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中的贵族与平民

摘要：文章探讨了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贵族、平民、君主与哲人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马基雅维里赋予了“贵族”一词新的含义，他们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潜在的新君主。其次，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君主需要懂得如何欺骗和利用民众。最后，马基雅维里也使哲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既是君主的幕僚，也是民众的启蒙者。

关键词：《君主论》；贵族；民众；君主；哲人

中图分类号：B50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086-07

在《君主论》第九章中，马基雅维里区分了在每一个城市里都能发现的“两类不同性情（umori/houmours）”的人，一类人“希望不受压迫”，另一类人却“希望进行压迫”。尽管马基雅维里依然沿用传统的名称把他们分别称呼为“民众”（il populo/people，平民、人民）和“贵族”，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那么严格。首先，就“民众”而言，马基雅维里在书中同样讲到了许多虽是平民出身，却渴望攫取权力获得统治的例子。如第六章结束时提到的耶罗内，第八章的两个主要人物阿加托克雷和奥利韦罗托，他们都是从平民出身，最后借助一系列的非常手段，登上了统治者的位置。在讲到后两个人物时，马基雅维里都强调了他们的这种攫取的欲望。如阿加托克雷，他“同时在身心两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力量（virtu）”，尽管已经是锡拉库萨的地方执政官，但他仍不满足，想要进一步当上国王，因为他“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同样，奥利韦罗托开始时是追随他人当兵，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就想方设法通过阴谋屠杀的手段攫取了费尔莫市的统治权。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人尽管出身平民，却同样有着想要“统治和压迫”他人的贵族式欲望。第九章的标题为“论市民的君主国”，讲的同样是由市民而成为君主的事例。里面提到了三个人，斯巴达国王纳比德的出身不详；但另两个人物，罗马的格拉奇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则显然都是由平民出身而成为民众领袖的，前者曾试图建立一个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共和国，后者则领导过一次由下层民众发动的暴动，但两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按马基雅维里的说法，是他们都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当危难来临时，则遭到了人民的抛弃。尽管马基雅维里没有强调他们的统治欲望，但如果不是他们的“性情”与民众相悖，民众会抛弃他们吗？

如同民众并不具有同一“性情”，贵族也是如此。马基雅维里在第九章里对贵族进行了区分。大体而言，贵族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完全依靠君主，能约束自己，没有贪心；另一类则比较独立，与君主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一类贵族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种贵族类型，而真正符合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想要“统治和压迫民众”的贵族特征的只是其中的第三种贵族；前两种贵族都比较温和，易于服从，从性情上来说更接近于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关于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区分只是表面的，真正的区分是两类性情的区分，是有统治意愿的人与不想受人统治的人之间的区分，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区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马基雅维里通过区分不同的贵族，而赋予了“贵族”一词新的含义，这种贵族不再依赖于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也不一定具有传统所推崇的贵族美德，如勇敢、慷慨、大度等（参第十九章），唯一重要的是有获取与征服的野心：“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当然，这样的人始终只是少数，但他们将是潜在的统治者，是马基雅维里所推崇并期待的“新君主”。我们下面也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贵族”一词。

当然，对于在位的君主或统治者来说，最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也正是这少数人，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也会“秘密地搞阴谋”。那么，如何防范这些人呢？马基雅维里给出的建议是：依靠民众，与民众保持友好关系。因为“民众的目的比贵族（这里的“贵族”显然就指我们上面讲到的第三种贵族或新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他们的欲望比较简单，比这些少数的贵族更易于满足，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家庭和财产，尤其是财产，马基雅维里说：“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可见财产对普通民众的重要性。正是因此，马基稚维里一再提醒，君主不要霸占臣民的财产，不可染指他们的妻女，只要能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就很容易赢得他们的拥护，至少也可以避免为他们所憎恨，而当民众已经接受和适应君主的统治之后，他们就更少改弦易辙。

不过，民众也有它的另一面，即容易忘恩负义，容易变心。在和平时期，当君主能保障臣民的利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为国家奔走，甚至允诺为君主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子女；但一旦危难真的来临了，他们就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君主能找着依靠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民无恒心，诚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

民心的这种反复变化，特别类似于机运（fortuna/fortune）。马基雅维里说，机运如同河流，当天气好的时候，它风平浪静，柔顺乖巧；而一旦暴雨肆虐，洪水泛滥，它就决堤毁坝，淹没原野，把土地搬家。但对此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不是。只要人们在天气好的时候，就修堤筑坝，早作防范，那么，即使当暴雨来临，它也照样循规蹈距，无所危害。马基雅维里还把机运比作女人。她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因此，“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机运只臣服于大胆而勇猛的男人，民众亦是如此。

