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

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或失业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中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观察到，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两者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Okun，1962)，并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在美国曾经长期存在(例如Altig etal．，1997)，因此，这种关系被称作“奥肯定律”。这种经验关系经常在中国经济学文献中被涉及或引用，一方面，人们经常会运用该结论来论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另一方面，当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该定律在中国不适用的结论(如姜巍等，2005)。然而，许多文献在引用和检验“奥肯定律”时，或者忽略了该定律适用的条件，或者数据的使用是不恰当的，因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该定律的理解仍然是不透彻的。本文将通过讨论“奥肯定律”作用的机理和条件，恰当地使用中国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回答该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一、“奥肯定律”的作用机理和适用条件

“奥肯定律”实际上是一个拇指规则，即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种相关关系，而在经验检验时，通常并不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率变化或失业率变化的其他因素。因此，对于这一经验关系的表述通常有两种方式，从而人们也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该定律。一是表达失业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即Y=c-α×U；一是表达产出增长率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即U=c-β×Y。其中，Y为产出增长率的变动，U为失业率的变动，c是常数项，α和β为经验系数。在奥肯的最初研究中，这个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而更准确地说，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百分点所引起的实际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百分点(Okun，1962)。奥肯根据美国的经验发现，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3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而目前美国的这种关系则被改写为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2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Altig et al．，1997)。

正如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所表达的，产出的变化可以归结于生产投入和生产率的变化，而生产投入主要包括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变动相对小，而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却可以较大，因此，劳动投入的变动就会影响产出的变动。既然失业率高低直接决定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量的大小，在失业率与产出增长率两者的变化就形成了奥肯所观察并表述的关系。

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影响产出增长率的因素是众多的。如果控制了其他各种变量的影响，失业率变化通过劳动投入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何以在美国经济产生1：3或1：2这样显著且大幅度的影响效果呢?一种解释是，失业率的变动通常与其他影响产出增长率变动的因素是一致的，即当失业率上升或下降时，诸如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劳动参与率等改变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都发生相同效果的变动。而所有这些因素对劳动力供给共同产生的效果，直观地表现为一个微小的失业率变动导致大幅度的产出增长率变动(Altig et al．，1997)。也就是说，在美国宏观经济层面上发生以失业率变化为表征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时，一系列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都以自身的变化做出响应，从而放大单纯失业率变化可能产生的效果。

例如，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参与率是劳动力市场周期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Flaim，1984)。根据Sum-mers(1990，p．113)，劳动参与、失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列恒等式表示：(E／N)i＝(E／L)i(L／N)i，其中E表示就业人数，N表示人口数，L表示劳动力数，i代表不同的人口组。这个恒等式表达的关系是：就业比(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与就业率(1-失业率)的乘积。因此，就业比的波动可以被分解为失业率的变动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动两个组成部分。由于“沮丧的工人效应”，即劳动力市场偏紧在使得一部分人群希望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也使得另一部分人群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队伍，导致劳动参与率通常与失业率之间呈现方向相反却效果一致的同步变化。

关于对“奥肯定律”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失业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是从失业率反映劳动实际投入，并且在失业率之外的其他影响劳动投入的因素与失业率发生同等效果变化的条件下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失业率，主要是指反映宏观经济周期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相关的自然失业率。例如，正如奥肯本人清楚地指出的，在他所发现的经验关系中，失业率变动是指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而按照定义，失业率是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的。

“奥肯定律”经验关系中的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增长率，也因其特殊规定性成为该定律有效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存在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仍然是企业因投资成本变化而改变投资意愿所促成的，即企业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信号进行投资，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这种经济增长中，通常不会发生系统地违背比较优势的扭曲现象，因而不会产生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大幅度偏离。

可见，“奥肯定律”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通常是以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前提。因此，从理论上讨论和经验上验证“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应该从中国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的程度出发，着眼于考察上述条件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经验观察

中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且从那以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从而成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变量。与此同时，经济学家着手进行了一些关于“奥肯定律”是否在中国存在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存在着某些理论解释的不足，或者数据使用上的缺陷，从而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致在很多场合，无论是明确地引证“奥肯定律”还是将其作为潜台词，人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该定律的适用性，因而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误导。

首先，中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

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提高。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中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中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蔡、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我们预期在中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其次，在面临宏观经济低迷以及严重的失业困境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将其作为政府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的一项措施。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三个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率带动就业的扩大。第一，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2004)。第二，由于储蓄增加与贷款意愿不足的矛盾，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第三，作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刘学军、蔡，2004)。

