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究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怎样的司马迁

《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四期发表了曹茂昌老师的《〈报任安书〉的完整解读》。文章认为，《报任安书》表现了“一个英雄的司马迁（不怕死、不必死，隐忍苟活以图大事）（此处之‘必’应为‘避’才对）和一个庸常的感性的司马迁（贪生怕死，也没有理由死）在争辩对话”①，我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和曹老师商榷。

《报任安书》究竟有没有向我们展现一个庸常的感性的司马迁？如果没有，争辩对话又何在呢？

曹老师在文中也承认“《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回信”“信中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此外，作者在信中委婉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和有所追求的良苦用心”。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回信应该答复任安信中的请求。任安给司马迁写信是要求司马迁“推贤进士”，司马迁觉得“仆非敢如此也”，“请略陈固陋”。从书信内容看，司马迁除了向任安表达不能推贤进士的意思之外，还陈述了自己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的理由。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探究二者关系也许为我们准确解读《报任安书》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实际上，这封书信从始至终都是将陈述不能推贤进士的理由与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的选择交织在一起的。节选部分看起来似乎侧重于后者，这就为正确理解《报任安书》增加了难度。书信一开头司马迁先从自己的祖先说起，“仆之先”掌管“文史星历”，“固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也”。自己的祖先被皇帝耍弄，被世俗的人看不起，地位低下。自己与祖先担任同样的官职，同样人轻言微，说的话根本没人当回事，所以自己没有能力“推贤进士”。

接下来，司马迁又推一步，说如果这时自己“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根本没人理会；世上的人也不会“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这种死“与蝼蚁何以异”，死得没有价值。那么，什么样的死才有价值呢？司马迁说人有两种死：一种“重于泰山”，一种“轻于鸿毛”。怎样死“重于泰山”，怎样死“轻于鸿毛”，是由“用之所趋”，即运用死的地方不同所决定的。这就为下文写司马迁自己的生死选择做了铺垫。

在写自己的生死选择时，司马迁先列举受辱的十种情况，表明自己所受的腐刑是人世间所受到的最大的侮辱。接下来，书信引用《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这句话说明惩罚侮辱是不能随意施加于士大夫身上的，应当尊重他们的人格②；用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与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作喻，说明自己在受到腐刑之后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异常沉重，自己在受辱之前就应该自杀。司马迁描述受辱时的情形：“交手足，受木索，暴皮肤，受榜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那种精神状态，简直是生不如死。从这一段往下几段文字是曹老师觉得最让人费解和吃惊的文字，他认为“刑役之人受尽折磨与污辱，在残酷无情的‘势’‘形’面前，自己的精神已‘怯’且‘弱’，逐渐志气衰微，如此而言，死亦难矣！”据此曹老师得出结论这段文字：“不仅与下文所写自己‘不怕死，必死相矛盾，也袒露了一个平凡庸常怯懦畏葸的灵魂’”③我觉得不然。司马迁说“祸莫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认为宫刑是人生最大的耻辱。他历数从古到今刑余之人的遭遇“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耻之”，说明“中材之人”，只要“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④从古至今受过腐刑的人莫不如此，司马迁也不例外。你想，司马迁本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如今却受到腐刑，变成了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人，这样的人怎会为人世所容？家人怎样看自己？同僚怎样看自己？百姓怎样看自己？自己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此时，让司马迁忍辱偷生，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书信最后说自己“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表明司马迁生存的社会环境极其艰难，一个刑余之人不会为世俗社会所容。自己遭遇腐刑，被同乡邻里耻笑，使自己的祖先遭受极大侮辱，那感觉简直就是无地自容。这时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此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司马迁所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苟且偷生的痛苦。与其这样痛苦活着，不如干脆一死了之。这分明是写苟且偷生的痛苦，哪里是写自杀之难呢？哪里袒露了平凡庸常怯懦畏葸的灵魂呢？又哪里有英雄的司马迁与庸常感性的司马迁的争辩对话呢？在我看来，司马迁不惧死，不畏死，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司马迁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

再接下来，司马迁又想到了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人，这些人“身至王侯将相”，“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为什么呢？曹老师是这样解释的：

“自杀，容易吗？加缪说：‘真正严肃哲学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加缪《西西弗神话》）诚然，自杀是书写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最后最高的形式，是对生命求生本能的超越，但司马迁却列举了一连串的英雄，包括那些把头拴在裤腰带出生入死的英雄，包括韩信、彭越、周勃、魏其、季布等，说他们‘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也没有选择‘引决自裁’。

在非人的折磨中，英雄之气逐渐颓唐。英雄还原成庸常，不都是英雄的耻辱。因为庸常，才更让我们亲近。因为有勇气袒露庸常，才更让我们尊敬！人不过是脆弱的苇草（帕斯卡尔），无视这一点，总是醉心于焊接钢铁巨人，情怀可嘉，但让我们觉得生硬。”

按照曹老师的说法，司马迁所想到的韩信这些人物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这些人“在非人的折磨中，英雄之气逐渐颓唐”，是因为这些人在生死面前死也不易，是因为这些人贪生怕死。因为这些人贪生怕死，才使“英雄还原成庸常”，“才更让我们亲近”。否则，就是“醉心于焊接钢铁巨人”，会“让我们觉得生硬”。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司马迁下面的论述。

