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两种对立的解释学立场

摘 要:《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的前后两部著作,但它们的解释学立场却是对立的。“回到马克思”坚持的是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回到列宁”表达的是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是从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向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的后退。这种后退对正确理解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解释学;“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27-05

作者简介:王金福(1942- ),男,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年前,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书名到内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俞吾金教授就批评说:“回到马克思”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针对这一批评,我写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一文(原载《唯实》杂志2003年第5期),指出“回到马克思”与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回到康德”虽然在表达形式上相似,却是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命题:“回到康德”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它认为只有康德的理论是真理,要求人们的认识回到康德的理论上去,这显然会助长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不利于理论创新;而“回到马克思”却是一个解释学命题,它不是要求我们今天的认识都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必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据,正确地理解这些著作表达的真实思想。显然,在解释学视野中,“回到×××”只涉及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文本表达的作者的思想)的关系问题,不涉及作者思想的真理性问题。因此,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的命题绝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俞吾金对张一兵的这一批评是“无效的”。

俞吾金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还有一个有效但在观点上却是错误的批评。俞吾金说,“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有一个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实际上没有纯粹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对象,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是受到理解者的“污染”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我们不能言说马克思,只能言说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一批评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是在解释学意义上的批评,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同一视野中的批评;这一批评在观点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的理解实践,包括俞吾金自己的理解实践。

没有想到,时过10年,张一兵自己的解释学立场却后退了,退回到俞吾金当年批评他时所主张的那种解释学立场上去了。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他已经“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见“作者的话”第16页)。当然,一兵自认为这一“后退”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是“我在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是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见“作者的话”第10页)。一兵在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叫《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书名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看,人们会以为这只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然而,认真读了《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导言”和“后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回到列宁”既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也不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回到列宁”和“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解释学命题而不是认识论命题,因而都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这一点应该没有分歧。但据一兵自己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表示要“回到事情本身”。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回到列宁’与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那种诸如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一类的可笑肤浅的知性判断,从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构境出发,这不过是借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见“作者的话”第2页)。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事情本身”在“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指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不再指列宁著作本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列宁的思想,而是指读者阅读理解列宁著作时的思想状况,即读者的理解。这就是说,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是读者意识之外的存在,是不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变成了读者意识中的存在,是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由于对“事情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就表现出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这样一来,“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等命题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要正确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看,而是要把握这个命题所表达的作者的真实思想,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在解释学立场上的对立。

一、关于理解的对象

抽象地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都承认所要“回到”的那个人的客观存在,而且,任何人(包括过去的俞吾金和现在的张一兵)都无法否认在我们的理解之外有马克思、列宁、康德等等的存在,他们不是我们思想的产物。在解释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等是作为思想者看待的。在理解对象上,解释学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在省略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从直接的意义来说,马克思、列宁等的著作才是我们理解的对象,而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是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的。只是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是否就是要把握他们的思想的意义上,我们才提出他们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对象的问题。

“回到马克思”,就是承认马克思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正如俞吾金所说,“回到马克思”是以承认马克思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在事实上,理解对象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它是受到理解者“污染”的。而承认理解对象(马克思的著作,或马克思的思想)的“客观性”,即承认理解的对象不依赖于理解者而存在,承认理解的对象不是理解者的思想创造物,这是“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的解释学前提。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就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的,是他所要“回到”的目标,是他的整个理解围绕的轴心。在写作《回到马克思》时,一兵并不认为这里的马克思是他的思想创造物。

“回到列宁”却持相反的理解对象观。写作《回到列宁》时,一兵不再承认列宁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自己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是以一种矛盾的、犹豫的、动摇的方式来否定的)。一兵虽然抽象地承认列宁及其思想的“客观”存在,但却不承认它是理解的“客观”对象。在他看来,作为理解对象的“列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物,是读者“构境的存在”。一兵说,他的《回到列宁》一书,不是构建(也就是理解)列宁的思想,“而是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11(引文中的黑体均为原文所有)。在一兵看来,列宁的思想当然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不是理解者的创造物,但它并不是理解的对象,理解的对象只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这也就是说,理解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列宁,而只是读者构建、创造的产物。这相当于俞吾金当年说的,没有纯粹客观的对象,理解的对象是受理解者“污染”的。一兵把他的《回到列宁》一书的新的文本解读方法叫做“思想构境论”,而“思想构境论”不过是他的总体性哲学“构境论”在文本解读方法上的一个应用。一兵在谈到“构境的存在”时说:“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1]13这一观点应用于文本解读,实际上就是把理解的对象看作是由理解者“辛苦地重建”的。一兵还说:“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2]53如果说,“文本”是相对于“读者”的概念,没有读者也就无所谓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是对的。但被一兵当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这一命题,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文本”是读者的构境的存在,没有读者的构建,就没有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一兵在另一些地方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这类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3]“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4]

上面说过,一兵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的否定不是坚决的、彻底的,而是犹豫的、动摇的。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很难公开地、坚决地否认理解和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但他确实明确地说过,他的《回到列宁》一书的文本解读立场是对《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解读立场的“后退”、“超越”,是从“客观真理论”向“主观构境论”的后退。这一后退,在逻辑上必然要求从否认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开始,从肯定理解的对象是读者的“主观构境”开始。因为,若不从理解的对象观上后退,一兵的整个“思想构境论”将很难逻辑彻底地建立起来,“回到列宁”就真的成了“回到马克思”的翻版了,而这又是他决不肯承认的。

二、关于“文本的意义”

理解的对象是文本。文本有其物质存在方面,又有其意义方面,而后者才是其本质。文本的物质方面的客观性,是任何解释学家都不会去否定的,但是,文本的意义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同的解释学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肯定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是由马克思赋予的,马克思的著作表达的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读者的思想,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决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固定了。只有肯定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就是正确地理解、把握、还原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即马克思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

