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琯 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

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星，叫做“王绶琯星”；在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不少学生心中，也有一颗星，叫王绶琯，这是他们永远的老师。

王绶琯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福建福州人。1943年在重庆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改攻天文，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开创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推进。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提高中国时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王绶琯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长期致力于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普工作，倡导并精心创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读物。曾当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半路改行 结缘天文

1923年，王绶琯出生在福建厦门，自小就喜欢看天文界先驱张钰哲等人撰写的书籍。1936年，13岁的王绶琯考上了马尾海军学校，那时的中国笼罩在战争阴云下，“七七事变”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他随学校先后辗转到贵州、重庆等地。求学期间，书店里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就是那些讲解宇宙星辰的天文科普书籍，他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

“现在回想起来，还要非常感谢那些文章的作者，让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天文；同时还要感谢书店老板，没有驱赶像我这样爱看书的学生。”王绶琯笑着说。

虽然对天文情有独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并不能从事相关工作，于是选择了学习造船。1944年，21岁的王绶琯从海军学校毕业，第二年他取得了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资格。或许是上天不愿埋没一位优秀的天文人才，在英国求学期间，王绶琯意外地发现，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与自己就读的学院仅有一墙之隔。作为当时的天文大国，英国孕育出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与科普作家。课余时间，王绶琯如饥似渴地自学相关知识，并主动与当地人交流。

1949年，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下，王绶琯写信给当时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先生，请教一些天文学问题，并对自己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很快，他就得到了对方的肯定，并被建议到其所在的天文台工作。

当时，王绶琯学习造船的成绩也不错，他的毕业论文是一艘军舰的设计，但“转行”的愿望却日趋强烈。“我当时没做什么考虑，就是一种本能的选择。”就这样，离开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放弃了即将获得的硕士学位与上尉军衔，王绶琯来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开始新的人生轨迹。

学成归国 投身天体

1953年，王绶琯在祖国刚刚解放正需要人才来建设的时候，他毅然回国到紫金山天文台。当时王绶琯属于中年骨干，和张钰哲、李珩、陈尊妫等老一辈研究员一起工作。王绶琯一到紫金山天文台，便投入到修残补缺，创建新中国天体物理学的事业中。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还开展了对时间和纬度的研究，为中国授时以及天体测量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1978年，由王绶琯、苏定强两人共同提出，把攻尖的目标定在一个新的开拓点上，那就是：配置多根光学纤维的“大天区面积大规模光谱”。这样的高难点选题，懂行的人深知：这是和国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飞跃。像这样的竞赛项目，没有真知灼见是很难进入角色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怎样“疏通”大规模天文光谱的测量。这是此领域的“瓶颈”，自然成为天文光学发展的一道险关。

王绶琯曾诙谐的说，这场恶仗应该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来配合，进行一场别开生面、龙腾虎跃的“双打”比赛。从苏定强“主动反射板”这画龙点睛的一着妙笔，到最终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的如期形成，反复经历了十个春秋！先后参加者接近二十人；而作为主题论证的负责人，王绶琯和他的“双打”同行苏定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王绶琯和苏定强两位院士配合如此默契的“乒乓双打”，以超前、高效而震撼整个天文学界。当两位青年科学家褚耀泉、崔向群在英国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他们导师的方案时，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七月。

人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将最终导致阻碍天文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旦那个迷人的目标在王绶琯指挥下得以实现，人们就可以同时在大片天区中测量几千个光谱，而观测效率将比以往提高几千倍。这样的“乒乓双打”是如此精彩，让国内外无数同行频频叫好。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体现“乒乓双打”精神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课题，已被列入“九五”期间中国的一项重大基础项目。

开拓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

王绶琯最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领域。如今，架设在密云水库旁边的天线射电干涉仪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试备，正是王绶琯二十几年呕心沥血建造的遨游宇宙之“船”。驾驭着它们，中国天文学家便可以捕捉遥远天体发出的无线电波，进入到国际宇宙研究的行列。

王绶琯开创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领域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在中国天文学的学科基础建设和天体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奠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持完成了将中国时号精确度提高到0.01秒的紧迫科研任务，同时开拓并有力地推动了作为“时间服务”理论基础的天体测量学的发展。

王绶琯负责创建了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研究，主持创办了全国性的射电天文训练班，负责首次研制成中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制定了在北京创建射电天文科学研究的方案与分阶段发展的技术步骤和射电天文研究目标。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获得多项中国科学院一等科技成果奖和部级科技成果奖。多年来在领导和管理全国天文工作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主导作用，并在“全国一盘棋”的天文研究布局和“学术中心”的组织等方面作了有力推动。在培养天文科技人才、北京天文台的筹建和科学领导、发展天文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射电天文方法》等专译著多种。

创办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挖掘“未来科学家”

王绶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教育专家。王绶琯于1999年发起，联名60余位中科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并为俱乐部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先后捐款27万元给俱乐部作为活动经费，并自费购书近万元捐给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

在中国科学界，王绶琯名气很大，大到连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93年发现的3171号小行星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他王绶琯却很容易亲近，尤其在培养青少年方面，常带领孩子“亲近”科学，为中国科技界培养后备人才。

王绶琯认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30岁左右在他的“主领域”做出“成名的贡献”，那么也许在他24岁左右就已投身这一领域。所以，孩子十六七岁时，就是其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

当初为了取得科研单位和课题组的支持，王绶琯曾一家一家拜访。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做的不到位。他说，有志于科学的优秀学生数以万计，但科技俱乐部能够为之提供的“学生会员”却是有限的。根本限制在于能够接纳中学生进行“科研实验”的课题研究组的数目有限。王绶琯表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对可能的“科学苗子”发现一个就帮助一个。今后要再努力，尽可能使这个活动得到更多科研团组的认可和支持，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王绶琯还提到，参加“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学生，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概率有限，但又是必有的。所以，更确切地说，这个“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根本的作用应当是帮助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走进科学”，从中发现并造就出科技的栋梁之才，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去，为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智力保障。

去年，王绶琯90大寿，他的学生在世界各地为恩师贺寿。其中有一个学生叫洪玮哲，2000年在人大附中读高一时，他加入了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很快，王绶琯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天赋，他甚至亲自写信向清华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推荐这名高中生。最终，洪玮哲被清华免试录取。他也没有让王绶琯失望，读大三时，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

如今，仍有不少年轻人上门找王绶琯探讨科研课题，他来者不拒。虽然身体已不及从前，但他每天一起床仍要“听”电视，接受最新的信息，天文、地理、教育、政治……“我们搞科研工作的人，哪怕有一天脱离一线的科研资料，马上就会落后。我不想落后。”

历程评述：

回首王绶琯四十余年的科研生涯，他给祖国和人民都交了满意的答卷。他曾筹建北京天文台，也曾在海南日环食观测中引进前苏联的射电天文技术；他曾创办全国首届射电天文训练班，也曾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射电望远镜，以开展太阳射电及相应技术。从米波太阳干涉系统的建立，到研究太阳射电及相应技术；从密云射电观测站选址，到建立起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连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苏定强合作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项目，都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伴随着一项项科技成果的完成，他的工作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其中包括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然而，他自己却时时“自省平生有三愧”，自责“文章老未成”。在成功与成就面前，他时时想到自己的不足，想到未来的打算。这也就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