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重生

伏尔加格勒：保存战争遗迹

伏尔加格勒市始建于1589年，原名察里津，1925年为纪念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并因军民浴血奋战歼灭敌军， 和其他三座城市（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第一批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平原上的北高加索地区，受伏尔加河的滋润，物产丰富，被称为俄罗斯的“南部粮仓”。城区地势低平，察里津河横穿市区，市中心有马马耶夫岗等高地，是连接欧、亚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枢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其伟大胜利是苏联红军反败为胜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彻底扭转了苏德之间甚至整个“二战”的战局。智利诗人聂鲁达对这次战争的评价语是：“勇气规则奖赏给了这片土地。”作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场，尽管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在战争期间，100万苏联红军阵亡，平民伤亡不计其数。斯大林格勒也几乎被夷为平地，剩下一片焦土，城里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格勒不得不几乎全部重建，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座城市的重新现代开发。整个苏联在战争期间都支持着斯大林格勒，帮助它医治战争的创伤，帮助它复苏：整座城市的重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建设，以及欧洲最大水电站――伏尔加水电站的建设……斯大林格勒迅速重生。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整洁而漂亮，是一座重工业城市，主要有机械制造、金属加工、造船冶金等工业。城北有伏尔加河拦河大坝，市内有环形铁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为苏联欧洲部分东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是石油、木材、粮食和煤炭等战略物资集散地。伏尔加格勒市还是俄罗斯南部的科学和教育中心之一，市内有20余所高等教育机构，数十个科研机构，以及100多个公共图书馆、3个博物馆和4家剧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现在伏尔加格勒市的人民在享受和平生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过去，城市的街道、花园、林荫路的名字都反映了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回忆。斯大林格勒的民众在伏尔加河岸边还保留了一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建筑，它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留给后代去回忆，并祭奠为保卫家园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普京提到的伏尔加河岸边的建筑，就是在当年战斗最为激烈的马马耶夫高地所修建的卫国战争纪念陵园。战后城市重建过程中，斯大林格勒政府在伏尔加河岸边修建了这座建筑――巨型雕塑“祖国母亲”、大片的浮雕、镌刻着英雄名字的光荣榜和长明火，纷纷表达着人民对英烈的敬意。而列宁大街、朱可夫元帅街和英雄林荫道等与革命历史事件或革命历史人物有关的地名，也是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念。

伏尔加格勒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马马耶夫高地纪念碑群、察里津保卫战纪念碑以及分别矗立在州府大厦前和列宁广场上的列宁雕像等。此外还有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市中心烈士广场上耸立着的高大尖塔、燃烧着长明火炬的无名战士墓、位于果戈里大街上的卫国战争博物馆、列宁大街和苏维埃路之间的“巴甫洛夫楼房”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画纪念馆，建在一幢因轰炸而只留下残垣断壁的五层楼房旁边，收集着大量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资料，巨型全景图再现了当年大激战的场景，无一不是历史的鲜活证明。

华沙：原原本本地复原古城

波兰首都华沙曾经是东欧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拥有近800年的历史和大量凝结着波兰民族传统文化的中世纪哥特风格及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古建筑，被誉为“东欧小巴黎”。

早在18世纪，维斯瓦河自东向西穿过华沙城，河的西岸是城市中心区，克拉科夫郊外大街是华沙最为繁华的大街之一。然而在“二战”期间，纳粹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当时希特勒下令将华沙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德军将市民赶出华沙，在空荡荡的城市中，一座接一座地烧毁房屋、宫殿和古建筑物，并从空中进行轰炸。因此，当1945年欧洲胜利最终到来之时，华沙城90%被摧毁，整个河西岸满目断壁残垣，很多建筑物只剩下一道外墙，公路和桥梁完全被毁坏。克拉科夫大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哥白尼雕像。城市交通瘫痪，水电、燃气等管网被损坏一半以上。当德军撤离的时候，维斯瓦河西岸只剩下了1000人。华沙在战前拥有100万以上的人口，然而在“二战”之后却只剩下12万人。

