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坏处范文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1

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当时，由于电子测量技术、光电技术等技术测量工具广泛地代替了一直以来使用的手动秒表.皮尺等人工工具，所以这一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科技奥运”。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科技奥运”作为全世界各国一个核心的申办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科技”对于奥运会的作用总被人们认为是乐观的，积极的。然而当我们以一种哲学反思与批判的角度来观察科技奥运的作用和其自身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旨趣：奥运会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自身的发展又陷入了被技术控制的困境中。而这一困境正是科技奥运中技术异化的表现。

1、科技奥运中技术异化的表现

1．1运动员的主体地位缺失

在运动技术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就变得把提高成绩的希望都寄托在服装和运动器材的改进上。这样导致问题随之而来，大幅度提升的运动成绩这一结果应该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该由技术来承担呢?我们不能忽视人的作用，但也不能无视技术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结果就是由人与技术共同承担，这样一来运动主体就变成一种“技术—运动员”的结合体，我们称之为“技术人”—被技术改造，并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具有人的属性。运动员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被“技术人”这一结合体所取代了。

1．2 体育中的公平竞争精神遭到破坏

(1)运动成绩承载者的身份缺失。现在，公平竞争的精神正日益受到侵蚀和破坏。破坏公平竞争精神的来自于各种途径，如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等。由于技术已经成为左右比赛结果的决定性力量，所以技术占有的一致性就成为公平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但是，现实生活中运动员对技术的占有是不平等的。例如，在第29届奥运会上，美国奥委会就投资了2200万美元，为本国得运动员研制高技术的装备和器械，从而保持了竞争优势。有学者认为，纳米技术在用于运动器材改进上就会使一些体育强国能够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在器械方面占据优势，从而长期在某个项目处于垄断地位，这种外在的不公平就造成了竞技体育内部的不平等。这也是导致非洲整体体育运动水平长期不高的原因之一，便是非洲国家缺少知识和信息；世界冠军和金牌获得者仍然以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居多，所以说，公平竞争精神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技术主导性导致人主体地位缺失。在现代训练中，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把运动员的运动过程分割成许多个环节来分析，寻找出有问题的技术环节与影响水平提高的关键问题，然后再改进运动员的训练。可以说，技术数据就是运动员运动变化技术的主要跟据。这样，人的主导性就慢慢地被技术的主导性取代，人逐渐地成为只有客体资格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主体。技术具有了主体资格，成为具有主体资格的客体，这样就使人最后缺失了主体地位。世界记录的打破已不再是人类自身体能的进步，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世界纪录也不再是人创的记录而是科学技术的记录。

1．3 兴奋剂的泛滥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使用兴奋剂不但是一个体育道德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技术异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兴奋剂的斗争就像是一场高技术之间的斗争。一方面，高技术不断地为兴奋剂的检测提供一个又一个更为先进的检测方法；而另一方面，高科技也为研制出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而提供了支持。

那么，兴奋剂又为什么会泛滥呢?我们且不论体育道德丧失和法律上的原因，单从兴奋剂检测技术的过程来看，兴奋剂的泛滥就是一个客观的结果。这是因为，一项兴奋剂检测的技术和办法，总是在一种新兴奋剂的产生，使用并且帮助运动员获得利益之后才可能产生。一方面，人们需要弄清楚兴奋剂的物质种类，含量以及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又要研制出可以有效检测的方法。所以，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而且当一种兴奋剂被有效地检测出来时，又有更多，更隐蔽，代表着更高技术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所以，人类尴尬的面临着技术逻辑悖论：一方面，我们要杜绝使用兴奋剂；另一方面，兴奋剂检测方法总是落后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制。换句话说科技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体育中兴奋剂的泛滥。

1．4 运动员的健康遭到损害

体育运动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技术化的结果，却使人类成为了运动器械的附属品，还有不断增加的技术难度，使运动员承受着日益加重的“外部”负担，运动损伤也被不断地加剧。

转贴于

2 、竞技体育技术异化的消除

2．1 促进对现代体育价值认识上的回归

科学技术造成的现代体育异化的现象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所以，体育界的困境一直都没有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消除这一困境，就必须要使人们充分地认识到这种困境的客观存在，以促使现代体育运动能够实现价值上的回归。所以，就要展开一场大的学术争论：通过价值争论，可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普遍存在的现实上和理论上的问题，使人们对运动本身的价值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正确地评价技术的价值，限定和规范技术应用的限度。

2．2 确立技术应用的基本原则，促进技术角色的回归

要想消解科技奥运的困境就必须对技术应用的限度进行重新的规范，所以，人们就必须设定技术应用的限度，使技术回归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不引人瞩目的中介手段，即技术的使用应当遵循以下3个基本原则：①技术应用的适度性原则；②技术应用的辅助性原则；③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原则。

