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张艺谋”的另类思考

一段时间里，媒体热议张艺谋超生之事，承担管辖职能的无锡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终于走到前台，给出了回应：“千方百计”联系当事人，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北京，但没有找到。对于张艺谋这样一个名人，按理说寻找起来并不难，一则他是中国公民，再则他还担任着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属于“体制内的人”。显然，责任单位并没有拿出“秋菊打官司”那股劲头来，也没有“千里走单骑”的那种执着，不由得让人怀疑管理者没有好好看看老谋子拍的电影。

理性地说，这个事件反映了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致命性问题，即设计良好的制度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理想预期与制度现实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扩大了。这不仅会在既有的社会不平等中增加制度性不平等的内容，也会造成制度对象对制度的普遍不信任，即便是从中得益的个人或群体，也会担心自己在其他场合成为受伤害者。若积累下来，这种心态会不断侵蚀公权力的公信力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

必须承认，在现有体制以及行政习惯下，基层管理者无锡市卫计委与作为名人的张艺谋之间存在着权力不对称性，使得前者缺乏落实管辖权的条件。无锡卫计委不可能将行政资源都投入到寻找一个人的工作之中。退一步说，这样一个名人家庭，即便他们居住在当地某个别墅里，依靠自己的财富和资源，也可以不与当地政府发生任何关系，让政府部门难以找到有效行使权力的渠道或者手段。这样，包括名人在内的一些群体就成为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特权者”，不受制度的约束或监督。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成为空话。

制度面前的不平等比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更普遍，产生的原因也往往与具体的制度相关。就计划生育制度而言，这些年之所以越来越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执行过程中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就业方式之间存在着二胎生育权的不平等。由于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生育选择的自由更加重视，对于这些生育权的不平等更加不满。另一方面，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利用不同医疗体制、国籍制度等的差别，既摆脱了国内制度的约束或惩罚，也享受到其他制度带来的好处。比如去香港、美国待产。尽管这样的家庭数量有限，但是在网络时代，这类事件很有新闻性，对于社会心理底线的冲击也很大。张艺谋“超生”现象不过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要减少制度性不平等，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制定的源头入手，通过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制定出既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也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第二种则是从制度执行入手，使制度公平地适用于各类对象身上，尽可能避免社会不平等条件对制度执行的干扰，也防止制度成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新因素。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而制定出来的。而它们所调节的社会关系、约束或激励的对象以及依存的社会环境却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许多问题虽然存在，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和评价的标准与制度制定之初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严重动摇或者削弱了这些制度存在的理由。

在这种条件下，下一步的改革，就不能死抱着既有的成就，怀揣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情结，不仅要善于进行“增量改革”，创制出新的制度，更要勇于进行“存量消化”，清理和废止旧的制度。清理和废止旧制度，才更是与既得利益诀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