入差距，也对全国层面上外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赵耀辉（2001）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收入比在国有企业的收入明显减少，而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收入比在国有企业的收入明显增加。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导致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龙娇云（2004）发现外资虽然提高了整体工资水平，但主要是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因此外资加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

（2）外商直接投资未必加大中国收入的不均衡性。国内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缩小了中国收入差距，或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确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戴枫（2010）选取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我国FDI产生的地区间及地区内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拉大了我国各省自治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却可以缩小地区间的工资差距。

从FDI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陈超、姚利民（2007）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外资对制造业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对其制造业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作用。袁懿、黄凌云（2010）选取我国2000―2008年各省面板数据，引入其他影响产业间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外资的进入对我国产业间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的作用，是由于人均GDP对收入差距的拉大效用过于强大，完全盖过了FDI的缩小效用，致使人们产生FDI会造成产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假象。

从FDI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层面上来看，周娟、张广胜（2009）基于1989-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检验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

四、结语

随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我国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出现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状况。因此，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解决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在中国收入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及问题，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学者主要在地区、行业、以及全国三个层面展开了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和分析。由于所选取的对象和时期的不同，以及研究时的假定基础的差异，我国学者对于FDI对本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但大部分研究都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会进一步拉大我国收入差距的结论。此外，关于FDI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收入分配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以及关于各种影响因素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贡献度的研究，国内仍然不是很多，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戴枫、王艳丽、姜秀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9）.

[2] 林宏：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影响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J].浙江统计，2005（3）.

[3] 方芳：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D].同济大学，2007.

[4] 杨玉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D].苏州大学，2009.

[5]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

[6] 袁懿、黄凌云：FDI和我国产业间收入分配不均的研究[J].北方经济，2010（13）.

[7]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

[8] 范言慧、段军山：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J].财经科学，2003（2）.

[9] 王洛林：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0] 陈继勇：国际直接投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11] 刘跃生：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12] Tsai，P.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Further Evidence[J].World Development，Vol.23，No.3，1995.

[13] Feenstra，R.C.and Hanson，G.H.：Foreign Investment，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J]. Working Paper No.5121 Issued in May 1995.

[14] 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1955.

[15] Lipsey，R.E.and F.Sjoholm.Sjoholm.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Indonesia manufacturing[Z]. NBER WorkingPaper，2001.

[16] Rubinson，R.：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within states59：Across-nationalstudy[J].American Sociolog-

ical Review.Vol.41，1976（8）.

[17] Feenstra Robert C.Gordon H Hans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relative wages: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Z].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