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和门墩

由于家乡一带的民宅都有“宅椅子”（即台基），所以家家户户的院落就有设置台阶的需要，顺台阶而上即进入门楼，在门庭区间对大门架构的设置依传统便又需要有门墩。这说的是建筑设置上的功能，其实这两种建筑表象还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

台阶政治上的“阶级”一词是借用建筑中的“阶级”――台阶的词意而来的，中国建筑中的台基耸立是造成台阶众多的原因之一。依《木经》所述：“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建筑学上的“阶级”可上可下，毕竟人的步伐是能够随意移动的；同样，作为政治学的阶级也可以周转、轮回。这在中国的社会中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并且这种轮回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以家乡的村子为例，这种阶级轮回现象也是存在的。我家乡的村子很小，过去是当地有名的“人少地多枣树多”的庄户。“”评定成分时，村中的家庭近80%是富农、中农，还有少量的地主。估计这与清政府当时减免赋税，刺激鼓励农民拓荒、栽枣树占地立产政策有关，先人也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用汗水完成了原始积累。村子里富户人家雇佣的长、短工、外乡人并不多，因而村内历次运动中阶级关系对立并不如想象中紧张和激烈。富户人家的产生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它不是靠巧取豪夺、剥削及垄断来完成的，这些富户人家无官无商，是土财主。这也属本村中最早的“阶级”定位了。

如果以族人中的辈分、婚姻关系来看阶级轮回的现象也可能更直接一些。在本村同族人里，过去富户人家的子弟通常要比贫雇农的子弟辈小，有的同龄人之间可以相差二、三辈，甚至四辈，也即富户人家的子弟得管贫穷人家的子弟叫“伯伯”乃至“爷爷”，这样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为什么？因为富户人家按习惯很早就会为少年子弟娶媳妇，甚至收童养媳，所以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娶了女人是不会闲置的，自然会早生孩子。而贫穷人家娶不起媳妇，即便娶媳妇也往往较晚，两者之间经历几世演变，便会渐行渐远，拉大了辈分的差距。

然而，命运就真的特别眷顾富户人家的子弟吗？未必！你等着瞧吧。

解放后，由于村中本姓人家大多“出身不好”，所以村政大多数时间是由外姓人或同姓中的贫雇农当家做主。特别是“”的冲击，对富户人家子弟的精神和心理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贫下中农的子女、当政者的孩子却在享受国家和社会资源上得到了许多照顾和便利，可以当兵、进城、当干部，甚至保送读工农兵大学，假以时日，这些出门在外的人身份发生了变化，留在村内的便成了最有前途和活力的一群。他们敢说敢为，富有主见，擅于驾驭社群关系。而原来的富家子弟，则成了唯唯诺诺、安生本分的一类，有时甚至被人打了一巴掌都不敢还手。

更残酷的不止这些。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本村中三十岁左右独身青壮男子奇多，各个虽然体貌帅气，谈吐温雅，但就是娶不上媳妇。因为在农村，嫁给一个“成分”不好的男子是会吃尽苦头的。你瞧，命运之神布下的局原来正在这里埋伏等待着呢！在这里大有将以前的所有欠帐全扯平的架式。富家子弟的祖先怎么也没料到，只因自己当年的财富而竟让儿孙辈遭受这般待遇？

总不能让村子变成光棍村吧。为了补救，当时曾流行过一种联姻方式――“换亲”，就是说两家各有兄妹姐弟的可以相互交换婚姻，出身不好的男青年这方，可将姐妹嫁给出身好的女方的兄弟，这也算是一种补偿性的平衡了。如此一来，原本阶级成份不对等的家庭慢慢地接近了，这说明阶级是在以各种方式流动的，阶级的差异也是变化的。

除了人为的因素及社会变革动荡引致阶级关系的轮回以外，自然灾害也会使这种轮回频率化、节奏化。在家乡，人们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天灾、河流泛滥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影响是极为直接的。河流的运动就像龙尾摆动，又像荡来荡去的秋千，隔一定的周期就会来回扫一次，荡一次，而每一次，总会把一部分人“甩”了出去。三十年前本是“河东”，中间由于河道变化，三十年后可能就会变成“河西”了。三十年前是有钱有势的人，由于天灾频频，三十年后可能会变成要饭的。“甩”出去的人为逃荒避灾，去了天津、内蒙、张家口，闯了关东。实在没办法的也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行伍”――扛枪当兵去了。

所以，中国没有久远的世家大族，虽有阀阅门第，唯独不出产贵族，中国是“平民”的中国。中国人关于与“阶级”有关的家运的说法有许多，诸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无三代享”，“人穷穷不过三代，人富富不过三世”，“寒门出高士，贫家出贵子”，“富贵人家多败子”等等。这并不是宿命，也不是循环报应说，它确是有因果关系的，是社会综合的功能和进化淘汰的规律在起作用。

所以富贵人家常常绞尽脑汁思考的是如何保住家业永不衰败，而贫寒人家把送子弟、去读书作为了全家的事业来经营，也就不难理解了。

《门铭》有语：“禄无常家，福无定门，人谋鬼谋，道在则尊”，既然算来算去也不过如此，没必要太过认真。我在大门前的“阶级”旁，让人在石头上刻了“道在则尊”四字嵌入墙壁，算是表达了心声。