希特勒在战前曾威胁欲吞没波兰，当时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闻讯便开始自发组织对华沙的全面测绘，在德国人占领期间完成了古建筑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对所有的古建筑进行了测量和绘制，并且将这些测绘结果完整地保存下来。“华沙起义”之后，大学教授立刻将资料抢救并转运出来。

1945年春天，波兰迎来解放。在原址复建一座老城与异地重新建立一座新首都之间，波兰人选择了前者。人民自愿出钱出力参与重建工作，市政府制定总体规划，组建了“首都重建办公室”。在宣布重建的第一年，华沙人收集、提供的华沙老照片、风景画册和明信片，以及幸存者回忆的风貌建筑图纸等，就达几百吨重。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辅助的情况下，人们依照保存下来的资料，用自己的双手复原这座老城，对900多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进行修复和重建，城墙的砖块也是人们一块块从废墟里拣出来的。虽然外观重建遵循着“连墙上的一条缝也要原原本本地复原”的原则，但是内部设施为了适应时展而进行了改造，如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改为酒店、博物馆等。

1966年，华沙重建告一段落。华沙在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原貌。和当年有所不同的是，如今华沙城的很多建筑物上都有一块小小的纪念碑，记录着曾经在这里发生的战斗和复建年份――重建后的华沙，不但保留了古城原貌，也将战争遗址保护下来，让历史永存。新城高楼大厦林立，城市雕塑、广场、教堂等标志性建筑装点着修葺完好的历史风貌建筑。如今的克拉科夫大街又恢复了人声鼎沸，一片繁荣的景象。

曾经有人断言：“华沙不会重现在人间，至少100年内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仅在战争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一座几乎与战前一模一样的华沙城拔地而起，完成了废墟上的涅重生，因此被世人赞誉为“华沙速度”。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座重建的华沙城破例纳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华沙的重生是13世纪至20世纪建筑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大伦敦规划”和“考文垂模式”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世界级都市，两千多年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造就了数量可观的名胜古迹和博物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空袭的第一天，伦敦已到处硝烟滚滚。好在德国轰炸的多为郊区，加之伦敦糟糕的天气和德军战斗机导航误差，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狂轰滥炸中幸存了下来。尽管民宅损失惨重，但地标建筑多未受损。

在轰炸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架英军飓风战斗机已经耗尽弹药，但发现一架德军多尼尔17型轰炸机航向直指白金汉宫。英国飞行员当机立断，采用撞击的方法，撞毁了德军轰炸机的尾部，被毁的多尼尔17型轰炸机坠毁于一家珠宝店，英军飞行员也成功跳伞降落。

伦敦的滑铁卢桥始建于1817年，当时建成通车时，正值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胜拿破仑两周年，该桥便由此得名滑铁卢。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拆除旧桥重建。当时“二战”战事正酣，男丁稀缺，粗重的建筑工作不得不由妇女去完成，所以该桥也被称为“女士桥”。在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中，新桥终于在1942年建成，不过正式通车一直拖到了1945年。这座重建后的大桥是“二战”期间唯一一座被德国轰炸机轰炸过的泰晤士河桥梁。

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英国于1941年便开始着手于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的规划与设计。1943年，一个为适应战后形势而建立的新城镇规划机构――城镇和国家规划部成立了。一年后，一项旨在重建战争受害地区、对城市建设进行整体规划的法案也获得了政府的通过。

战争一结束，英国立即展开大规模的修复与重建工作。1944年，轮廓性的大伦敦规划和报告完成，其后又陆续制定了伦敦市和伦敦郡的规划：大伦敦的规划结构为单中心同心圆封闭式系统，其交通组织采取放射路与同心环路直交的交通网。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圈――内圈控制工业，改造旧街坊，降低人口密度；近郊圈为居住区，建设、绿化良好；绿带圈以农田和游憩地带为主，严格控制建设，作为制止城市向外扩张的屏障；外圈为8个具有工作场所和居住区的新城。“大伦敦规划”是英国战后重建的标志之一。