由于民性多变，故而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不能单纯地、被动地依靠民众，相反，他应该主动地操控民众、利用民众。他不是自己去寻求保护民众，而是要让民众自觉地对君主和国家有所需求，从而主动地向他效忠，这就需要君主适当地耍弄手段，尤其是“对于残酷这个恶名不应有所介意”。这一点对于新的君主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在这种国家里，人们最初通常是出于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而投靠新君主的，但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在新的国家里的境遇没有改善，甚至比以前更恶劣（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必然的，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们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他们就很容易再次背叛他们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新君主为着维护他的统治，要避免残酷之名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七章中讲到的切撒雷·博尔贾公爵。他在刚获得罗马尼阿的时候，地方上盗贼横生，治安极差。公爵遂派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去治理当地。雷米罗通过残酷手段在短期内就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统一，由此获得极大的声誉，但也引起许多人的仇恨。于是公爵就在该地的中心设立一个人民法庭，对雷米罗进行公审，借机剪除了他。由此获得了当地人的“友谊”和“支持”。因此，尽管切撒雷·博尔贾公爵是“被人认为残酷的”，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并且恢复了和平与忠诚。甚至在公爵死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的居民还在怀念他。

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要不惮于行使邪恶，因为善与恶互相转化。善行和善德“看起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政治不是道德，它有它自己的运作逻辑。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此外，由于民众“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上述的切撒雷公爵就是一个例子。不仅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甚至应该模仿机运之神，诡谲地为自己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显得更加伟大，也使民众觉得离不开他，需要他的保护。

总之，尽管民众的本性中有恶劣的一面，但由于他们欲求简单，只是“免于压迫”；想法也单纯，易于欺骗和利用。所以，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还是应该充分利用民众，以它来作为自己的堡垒。

但是，君主懂得操控民众，是否足够了呢？不够。马基雅维里说，即使是机运，它对我们的行动也只起到一半的作用。如果民众类似于机运，那么，它对君主的作用同样只有一半。除了民众，还有贵族和臣下。上面我们讲过，马基雅维里希望借助民众来防范贵族，但是，民众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吗？这似乎仍值得怀疑。

贵族比民众更复杂更有智谋。马基雅维里说：“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贵族是君主的同类人，也因此，它才是真正威胁到君主的人。民众只有在战争和动乱期间才可能抛弃君主，但引起战争和动乱的常常是贵族。甚至在和平时期，贵族也觊觎着君权，常会从事篡夺君权的阴谋。因此，贵族比民众更可怕。

而且，贵族往往是在君主身边的人，而民众只能远远地看到君主。由于“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而甚于依靠双手”，因而，民众易于被君主欺骗，贵族却不会；他们能近距离地接触到君主，能“摸透”君主的脾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反过来欺骗君主。他们看起来对君主忠诚，完全值得信赖，但如果君主真的把自己寄托在他们身上，完全由他们支配，那么，很快，那些支配者就会在短促的时间内把他的国家篡夺过去。（参第二十三章）

在这些情况下，要指望民众来防范贵族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对于民众，君主需要残酷，那么，对于贵族，君主更需要的是智谋或智慧。马基雅维里说：“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如果他不属于第一类人，至少也应该是第二类人，这样，他才能对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对臣下向他提供的各种建议也形成正确的判断，而不至于被臣下愚弄和欺骗。这就是说，对于贵族，君主最终能依靠的只是他自己。

当然，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还是很重要，因为民众人数众多，是最有力量的群体。如果君主不依靠民众，那么，阴谋者就可能反过来利用民众；而如果君主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能对贵族的野心起到威慑和扼止的作用：“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③即使君主被夺权了，一个深孚人望的君主也容易“光复旧物”，如波洛尼亚的君主本蒂沃利在被坎尼斯基家族阴谋杀害之后，当地的人民立即起来把阴谋者的家族也全部杀死，并从佛罗伦萨找回本蒂沃利的后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回给他。从这个意义来讲，民众实际上构成了君主统治之正当性的基础。正是因此，尽管贵族比民众更可怕，但马基雅维里还是一再地强调，君主“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民众”。