门墩在大门底处设置门墩是有实际功用的，它对大门的锚固起到枕垫的作用。不仅如此，人们又常常在院落的门墩上进一步地雕饰、渲染，以表达各种感情及信息，这又派生出另一种文化，是否可叫“门墩文化”？诸如家乡，按风俗旧时的大门都要装门墩，而现在流行的款式大都是石雕小狮子的门墩。选择门墩时，我在沧州一家较大的石材厂只发现了一对抱鼓石，象“鼓”一样的圆状石门墩，其他款式暂无，要是订做其他的则需要相当时日。由于急需，便选购了这对抱鼓石门墩。

其实，在旧时对门墩的选用是颇有讲究的。圆状的抱鼓石是有功名的人家才能用的，也即读书、做官的人家常在大门墩上选用；还有一种是箱式、方形的门墩，则是经商、有田产、有钱人家使用的。如果机械对照这种标准，我对自己的身份不由感到困惑。作为一个本村的外地人，我在家乡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没有“功名”，当初离开北京时，仅是一个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主任科员级，够不上“官”的资格。此后一直从事是的咨询服务、中介性的自由职业，连养家吃饭国家都不管了，靠自己养自己。如此说来，在大门下边使用抱鼓石是僭越，按旧制度已属“违法”。

过去，在乡村中有乡绅阶层，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现象。乡绅是当过官回家乡的人，有的是退休告老回家的，有的是按旧制服丧休假在家守孝的，还包括了读书后仕途待望或仕途中观望、仕途无望留在家乡的。“绅”的由来与当官者穿的丝制官服有关，官服的袍子外面常有一个宽大的腰带，长袍、打带称做“绅”。上朝议事，人人手中持“笏”（相当于现在记事的笔和本、手提电脑），退朝将“笏”插于腰带中，将插的动作称作“”，所以将仕宦称作“绅”，而下野、在家的则称为“乡绅”。

政府对待无论任职在外或休闲退隐在乡的乡绅，都以绅之礼待之，并享受与庶民不同的特殊待遇。皇权对乡绅的种种优待，是希望乡绅在皇权难以波及的乡村及政府对乡村管理的失缺处发挥导民、教化的作用，以弥补地方行政之不足。乡绅由于地缘上的优势，加上同年、同学、同僚的政治后援，及在社会上享有的士大夫地位，使其成为了乡村上流社会的主体，它影响着乡村文化、经济、政治生活的节奏，从而成为了除地方政府之外的另一种势力。

到了近、现代社会，乡绅很容易演变成“土豪劣绅”，成为乡村中旧体制的代表，也就必然成为了农民运动、阶级斗争的对象。解放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革是最彻底、最直接的。合作化、制度使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关系的管理统一化，在这里已不再需要也不允许有游离在外的阶层存在，乡绅角色及职能早已成了昔日黄花。

但随着制度的解体，代之以行的乡镇管理体制、村民自治制度，似乎又使原来的历史问题倒转回来。村民自治的语境主体是谁？媒体上经常看到村委会控制权的争夺、争议，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案；部分乡村中已不乏流氓横行、恶人治村、恶霸当权各种弊端时有所闻。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现在是不需要旧乡绅制度了，它没有政治、文化、经济的基础，更不可能人为地去设置这样一个社会身份。显然，那种依靠旧时乡绅解决现代矛盾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然而，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其实在乡村中，现代的、新型的“乡绅”早已诞生了。或许，我们将这些“绅”称作“伸”似乎更为合适。这些人不是穿丝织官服的“绅”，去掉了“丝”，是“人人”都可担当的、以“亻”作旁的“伸”。

我说的这些“伸”，实际上是从自己家乡延“伸”在外的打工者，经商的生意人，在校学习的读书人，出门的参军人，或是又从外边“伸”缩回来的复员军人，探亲的返乡人，外乡的在本地的谋生人，本村的城里人……这些人虽身体在外，但心系乡土。可能他们只是临时的身处乡土，即便只是回家过个年，在黄金周、双休日的时候回来一趟，但是只要“常回家看看”，就已经相当于工作队进乡的效果了。

这种往来之间的“延伸”、“伸缩”，常常可以将各种资源直接或间接地带入乡村。外面世界的见识、组织管理的意识、商品及财产权利的新理念、新资讯、招商引资的经验等等，已不是困守在乡村的农村人所能比拟的。其实，“乡伸”的过程也就是发动群众的过程，其影响是直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深远的，这些“乡伸”成为了天然的农村精英、乡村领袖、新型农民。

现在的实际困难是怎样才能让这些人发挥作用，怎样将他们纳入体制的框架，能够有机会合法地表达。这些人有的不是村民，有的也可能已不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份子，更没有选举权。这些人的处境更像过客，他们没途径，也没有条件去参与乡村的事，除了外表光鲜、西装革履、衣锦还乡的心理满足之外，以一外来的局外人心情对乡村中各种关系的顾忌而讳疾忌医。

农村中，关于集体经济管理权问题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意义、经济利益日趋重大，而村庄中因外出的、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而出现“空心”化的状态也在加剧，从制度建设上对这些矛盾予以破解也日益迫切了。

说到这里，我收回目光再来打量自己，在新的“乡伸”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只得引用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一段话：“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照此对号入座，我仅属“小资”而已，并且还是上了年纪的“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