2．3 对竞赛规则进行合理的根本性变革

竞赛规则是指导体育运动竞赛的根本法则，要想促进技术角色合理的回归就必须要得到竞赛规则的保障。所以，竞赛规则应该增加对技术使用情况和技术应用限度的基本规定，以详尽的，明确的规则来保证在比赛过程中技术的合理应用。

2．4 保证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双管齐下

对于高科技带来的负面产品在体育中被滥用的现象,一定要加强对此现状的法制建设，加大依法治理的力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行为者追加刑事上的处罚。做到确保在法律的强制引导下，从法律的角度为体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作保障。同时要把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相辅相成。加强对体育主体行为的道德教育。其中包括运动员,行政官员,体育科研人员,教练员的道德教育，本文由收集整理，培养他们优良的道德品质，促进其道德人格的形成。以道德作为有效内在力量，规范行为者主体在比赛过程中对待技术应用的行为，最后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升华。

3、结束语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2

“黑哨”，系指裁判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在足球比赛中违背职业道德和体育精神，不公正履行裁判职守的行为。“黑球”，亦称“假球”，系指足球运动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在足球比赛中违背职业道德和体育精神，故意不发挥应有技能的行为。 当前，“黑哨”与“黑球”不但在中国体坛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其论争的焦点在于：“黑哨”“黑球”究竟应该如何定性？本文将在考察有关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此提出一己之见。

（一）有关国家关于运动贿赂的规定

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贿赂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不专门针对体育运动中的贿赂犯罪进行特别立法，而是在有关贿赂犯罪的刑法条款中规定裁判人员可作为贿赂犯罪的主体处罚。例如，具有典型大陆法系刑法特点的德国刑法典第331条第二款规定：“法官或仲裁人，对现在或将来的职务行为，为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接受他人利益的，处5年以下监禁……”根据德国学者的解释，这里“仲裁人”，包括了体育竞技中的“裁判员”。而在以判例法为特征的美国，有些州的制定法中却明确规定了有关运动贿赂犯罪。如根据堪萨斯州的刑法规定：“所谓运动贿赂是指：（1）在体育竞赛中，向运动人员给送或提供利益或者许诺给与利益，意图使其不尽力发挥技能；（2）向体育行政官员或裁判官等给送、提供利益或者许诺给与利益，意图使其不适当履行职务。”并且该州制定法还特别规定：体育竞赛，包括一切公开举行的职业的或业余的比赛；运动人员则是指一切参加或可能参加竞赛的运动员、运动队之成员、教练、管理人员、训练技师以及其他一切与运动员和运动队有关的人员。而在体育赛事中，因前述原因收受他人财物或利益的，也构成相应的犯罪。[2]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各国立法规定不同，但各国刑法都把体育竞赛中的贿赂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从立法技术角度看，我国刑法属于大陆法系刑法立法模式，没有专门规定体育贿赂犯罪。那么现行刑事立法中是否已经包括了运动竞技中的贿赂犯罪？对此问题，不论是司法实务部门还是学界，均存在不同认识。

（二）“黑哨”行为如何定性

当前我国刑法实务部门与理论界对“黑哨”定性主要有三种不同认识。其一，认为对“黑哨”行为应定商业-即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其二，认为对“黑哨”行为应按普通处理-即应当按刑法第385条规定的来处理。其三，认为对“黑哨”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

持上述第一种观点者的主要理由乃是：职业俱乐部之间的足球赛事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足球裁判是凭借自己的专业足球知识参与某项赛事的人员，因此他们的裁判活动事实上是某项足球比赛-特定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裁判员在此过程中收受贿赂，其行为性质就是商业受贿，故应当按照商业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2月25日发出的《依法严肃处理足球“黑哨”腐败问题的通知》也持此种见解。但是，由于该见解忽视了裁判员并不具有公司、企业人员身份这一事实，因此受到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批评。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已经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商业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人员”，普通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裁判员既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凭借其专业体育知识从事体育活动的人员。因此，尽管“黑哨”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仍不宜按照犯罪处理，否则就是对来之不易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应该肯定，强调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该观点似有僵化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在我看来，前述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均有失偏颇，只有第二种见解最符合我国现行刑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分析如下：

按照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的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吹黑哨的裁判员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乃是判断其收受他人财物而吹黑哨能否构成的关键。而要准确界定足球裁判员的身份，首先应当从“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性质入手。

