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怒问工厂:我咋生了个“黑娃娃”

编者按：2006年11月中下旬，广东省惠州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镉超标女工诉著名电池品牌超霸电池厂商的案子。这已经是女工们在两年内第三次走到法庭要说法：早在2004年，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177名电池厂工人体内镉超标，有的人超标几十倍，2名工人达到了镉中毒的程度。紧接着，一名叫周华琼的女工因镉超标产下全身乌黑的女婴，而近两年，几名女工因镉中毒相继死亡，消息传来，电池厂的女工们惊慌了，她们感到死亡的脚步离她们越来越近……

职业病，对于打工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但像这样死亡事件一起接一起地发生，甚至于严重影响了下一代，这种职业病的病根恐怕已经深入到女工的骨髓了，那我们的厂商在哪呢?明知道生产线上的化学原料有毒，却不做好应有的防护措施，女工在厂商的眼中到底算什么?

小诊所

镉是一种重金属，长期接触镉及其化合物可产生慢性中毒，引起肾脏损害，主要表现为尿中含大量低分子量的蛋白，肾小球的过滤功能虽属正常，但肾小管的回吸收功能却减低，尿镉排出增加；镉中毒还可使肌内萎缩、关节变形，骨骼疼痛难忍，不能入睡，发生病理性骨折，以致死亡。镉中毒是慢性过程，潜伏期最短为2～8年，一般为15～20年。目前，医学界认为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让镉从人体内排出，但在工作时可戴防毒面具，芽防护服加以预防。

攒点钱，我们就回家去

7年前，24岁的周华琼跟着乡亲们离开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打工，每月工资不到千元。7年里，她只回过4趟家，那是一路流着眼泪到家门口的。

1999年的“五一”节，周华琼在好友的婚宴上认识了在惠州打工的老乡王贵。不久，两人就相恋了。婚后，周华琼辞职来到了惠州。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周华琼就进了惠州超霸电池厂。甜蜜中的周华琼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她不止一次地对丈夫说：“等我生完孩子后，再打几年工攒点钱，我们就回老家做点小买卖，够生活就行了。”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她，哪里想到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痛苦的深渊……

在惠州超霸电池厂、周华琼被分配到装配部工作，每天跟各种化学粉末打交道。第一天上班，周华琼刚进入车间，马上就捂着鼻子退了出来，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让她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被染上了怪怪的臭味，她扶着走道的墙壁干呕了好久，想把刚吸进去的臭味从嘴巴里吐出来。等缓过气后，她吸了好大一口气，硬着头皮走进了车间。车问是封闭的，很大，但是通风不好，整个车间看起来灰蒙蒙的，总感觉空气中夹杂着粉尘，有点窒息的感觉。

来到自己的工作台，周华琼看到机器上、地上沉淀着一层暗红色的粉末，她听说那是镉粉，但是她不知道这种粉末是可以致命的，只当是像粉笔灰那样的东西。在车间的角落，放着一些大桶，上面印有骷髅头像，让人乍一看，非常恐怖。周华琼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氧化镉，但她根本不知道它的毒性可以侵入人的体内，腐蚀人的器官。

工厂对女工的保护措施就是戴口罩。拿起那个口罩，周华琼摸了摸，自言自语道：“这个能起防护作用?像张纸一样薄，一戳就破了。”穿上工作服后，她还是很无奈地戴着这个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口罩，在车间里干活。

坐在工作台前干了一天的活，周华琼的腰有些酸，站起来，发现凳子上除了屁股的坐印外，其他地方全是红色的粉末，一抖衣服，落下一层粉末。后来，记者采访时，有些不解……

记者：工厂发的口罩很薄，为什么当时大家没有要求工厂发防尘口罩?

周华琼：我们都是打工的，哪敢向工厂要求什么，而且当时并不知道那粉末有毒，总觉得有个口罩戴着挡点灰尘就行了。

记者：口罩和工作服真的能起点防护作用吗?