在联想到韩信等英雄人物之后，司马迁接着说：“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意思是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言外之意，从古到今的英雄都不能避免受辱，我只是个小人物，怎能避免受辱呢？司马迁又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勇敢怯懦、强大弱小，都是由人的地位和所处的形势决定的，该自杀时却没有自杀，到了受到侮辱时才想到死，晚了。推人及己，自己要自杀，也要在受到腐刑之前就自杀，现在已经受辱了，再想到自杀，同样也晚了。由此可见，司马迁联想到韩信等人，并不是为了证明他们和自己一样活者不易，自杀更难，并不是为了展示其庸常的一面，而是为了说明即使是死，也要死得其时，也要在受辱之前死。否则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只是“轻如鸿毛”而已。不顾这些，断章取义，才更让人觉得生硬。而且，自己忍受屈辱活着，并没有什么不好，“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免哉”，为了气节而死就是勇敢吗？未必。勇敢的人不一定会为气节而死，他们一定还有比气节更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当这种东西需要他们去死时，他们会死得义无反顾；当这种东西需要他们去活时，即使他们受到奇耻大辱，痛不欲生，即使他们面临灭顶之灾，危在旦夕，他们也要想尽千方百计活下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自己也要效法先人，要好好活着。为什么活着呢？“恨私心有所不尽”，如果“鄙陋没世”，那麽“文采不表于后世”。于是司马迁又想到了周文王、孔仲尼等古代先贤，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自己和他们的处境一样，为什么不好好活着以完成自己的著述呢？至此，司马迁完成了对自己、对中华民族、乃至对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死抉择。在这里，我们非但看不到一个庸常感性的司马迁，反而看到了一个勇敢、理性的司马迁，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司马迁，一个伟大的、永恒的司马迁。

历来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司马迁的生死抉择，其实还有一个抉择人们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司马迁此时此刻该不该推贤进士，司马迁为什么不愿推贤进士。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司马迁李陵之祸的本末，就必须了解经历了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的人生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司马迁原本也是一个胸怀远大报负，希望建功立业的热血男儿，他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怀才不遇，心中郁闷。后来“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汉武帝对他有知遇之恩，于是司马迁忠君报国，“绝室客之知，忘室家旧业，日夜思竭其不肖才力，务一心营职”。司马迁“求亲媚于主上”，心系国家，此时此刻，如果让他“推贤进士”，他是很乐意为之的。但在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司马廷与李陵“素非相善”，“趣含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关系一般。但司马迁看他“事亲孝，与士信，临取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认为他有“国士之风”，所以在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宫中后据实相陈，仗义执言，体现了司马迁秉性正直的一面。李陵没有失败之前，“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失败之后，“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积极上言，“用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是为主分忧，为国尽责。而且，司马迁所陈述的理由，公正，客观，事实求是，确实是处于“拳拳之忠”，可是武帝“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把司马迁逮捕下狱，让他到司法官接受审问，后有司定为“诬上”之罪。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遂受腐刑。此时此刻，司马迁感受到的是汉武帝的薄情寡恩，众大臣的落井下石，朋友们的明哲保身；是世态炎凉，孤独寂寞；是孤立无援，求告无门；是心灰意冷，惶惶不安；是心中郁闷，愤愤不平。这时再要求司马迁求贤进士，谈何容易！

其实，撰写《史记》不仅是司马迁一人的责任，更是司马迁家族的责任，他一人肩负着父子两代人的使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死之前“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接着，司马谈追述自周公以来到孔子修史的传统，慨叹“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现实。分析形势“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指出“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司马迁诚惶诚恐：“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⑤可见，司马迁早在年轻时就立下了要写一部史书的志向。这种志向的确立，有家族的因素，有父亲的嘱托，有自己的内在动机。这种志向在司马迁心中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是任何人、任何干扰、任何命运的变化都不可能动摇的。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最后说：“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就是别人怎样我怎样，就是保全自己，就是避祸。而任安却要求司马迁“推贤进士”，这无疑是与司马迁的私心相违背的。这里的“私心”，不是一般的内心，是前面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的“私心”，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理想抱负。

综上所述，我们从《报任安书》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品德高尚、正直无私的司马迁，是一个知恩图报、直言敢谏的司马迁，是一个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司马迁，是一个深谙世事、心灰意冷的司马迁，是一个看透人生，颇懂进退的司马迁。他正直，却可亲可敬；残废，却顶天立地；疏淡，却并不颓废。这就是《报任安书》向我们展示的司马迁的形象。

【注释】

①③ 见《中学语文教学》第四期第48页.

② 陆精康《“刑不上大夫”和“施刑于大夫”》，见《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7期第53页；莫如彪《为何“刑不上大夫”》见《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第40页。陆老师认为“刑”即悟性五刑，包括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是侮辱性惩罚。莫老师则进一步认为其中的“刑”指刑辱，不是一般的“五刑”.

④《汉书·司马迁传》见内蒙古出版社《二十四史》第45页.

⑤ 出自《汉书·司马迁传》见山东人民出版社《〈史记〉选读》第113～114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夏津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