根据中国足协章程来看，中国足协是体育社团法人，非营利性组织。《体育法》第29、31、40条分别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由此可见，国家法律已经授权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进行行业管理，足协具有了国家足球体育竞技行政管理职能。这种“国家足球体育竞技行政管理”显然具有“公共事务（即公务）”性质。因此，中国足协中从事体育竞技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完全符合刑法第93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畴。那么，足球裁判员的身份又该如何界定呢？根据《中国足球协会注册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之规定，足球裁判员应当向足协申请注册、缴纳管理费，并由足协管理。足球裁判员对足球比赛的裁判活动，实际上是足协对专项运动进行管理的组成部分。常识告诉我们，体育竞技中的裁判员既不代表A队也不代表B队，作为裁判官，国家法律授权他负责对具体比赛进行组织、指挥，并按照国家制定的体育比赛规则进行公正裁判。据此可以肯定，足球裁判员在执哨时所行使的权力乃是国家对体育竞技进行管理的公权，换言之，裁判员既不是代表A队又不是代表B队也不是代表自己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对足球竞技进行评价（判定胜负）。故不论是专职还是兼职足球裁判员，他在官方举行的赛事中执行裁判职务时，他所履行的裁判职务就是代 表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进行的组织、管理、指挥活动。而对“足球比赛进行组织、管理、指挥”显然具有“公务”性。因此，此种情况下的足球裁判员也属于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畴。进而可以得出结论：在官方举行的足球赛事中，如果裁判员收受他人贿赂而吹黑哨，足以构成受贿犯罪，故行为人当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而相对于受贿者的行贿人，其行贿行为无疑可构成行贿罪。

事实上，我国立法者对此早有预见。《体育法》第51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贿赂行为”，显然是针对竞技体育活动中具有体育行政管理职权的包括裁判员在内的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和有关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向前述人员行贿而言的。而该条所说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是指依照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对“黑哨”行为按贿赂犯罪处理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黑球”行为该当何罪

“黑球”问题几乎是与“黑哨”问题同时并存的足球运动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我并不认为所有的“黑球”行为都可以作为犯罪来处理。但是不能排除某些情况下的“黑球”行为就是犯罪行为。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注册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第13条：“职业俱乐部注册应符合以下条件：（三）为独立企业法人，其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00000元”。又据《中国足协业余俱乐部暂行管理办法》第2条：“业余俱乐部不以盈利为目的，是推动中国足球运动普及与提高的基层组织”。 由前引规定可知，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企业法人”，换言之，职业足球俱乐部本质上是进行商业运营的企业，其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就是该企业的工作人员；而业余足球俱乐部则是不具有企业性质的非商业性群众性组织，该俱乐部的性质决定了其足球运动员不是企业或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此，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赛事中，如果足球运动员收受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而故意不发挥应有技能，其行为就完全符合刑法第163条的规定，对受贿人与行贿人可以分别按照公司、企业人员与刑法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业余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赛事来说，由于该俱乐部不具有企业或公司的性质，其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也不是企业或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即使在业余俱乐部的足球赛事中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而故意踢黑球，其行为也不应以犯罪论处。

二、 如何认定“伤熊”行为

近来，关于某著名学府大四学生刘某用火碱与硫酸两度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3只黑熊、1只棕熊和1只马来熊）泼洒这一“伤熊”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广泛关注。法律界人士对“伤熊”行为的定性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主要观点有四：

其一，认为对“伤熊”行为定非法猎捕、杀害野生、濒危动物罪。主张该观点者认为：被伤害的5只熊分别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与二级保护动物，且行为人又是以有毒有害化学药剂（火碱、硫酸）向熊泼洒和投喂，造成5只熊受伤（其中一只熊严重受伤），虽然没有造成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亡，但行为人在明知硫酸可能毒杀动物的情况下而故意以硫酸向动物投喂，行为人至少具有杀害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间接故意。因此，刘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其二，认为对“伤熊”行为应定破坏生产经营罪。主张此种观点者认为：动物园的动物乃是动物园的生产设备，动物园正是用这些动物来进行生产经营的-如果动物园没有动物，游人就不会来动物园观光，动物园就不能获取营业收入。因此，刘某伤害动物园的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犯罪，可以按破坏生产经营罪处理。

其三，认为“伤熊”行为不构成犯罪。持此观点者认为：刘某没有实施“猎捕”、“杀害”行为，故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其行为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理；而“把伤害类推成毁坏，把黑熊类推成财物，这种做法既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黑熊视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一般财物”。因此，“伤熊”行为只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一般违法行为。[3]

其四，认为对“伤熊”行为应定故意毁坏财物罪。

我认为，以上见解中的前三种观点虽然各有一定道理，但均欠充分说服力，只有第四种观点更为可取。理由如下：

首先，刘某的行为不能定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未遂。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是根据具体案情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如行为人的放任行为致人死亡的，就按照间接故意杀人来定性；如果行为人的放任行为导致他人重伤，则对行为人按照间接故意伤害来定性。据此，本案中，即便认定刘某具有犯罪的间接故意，但根据其用化学药剂向熊泼洒和投喂的行为很难认定其具有“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故意 .此外，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来看，旨在用刑罚手段有效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且其禁止的行为是“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就刘某实施的“伤熊”事件来看，其行为方式显然不符合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成要件。从学理上来分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行为人必须实施了非法“猎捕”或者“杀害”行为之一。然而，刘某用化学药剂向熊泼洒，显然既不是“猎捕”，也不是“杀害”，至多只能是一种“伤害”；而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并不包括“伤害”这种行为方式。既然如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刘某的行为就不能按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来处理。