周华琼：一点作用也没，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下班，拿下口罩，手指一捏鼻孔，都是红的。下班回家洗头发，一盆水都是红色的。尤其是工作服上每天都沾满粉末，工厂又没有专门给我们换衣服的房间，我们只能穿着粘满镉粉的衣服直接去食堂吃饭。口杯也统一放在车间门口的过道上，我们赶工很忙，口渴了就急急忙忙跑到门口端起杯子就喝。我们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充满镉粉的环境下进行的，不中毒才怪呢!

镉超标，击碎她做“幸福妈妈”的快乐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天，周华琼在食堂吃饭时，遇到了老乡邓馨。快吃完饭时，邓馨突然向四周看了看，小声地对周华琼说：“你那个工种不能再做了，你要求换个岗位吧。”

“为什么?我现在做得很熟练了。”周华琼有些不解地看着老乡，不明白为何老乡这样神神秘秘的。

“那种镉粉不好，会影响生孩子。”邓馨皱着眉头，想了一会，简单地说了句话就走了。望着老乡匆匆离去的背影，周华琼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她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那时，周华琼刚刚怀孕，跟王贵租住在工厂附近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民房里。邓馨的话在周华琼的耳边一直盘旋着，她想到近几年来自己总是感觉腰酸背痛，精神也不太好，这种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会不会生什么病了?

晚上回到家后，她赶紧把老乡的话转告给丈夫，“不会吧，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啊!而且你们厂有的女工都干十几、二十年了，也没出现什么事啊?”王贵对妻子的话感到有些意外，也并没有在意。

“可是我最近感觉身体总是不舒服。”周华琼还是有点担心地说。

“可能最近工作上有些累，再加上又有了孩子，身体有些负担，多休息就行了。来，我给你按摩按摩就舒服了。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呢。”王贵一边捏着妻子的腰部，一边安慰道。

2003年底，工厂里有些工人自费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血镉严重超标，医生说严重的会死亡。消息在工厂传开后，全厂都炸了锅，工人们集体不上工，要求工厂为工人们进行血镉及尿镉检查。

那天，周华琼正在车间工作，这条消息像一把匕首一样刺伤了她的心，她坐在座位上许久都不曾动一下，她的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孩子，要保护孩子。”强烈的母爱让她恐惧的身体颤抖着。

突然，周华琼疯了一样冲出车间，找到电话打给王贵。“出事了，真的出事了。”听到丈夫的声音后，周华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2003年12月30日开始，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厂方陆续组织工人们进行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后，陆续有工人住院治疗。当时，周华琼所在的部门还没有接受检查，她整天都心神不宁地工作着，既想知道工友们的检查结果，又害怕听到

他们被通知住院的消息，恐惧和惊慌整天都折磨着她。有时，她真的好想自己偷偷去医院检查，最想知道肚子里正在成长的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可是她又害怕听到结果，万一她也被“镉污染”了，孩子到底要不要呢?一想到这，她就备受煎熬，感觉脑袋要爆炸了。

日子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了，2004年5月24日，周华琼一到车间，就接到通知去采血，该来的还是来了，她紧张地看着医生的采血管，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我的血是正常的，希望宝宝没有受影响。”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健康的。周华琼看着那张结果单，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的心里隐隐感觉到这不是真实的结果，可是又希望是真的。她摸着自己的肚子，有些悲伤地靠在墙壁上，“我们一定会查个清楚的，一定要对孩子负责!别怕!”工友们看到周华琼难过的样子，都主动地来安慰她。

2004年6月12日，工人们开始集体停工，要求重新检查，直到惠州市政府出面协调。14日，厂里再次安排工人采尿，通过尿镉检验，确认了106名工人镉超标，其中2人经临床诊断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期间，惠州市政府就此事召开新闻会，记者与时任惠州市副市长许光、电池厂的法人代表许永新进行对话。

记者：如果真有工人排镉需要很长时间，会管他30年吗?

