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linde Kaltenbrunner 8000米天后

通向8000米之路

1970年Gerlinde出生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城，这里众山环绕，和很多当地人一样，Gerlinde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徒步、滑雪这样的山地运动中度过。Erich Tischler是当地的神父，不仅为Gerlinde主持了洗礼，也是她山地运动的领路人。作为一个青少年团体的领队，Tischler神父带着Gerlinde和她的同伴们开始了山地徒步和攀岩。跟着Tischler神父，Gerlinde深深地喜欢上了登山，也体会到伴随着登山左右的风险。他们曾经在半山上遭遇雨云，还是小女孩的Gerlinde和同伴看着Tischler神父稀疏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乐不可支，直到山下才知道，刚才随时可能遭到雷击。之后Gerlinde在一次关于K2的登山报告中认识了Siegfried，正是他把Gerlinde带入了高海拔攀登。Siegfried是一名高山向导，曾在1986年尝试攀登K2，因为对天气状况没有把握而放弃冲顶。正是这次放弃使得他躲过了那场山难，五名登山家因此遇难，其中包括Gerlinde的同乡伊米策。之后一次聚会中Gerlinde和Siegfried重逢，她怎么也没想到Siegfried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高山向导竟然邀请她一起攀岩登山。跟随Siegfried，Gerlinde完攀了自己的第一条200米的结组多段攀岩。后来的一次次阿尔卑斯登山中，Gerlinde从Siegfried那里学习并练就了扎实的高海拔攀登能力。

与此同时，Gerlinde在医院里进行着自己的护士学习。1993年初的一天，Siegfried来到维也纳Gerlinde工作的医院，问她：“愿意参加一次8000米山峰的远征吗？”Gerlinde甚至没有考虑就答应了，尽管在此之前她所经历的最高海拔只是4800米的勃朗峰。

此次远征的目标锁定在喀喇昆仑的布洛阿特。从开始一切都很明确，无氧，没有向导和协作，一切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在长达一年半的准备时间里，每个人都在忙着训练，拉赞助筹集资金。Gerlinde工作的医院离家四十多公里，但她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锻炼体能。为了能在早上6点15分准时出现在医院，不得不凌晨三点半就出发，日复一日坚持整整一个夏天。为了训练耐寒能力，每晚睡觉都是窗户大开，只盖薄薄的一层被子，即使冬天也不例外。每当窗外下雪的时候，第二天清晨被子上都是一层薄薄的雪，手脚冰凉，鼻尖通红。一切都是为了能接近8000米。

1994年5月，Gerlinde和Siegfried远征队开赴巴基斯坦。从伊斯兰堡沿着喀喇昆仑公路到达斯卡杜（Skardu）再转乘越野车至海拔3000米的Askole。从这里，他们将徒步前进。徒步的速度很慢，第一天上升了200米，第二天上升到3500米，就这样以缓慢但却十分均匀的速度每天上升几百米，到达海拔5000米的巴尔托罗冰川（Baltoro Glacier）的布洛阿特大本营。对Gerlinde来说，高度适应是门全新的课程，缓慢上升，多喝水，这些过去只是书本上的内容。如今在有着丰富极高海拔经验的Siegfried带领下，这些知识迅速地转化为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将在她今后的数十年里十分受用。

途中，一支来自捷克的登山队行进速度很快，一下就超过了Gerlinde的队伍。他们这支队伍都是年轻人组成，显然没有太多极高海拔的经验，领队是一名女医生，但要命的是，她是兽医。

在距布洛阿特大本营不远的4600米的康考迪亚冰川上，Gerlinde的队伍又将扎营过夜，而那支捷克的队伍则直接进驻数百米高处的大本营。Siegfried跟Gerlinde解释，我们还需要一个晚上适应高度，这不是赛跑，给自己留足时间，不要顾虑别的东西。到达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一名捷克队员跑到他们的帐篷里，着急地寻找医生。他的一名队友突发严重的高山肺水肿。由于职业是护士的缘故，Gerlinde和队医卡琳迅速携带药品和增压袋赶赴得高山病的捷克队员帐篷里，整晚的抢救依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死亡，这是Gerlinde 8000米人生历程中的第一堂课。

在随后的布洛阿特攀登中，Gerlinde显示出良好的高度适应能力，尽管过去从未有过5000米以上的攀登经历，但在六千多米，七千多米的营地里能吃能睡。虽然最终没有登顶布洛阿特的主峰，但8030米的布洛阿特前峰拉开了她8000米攀登的帷幕。

携手8000米

布洛阿特远征之后，极高海拔攀登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工资积蓄和假期都投入其中。不是在远征中，就是在为远征准备中。