民众与贵族，两者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无论是对民众的统治还是对贵族的驾驭，都离不开对他们各自的脾性的了解，这就是说，统治是基于知识或智慧之上的。

谁最有智慧呢？哲学家。那么，这是否说，君主应该是哲学家，或者至少应接受哲学家的指导，一个君主应该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

在《君主论》的“献辞”中，马基雅维里说，他所拥有的、并且想献给洛伦佐·梅迪奇殿下的“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恰恰就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来自于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也来自于对现代大事的长期观察，更源自马基雅维里本人在佛罗伦萨政坛上起伏沉降的资深经历。如果说，哲学的最根本宗旨是要认识自己，认识人自身，那么，马基雅维里所拥有的正是这种知识；而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他们都缺乏这种自知之明：“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为了考察平原便高居山顶一样，同理，为了深深地认识民众的本性，需要成为一名君主，为了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本性，需要成为民众。”认识自己需要有一个对立的角度，而君主与民众，由于他们所处位置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他们在认识自身方面的这种缺陷。相反，马基雅维里则表明，除了对古代伟大人物的事迹具有书面的知识外，他作为曾经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也亲历过政治的山峦和高地，同时由于机运之神的拨弄，他也熟悉平原和低地的风景。因此，他具有一种整全的视角，既认识自身，也认识别人，既了解君主，也了解民众。他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

《君主论》的内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马基雅维里把人分为两类，一类希望不受压迫，另一类却希望进行压迫；一类只关注自己的财产、生命和家庭，另一类却渴望实现自己的野心与抱负，以赢取声誉。这两类不同性情的人，体现的恰恰是两种不同的灵魂禀性。认识人自身，说到底是对人的灵魂的认识。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讲到，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血气（thumos，或译“激情”）和理性。大多数的人只受欲望支配，追求钱财和利益，因为“欲望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442A），他们构成了城邦中最基本的生产者或逐利者阶层；另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血气胜过了欲望，他们的生活“永远整个儿地是为了优越、胜利和名誉”（581B），他们构成了城邦中守卫者或辅助者的阶层，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城邦中的贵族阶层。马基雅维里的分类显然与此相应，民众与贵族分别体现了灵魂中的“欲望”和“血气”这两个要素。只是，在柏拉图那里，除了这两类人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的灵魂受理性的指导，爱学习，想认识事物的真理，对钱财和荣誉都漠不关心。这类人就是爱智者，即哲学家，而马基雅维里却似乎淡化了哲学家的存在。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柏拉图的主张。因为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讲到，一个最合乎正义的城邦，应该是由哲人或者受过哲学训练的人来当统治者，只是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因为哲学家的天性只在于求知，城邦管理不是他的兴趣；而且城邦也不会欢迎哲学家，因为哲人的生活方式与整个城邦的生活方式可谓格格不入。因而，除非有某种“必然的命运”（499D）迫使哲学家出来管理城邦，否则，哲学家在城邦中始终是个外来者或沉默者。但即使哲学家真的有可能掌权，对哲学和城邦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幸事，因为哲人自此就得放弃他的自由探究之权利，这对哲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害；而城邦，为了贯彻实现哲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也同样很难避免暴力流血之实情，这就是说，正义的城邦不一定完全正义。正是有见于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言辞层面，且充满反讽，而决非一种事实或对事实的规划。可以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哲学与政治纠缠交结，但哲学始终保持着一个专属于它的独立而崇高的位置。与此相反，马基雅维里则不动声色地把柏拉图所审慎区分开的理智与血气、智慧与权力混合起来。哲人开始自愿委身下降，成为君主的幕僚。在《君主论》的“献辞”中，马基雅维里就明确地表达了他想要从政、替洛伦佐服务的愿望。在正文中，马基雅维里也多次暗示，他对君主的统治有益而无害。马基雅维里最后塑造成形的新君主，事实上就是集知识与权力于一身的“哲人王”，这一点在第二十三、二十四章中已经展露无遗。