《回到列宁》一书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矛盾的。它有时也承认列宁的著作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原初语境”)。但是,作为对“回到马克思”命题的“后退”、“超越”的命题,“回到列宁”必然要否定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一兵说:文本的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3]。在“生成文本以后”发生的意义,当然不可能由作者赋予,而只能是由读者赋予的;文本阅读者面对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会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兵还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始终为上”[2]53,这实际上也是说读者决定文本的意义。正因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所以,“回到列宁”就不是回到列宁本来的思想,而是回到“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也就是回到我们创造的列宁著作的意义。不过,当把列宁文本的意义看作是由读者赋予的时候,“回到列宁”的说法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句。只有把所要“回到”的东西看作不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是他人的思想时,“回到×××”这一说法才有意义。若“列宁”只是我们头脑的产物,“回到列宁”就成了回到我们头脑中的思想,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当恩格斯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时,[5]他是决不会把“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创造物的。

三、关于理解的目的

从文字、表达形式来看,“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似乎表现了共同的理解目的观,即理解的目的是要回到文本作者的思想。其实不然,它们在理解目的观上是对立的。

“回到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种理解目的观:阅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目的就是要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还原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走进马克思,或者叫让马克思走进我们。

“回到列宁”表现了另一种理解目的观:阅读理解列宁的著作,目的不是要把握、还原列宁的思想,而是要构建、创造列宁的思想。一兵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阅读目的观。他说:“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2]50客观主义解释学也把理解叫“重建”,理解就是重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从字面意义来看,“重建”与“构建”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客观主义解释学所说的“重建”与“回到列宁”所说的“构建”的实际意义却是不同的。“重建”是通过读者的理解活动使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在理解者头脑中复原、复现,也就是把握作者的真实思想;而“构建”则是创造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作为“构建”的理解,在目的上就不是要复原、复现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

四、关于理解的结果

“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在解释学立场上的对立,最明确、最集中地表现在关于理解结果的性质上。如果说,在理解对象观、文本意义观上,“回到列宁”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还存在着明显的犹豫、动摇、妥协、折中的话,那么,在理解的目的观和理解的结果观(性质观)上,“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对立就以比较明确、坚决、彻底的形式出现了。

“回到马克思”,就是承认理解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同一性,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这样那样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了马克思的思想,我们走进了马克思,或马克思走进了我们。所以,马克思创立的学说能够得到流传,或赞成、坚持、发展,或反对、否定、抛弃。在马克思创立他的学说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们今天还可以言说马克思,还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能够通过对他的文本的阅读理解为我们所把握。当然,人们也可以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这样的意义: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绝对地、完全地回到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能够绝对地、完全地为我们把握。显然,我们和现在的一兵一样,不能赞同这样的解释学立场。但我们不赞同的不是它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它的绝对主义立场。我们反对在绝对的意义上讲“回到马克思”。我们认为,绝对地、完全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相对地、历史地“回到马克思”。但既然是“回到马克思”,就总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离开这一点,就谈不到“回到马克思”的问题。

“回到列宁”却表现了对理解结果的另一种相反的看法,就是否认理解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同一性,否认对列宁著作的阅读理解总是这样那样地把握了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说,理解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和建构,而不是对列宁思想的把握。对此,一兵有大量的论述,试举几例:

(1990年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我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这一方法后来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解读马克思《巴黎笔记》等摘录性文本时的做法。可是,现在的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性文本学的幻象了)。”[1]5

“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思想。”[1]10

“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者的不在场认定为前提,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11

“毋庸置疑,面对静态的历史性文本,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简单的反映论。”[2]44

“写作时的原初语境……不可还原。”[2]48

“与原先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1]12

“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指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之间有‘间距’),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于超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2]51

“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来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2]58

需要指出的是,一兵有时候会用“不可绝对还原”这样的说法,这使有些读者以为他反对的只是绝对还原论,而不是反对还原论。实际上,一兵反对的就是还原论。在他那里,还原就是绝对还原。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争论中也存在。例如,“超越论”者有时说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有时又会说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后一说法似乎表明“超越论”者认为马克思反对的只是唯旧物主义而不是反对唯物主义。其实,在“超越论”者那里,唯物主义总是被看作一种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存在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不是创立了新唯物主义。

五、关于理解中的争论

“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立场,肯定理解既然有客观的对象,理解的目的和结果便是把握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我们言说的是马克思,那么,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就存在一个是否回到了马克思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回到了马克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一个对错的问题,不同理解者之间关于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争论就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实际上,人们只能在自己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任何理解既不可能绝对正确,也不可能绝对错误,通过理解者之间的争论,有利于正确地“回到马克思”。

而“回到列宁”的解释学立场,认为理解的对象是由理解主体建构起来的,文本没有自身固有的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文本的意义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理解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列宁而只是回到我们自己建构、创造的列宁,理解的结果也不是这样那样地回到列宁,我们不是言说列宁,而只是言说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思想,“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例如列宁)的”。这样,就必然要否定读者的理解有一个正确性的问题,进而否认理解者之间争论的必要性。怪不得一兵在从“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立场后退到“回到列宁”的解释学立场后,要对理解者之间的争论加以嘲讽,说这是在为“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不应为“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争论,但却应该为“真理”(理解的正确性)而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不要紧,这难道不正是“真理”发展的正确途径吗?

总之,“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在这两个命题的提出者张一兵那里,实际上表现了两种对立的解释学立场,前者是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后者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是张一兵在解释学立场上的一种后退。而这一后退,在我们看来,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回到列宁:作者的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张一兵.回到列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学术月刊,2009(7).

[4]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J].历史研究,2008(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