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编辑的文化责任

摘要：责任编辑一般指由初审者担任的对稿件质量负责并在出版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编辑人员。其责任范畴包括业务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以及文化责任等。本文认为在转型期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图书的责任编辑应该从文化选择、文化创新及文化安全等几个方面担负起自己的文化责任。

关键词：责任编辑 文化责任 文化选择 文化创新 文化安全

编辑一职，古已有之，然而加于其前的“责任”二字，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早已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现在的责任编辑，早已站在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产的第一线，责任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真是今非昔比。众所周知，责任编辑一般指由初审者担任的对稿件质量负责并在出版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编辑人员。很早以前，中国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就实行了责任编辑制度。据著名出版家林穗芳先生考证，“责任编辑”这一名称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版事业初创时期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列宁针对当时俄国出版状况混乱的情况，倡导建立出版社个人工作责任制，并于1920年12月11日写信给国家出版局，要求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要有“责任编辑”的签字。

从显性层面来看，责任编辑至少有三大责任：一是业务责任，亦即技术层面上的观点把握；二是政治责任，亦即思想层面上的观点把握；三是经济责任，亦即利润层面上的创收指标。由于文化责任不像业务责任、政治责任那样，因事实的对错、导向的好坏立见效果，因此在编辑责任方面常被忽视。然而它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责任，更能显示编辑的知识、思想、修养等综合功力。因此，本文将重点谈谈在转型期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图书的责任编辑该从哪几个方面担负起文化责任。

文化选择责任

“所谓文化选择，是指文化主体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对各种文化模式进行鉴别评判的基础上，决定自身文化的发展道路，建构完善自身文化体系的行为与过程的总和。”①具体到图书的责任编辑而言，文化选择指的是编辑对文化产品所承担的筛选、鉴别及批判的使命，要去伪存真、去芜存精，为读者提供准确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出版《红岩》至今，长销不衰，现已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不仅成为“代代读的英雄典籍”，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从出版领域迅速渗透到其他文化领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译成日、英、德、法等近10种文字，震撼了亿万读者的心灵，被文艺界专家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这部被列为中青社当年“重点图书”的小说，正是当时中青社总编辑朱语今及其责任编辑张羽顶着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与文学质疑，所进行的一次被时代和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文化选择。在事前也就是《红岩》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之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它出版后的殊荣。责任编辑张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日记中有关《红岩》的记录也并没有过多的特异之处。“在《红岩》刚刚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转载和评论也只是在与中青社同属一个行政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运作，《红岩》的清样也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正统文学刊物希望得到刊用，但都被认为文学性不够强而泥牛入海。”②出乎意料的是，中青社顶住风浪出版《红岩》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化选择的过程实质上是价值认定的过程，《红岩》一书的出版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观近年来出版界一些所谓“畅销书”的出版历程，我们更能体会责任编辑在图书价值认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0年，自张悟本并非国家高级营养师的身份被卫生部门揭穿后，他的书在全国多地的书店被纷纷下架。其实，早在几年前，被拉下神坛的“养生专家”已经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无毒一身轻》的作者――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和《刘太医谈养生》作者刘弘章了。这两位“养生专家”几乎同时锒铛入狱。从林光常、刘太医到张悟本，健康养生类图书为什么屡次面临尴尬局面？原因正是部分出版社未能把好“文化选择关”。某些出版社受利益驱使，看到健康养生类图书受到读者追捧，就奋不顾身地冲杀进去。因为没有医学编辑、医学专家等专业人员来审读此类书稿，只能进行一些文字性和技术性的处理，因此造成养生书籍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应该说，健康养生类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的现状，责任编辑难辞其咎，因此，正是编辑的文化责任意识淡薄才造成了这一现象。

职之所在，责有攸归。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就要对这本书负全责，应该抱着对社会、读者负责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规范地做好图书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肩负着对社会文化进行鉴审、选择和引导的责任，是整个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把关人，一定要担负起自己的文化选择责任。

文化创新责任

出版物是文化积累和创新的主要载体。五千年中华文明能够传承到今天，与中国是出版大国这一点密切相关。从文化创新的角度来看，出版业一直有着很重要的贡献。

编辑文化选择的最终目的就是文化创新；换言之，文化创新就是编辑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整合的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对于责任编辑而言，所谓文化创新，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编辑应该在文化选择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对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元素进行优化和整合，这是出版物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创新；另一方面，编辑应该密切关注出版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传播手段的创新，努力使中外经典出版资源形成相关产业链并在不同时代找到与现实读者在传播手段方面的对接。当然，后一方面的创新是以前一方面的创新为基础的。