最后，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中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第一是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第二是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荐的方法和定义进行调查并估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被认为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这个失业率指标，才可以进行具有可比性的经验研究。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Cai，2004)，并用之进行“奥肯定律”的经验检验，即观察在1979―2004年期间，中国是否存在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们以失业率变动为因变量，以实际GDP年增长率为自变量做回归，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8-0．027Y，该式回归系数的t值为-0．65，非常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102，几乎没有解释力。如果我们以实际GDP年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失业率变动为自变量做回归，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Y=9．66-0．377U。同样的，该式回归系数的t值为0．61，决定系数R2也是0．0102。上述经验检验表明，虽然回归结果的符号是与预期相同的，但是，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出了两个变量的散点图(图1)。散点图更加直观地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可见，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并不存在“奥肯定律”所揭示的经验现象。

三、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就业扩大

在中国，公开引用“奥肯定律”或将其作为潜台词，通常用于两种目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引用降低失业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关系，着眼点是强调治理失业的重要性。其实，这种用意是良好的。毕竟，劳动力更加充分的使用无异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自然应该具有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关系的不显著，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观察失业率的变化来做出货币政策方向的决策，是因为“奥肯定律”有效。但是，在这一经验关系不存在的条件下，仅仅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取得治理失业的效果。因此，我们经验结论的政策含义就是，治理失业的更重要领域在于发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其功能，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缩短劳动者陷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的时间。

在第二种情形下，引用加快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增长可以自动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的学理依据。的确，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经济增长，就业的扩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然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就业扩大的充分条件，即失业的治理和就业的扩大，并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得到解决，也并非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同等的效果。即使利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的财政和／或货币政策)治理周期性失业，如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能达到扩大就业的效果。在现行投融资体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过于依赖大企业和大项目，而这并不能带来等比例的就业增长。同样的道理，当实施宏观经济软着陆时，如果采取一刀切措施，往往又会使中小企业和能够带动就业的项目首当其冲。

本文所得出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表明，第一，在经济增长率之

外，还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影响失业率的变化或就业效果。例如，在自然失业率构成了整个失业率2／3以上的情况下，与造成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功能，以及政府和社会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服务的能力，对于治理失业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第二，由于“奥肯定律”所反映的经验关系只存在于经济增长率与周期性失业率之间，因此，在自然失业率构成失业率主要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预见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能够直接表现出治理失业的效果。第三，经济增长本身既可以是就业友好型的，也可能是排斥就业型的，因而对于失业的治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万应灵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增长，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并不能同步地带动就业的扩大。

可见，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首先必须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独立目标，而不能被淹没在经济增长目标之中。进而，它又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优先目标，排在政策优先序的首位。相应地，对各级政府业绩的考核和政策效果的评价，都应该把就业问题的解决放在优先位置。这也有利于克服过度追求GDP目标的政府动机。这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国家制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的战略性决策，应以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心；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跨部门协调，为就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以实现最大化就业的目标。我们高度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并倡导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意味着把就业置放于经济增长目标之上。实际上，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本身就包含着把经济增长置于政策优先序的重要位置，以及作为扩大就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的意思。无论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还是从其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来说，经济增长目标绝不可以放弃。但是，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反而可以保证增长目标，相反则不然。

参考文献

①Altig, D. Fitzgerald, T. and Rupert, P. (1997), “Okun'sLaw Revisited: Should We Worry about Low Unemployment?”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Commentary，May 15.

②Cai, Fang (2004), “The Consistency of China's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Stylized Fa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ies”, The Chinese Economy, Vol.37, No.5 (September-October), pp. 74-89.

③Flaim, Paul (1984), “Discouraged Workers: How StrongAre Their Links to the Job Market?”Monthly Labor Review,107, pp.8-11.

④Okun, A. (1962),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Significanc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Business and Economics Section, pp.98-103.

⑤Summers, Lawrence H.(1990), “De 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Cyclical Employment Variation”，in Lawrence H．Summers．UnderstandingUnemployment，Cambridge，Massachusettso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

⑥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⑦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姜巍、刘石成：“奥肯定律与中国实证”，《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24期。

⑨刘学军、蔡：“制度转轨技术选择与就业增长”，《中国劳动经济学》2004年第1卷第2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