其二，刘某的行为不宜定破坏生产经营罪。司法实践中，很多涉及财产的犯罪都可能对一定的生产或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比如，盗窃拖拉机或汽车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农业生产或交通运输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盗窃拖拉机或汽车的行为是按盗窃罪来处理而不是按破坏生产经营罪来处理。事实上，此种情况下，犯罪人之犯罪行为表现为一种竞合状态，即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罪名。对此，司法实践中通常按照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来定罪处罚。虽然我国刑法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与故意毁坏产物罪规定了完全相同的法定刑，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涉及财产同时又影响生产经营的犯罪可以任意适用破坏生产经营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二者之一。从立法背景来看，现行刑法第276条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由1979刑法中的“破坏集体生产罪”转化而来的，其立法本意旨在以刑罚手段打击与防范故意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犯罪行为。该条所谓的“生产经营”，应该是指具有营利目的的农业、工业以及商业活动。但就我国目前的体制来看，动物园并非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单位，而是属于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单位，其运作很难说是一种刑法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动物园的动物就不能视为生产设备。由此可进一步得出结论，伤害动物园动物的行为不属于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

其三，作为司法原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 法院对行为人之行为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不能认定行为人有罪。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并不禁止人们在法院判决之前对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进行学理探讨。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不当之处主要在于把“伤害”与“毁坏”绝对对立，把“黑熊”与“财产”人为分割。就日常生活用语习惯而言，我们常把对无生命力物质（包括有生命力的植物）的破坏称之为“毁坏”，把对有生命力的生物的侵害称之为“伤害”。然而对于刑法学中的用语，并不能完全按照日常用语习惯来理解。[4]殊不知有时候刑法上的“伤害”与“毁坏”具有同一含义，“动物”（当然包括黑熊）与“财产”并不矛盾！众所周知，农民家养的马、牛、羊虽然是动物，但它们显然也是农民拥有所有权的财产。如果行为人杀死、杀伤相当数量的马、牛、羊，造成农民巨大财产损失，对此行为能否以马、牛、羊不是“一般财物”而借罪刑法定原则之名否定该行为的犯罪性？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伤害家蓄而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行为就是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处理的。此种情况下，“伤害”与“毁坏”就具有同一含义。由此可见，既然家养的马、牛、羊可以视为财物，为什么动物园养的熊就不能视为财物呢？同理，既然杀死杀伤家养的马、牛、羊可以视为毁坏财物，为是么伤害动物园养的熊不能视为毁坏财物呢？其实，此种情况下“熊”与“财物”一点也不矛盾。此外，持以上第三种见解的学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受伤的那5只熊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畴，因此不能将其视为财物。[5]但他们又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他们忽视了具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动物园的所谓野生动物也是具有财物属性的。换言之，即使把动物园饲养的动物看作是野生动物，但由于这些动物的所有权归动物园拥有，因此把这些动物视为动物园的财物就无可厚非。事实上，动物乃是动物园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分析，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第三种观点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

其四，刘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75条规定之犯罪构成，如果行为人不具有排除刑事责任的合法理由，就应当承担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

第一，动物园人工饲养的动物更具有财产的属性，而不具有野生动物的属性。因为，刘某所伤害的那5只熊是动物园花数万元买回来的，动物园为了饲养这些动物，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场地、配置设备、购买饲料、聘请饲养员以及动物医生等；从所有权归属上来看，动物园的动物归动物园所有。所有这些表明，虽然动物园的这5只熊仍然具有作为野生动物的生理特征，但事实上它们已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即财产属性。这正如农场所饲养的猪虽然仍具有野猪的某些生理特征，但我们把它们作为财产来看待难道有谁还有异议吗？

第二，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行为人所毁坏的财物价值数额较大；二是“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纵观刘某的行为，先后两次对5只熊泼洒化学药剂，造成多只熊被化学药剂灼伤，动物园为了医治这5只受伤的熊已花费数万元资金，致使动物园损失惨重，这些事实说明其行为符合成立本罪的基本要求。至于司法机关对刘某的伤熊行为如何处置，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三、两案引出的相关问题

前述案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议，关键在于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公务”以及“野生动物”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一）如何理解罪刑法定原则