在距离伦敦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城市――考文垂，它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工业重镇，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为保卫伦敦立下汗马功劳。1940年11月，考文垂痛苦地承受了德军战机的毁灭性轰炸，4万颗炸弹，连续十几个小时的空袭，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考文垂大教堂也被熊熊烈火吞没。后来重建时保留了考文垂大教堂废墟的原貌，用以记录这座城市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创痛，新教堂建在老教堂旁边，象征着对未来的希望。

1947年，英国开始规划考文垂，将城市中心约40公顷的范围内规划为步行区，周围设停车场。新商业区中心以狭长对称式矩形布局，贯穿于步行街的中轴线上，以巨大的露天楼梯连接二层商场，再以横向露天连廊分隔成几个院落。这种平面布局方式被称为“考文垂模式”。

德累斯顿：老城和新城相结合

“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地毯式的轰炸，使德国主要城市超过80%的历史建筑毁于一旦。因战火而湮灭的城市不胜枚举，德累斯顿、柏林、科隆、莱比锡、汉堡、吕贝克、明斯特、慕尼黑、法兰克福……无一幸免。整个德国几乎都被瓦砾所掩埋，超过4亿立方米的废墟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久后，那些在轰炸中幸存下来却摇摇欲坠的危房和其他一些建筑也被推倒，为日后的重建腾出空间。

重建工作最早落在“清砾妇”身上，即“二战”后清理废墟的女工。1946年，浩劫之后的德国百废待兴，重建工程浩大，加之大批自前线退役的德国士兵回到临时住宅区的家中，严峻的住房问题迅速凸显。很多无家可归的德国人不得不栖身于临时应急帐篷之中。住房压力很快化为行动力，全国上下，新的住宅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废墟中拔地而起。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平均每年新建57万套独立住房。

德国战后的重建工程是一个打破原先逼仄混乱的城市布局、打造清新宜人的新格局的好机会。因此，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城市规划者们都在进行着激进的改造。

早在“二战”期间，现代城市的设计师们已经在着力寻求一条有别于中世纪以来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旧有模式的新思路。希特勒最器重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曾受命为德国战后重建描绘蓝图，数千名建筑师参与其中，为构建一个现代化新德国出谋划策。希特勒喜欢林荫大道和高屋顶的宏大建筑风格，但这些设想却未实现。经历了战乱的建筑师们并不喜欢这种具有纳粹风格的建筑，他们不得不从多个方面寻找灵感。但在战后德国重建时，仍然吸纳了一部分成形于纳粹时期的现代建筑设计理念。不过，这些新建筑的美观程度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异常丑陋的战后建筑在民众日渐增长的压力下难逃拆毁再建的噩运。

最终，德国选择了将老城和新城结合的建筑理念和做法。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建筑都是在“二战”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联邦德国的城市建筑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现代感，民主德国的建筑则充满对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当时建筑师们出于一种对文化延续性的考量，在50年代至70年代重建民主德国时特别重视遗产保护，花费大量精力去修复古城。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是一座文化古城，曾长期为萨克森王国的都城，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无数精美的巴洛克建筑，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1945年的英美盟军大空袭导致该城35000余座建筑物被炸毁，德累斯顿市中心建于1745年的圣母教堂也没能幸免于难，教堂的大型砂岩材料圆顶坍塌，整个教堂变成一座13米高的废墟堆。直到2005年，经过11年动工重建的新圣母教堂终于在被毁60年后重现世人面前，再现了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原貌。如今的德累斯顿又再度成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重庆：建立抗战遗址资料数据库