2002年在马纳斯鲁大本营，Gerlinde听说德国的Amical登山探险公司在总经理Ralf Dujmovits的带领下也进驻了马纳斯鲁。Ralf当时在登山圈可谓声名显赫。尤其是1999年德国和瑞士的电视台合作全程直播艾格北壁攀登，Ralf、Stephan Siegrist等四名德国和瑞士的高山向导通过电视画面向公众展示了艾格北壁Heckmaier这条登山史上经典路线的攀登过程。除此以外，他曾是德国登山协会下属探险公司summit-club的8000米高山向导，1994年便成功登顶K2。Gerlinde走进Karl的大本营帐篷问道：“Ralf在吗？”“我就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笑着回答。马纳斯鲁攀登结束后，Gerlinde参加了Ralf在加德满都的聚会。“明年我去干城章嘉北壁，有兴趣吗？”Ralf突然问道。Gerlinde对这个邀请有点发懵，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她有过Ama Dablam、安第斯山Alpamayo西南壁这样的技术路线经验，也攀登了卓奥友、西夏邦马中央峰，但马卡鲁这样的8000米山峰，无论是技术难度还是海拔高度都无法和干城章嘉相提并论。更何况Ralf的计划不是干城章嘉南侧的常规路线，而是难度更高的北壁。尽管如此，Gerlinde没有想太多能否安排出足够的经济和假期预算，就答应下来了。时至今日，回想起这件事情，Ralf还是会一脸坏笑，因为这个邀请确实是居心叵测，不怀好意。在马纳斯鲁大本营，当Gerlinde走进Ralf的帐篷的时候，他就知道，眼前这个就是他想要寻找共度今生的人。

2003年春的干城章嘉北壁攀登并不顺利。他们把装备搬运到C2营地后回到大本营休整，C2营地上方的一处冰塔突然崩塌，把所有的装备都埋在雪下。尽管还有些备用的物资装备，但却不足以支撑干城章嘉北壁漫长的攀登。不幸中的大幸，在干城章嘉一侧是贾奴峰，来自瑞士的Loretan（第三名完成14座8000米登山家），Ueli Steck和Stephan Siegrist正在努力开辟高达3000米的贾奴北壁首攀路线。从他们那里借到的后备物资装备解了燃眉之急。但是高空风一直不减，始终没有稳定的天气窗口。全队从北壁转到7300米左右的北山脊之上。“看起来你们应该下撤了。”卫星电话中，Karl Gabl这么说。Karl是一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气象专家，同时也是高山向导，以准确预报高山天气著称，为许多世界顶尖登山家提供天气预报服务，他的话对这些登山家们下一步行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干城章嘉北壁攀登在7300米处终止，但此次攀登的搭档们将和Gerlinde继续8000米征程。和Gerlinde同岁的Michi Waertl以24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K2登顶者。日本的竹内洋岳（Hirotaka Takeuchi）和芬兰的Veikka Gustafsson都是本国最出色的8000米攀登者（作者注：竹内洋岳目前已完成12座8000米山峰，Gustafsson已经完成14座）。年仅25岁的David Goettler曾是德国登山协会青年远征后备计划的学员（DAV Expedkader），在这个每三年一届的项目中，六名左右20岁上下的年轻人接受专门训练，提高在高海拔高难度的未登峰或者新路线方面的攀登能力。当然还有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Ralf。几年后他们结为夫妻，携手攀登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山峰。2004年的安纳普尔娜和加舒布鲁姆I峰，2005年的西夏邦马，2006年重返干城章嘉，2007年的布洛阿特，2008年的道拉吉里。

2009年，Gerlinde和Ralf以及David和竹内四人登顶洛子。在距离顶峰的最后几十米，走在前方的Gerlinde停下来等Ralf跟上，然后携手一同走向峰顶。这是Gerlinde的第12座8000米高峰，Ralf则完成了他的第14座，成为首位完攀全部8000米独立山峰的德国登山者。对Ralf来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目标，但却不是句号。1992年Ralf曾靠氧气登顶珠峰，对很多一流登山家来说，这是一种近乎作弊的手段，所以Ralf想无氧重新攀登一次珠峰，让自己能有一份完美的8000米攀登履历。更重要的是，Gerlinde的珠峰和K2这两座最高的山峰的登顶记录还是空白，Ralf需要陪伴她支持她完成最后的两座。

8000米上的生死

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常规路线上早已熙熙攘攘，这让Gerlinde有点兴趣索然。在一期国家地理杂志大幅画报上刊登了珠峰路线总览图。北壁上超级沟槽路线（Super couloir）引起了Gerlinde和Ralf的兴趣。这条路线实际由下方的日本沟槽和上方的洪拜因（Hornbein coucloir）两段组成，总计高2800米。至今仅有七次攀登记录，惟一的一次无氧是1986年瑞士的洛瑞唐（Erhard Loretan）和让•特洛伊莱特（Jean Troillet）干净利落地完成。路线起点在绒布冰川中央，也就是北坳西侧。在8300米到8400米之间有一段难度为UIAA IV（YDS 5.4）的攀岩路段，之后转西山脊登顶。在路线起点，也就是他们的前进营地，遇上一支六人的捷克队。他们也曾计划攀登珠峰北壁，但始终没有等到理想的天气周期。而且，北壁上积雪很少，岩石松动，落石危险大增，高山冰如水冰一般坚硬，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西夏邦马的攀登也让三人体力消耗太大，也使得珠峰北壁成功的可能性大减。Gerlinde坚持想要试试，至少凑近了仔细观察一下。最终又是Karl的意见给了这次争论一个结果。之后几天，珠峰上有强风，8000米处风速每小时180公里，8800米处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北壁路线将在8500米左右转到暴露感极强的西山脊，这样的强风使得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惟一的备选方案就是东北山脊的常规路线，尽管有点不情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转回常规路线。连接北坳两头的惟一一条路线是1938年开辟的，之后仅重复过一次。在几乎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三人沿着裂隙密布的冰川摸索着向前，时不时还要注意躲避落冰。虽然事先有所了解，但是当他们到达北坳营地的时候还是小小震惊了一下，这里大概有六十来个帐篷。

