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成功的秘密

浙商的第一条商规就是:坚持天天看“新闻联播”。商人从中看什么呢?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说,浙商是要“把握经济时局,关注国家政局”。这不奇怪,成功商人没有不懂得时局之重要、不懂得经济与政治之密切关系的。

但是,一个商业群体,当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新闻联播”上时,它离政府部门一定是有距离的。

由此,我们理清了现实中的一条线索:

浙商总是把商人的命运与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如今的浙商已经不是19世纪的胡雪岩。30年来风风雨雨,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并没有让他们养成“巴结”政府的习惯,更不争“红顶子”,可他们很懂得怎么跟政府打交道。他们训练自身独到的眼光和胆识去运筹帷幄,并不靠耍弄“政治贫嘴”和一门心思走关系去实现资本积累。

处理好政企关系是商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不是“我去找政府哦”,“只要我们做好了,政府找我们的啦。政府要政绩、要税收嘛”。

道理就这么简单。

北京有个“浙江村”,它在天安门中轴线以南、再往南的大红门地带。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来北京淘金的浙江人大多一文不名,他们就落脚在这里,北京南城边上。蹬三轮车、擦皮鞋的,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分分厘厘也去赚。后来慢慢做起了服装、家具、窗帘布艺等生意。直至20世纪90年代,那里基本上还是马路市场、露天市场,摊棚林立,违章建筑处处可见,脏、乱、差成了象征,扰民严重还带来了治安麻烦。

1995年的一次政府行动中,两千名警员全副武装进驻市场整顿秩序,一时轰动全国。浙江省委书记专程赴京来协调处理。1997年以后,“浙江村”被纳入了商业开发区,定位为京城的第商圈。2000年前后,市政府又在这里开办了五个外地人居住的试点小区,并逐步向全市推广。

小生意、大批量、综合型,让浙商终于在京城落地、生根、成长。

只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浙商走不到的地方。

浙商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仅挖得了第一桶金,也逐步积累起雄厚的民间资本。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进军房地产市场,成为他们资本扩张的又一主要形式。而在这个市场上,他们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商业运作能力:最初不是靠从政府手里拿地、批地做地产开发起家,而是从投资住宅地产到投资商业地产,再到投资商圈地产,旅游、酒店、写字楼、商城、基地……改造、包装、进驻商铺,从而搞火了楼宇经济。

一提到浙商的“炒房团”,人们似乎立刻就能想到中国高房价的泡沫,对其诟病有加。不过,任你风吹雨打,浙商只是纯商业心态。

2003年,北京立水桥一带就引起了浙商的极大注意。当时,这里连路都没有,更看不到轻轨。那里有一座商厦,商户来了一拨走一拨,生意十分难做。浙商却很快看中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奥运会的场馆要在这附近兴建。这一建起来,就必然会吸引大量的人流,人流集中的地方就是大商圈。于是,浙商进驻和抢占这片无人顾及的地带,这里被人称作立水桥商圈。

等到2005年,随着奥运场馆和交通设施的兴建,陈俊认为,这里再称立水桥商圈就不合时宜了。他建议把这一带称作“奥北商圈”,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叫响的。而立水桥一带、天通苑一带,今天已成一座中小城市,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商机有多大不言而喻。至于浙商嘛,在这里占得先机,又怎能不发呢?

浙商的实力越来越雄厚,他们也把政府摸透了,政府要的是平稳、积极向上的市场。而45万在京浙商,已遍布从电子业到小商铺的各行各业,大大小小2800家企业,每年砸进京城的投资额已高达4千亿,给市政府缴纳140亿元的税。陈俊说:“这都是账面上清清楚楚看得到的。政府怎么会不喜欢我们?”

浙江商人在他乡做生意,犯法的事情不做,他们认为法律法规都是有板有眼、铁板钉钉的东西。但是,浙江人抱团,浙商走到哪里都能把生意做红火,最根本的依靠就是这个团体。

而浙商抱团,一个最好的载体就是商会。浙商的企业商会很发达,从省级到市级,浙商都有自己的商会。有什么信息,大家很快就会知道,金融上的互助和拆借那就更有一套成熟的规矩。商会里面还健全了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每月学习时事政治,正向引导。而作为商会的各级组织者,他们出身于这个群体,又潜入这个群体,了解市场、掌握各种动态行情,那本身就是做生意,不耽误时间。如今金融危机到来,陈俊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跑各个市场,了解商户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想怎么干。重要的是,商会能带领商户们不断找到新的投资项目。

有企业家说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是“离不了,靠不住”。找到一个了解政策走向的权威渠道,快捷地研究政策、读懂政策,关键是“用好”政策,做好生意。靠不住的,也就靠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