许光：会，不管是多少年限，我们政府将督促企业要永远地把它搞下去。

许永新：法律的责任我们是全部承担的。

在公布检查结果的那天，整个工厂都沸腾了，女工们都害怕地当场就大哭起来。已有6个多月身孕的周华琼，好不容易挤到镉超标员工名单前，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榜，她愣愣地站在那，任由别人把她从前面挤到后面，泪水何时已经流了一脸，她不知道，她的脑袋里只盘旋着两个字“死亡”，眼光触到自己挺起的肚子，她一遍又一遍地摸着，感受着孩子在她肚子里的动静，“是妈妈对不起你，害了你。”她喃喃地说着，大脑一阵晕眩，周华琼倒在了冰冷的地上……

第二天，106名镉超标工人全部入院治疗，其中22名被送往广东省中毒急救中心，广州住院病人中尿镉最高的超过了20微克/升(正常标准应不超过5微克/升)，周华琼和其余83人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和惠州市中医院住院进一步观察治疗。

孩子落地，怎么是个“黑娃娃”

从住院那天起，周华琼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她紧张自己的身体，更紧张肚子里的孩子。第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抱走了她的孩子，她在后面拼命地追，可怎么也追不上，最后她跑不动了，就趴在地上一点点地往前爬，她要把孩子追回来……

梦醒后，她发现自己紧紧揪着被角，一身衣服已经汗湿了，噩梦在她的眼前浮现着。深夜里，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双手紧紧地护着腹部，好像真的有人要抢走她的宝宝。 住院期间，周华琼特别配合医生的治疗，她希望能彻底治好，不影响孩子的发育。可是一个多星期后，厂方却突然来了通知，说她们属于观察对象，不需要住院。顿时。医院里乱成一片，大家都在痛骂工厂自私，不管工人的死活。在骂声中，工人们还是被厂方派来的车子接出了医院。看着收拾床铺的工友们，周华琼挺着肚子靠在墙上悔恨万分：“我真是瞎了眼啊，为什么进了这样的工厂!”

本来惠州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在女工们回到厂里上班后，每个人再看到镉粉后就害怕了，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医生告诉她们没有药能救治。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时，电池厂方要求女工们必须在3到15天内做出决定，是否留在工厂上班。大部分女工不愿再回到有毒生产线上工作，最后选择解除合同，她们一次性得到了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偿金。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补偿金后，和工厂解除了合同。事后，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的女工们意识到，这点钱对于治疗镉超标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仓促解除合同是不明智的。

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隆起，身体却很虚弱，王贵咬咬牙请了半个月的假，带着周华琼到广州求治。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几个大医院都问遍了，医生们都表示很为难，治疗镉中毒没有特效药，何况肚里的婴儿本身免疫能力就差。一名医生告诉他们：“可以多喝牛奶来排镉，但对你肚里的婴儿有无效果，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回到惠州的出租屋后，王贵狠狠心，从超市搬回了好几箱牛奶。周华琼每天都要喝上四五瓶牛奶，想到自己一天要喝掉十多块钱，她就心疼得直掉眼泪，那可是他们两三天的饭钱啊!

很快，这个本已贫穷的家就承受不了这样大的开销，当王贵的口袋只剩下几块钱时，他不得不将快生产的妻子送回湖南老家。

2004年9月初，为了节省钱，周华琼请了一个接生婆，在自己家里生产。接生婆剪断脐带后对周华琼说：“是个女孩。”随后，又很奇怪地自言自语：“这孩子怎么这样黑啊?”

虚弱的周华琼刚松了口气，听到接生婆的话后，心里一凉，“镉超标”三个字一下就跳入她的脑海，难道孩子还是被感染了?她挣扎着靠在床头，看着抱过来的女儿，皮肤泛着不健康的黑色，她闭上眼睛瘫在床上，等大家离去后，她捂着被子呜呜地哭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

看着女儿柔柔的黑皮肤，周华琼悲伤欲绝。孩子除了肚皮那一块是白色的，其他地方都是那种有些发青的黑色，跟太阳晒黑的不一样。抱着女儿，周华琼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眼泪都快哭干了。