在北坳呆了几个晚上后出发，即使最平坦的地方，路绳也已经修好，并且一路通到顶峰。Gerlinde三人沿着路绳，但没有使用，这样很快能超过其他的登山者们。

到了7750米比较平坦的碎石坡上，Gerlinde打算搭帐篷过夜。帐篷在竹内的背包里，Gerlinde朝他挥手，竹内朝上看了一眼，没有任何回应，显然有点反常。这时候Ralf也到了，两人扶着竹内来到营地。竹内已经无法说话，脉搏降至每分钟48下。两人迅速支起帐篷，Ralf从帐篷里把竹内往里拉，Gerlinde则在外面固定帐篷。竹内的眼睛直直地瞪着，瞳孔没有丝毫反应，呼吸声越来越微弱。Ralf把水壶的水喂进竹内的嘴里，但立即吐了出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竹内突发高山脑水肿。在这个高度没有别的登山队扎营，下方倒是有些，但大多数是商业队，他们自己也都到了身体极限，指望他们帮忙有点不现实。更何况帐篷外的低温可以很快让竹内失温冻伤。

Ralf把全部的三条睡袋都盖在竹内身上，只留一条胳膊在外用于注射地塞米松，可胳膊上的静脉几乎找不到了。Ralf来回地挤压竹内的手臂，直到护士出身的Gerlinde能够注射为止。接着打算使用硝苯地平给竹内降血压，但又怕会完全打乱他的循环系统。Gerlinde感到前所未有的手足无措。她想救竹内，但不知道该怎么做。Gerlinde拿起卫星电话，拨通在奥地利的朋友，寻找内科医生远程支援。在地球另一侧的医生建议她可以试试，但这样做带有一定风险。竹内的情况越来越糟，再等下去他就有脑出血的风险，要么降压药能帮他，要么竹内就得死在山上。注射过降压药后，Gerlinde和Ralf不停地在耳边呼唤：“竹内，坚持住，快点醒过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竹内醒了，挣扎着想坐起来。Gerlinde感到无比轻松，竟一下情绪失控大声哭出来。竹内吃力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他让Ralf给他拍张照片，把他生命最后一瞬的样子发给他在东京的妻子。Gerlinde和Ralf顿时再度紧张起来。幸运的是竹内的情况没有再度恶化，他可以喝下口绿茶，又服用了地塞米松药片。 事后，竹内回想起在珠峰的这个晚上，最初的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之后他可以听到Gerlinde和Ralf说话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飘来。身体像是不属于自己的，灵魂已经离开身体，从身外注视自己，死神已经在身边，随时都能死去。但靠Gerlinde和Ralf不停地努力和自己的意志，终于挺了过来。

在北坳营地，他们曾清空了一批常规路线不需要的装备，竹内和Ralf都觉得没有必要带药品。毕竟只有三天，他们之前已经对高度适应得很好了，而且谁都未曾得过高山病。护士的职业让Gerlinde坚持携带了足够剂量的地塞米松，即使自己不用，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救治其他登山者。Gerlinde的登山经历中，利用她的职业优势为其他登山者解决大大小小的健康疾病问题已经数不胜数，这次救的则是生死与共的搭档。

第二天三人开始下撤。竹内几乎没什么平衡能力了，Ralf和他结了个短绳组缓慢前进。竹内已经力竭了，但随着海拔的下降，情况稳定下来。到了前进营地，Ralf的好友罗塞尔已经等候在那里。Gerlinde走进大本营帐篷前回望了一眼珠峰北壁，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但心里没有半点缺憾，救下竹内的性命远比登顶重要。在她的登山生涯中，没有哪次比这个时刻更快乐。

五年后的2010年，Gerlinde和Ralf又回到珠峰，这次的目标依然是北壁超级沟槽路线。经过数次的海拔适应和路线侦察，尽管Gerlinde兴致很高，Ralf却选择了放弃。路线上有太多的陡峭亮冰区，极其坚硬，挥镐，踢冰，即使是打冰锥也比水冰费劲得多。这样的路线使用同时行进（simul-climbing)，实在太过艰难。这意味着只能采用速度慢得多的分段确保攀登。如此之长的路线，如此之高的海拔，在有限的天气窗口内完成攀登，成功的几率并不大。更重要的是，Ralf坦承，他已经不复当年一往直前的勇气和魄力。目睹了太多的事故，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布洛阿特主峰山脊上Markus Kronthaler（奥地利登山协会OEAV远征队领队，攀登布洛阿特时遇难）的尸体，Gerlinde在道拉吉里雪崩死里逃生（两名西班牙同伴遇难），对Ralf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来说，想得更多的是平安回家。说服了Gerlinde，俩人重新回到五年前的路线，从北壁的前进营地到北壁底部，横切至北坳，然后由东北山脊的常规路线攀登。