德国学者费尔巴哈所创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乃是现代刑法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其本来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从而有效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自由。但是必须指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斥对刑法的合理解释。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典中，刑法规定的罪名及其与之对应的刑事处罚虽然法有明文，但每一犯罪的具体客观表现形式却并非刑法典有限的条文所能完全概括。[6]因此在评价某一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时，就需要根据刑法条文的本意来作出判断-如果刑法条文的含义中已经包括了某种行为（作为或不作为），那么该种行为就是犯罪，反之就不是犯罪。事实上，法官对被告人适用刑法（定罪与量刑）的过程就是一个解释刑法的过程。就学理解释或司法解释而言，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关键要考量该解释是否超越了刑法条文的应有之义。如果将刑法条文并不包含的内容硬性地解释进来，这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7]如果只是将刑法条文本身已经包括的内容阐释得更为明确而并不增加新的内容，这就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就我国立法与司法体制来看，司法机关与法官并无创制法律的权力。因此，无论是作为有权解释的最高司法解释还是法官在定罪量刑时的个别解释，均不得超越刑法条文的本来含义。但是我国现行刑法有诸多抽象用语[8]，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法官在对个案适用刑法时，对于这些抽象用语就必须根据自己的法律意识作出解释。只要法官的解释符合立法本意，即使条文中没有某种语词也不应视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由于我国并没有实行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9]故若不合实际地强调绝对的罪刑法定，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司法机关将无法贯彻刑法立法精神。

（二）刑法上的“公务”含义

“公务” 一词在我国刑法中被多次使用。但是“公务”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现行刑法并无明确规定。我国学者较为统一的观点乃是：“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10]此一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据此可知，那些仅代表特定的个人、或单位从事的具有民法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劳务活动不能视为“公务”。比如负责工程监理的监理公司受委托对某项建筑工程进行监理，由于监理公司从事监理事务要收取有关费用，且代表委托人对工程进行监督，因此监理公司的监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商务活动，故不能视为“公务”。反之，如果行为人并非代表特定的当事人从事具有民法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商务活动，而是代表国家对某项事务进行组织、管理、评价，那么该项活动就应属于“公务”的范畴。如工商、税务、 公安人员代表国家从事的职务工作，就是理所当然的“公务”活动，而律师代表一方当事人从事的诉讼活动就不是“公务”。

（三） 何谓“野生动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根据该司法解释，刘某伤害的那5只熊应当属于刑法第341条所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畴。但是必须指出，该司法解释存在明显不当之处-它任意扩大解释的做法正好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刑法第341条的立法本意在于突出保护“野生”珍贵、濒危动物。无论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还是从常识的立场来看，所谓野生动物，应该是指按照自然规律凭借动物本能休养生息于自然环境（如山林、草原等）之中的非人工饲养动物。条文中之所以加上了定语“野生”二字，就是要把野生动物与人工饲养动物区别开来。事实上，有些人工饲养或繁殖的动物可能比野生动物更为珍贵-如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多莉” （羊）恐怕就比野生的藏羚羊更为珍贵。难道我们能因为“多莉”珍贵无比就可以将其视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吗？在我看来， 动物园人工饲养的动物即使是“珍贵、濒危动物”，也不属于刑法第341条本义上的 “野生动物”，它们和“多莉”一样，应当视为一种财产才更合乎事物的本来属性。如果国家认为有必要把猎捕、杀害人工饲养或繁殖的珍贵、濒危动物的行为纳入刑法第341条调整的范围，科学的做法就是废除前引司法解释的不当部分，在刑法第341条第2款之后增加一款-即规定：“猎捕、杀害人工饲养或繁殖的珍贵、濒危动物的，按前款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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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Leigh Edward Somers，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v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1984， p.194.

[2] 参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咋办》，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30日第2版。

[3] 例如，人们习惯上把认知对象称之为“客体”，而中国刑法学上却把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称之为“客体”。/，！/

[4] 参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咋办》，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30日第2版。

[5] 比如诈骗罪，尽管刑法第266条规定了其基本的犯罪构成-即诈骗罪乃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是关于诈骗罪的犯罪形式却是千奇百怪的，该条文并没有穷尽诈骗罪的所有表现形式。对于一些特殊的诈骗犯罪，就需要根据立法本义来加以解释。如以编造虚假诉讼证据通过诉讼的形式来实施诈骗等，就是刑法条文中所没有的客观表现形式。若司法实践中对于以该形式骗取财物的行为按诈骗罪论处时，就是法院根据立法精神作出的一种解释。而此种解释完全符合立法本意，因而并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

[6] 这里是针对司法解释而言的，并不包括立法解释。因为立法解释是由立法机关作出的，而立法机关具有创制法律的权力，故立法解释可以增加原法律条文所没有的内容。

[7] 如刑法第21条第1款关于紧急避险规定的“其他权利”。何谓“其他权利”？从刑法第21条的立法本意来看，所谓“其他权利”，应该是指除了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以外的相关权利，如人格权、性自决权等。

