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世界因为有了我,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

黄永玉先生有一句让人莞尔的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

几十年如转瞬，这个从湘西沱江边走出来的孩子，今年已经90岁了。这一路走来，他遇见了很多寻常人几辈子都不可能遇见的、像是“天方夜谭”般奇怪的人和事。仿佛是和他开了个玩笑，时代把最丰富的经历压缩到了他的生命中，让他成了一个如此好玩的老头，成了“独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黄永玉这个人真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点问题”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灵秀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它也成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迹。父亲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母亲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多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这一次的告别，不但成了与父亲的永诀——这对父子很快因战火失去了联系，1943年，黄玉书因病去世——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一生漂泊的起点。

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49、50、51、52组，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但是这里也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学校有6层的图书馆，这里是少年黄永玉的乐土。而酷爱阅读的习惯，也由此养成。

黄永玉的文艺细胞特别发达，很快就在木刻、绘画等方面崭露头角。少年时期的黄永玉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而在地方叫响，十里八乡都称他为“神童”。学校的教员在背后就说，“怪，黄永玉这个人真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点问题？”

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离开学校的黄永玉依旧不改其顽劣本性，浑然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姿态。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跟老和尚说话时，年少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

“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中度过了抗战八年。不过粗粝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却成了他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叔侄二人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

至今，他都这样想：做工作，没有一点游戏心态，怎么能做得好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浓墨重彩，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黄永玉丝毫不把这些人、这些话放在心上，他说：谁也不能对我产生影响。国外的、中国古代的、民间的，我都喜欢，会去学，但我都不会完全照搬。他画画是为了研究画，总要想办法画一张没画过的，以陌生的技巧去探索一些题材，或者克服难关。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中国的文人画荷花也有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有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是从污泥里面长的，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

小时候到外婆家，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他画画的时候，画纸一排，这边挂几张，那边挂几张，边坐着给大家说笑话，边看着那纸构思，讲得大家笑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哎，不说话了，我画画了。”墨水一来，噼噼啪啪，一个圈流水作业，同时画定。再招呼大家“哎，讲，等它干”，再讲一段，看画干了，又不说话了，再来一圈，这么一排一枪，大概个把钟头，很多画都出来了。

“”时，一个同事在批判会上，批判黄永玉：“黄永玉，你画画从来没有过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你从来是玩，你画画基本态度是玩。”他低着头挨批，心里想，你这个老小子，要是在平常你讲这句话，我一定请你吃西餐。至今，他都这样想：做工作，没有一点游戏心态，怎么能做得好呀？

“我喜欢写东西，比画画更喜欢，语言本身就让我开心”

黄永玉涉猎广泛，在绘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上面的造诣也都有公论。可是若从他本人爱好来讲，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文学。“我喜欢写东西，比画画更喜欢，语言本身就让我开心。文学这个东西，就是文字游戏，要在文字上做一些推敲讲究，实在是太好玩了！”

2009年黄永玉原本打算戒画，结果没戒成。戒画是因为急着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小说2009年开始在《收获》上连载，一张稿纸500字，写满70页才够一次连载的量。黄永玉照他“写到哪算哪”的写法，每天写两千来字，从1924年写到1937年，已有60万字，即将出版。

谈到写作，黄永玉说：“我更喜欢那种自己不投入到里面去的文学，像契诃夫式的，沈从文式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客观冷静。”正因为冷静，他有平常心，能客观地看待自己。黄永玉说，他搞创作不是替天行道，也不为打出一个伟大的主义，一种号召，他只是像沈从文说的，不去超过什么，而只是完成。

步入晚年，黄永玉仍然忙碌着，在北京宋庄、湘西凤凰、香港和意大利四处住所间来回帮忙。他喜欢开红色法拉利跑车，收藏古典家具，盖湘式民居，爱照相机，爱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他的思维跳跃敏捷，充满活力。当有读者说他“年轻”时，他笑着说：“这词儿用得就不像话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等我死的时候，请大家务必弄清楚我死透了没，不行就胳肢我一下。”

何其“好玩”，却又何其庄严！一如他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经典“概括”，极尽谐趣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卷首题词却是庄重的五个字：“爱、怜悯、感恩。”

（摘编自《文学报》2013年10月24日、《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7期、《大众日报》2013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