一路上，Ralf的身体状况很差，得了严重感冒，不停咳嗽，夜不能寐。到8300米的C3营地，Ralf体能到达了极限。这么多年，他想用珠峰无氧登顶让自己的14座画上完美的句号， 到了最后一刻，却必须后退。不能和丈夫共享地球之巅，对Gerlinde也是莫大的遗憾。Ralf将先行下撤，俩人相约在北坳再见。

中午12点30分，Gerlinde成功无氧登顶珠峰，完成了她个人第13座8000米山峰。当她下撤到8300米处时，她的帐篷依然还在。Ralf在那里等着。在前一晚，Ralf已经接近身体极限，尽管如此，他依然在8300米海拔坚持了大半天。这一刻，Gerlinde的心到达了另一个顶峰，一个比8844更高的顶峰。

鏖战K2

位于阿尔卑斯地区的奥地利有着深厚的登山传统，14座8000米山峰中，奥地利人首登了布洛阿特，南迦帕巴特，加舒布鲁姆II和道拉吉里这三座半（道拉吉里首登有夏尔巴人）。但和K2的缘分却实在可怜，到目前为止，仅有三人在1986年登顶K2。那次攀登也是登山史上著名的悲剧，加上两名英国登山者，有三人遇难。仅有Wilhelm Bauer和Kurt Diemberger（仅有的两名首登过两座8000米山峰之一，布洛阿特和道拉吉里）成功登顶并从死亡边缘逃脱，为此Diemberger因为冻伤失去几个脚趾。在无奈之下，他们把神志清醒，但失去行动能力的英国人Alan Rouse留在了山上，为此受到登山界的猛烈抨击。这几年里，则有以Gerlinde，人称sky runner的速攀者Christian Stangl和Gerfried Goeschl为主的三名奥地利登山家多次围攻K2。

2007年，Gerlinde回到了她的第一座8000米，布洛阿特。上一次她到达前峰，这次如愿登顶主峰。这是又一次高级别的海拔适应，为了能紧接着继续攀登K2。

K2南侧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这里是K2的主战场。1909年，意大利的Abruzzi公爵带领远征探险队考察了K2，并沿东南山脊攀登至6250米，1954年，意大利人沿着这条山脊首登K2，东南山脊习惯上也被称为Abruzzi山脊。1994年，Ralf曾经沿着这条路线登顶K2。在其左侧的南南东山脊，或者通常被称为Cesen路线，更为陡峭，但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一条路线。两条路线在7800米的肩部合并，这里通常作为C4营地，也是冲顶的突击营地。自K2首攀至今五十多年时间里，阿尔卑斯式攀登并且登顶的记录为0。

Cesen路线的阿式攀登是这次的目标。跟Gerlinde、Ralf搭档的是曾经一同攀登干城章嘉北壁的David Goettler和Daniel Bartsch。Daniel出生于1980年，除了是一名高山向导，也是一名高山摄影师。足迹遍布艾格北壁，大乔拉斯北壁，Changabang西壁，Fitz Roy等等。

第一天是Cesen路线到7800米肩部以下最危险的部分。四人沿着一处雪槽右侧的岩壁向上攀登的时候，突然发觉一大团白云在头顶上方形成。雪崩！“抓紧”Ralf一声大喊。波涛一般的雪从岩壁边雪槽里呼啸着向下涌去，一刹那空中弥漫着浓厚的雪尘，让人无法呼吸。几分钟后，空气中的雪尘开始消散，雪崩过去了，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吓倒。在6400米和7200米扎营过了两晚之后，天气又一次变糟，不仅要在过膝的新雪里开路，还要在浓雾中寻找路线。好在雪里留着一根前一年捷克队留下的旧路绳，可以帮助确定路线方向。

到达7800米的肩部之后，意味着进入了K2最危险的死亡区域。第一关就是恶劣的天气和强劲的风暴。1986年，奥地利人惟一登顶K2的那次，在下撤到肩部的时候因为暴风把几名登山家困在了帐篷中无法动弹，缺燃料，缺水，缺食物，高山病接踵而来，强壮的登山家们变得虚弱不堪，不得不丢下英国人Alan Rouse慢慢死去。1995年英国女登山家哈格里夫斯和四名队友在登顶下撤到肩部附近时，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下山崖。

休整了一晚，从肩部再次出发的时候，透过月光，K2的顶峰笼罩在一片旗云之中，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很快风力加强，站在两个帐篷前通话必须通过对讲机进行，继续前行，则后果不堪设想，全队不得不调头下撤。

大本营里休息几天后又接到气象专家Karl从奥地利打来的电话，在紧接着的周五周六有两天的天气窗口，周六晚上会有强风。这意味着从大本营到顶峰的3600米的攀登只有两天时间。考虑之后，Gerlinde，David和达尼尔决定接受这次有点疯狂的挑战，采用简单攀登，装备尽可能轻量，舍弃一切可以舍弃的装备，20公斤的背包被精简到7.5公斤。Ralf则坐镇大本营。