[8] 其实，当今各国均没有采纳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3

【关键词】体育科技；伦理；兴奋剂

科学技术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体育。“体育事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必须发挥先导作用”[1]的指导思想将科学技术在体育中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元素在体育领域更是无处不在，体育的竞争也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随着世界各体育大国的竞争愈演愈烈，科技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加强。”[2] “奥运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科技体系，科技奥运以强大的科技力量和效能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科技在体育运动中的使用，一方面将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体育运动陷入困境，就如同兴奋剂与反兴奋剂这对‘同胞兄弟’” [3]这种困境的实质即是科技带来的消极作用直接冲击着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而这最终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所以，人类必须思考并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科学技术与体育究竟是什么关系？科学技术在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的关系未来趋向应该是怎样的？进入21世纪的几届奥运会，我国的体育综合成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其中科技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科技对体育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其导致的体育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足以危机竞技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关注体育科技与伦理的问题，实质是“关涉竞技体育发展和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4]这个问题，是伴随着竞技体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兴奋剂丑闻的曝光逐渐浮现于世人的面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奥运史上著名的兴奋剂事件。大约从1950年开始，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人数急剧增加。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体坛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开始泛滥，固醇药物风靡一时，铅球、铁饼、链球等运动项目成为重灾区，服药选手的比例竟高达5成以上。80年代兴奋剂迎来了“类固醇”时代，合成类固醇兴奋剂的使用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涉入其中。1988年汉城奥运会诞生了世界体坛最大的兴奋剂丑闻，当时的世界“第一飞人”、加拿大著名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因查出服用合成类固醇类药物康力龙而被取消100米金牌。奥运会九枚金牌得主卡尔・刘易斯在2003年4月24日承认自己曾被查出过服用禁药的事实，时间是在1988年奥运会预选赛，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国奥委会包屁了检测结果，由于年代久远，国际田联最终没有对他作出处罚。美国32岁的“田径女皇”马里昂・琼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用违禁药物类固醇类的兴奋剂获得女子100米、200米和4×400米接力3枚金牌和女子跳远、4×100米接力2枚铜牌，堪称现代体育史上最大的欺骗事件之一。美国前著名铅球运动员、世界冠军、琼斯的第一任丈夫亨特，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也因四次药检呈阳性而身败名裂。英国前著名短跑运动员，2003年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欧洲100米冠军，并且是男子100米欧洲纪录的保持者钱伯斯在2003年8月的一次飞行药检中，提供的尿样被证明含有违禁药物，被英国田联处以两年的禁赛。美国前著名短跑运动员，曾荣获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200米铜牌、男子4×100接力银牌，世锦赛100米及200米双料冠军加特林，在2006年4月北美举行的一次田径赛事中，被查出服用了禁药，遭到八年禁赛，无缘北京奥运会。“2003 年，美国反兴奋剂组织揭露了美国田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THG的巨大丑闻，称运动员、教练员与药品公司利用高科技手段联合起来蒙骗反兴奋剂组织，引起了世界体坛的极大震动。”[5] 而“集体犯规”的情况也不少见，从1972年到1988年，东德惊人地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奇迹的背后，是一个由政府充当幕后黑手、让人触目惊心的兴奋剂强国计划，这个臭名昭著的计划被称为“Komplex 08”。而保加利亚举重队在奥运历史上多次违规，称得上是奥运历史上“集体犯规”的“典范”，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时因三名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严重影响了举重项目的声誉，干扰了比赛的正常进行，遭到集体驱逐，并被国际举联禁赛一年。

基于兴奋剂的视角综观竞技体育的发展，归根结底关涉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探究技术价值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发展与应用，究竟会带给人文精神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基本理论的基石和支柱。现在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技术价值与人文精神存在着对立的倾向： 技术价值和人文精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过分夸大技术价值而忽视人文精神， 不仅无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以兴奋剂为例，技术的异化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破坏和扭曲。当我们以一种哲学的思维来审视和批判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一种旨趣就出现了：科技以其强大的力量和效能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时其造成的伦理问题又使自身陷入了偏离正确人文导向的困境中。这使得人们对技术本身也产生了怀疑。面对竞技体育比赛中技术的异化问题，即面对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我们究竟应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科学技术的运用过程。针对科学技术与竞技体育的关系，正确的路径是将技术价值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用人文确保技术的应用方向。

【参考文献】

[1][2]刘鹏.刘鹏同志在第29届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体育科学，2009（7）：3.

[3]徐祥峰，沈友青，彭建军.体育科技发展中的利弊共存现象――基于兴奋剂与反兴奋剂视角[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3）：33.

[4]熊文.竞技体育与伦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4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实现“以德育教育为首，以艺术教育为特色，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办学目标。以学生《体质健康》为重点深化体育课堂、体训队教学改革，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出操、集队、集会纪律，做好出操、集队、集会常规训练，做好田径队、篮球队的选材与训练工作，切实提高体训队员体能、运动技能、竞赛能力和心理素质；以德育教育为核心，体育教育教学中注重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注意加强提高学生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集体主义观念，树立集体主义荣誉感，培养不怕苦、不怕累、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个性，提高学生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能力，为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激烈竞争奠定基础。

二、教学措施

1积极倡导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配合好学校卫生保健室对学生健康指标的有关测定，关心好学生每天的眼保健操。