重庆，这座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山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于此，使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是当时中国时政要务的决策地，也是远东地区反法西斯（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八年抗战，这座城市以坚强不屈的姿态屹立不倒，并且留下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抗战遗址。据统计，重庆现存抗战遗址395处，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之一，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渝中半岛、缙云山、歌乐山、南山、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及周边13个区县。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也叫“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多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约260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1941年6月5日，日军从傍晚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一个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向洞口，造成相互踩踏，导致大量市民窒息，数千人死亡，成为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最为惨痛的事件――六五大隧道惨案。重庆解放后，有关部门在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建立大轰炸惨案遗址。1987年，“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此举行，此处遗址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地处重庆郊区、濒临嘉陵江红岩村曾家岩50号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也入选了第一批部级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名录，这里也曾设有一个防空洞。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工作了8年之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当时特殊的战时环境，多数抗战遗址是由简单的土墙砖瓦垒砌而成，甚至是由竹木捆绑而成的“抗战房”，经过70余年的风吹雨打，许多抗战遗址已残破不堪，亟待修缮。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原是抗战时期的官邸云岫楼，位于黄山主峰。1938年，为躲避日机轰炸，选中黄山修建官邸。2005年，重庆市政府在原“重庆黄山陪都遗迹”基础上进行修缮，并命名为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此外，位于江北区的“第十兵工厂”旧址，在抗战期间，附近1000多亩地都是当时兵工厂修建的公路、厂房、住宅等，其中的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第十兵工厂职员住宅”是当时的一个员工宿舍，至今保存得十分完整，并于2013年5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这样的抗战建筑不仅会得到有效保护，还将焕发新的活力――借鉴北京798、上海红坊等创意产业园区的模式，利用重庆的旧厂房、老码头、防空洞等抗战遗址，整体规划、打造长安1862部级创意产业园区。

2014年，重庆市开始建立抗战遗址资源数据库，确定每个文物点的经纬度坐标，并纳入规划局的数据库中。今后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一旦规划的施工建设点与文物点发生冲突，系统将自动提示。

广岛和东京：建筑大师功不可没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美国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划破长空，在日本本州岛上空投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后来机长蒂贝茨形容：“我们转过身，向广岛望去，这座城市消失在恐怖的巨大蘑菇云里。”广岛在天崩地裂间瞬间湮灭，整个城市化为人间地狱……

1949年，广岛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历史原貌、城市传统与原本特色，重建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广岛。日本议会宣告广岛市为“和平都市”，建议首先建造一座大型的和平纪念碑作为城市新象征和情感核心。建在原子弹爆炸的广岛本川河与元安川河所形成的三角形绿地上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的代表作，于1958年建成。丹下健三也因此在建筑界崭露头角，成为当年广岛重建的总体设计师。和平纪念公园建成之后，美国军方履行诺言，给予广岛更多的援助。广岛市还获得了日本国内捐赠的路面电车，继而与其他城市共同重建路面电车系统，成为日本唯一拥有大规模路面电车系统的城市。广岛以惊人的速度很快恢复生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雏形初现。如今的广岛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文教、娱乐、运动、商业等设施皆已复苏。很多人面对新式建筑林立的繁华广岛，几乎无法想象几十年前它曾经遭受的劫难。

东京于1958年申办1964年奥运会成功，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在政府30亿美元的支持下，东京开始了轰轰隆隆的城市改造运动。在奥运会的刺激下，日本建筑界能人辈出，新思潮不断出现。丹下健三在广岛重建之后也参加了1960年的新东京规划，他提出的“都市轴”理论（即把传统的点状市中心变成带状市中心，在这个轴上集中了高速环状的交通系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交通堵塞等问题。这是以开敞式的城市结构来解决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的尝试）对此后的城市设计影响深远，他和他之后的建筑师们将东京推上了世界舞台。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巅峰之作，达到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乃至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二战”后的日本主流建筑不再是传统的木造形式，而是以钢铁作为建造材料。地标建筑也有所改变，战前的地标建筑如百货公司、东京车站和日本银行，有着欧洲风格的外观线条，而战后的建筑则尽显“朴实的盒子”风格。如今的东京，现代建筑阵容令人眼花缭乱，诠释着丰富多样而又变幻无穷的时尚精神。

在重建的浪潮中，被称为“日本重建之父”的丹下健三提出了“功能典型化”的概念，即赋予建筑比较理性的形式，将现代建筑与日本传统建筑相结合，升华了日本现代建筑的境界。他的建筑风格深深影响了战后日本重建的总体风貌。他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的亚洲人。在丹下健三之后，一支强大的日本建筑团队就开始活跃在普利兹克奖的舞台上，日本战后的建筑谱系已经获得全面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