由此，哲学或哲人的独立性丧失了，传统的“哲人、君主一贵族与大众”这一三重结构遂让位于“君主一哲人一贵族与民众”的二元结构，从灵魂的构造来看，则由“理智、血气与欲望”组成的垂直驾驭结构变成了“血气（理智）与欲望（理智）”的水平制衡结构，其中的“理智”因素不再独立，而是从属或包含于血气和欲望中，它实际上意味着理性的荏弱与功利化：理性由血气和欲望的主人转而成为其奴仆，从属的理智已无力引导血气和欲望，相反却成了它们各自借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这一转变的结果也进而导致了贵族与民众之间地位的升降。由于贵族的本性是出于灵魂的血气而爱誉尚武，这必然导致贵族间的冲突与争斗（从这里已隐约可以瞥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原型）。本来，在柏拉图那里，唯一能调节和驯服这种血气之意气的是理智，而现在，由于理智从属于血气，它就不仅不能驾驭血气，反而进一步导致了血气冲突的复杂与隐蔽（如马基雅维里提到的“阴谋”，或霍布斯所说的：“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故此，贵族为了制胜或获得统治，必须转而依靠民众，这不但是因为民众“为数众多”，势力强大，也是因为君主可以没有贵族，却不能没有民众：“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民众的地位遂由此而提高，与民众相关的灵魂禀性“欲望”的合法性也随之得到了肯定，统治者得充分尊重并保护民众对于“财产、生命和家庭”的欲求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民众转而成了统治之正当性的基础——从这民众的禀性中，我们是否也可瞥见洛克的自然人的影子呢？

然而，哲人为什么会自愿托庇于或依附于君主，是为了保全自己，是想通过替君主出谋划策获取荣誉，还是别有所图？

《君主论》的直接意图，是向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梅迪奇建言，呼吁他向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学习，成为解放意大利的新君主。当然，就马基雅维里个人来说，他也希望通过把《君主论》献给洛伦佐，能够获得他的赏识，从而求得一官半职。马基雅维里的才干和能力自然毋庸置疑，但由于他曾担任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要职，后来又涉嫌参与过一次反对梅迪奇家族的阴谋，所以他就特别想要通过《君主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可靠。他说那些被认为可疑的人对于新君主来说比那些被人信赖的人更忠诚，更有用，锡耶纳的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就是一例，他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更多。

但洛伦佐真的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的新君主吗？似乎不然。在“献辞”中，马基雅维里就暗示，洛伦佐的崛起凭借的只是“机运”。在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尽管呼吁洛伦佐举起旗帜，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然而，在意大利国土上发生的一系列“奇迹般的损失与奇迹般的获得”表明，这块土地依然由机运之神所掌握，这就是说，洛伦佐缺乏才智与能力，他不可能完成解放意大利的重任，他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期盼的新君主。因而，《君主论》的真正对象是那些像切撒雷·博尔贾一样有抱负、有野心的贵族，马基雅维里希望成为他们的导师，告诉他们成为新君主的必要条件和具体做法；他鼓励他们的获取欲望和征服野心，怂恿他们运用野兽之道，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进行斗争。因而，《君主论》与其说是在向现实统治者建言献策，不如说是在对潜在的未来统治者进行启蒙和教诲。马基雅维里由此具有了双重身份：“作为某位具体君主的一名顾问，他向某个具体个人进言；作为关于政治智慧的导师，他直接面对四海之内，普天之下。”

然而，不只如此。作为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君主论》除了向现实的和潜在的君主说话之外，它也面向大众。一方面，马基雅维里帮助民众认识了自身。他说出了民众的欲望，并且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欲望的正当性，他们的目的比君主或贵族的目的来得更加公正，因为他们只是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而已。马基雅维里也揭示了民众的力量，它尽管盲目如同机运，但在关键时候却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君主离不开民众，是民众在支持着君主的统治，如果没有民众，也就没有君主。马基雅维里事实上把民众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上。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也告诉了民众如何认识君主。他向民众揭示了君主的本质及政治的本相，政治离不开恶，自古皆然。只是以前的作家总是讳言这一点，而马基雅维里则把它公开揭示出来。但是民众是否能回避这种恶，按其本性生活，保持其独立性呢？不可能。这既因为社会中同时存在着按其性情来说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也因为现实处境的必然性使得人想要避开政治，只作为私人生活在社会中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民众尽管不喜欢受人统治，但他们事实上也离不开君主为他们的财产和家庭所提供的保护。这样，在君主的意愿与民众的意愿之间尽管存在着张力，但仍有合契相容的地方。君主通过攫取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民众也需要君主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但对民众来说，更关键的还在于防范君主们过度贪求的权力反过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如何防范呢？《君主论》中讲到：“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如果说对君主而言第二种方法是更有效的，那么民众更需要的是第一种方法。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既维护君主的统治，又保障民众的利益，这是马基雅维里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论李维》的主题。但在《君主论》中，他已经把这一点给暗示出来了。正是因此，卢梭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