周五凌晨2点，三人动身，早上8点到达6400米的营地，化雪烧水，稍事休息继续出发。下午2点半到达7200米的营地，钻进美国队留下的一顶帐篷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天色渐晚，连续几天的降雪在路线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新雪，三人不得不在无比的疲劳和困倦中艰难地开路。凌晨2点半，几乎连续攀登了24小时之后终于到达7800米的肩部。支起一顶帐篷后，三人挤在其中打个盹。凌晨5点半再度出发，攀登了将近3000米带来的疲劳是显而易见的，离顶峰还有几百米高度，下午3点，无论登顶与否必须返回。

9点Gerlinde和David到达8200米，接着开始一段陡坡，再上面则是K2臭名昭著的瓶颈。

“瓶颈”这个词虽然被广泛使用，放在登山的背景下，却是和K2紧紧联系。这是在K2 Abruzzi线上，8300~8400米高度的一处悬冰川，路线暴露在巨大的冰墙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场雪崩。说起K2，都是谈瓶颈色变。因此，就算是垂直极限这样很不着调的“登山电影”，都要把故事背景安插在这里。2008年8月，瓶颈的一场雪崩屠杀了九名登山家，这也是K2攀登史上最严重的一起山难。

瓶颈下的陡坡堆积了不少很不稳定的新雪，悬冰川稍有动静，下方状况则很危险。时间也十分的紧张，Gerlinde盘算着，如果暴风从半夜开始，他们有登顶的机会，如果提前到7点开始，那么生死难料。这几乎是一场登顶和死亡之间作选择的赌。大本营的Ralf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着他们的状况，但此刻无法给出十分明确的决定，下撤与否，只有靠Gerlinde自己选择。最终Gerlinde还是选择避免冒险，从8200米下撤。下午5点，经过39个小时攀登，Gerlinde、David和达尼尔三人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大本营。两个小时后，当Gerlinde再度往上看的时候，暴风卷着积雪在肩部拉出一道长长的旗云。K2，后会有期。

两年后的2009年，Gerlinde和David再次尝试K2，依然是南南东山脊的Cesen路线，Ralf留守大本营指挥。K2上反复几次海拔适应后，又一次从肩部开始冲顶。一年前的这个地方，那场雪崩夺去九条生命。因此，他们的路线转向左侧的岩石地段，避开瓶颈的威胁，但这段路的攀登会比常规的陡坡费时得多。岩石十分的破碎，Gerlinde和David的攀登十分艰苦，时间一点点流逝，最终十分遗憾地错过了登顶窗口，只能再次无功而返。

回到大本营，David离开了K2。不过Gerlinde并不孤独，美国的Fabrizio继续Cesen路线，右侧的Abruzzi路线上，Gerlinde的同胞盖弗里德（Gerfried）和Sky runner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Stangl）也在努力着。又一次回到7800米的肩部，Gerlinde遇上了在南迦帕巴特结识的哈萨克人Maxut和Vassily，以及俄罗斯人Sergij（超过10座8000米，开辟多条8000米新路线），并约定第二天凌晨1点出发。天气依然很好，但是雪很厚，四个人轮流开路，一直到达瓶颈下方，之后向左上方横切。就快走出瓶颈那巨大的冰墙的阴影下时，一大块冰从冰墙上碎裂落下。所有人的心脏一下子停止了跳动，好在这只是K2和他们开的玩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瓶颈上方的雪到达齐胸深，像是游泳一般在雪中挣扎一个小时也只能前行数米。这种感觉令人无奈，头顶上的天气情况十分良好，脚下却动弹不得，上天委实是在捉弄人。

2010年，完成了13座8000米山峰的Gerlinde第三次来到K2，满怀信心开始第五次冲击。同队攀登的除了Ralf，去年的老搭档Fabrizio，还有瑞典的Fredrik Ericsson等人。Fredrik是高山滑雪一流高手，先后从希夏邦马、加舒布鲁木II顶峰、道拉吉里8000米高度滑雪下撤。他的下一项计划是从珠峰，K2和干城章嘉这三座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滑雪而下，K2是这个计划的第一站。

在猛烈的风雪中，沿着Cesen路线到达6300米和7100米的营地。同一天Abruzzi路线C2营地所有的帐篷都被狂风摧毁，这条路线上的登山者只能全部下撤。

尽管这是第五次攀登Cesen路线，但一样会出现寻找路线的困难。路线状况每年都在变化，冰层变薄，积雪过厚，岩石破碎，都会让去年的攀登路线变得无法行进。到达肩部，Gerlinde和Ralf讨论是否连夜冲顶，突然间两人达成一致，下撤，因为帐篷外狂风骤起。

这是Gerlinde第五次站在K2的肩膀上，但不得不接受一个无言的结局。回到大本营，厨师准备好了杏仁汁在帐篷前等着：“回来就好，下一次再来。”很朴实的安慰，过去的只好让它过去，准备下一次才是最重要的，至少还有机会准备下一次。