2积极鼓励学生自觉锻炼身体习惯。

3本学期关注起始年级学生行为习惯。学生要坚持形成体育锻炼规范化要求。

4要不断加强对教学教材的研究。本学期积极开展教学基本工操练。从上课的仪表服装、备课教案、课前的准备开始。

5每星期组织学生在远程教育网上找自己要学的内容。

6以据学生的特点。利用一些休息时间，包括中午、放学后等时间，组织年级间和班间的体育竞赛，促进学生积极锻炼身体，激励学生为班级争光，培养学生的荣誉感。

7体育组要积极配合好教务处、政教处工作。各班进出场线路有序、队伍整齐。

8体育组各任课教师要认真组织、细心安排指导年级的体锻课。锻炼有效益的小型多样的单项性活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需求。

二、工作任务及要求

1抓紧抓好业余运动队训练。也是提高我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兴趣和技能的基本手段。业余训练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能使运动员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能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能促进学生运动技能的提高；竞赛能有效发展学生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和胜不娇、败不妥的个性，竞赛能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竞赛能展现运动员的体育才能。因此，必须抓紧抓好运动队的训练。

2抓好“两课两操一活动”增强学生组织纪律观念。两课两操一活动”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学生身体素质的好坏和健康况状的好坏。因此，首先要求每位体育教师都要树立抓好“两课两操一活动”思想观念；其次要求体育教师认真钻研体育教材，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做到写好学期计划、授课教案，多花时间备课，不打无准备之仗，向四十分钟要质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第三是配合学校抓好早操、眼保健操工作，加强两操纪律，增强学生组织纪律观念，树立远大理想，营造良好校风、学风；第四是认真组织课外活动，要求每一位体育教师在值周期间保证课外活动时间、认真安排好课外活动内容、积极发放体育器材、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器材，督促学校保障每生每天有一小时足够活动时间和注重激发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3抓好《体质健康》工作。注重领会新教材中推进素质教育的意义，注重结合我校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确保达标率、优秀率稳步提高，切实提高我校学生身体素质。推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上报工作，目前我校没有按上级部门要求配备相关器材，但是对新教材内容的解是初步的对新教材中所体现出的推行素质教育意义还不够深入，更谈不上对新教材的研究，更缺乏新教材的教学经念。因此，本学期体育工作的重心放在注重新教材的培训学习，注重领会新教材中推进素质教育的意义，注重结合我校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探索适合我校学生身体生长发育和探索适合我校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之路。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5

关键词：体育法学；过度暴力；竞技体育；抗辩事由；美国；加拿大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4-0078-06

Study of the issue of excessive violence in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ANG Shui-ming，YE Jian-feng

（School of Law，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booming of world competitive sports, the behaviors of excessive violence in competitive sports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ir social hazardness is becoming perceivable. As a big n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unique understanding about and experiences i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and penalties for excessive violence, their ways to deal with such behaviors include legislation, case law and leagu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the behaviors of excessive violence in sports is feasible, but will encounter substantial obstacles, which include conceptional obstacles and co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which the biggest obstacle is the “principle of consent”. Consent as a ground for defense can effectively exclude criminal liabilities. In China,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for dealing with such behaviors.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make improvements gradually in 4 aspects, i.e. perfecting sport specific legislation, intensifying jurisdiction, promoting the autonomy of sports leagu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mpetition rules.

Key words: sport law；excessive violence；competitive sports；ground for defense；USA；Canada

竞技体育中的过度暴力是当今国际体育的4大顽症之一，已引起体育界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广州亚运会前夕，在中国男篮与巴西男篮进行的热身赛中，双方运动员的群殴、厮打，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这是一起典型的体育暴力事件，反映了现今国内外竞技体育中广泛存在的过度暴力问题。

2005年，美国全国冰球联盟(NHL)温哥华队队员纳克折断对手的脖子，法院接受其对伤害罪的认罪，判处其缓刑1年兼社区服务令[1]。2006年，在世界杯法国队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法国球员齐达内的“头锤事件”将体育运动中的过度暴力行为犯罪化问题推向大众媒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球员是否应对其在运动中的过度暴力行为负刑事责任？

鉴于体育暴力事件频频出现，美国对此问题陷入两难的境地。有美国学者认为，运动员使用了超出比赛范围的暴力行为理应受到刑事处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不可能同意他人对自己的身体实施运动之外的过度伤害[2]。球员及教练却认为，联盟配置已很完善，有能力应付过度体育暴力事件，没必要经司法程序予以遏制。他们认为，暴力是每项竞技体育的内在因素之一。如果适用刑事制裁来排除这类危险，会损害运动的生命力。不过，大家均承认，体育暴力已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3]。

在1905年的一次特别严重的橄榄球暴力事件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威胁通过行政命令废除橄榄球运动。①后来尽管橄榄球被设法保留了下来，但是如果罗斯福知道橄榄球运动现在如此之暴力，必定会将其废止的威胁付诸实施。一项研究表明，在1933~1976年间，有组织的橄榄球比赛共夺走了1 198名运动员的生命[4]。