说到出版物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创新，本世纪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畅销书之一――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下中国，确实存在着一股对经典传统文化的普及热潮，但过去出版的此类图书在阐释经典的时候很容易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使普通读者觉得距离经典十分遥远。《〈论语〉心得》的作者于丹所讲的内容采用的是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话，而方式是面对面与大家分享经典，这些创新正好符合了大家的需求。该书责任编辑祝安顺认为，这正是该书受欢迎的根本原因所在，也保证了该书拥有相当规模的目标读者群。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直就潜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出版中，不存在引导与植入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发现与叩响的问题。借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强势平台，于丹《〈论语〉心得》以讲坛心得的形式激活了传统文化普及解读的大众性热潮，因其出版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创新而成为该出版热潮中的佼佼者。

说到出版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传播手段的创新，英国的《哈利・波特》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自1997年诞生以来风靡全球，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累计销量达3.5亿多册，创造了持续十多年不衰的销售神话，被评为最畅销的四部儿童小说之一。独具慧眼的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把这套书的电影改编权和其他商品化的经营权一并买了下来，形成了《哈利・波特》的文化产品链。但是，国内市场对于这一文化资源并未充分利用，除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引进小说之外，与“哈利・波特”相关的图书产品并不多见。2009年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的《哈利・波特》电影版剧照集是“哈利・波特”品牌在图书领域的拓展。“由小说而电影，再由电影而剧照集，都是品牌传播不可阻挡的趋势，迎合了读者市场的潜在需求。据了解，此次由华纳公司授权，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哈利・波特》所有电影精彩剧照，全球首套同名图书正是瞄准了这一市场需求。本次推出的《哈利・波特》电影剧照，分为‘珍藏集’和‘写真集’。书籍样式采用了典型的西式设计，宽脊、大开本、封面硬朗，处处是古老繁复的花纹和古堡式的神秘色泽。”③这样考虑读者的阅读心态，难怪此书再获哈迷的热情追捧。

无论是《论语》这样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是《哈利・波特》这样的引进文化资源，如何在当下中国用新的内容与形式去承载它，用新的出版机制或传播手段来激活它，这就是责任编辑肩上的文化创新责任所在。

文化安全责任

文化安全是以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的安全。国家的文化安全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出版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出版资本到出版产品，从出版形态到意识形态，从语言文字到，无不存在着出版文化的踪迹”。④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各国的文化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也存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占、兼并甚至侵略的问题，因此文化安全的问题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而说到文化软实力，出版实力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

既然在文化安全方面出版界责任重大，那么图书的责任编辑就应该思考如何担负起自己肩上的文化安全责任。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图书国际贸易处于严重逆差的背景下，责任编辑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使自己手中的精品图书“走出去”，也就是原创图书如何走向世界并推广中华文化的问题。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狼图腾》（姜戎著）大规模进入英文主流文化市场并且创下了我国版权对外贸易中版税率、预付金额等多项第一，堪称版权输出的成功典范。

《狼图腾》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黎波认为，走向世界的图书要具备原创性、艺术性、人道主义精神和世界性的主题等诸多特点，《狼图腾》就是同时具有上述特征的一本书。首先，《狼图腾》契合了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生态平衡与文化冲突，它所表达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也呼应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主题。其次，书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吸引国外读者的眼球。“狼”是一种可以承载人类共同文化的载体；“图腾”是一种古老的极富神秘感的。“狼图腾”的字面含义就是以读者熟知的载体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样的书名必然引人注目。此外，海外版的《狼图腾》经作者同意删除了书中部分议论和非小说的文字，使整部作品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外主流市场。

当然，除了“内容为王”的编辑理念外，强烈的市场意识也是该书成功“走出去”的原因之一。责任编辑黎波说：请名人评书，在媒体上宣传，到卖场“吆喝”，请最优秀的翻译家，准确选定与企鹅出版集团合作……这些市场化的手段，《狼图腾》都运用得恰到好处。《狼图腾》一书的责任编辑本着“内容为王”的编辑理念、怀着强烈的市场意识完成了这一场成功的版权贸易，也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了当代中国，为我们的出版文化安全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从大方向上来讲，出版文化安全主要指扭转图书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从小细节上来讲，出版文化安全还应包括捍卫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等。对此，前人已有相关著述，本文不再赘述。

作为对图书质量负主要以及主导作用的责任人，责任编辑应该主动担负起自己分内的各种责任，而对于其间的文化责任尤其责无旁贷。以上所论述的文化选择责任、文化创新责任以及文化安全责任可谓挂一漏万，是笔者的个人浅见，唯愿其中的某些思想火花能引起学界注意并使大家共同探讨这一永恒的话题。

注 释：

①姜蕊：《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编辑的文化选择》，《青年记者》，2008（29）。

②钱振文：《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www.省略，2008-07-02。

③佚名：《哈利・波特剧照集与电影同步推出》，腾讯读书，2009-07-14。

④董中丰：《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参考文献：

1．韩云涛：《责任编辑与编辑责任》，《编辑学报》，2001（4）。

2．周百义、章雪峰：《〈狼图腾〉走向世界的启示》，《中国编辑》，2006（6）。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