Gerlinde第六次站到了将近8000米的肩部，天气状况和雪况都比较理想。但在此前7200米的C3营地，却遭遇了少见的落石危险，上方一块儿童头部大小的岩石击穿了Gerlinde帐篷内外帐布，防潮垫和地布，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那晚Gerlinde睡觉都一直戴着头盔。

凌晨1点，狂风和极低的能见度使得攀登至肩部的另外六名登山者提前下撤。根据Karl的天气信息，后半夜天气会稍好些，Gerlinde，Fredrik和他的队友Trey决定赌一把冲顶。中途特雷提前下撤。早上8点，大本营的Ralf接到Gerlinde的通话：“Fredrik滑坠了，我立即下撤。”很快又收到一条消息：“只发现雪板，人可能坠落山崖。”稍后，正从肩部往C3下撤的俄罗斯人Jury Ermachek(因马卡鲁西壁获金冰镐奖）看到在他路线旁800米左右有一具尸体，冒着极大的雪崩和冰崩的风险横切400米，根据背包确认了Fredrik的遇难。在和Fredrik父亲通话后，老人同意不要求其他登山者冒险运回儿子的遗体，让他永远地留在K2上，面对他曾经努力过并热爱的乔戈里萨峰（Chogolisa）和莱拉峰（Laila-Peak）。与此同时，Gerlinde因为落石，路绳撕裂，保护站损伤等原因困在C2营地，将等晚间温度下降，落石危险减小的时候继续下撤。

三年鏖战，Gerlinde六次站到肩部以上，一次甚至越过了瓶颈，但总是与K2擦肩而过。无疑这次的结局是最令人伤感的。

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K2无人登顶。2010年山难对Gerlinde的震动极大，长时期陷入恐惧和困惑之中，她还能不能回到K2？2011年6月，Gerlinde和丈夫Ralf，会同曾在K2并肩作战的哈萨克人Maxut和Vassily以及摄影师Tommy Heinrich和摄像师Darek Zalusk动身前往K2北侧，将沿北山脊（或称北柱）路线再次挑战K2。

K2的绝大多数攀登都是在南侧巴基斯坦境内Abruzzi路线和Cesen路线，而北侧中国境内的北山脊，西北山脊或者西北壁路线因为更陡峭的地形，更高的技术难度和更漫长的路线长度，因而登顶记录寥寥无几。1982年日本登山队开辟北脊新路线以来，仅有七次27人的登顶，其中只有两人使用了氧气。即使加上屈指可数的北壁转北脊，西北山脊转北山脊（北壁，西北山脊至今没有完攀记录）的登顶记录，K2北侧依旧可以用人迹罕至形容。上一次沿北山脊登顶发生在2007年，强悍的哈萨克人分别向北壁和西北山脊发起挑战。Denis Urubko和Serguey Samoilov在北山脊上至8300处完成高度适应后，因为大雪和北壁上巨大的雪崩风险放弃新路线的努力，返回北山脊在10月初完成登顶。Gerlinde此次的队友Maxut和Vassily当时在西北山脊8300米处努力了三天后折返。

尽管有巨大的技术难度，据1990年沿北山脊登顶K2的澳大利亚登山者Greg Child描述，由于强劲的西南风被K2山体阻挡，北侧相对而言更加安全。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个背景下，南南东山脊Cesen路线的落石风险在过去的几年中愈发严峻，再加上那挥之不去的瓶颈梦魇，这都是Gerlinde此次选择北侧攀登路线的主要原因。至此，世界上最高的三座山峰，Gerlinde都尝试过了它们的非常规路线，干城章嘉北壁路线，珠峰北壁super couloir路线，K2北山脊路线。无论成功与否，比起一些依靠氧气、向导、协作、路绳，像集邮一样收藏着登顶记录的登顶者们，这种尝试和挑战本身就十分了不起。

途经喀什、叶城，全队乘坐越野车穿过一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后，换乘35头骆驼组成的驼队，向着K2北侧大本营进发。

传统上，K2北侧有3900米的中国大本营和4650米的意大利大本营（1983年意大利二登K2北山脊时设立的）两处。中国大本营位于一片绿草地上，旁边是清澈小溪流过，攀登间隙，甚至可以点上篝火晚餐，对于8000米山峰来说，这样的大本营实在有点腐败得不像样子。不过代价是到达北山脊的接近路线有二十多公里长。在驼工的帮助下，把一些物资运送到4650米的意大利大本营，设立ABC，之后就依靠这六名登山者自身的力量，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5300米设立了C1营地。对很多8000米山峰而言，这个高度只是大本营的位置。从C1营地到北山脊起点只有五分钟的路程，然后等待他们的是3300米垂直高度差的艰巨路线。Gerlinde和她的队友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向世人展示一次干净利落的高难度长路线远征式攀登。