柔柔快一岁时，周华琼带着她来到了惠州。王贵抱着柔柔，撇过头去忍不住地落泪，“孩子受罪了。”

“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可有什么方法治?别让孩子一辈子生活在别人奇怪的眼光中。”周华琼不敢想象孩子的未来。

那以后，夫妇俩存点钱，就带着孩子去各大医院看病，可是没有一个医生知道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次医生对他们摇着头，以无奈的口气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判了一次死刑，孩子无辜的大眼睛让他们一次次在绝望中不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当初没有跟厂方解除合同的工友们在要求赔偿，想到柔柔要一辈子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下，周华琼后悔当初8000元钱就与厂方解除了劳动合同。她抱着柔柔来到厂里，希望厂方能可怜可怜柔柔，再赔偿一点钱好让她给柔柔治疗。

“求求你们，孩子是无辜的。我现在确实是没有钱给她治疗

了。”周华琼哀求着。

“你能证明她皮肤黑跟镉有关系?何况，你早已不是本厂员工。”一句冰冷的话就打发了周华琼。

周华琼确实不能确定柔柔的黑皮肤是她接触了5年的镉造成的。她曾经带着柔柔去几家医院检查过，医生们也都无法确诊。但是除了镉污染外，周华琼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在自己没来上班前，身体很健康，而丈夫王贵也很健康，家里的亲戚们谁也没有生过什么奇怪的病。怎么就她生下个“黑娃娃”，连医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妈妈，我不要夏天。”

如今，柔柔已经两岁多了，她已经知道漂亮的大概意思了，乌黑的皮肤对她心灵的伤害一天强似一天。那天，周华琼在家做饭，突然柔柔哭着跑回来，趴在床上一个劲地哭，她把女儿搂在怀中，轻轻地问：“柔柔，是不是小朋友欺负你了?”

“小朋友的身上都好白，好漂亮!我身上为什么是黑的?他们说我不是妈妈生的，是从泥巴里钻出来的。”说着说着，柔柔抱着她，大声地哭着。

周华琼紧紧地抱着女儿，哽咽地说：“柔柔是妈妈的乖女儿，是妈妈十月怀胎生的。”害怕女儿在家闷着，她给女儿穿着长衣长袖出去玩，不料还是伤害了孩子幼小的心灵。

从那以后，柔柔不再愿意走出家门，不愿意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也不再穿她喜欢的颜色亮丽的衣服了。小小的她时常趴在桌子--上，看着窗外玩耍的小朋友，或者出神地望着远方，谁也不知道这个两岁的孩子在想着什么……

看着女儿孤寂的样子，周华琼一遍遍在心里自责着，她唯一能补偿的就是讲故事给孩子听。那天，周华琼给她念一本小人书上的一段话：“春天里种下的小树苗，吸收着阳光雨露，到了夏天已经长到了妈妈这么高，秋天里的落叶，化作小树的肥料，等待着明年春天的春暖花开。”

“我不要夏天。”柔柔突然冒出一句。

“为什么?”周华琼很奇怪柔柔这样激烈的反应。

“夏天要天天洗澡，还要穿裙子。妈妈，我不要夏天。”柔柔很认真地对同华琼说。

“好!妈妈和柔柔都不要夏天。”周华琼摸着孩子的脸，她知道女儿害怕别人看到她的黑皮肤，害怕别人叫她“黑孩子”。稚嫩的脸上有着成人的悲伤，周华琼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堵得发慌，孩子以后怎么出门见人?

漫长的人生路，柔柔才走了两步，她本应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现在她已经感受到伤害，而周华琼目前看不到伤害的尽头 32人们向厂方的索赔还在艰难争取和抗争中。2006年上半年，包括周华琼在内的224名女工联合起来，再次把电池厂商送上法庭，要求给每个员工补偿25万元。可前两次女工们都败诉了。她们的艰难维权行动得到中山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鲁英教授的帮助。2006年11月，其中的146名女工第三次跟电池厂商对簿公堂，目前她们还在煎熬的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