7月7日，全队从C1出发，开始是愈发陡峭的K2冰川上深雪山脊，之后是一段难度为UIAA V的攀岩路段，到达6200米。Maxut，Darek和Tommy负责平整出一块作为下一次攀登的过夜营地，Gerlinde和Vassily领攀下一段100米左右的棘手的横切路段，Ralf负责清除锚点冰锥，改用abalakov冰洞固定路绳。之后是绳降1000米左右高度，经历了13个小时之后回到C1和ABC休整，等待下一个天气窗口。

7月12日，踩着过膝的积雪回到C1，从这里取了攀登和架设路绳所需装备后继续向上。C1以上的积雪深至髋部，在这样陡峭的地形下，很容易触发雪崩，因此决定等待一天，等雪沉积得稳定一些再继续攀登。Gerlinde和Ralf在5900米处平整出一块营地，搭建了个临时营地。其他四人回撤到C1营地。第二天攀登继续进行着，地形比预计的陡峭得多，不得不尽可能多地铺设固定路绳。有150米是最令人头疼的粉雪盖亮冰路段，领攀得十分辛苦。20点30分，经历了14个小时的攀登，终于到达计划中的6600米C2营地。休息一晚后，撤回C1和ABC本营。

7月19日，得到后方Karl的天气预报，之后有六天的天气窗口。连续几天的降雪给C1以上覆盖上薄冰盖厚雪，开路变得十分的疲劳。不得不把物资装备留在这段路线一处肩部后回到C1休息，之后那天借助上升器攀至C2。一周前留下的个人物资和新运输上来的路绳所需装备，通向C3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尽管有Karl的天气预报，但局部小气候特征十分明显。由于K2对西南风的阻挡作用，山后的北侧相当的不稳定，风和雪时不时袭来。视线好了没几分钟就被吹来的风雪再次淹没。在这样可怜的能见度下，沿山脊摸索着攀登。7000米，把多余的路绳和装备放置好，Vassily和Gerlinde则互相确保，打通了到达7250米C3的最后路段。

当晚17点，Gerlinde和Vassily撤回C2。随后的几天里山上天气十分糟糕，全队撤回到3900米的中国大本营休整，伴随着绿草地、小溪、篝火的惬意生活，狠狠补充了这段日子里大量消耗的体力和能量。

8月2日，六人出发前往C1。强烈的阳光使得积雪很好地沉积下来，C1到C2路段上雪崩风险大为降低。11个半小时后到达C2。次日清晨5点出发前举行了小party。那天是Darek的生日。在唱完生日歌后，Darek为每个人分发了一小块他带来的蛋糕。在艰苦的攀登中，这不啻为一场小小的惊喜。在极为理想的天气条件下背负着沉重的物资到达C3。次日，Maxut和Darek从C3撤回C2搬运其余的绳索。其余四人摸索寻找着通往C4的路线，并在关键地段铺设路绳。时间限定在15点必须回撤到7300米的C3补充水分，否则在这样的海拔出现脱水是极其危险的。7900米处，开始下大雪，面前是一块岩壁，陷入白雾境地，计划中的C4营地就在上方一百多米，但寻找路线的苦难迫使他们暂时中止上升。幸运的是在岩壁找到一处平台可以支起两顶帐篷，于是决定在此临时宿营。雪一直不见停，第二天雪花依然纷飞。Karl通过卫星电话告之，降雪有望在当晚停止。大家躲在帐篷里，睡觉，融雪，喝水，聊天，祈祷Karl的预测可以灵验。21点果然雪停了，天空也开始放晴，温度随即下降到零下20℃。

次日清晨，拉开帐篷拉链探出脑袋的时候，眼前的景色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大片云海中，只有几处尖峰如小岛一样探出头来。即使是这群8000米云端之上如走街串巷的人物，也不由惊叹此般美景实属罕见。

Gerlinde，Vassily和Maxut继续互相确保往上攀登，一边架设路绳。在8000米的岩石平台上，整理出C4营地，这是此次攀登最后一个预设的营地。从这个营地出发，目标就将是登顶。北山脊路线在C4以上便向左沿着北壁顶部一处称为日本沟槽的雪槽横切到靠近东北向的山脊，并且沿此登顶。见时间尚有空余，继续向上攀登了70米，侦察了日本槽沟的路线状况，随后绳降下撤。在C2和C3之间6600米的过渡营地里宿营一晚之后撤回ABC。

至此，Gerlinde和队友们在K2北山脊攀登的修路和高山适应已经全部完成。每次攀登都能干净利落地按照预想修好路线并到达计划的营地，一切进行得十分的顺利。胜利似乎在望，K2顶峰仿佛在召唤。但K2之所以是K2，借用电影《阿甘正传》中一句台词，“K2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在K2上，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胜利就像躲在门后，永远不会在望，只有完成登顶并活着回来，才是打开胜利之门，在此之前，这扇门始终是关闭着的。

南侧的攀登进行得十分不顺利，Gerfried、Christian、Fabrizio、Kinga等人都受挫于Cesen南南东山脊线。一如去年，落石继续威胁着这条路线上的登山者，Fabrizio甚至后悔没有加入Gerlinde的队伍。

8月16日，南侧最后一支队伍美国的Fabrizio和波兰的Kinga撤离大本营，同一天Gerlinde和队友们出发冲击K2顶峰，预计周日21日冲顶。这是他们这个攀登季节第一次登顶尝试，与前些年不同的是这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身体，签证以及其他多方面原因，没有第二次summit attempt的机会。

17日，因为新降大雪及其带来的雪崩风险，全队在C1停留一天，等待雪的沉积。18日，雪况未见好转，更是又接连下了十多个小时。不得不在C1和C2中间加设了中间营地，并且在是否继续攀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不比阿尔卑斯有着详尽和系统的雪崩监测报告，在地处偏远的喀喇昆仑，对雪崩风险的预测惟一能依赖的，就是个人经验和直觉。Gerlinde，Maxut和Vassily的结论是向上，Ralf的结论是向下。攀登8000米山峰，尤其是K2这样的高难度高风险山峰，强烈的攀登欲望是最基本的源动力。在这一点上，已经完成14座的Ralf同被K2困扰多年的Gerlinde等三人显然无法相提并论，也许就是这点攀登欲望的差别在判断风险的时候起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从2002年相识，2003年共同攀登干城章嘉开始，俩人携手攀登过超过10座8000米山峰，Gerlinde不仅是Ralf的妻子，更是一名有着自己独立意见和判断能力的一流登山家。和很多登山家一样，一旦决定，就不会轻易地被他人左右。下午，Ralf和Tommy下撤至C1。

Gerlinde、Darek和两名哈萨克人在C1和C2之间一处岩壁肩部搭建一处中间营地，四人挤在一个狭窄的露宿帐熬过一晚。19日下午，四人到达C2。Ralf和Tommy撤回ABC接应。在K2经历了太多挫折，上天终于开始眷顾这支队伍。Ralf回到ABC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在他们离开的这几天中，ABC遭到一次严重的落石袭击。五块一两米直径的巨石落在ABC中，最大的石头砸中了厨房帐。Maxut和Vassily的帐篷被彻底摧毁，一块一米五直径的岩石在Ralf帐篷一米远处。除了全队六人当时在山上，两名厨师这期间撤至700米以下的中国大本营。无人伤亡，实属大幸。

20日，顶着强风，四人到达C3。21日，到达C4。并且决定次日侦察日本横切路段的地形和雪况，固定一段路绳，同时也期待次日的风可以把雪槽中的积雪吹走一部分，减少横渡的困难。作这样的决定显然也带有很大风险，无氧在8000米以上多停留一天，对体能的消耗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人体耐寒能力会因供氧不足而大幅下降，从而发生冻伤风险，何况每个人身体的脂肪储备在这么多天的艰苦攀登之后几乎都消耗殆尽。

不过好运的眷顾不仅在ABC，Karl从因斯布鲁克也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之后的天气会继续十分理想，无风无云。多少英雄因为狂风折戟K2，Karl这一天气预报无疑为此次攀登增加了一块重要的砝码。22日的攀登几乎都是在艰苦的深雪中开路进行，烦人的薄冰盖软雪使得进展极其缓慢。晚上他们在当天攀登的最高点8300米宿营。

23日凌晨1点半，晴朗的夜空下，Gerlinde和队友们出发，冲击最后的300米。在山上连续攀登已超过一周，大运动量和低温，就算最好的高山靴也无法保证内靴完全干燥。8300米营地上方的路段不算很陡，当然这只是相对K2北山脊路线而言，即便如此坡度也超过45度。攀登只能靠冰爪前齿进行，血液循环因此受到限制，更是冷彻全身。不得已，四人重新返回帐篷里让身体暖和一下。早上7点半再次出发。Ralf在ABC通过望远镜观察着他们的攀登进展。因为深雪，Gerlinde，Maxut和Vassily经常同时向着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路，寻找一条最省力的路线，然后汇合到一起，接着又兵分三路探路。中午11点15分，到达8400米。15点，到达了日本槽沟转向顶峰山脊的一段雪坡，16点35分，Gerlinde和Vassily首先转上通向顶峰的山脊，Maxut和Darek跟在后方。峰顶就在眼前。8月23日18点18分，Ralf的对讲机里传来Gerlinde的声音，成功登顶！四人一起站在K2顶峰，自2008年以来，首次登顶K2。Gerlinde成为首位无氧完成全部14座的女性，这位在很多登山者心目中的8000米无冕之后在K2之上举行一场加冕典礼，成了当之无愧的8000米登山天后。

登顶K2只是推开胜利之门，只有平安下撤才是真正成功。上一次K2登顶之后紧跟着就是一场惨烈的山难。Gerlinde的奥地利同胞们惟一一次登顶后的下撤中，非死即伤。20点30分，撤至日本槽沟。22点30分，到达8300米的临时营地，Maxut等三人决定在此过夜，Gerlinde独自一人在午夜到达C4。24日早上，四人重新汇聚C4继续下撤，20点，通过了C2到C1的肩部地带。当晚到达C1。25日上午与等候在ABC的Ralf拥抱在一起。先期下撤至中国大本营的Tommy已经安排好了返回驼队。干脆利落的K2北山脊攀登，成功为Gerlinde 8000米征途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