竞技体育中的过度暴力行为近年呈上升趋势，如果任其泛滥，势必会对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会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首先，赛场上的过度暴力不仅败坏赛风赛纪，也损害了体育迷的情感。明星运动员通常被青少年奉为偶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暴力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还会严重影响崇拜者的价值观。罗伯特•雅戈尔长期研究体育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认为电视体育具有强烈的倾向性，易使儿童患上埃维尔•克尼维尔综合症，电视中的暴力更容易被青少年模仿。②其次，体育暴力还会造成受害者的痛苦。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被过度暴力行为摧残的运动员比比皆是。譬如在足球比赛里，背后铲人已经给很多运动员带来莫大的伤害。最后，过度暴力还会危害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竞技体育中的暴力犯罪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更是对在市场运作下体育行业内竞争秩序的巨大破坏。

1竞技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的概念及界定

竞技体育以竞技比赛为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对健康的生活追求。与此同时，竞技体育更促进了运动水平的提高，提升了竞赛的观赏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过度暴力却对竞技体育运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科学的营养调配以及对身体技能的新认识，运动员变得更大、更强和更快，加上球员意识到团队在经济和竞争上的成功可以倚仗侵犯和威胁对手来实现，这就增加了过度暴力侵害的可能性。此外，过度暴力也可能对社会带来巨大不良影响，因为每天无数业余运动员、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电视观看ESPN等体育中心转播的体育比赛节目，当他们看到暴力镜头时会特别激动、兴奋，倍受鼓舞，并效仿这些无意义的暴力行为。

在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美国“世纪之战”拳王争霸赛中，泰森那著名的“世纪之咬”相信我们并不陌生。泰森咬掉对方耳朵上的一小块肉，幸亏他没有咬掉整个耳朵，否则，美国的司法机关一定不会让其逍遥法外的。透过该著名案例，我们有理由相信，体育过度暴力不能因为其披上“正当业务行为”的面纱而阻却犯罪性事由。要揭开这层面纱，我们首先必须正确理解何为体育过度暴力及暴力程度。

竞技体育中的过度暴力行为是指比赛中的一方运动员从身体等方面对对方进行恶意伤害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的一种。有学者将竞技体育的过度暴力性理解为体育暴力的一种，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竞技体育的暴力性和过度暴力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暴力性是竞技体育的固有属性，与生俱来且不可避免，没有暴力性，竞技体育便失去魅力，但这种暴力是一种正当的暴力，无碍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体育过度暴力则是竞技体育的异化，这种行为与竞技体育所倡导的公平、公正的精神相悖，更会极大影响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运动员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下实施的非故意伤害行为虽然带有暴力性质，却是一种正当行为，还达不到过度暴力的程度。只有运动员故意违反比赛规则，恶意造成对方伤害的，才可能构成体育过度暴力。也就是说，竞技体育过度暴力行为是指，在竞技体育的训练或竞赛过程中，参赛的一方以比赛为目的，主观存在恶意，故意犯规，超过必要限度，从而造成另一方运动员伤害或者死亡，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攻击。

竞技体育过度暴力行为必须符合以下要件：第1，过度暴力行为发生在正式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中；第2，过度暴力行为发生在参与比赛的双方或者多方运动员之间；第3，体育过度暴力行为发生在比赛时间、场地；第4，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恶意，且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第5，行为人的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2美、加竞技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的规制途径

在美国，立法议员、职业体育联盟以及法律评论家都曾提出过处理体育过度暴力的不同途径。有的建议将此问题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如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也有建议交由联盟自行处理，认为解决体育过度暴力事件是体育联盟自家的事。这种“将司法留在自家”的观念相比冗长而复杂的司法程序而言，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暴力刚开始及紧随其后的阶段[5]。但这能保证被害人的利益以及体育的公正吗？

2.1立法规制

1980年美国国会提出立法议案，希望修订美国刑法典第18条，对在职业比赛中使用过度暴力的运动员实施刑事制裁。③该议案最后未获通过，因为不少职业运动联盟代表认为，议案的表述和潜在的刑罚太过含糊，且不连贯。议案也遭到职业联盟执委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规制暴力运动员的行为应由联盟负责而非政府。1983年美国众议院议员托马斯提出体育暴力仲裁议案，与1980年的议案极为相似，其特点是提出成立处理体育暴力事件的“体育仲裁庭”。④但因议案适用及仲裁程序的诸多不确定性，最后以失败告终。由于联邦立法的接连失败，此后几乎再没有出现州级或者部级的有关体育暴力的立法活动。

2.2刑事判例法规制

运动员很少因在体育运动中实施暴力行为而被的。2001年加拿大对麦克索里的，是在过去12年里冰球联盟队员第一次因冰上行为而受到刑事检控的[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有些因素限制了刑事法庭处理体育暴力事件。合法侵犯行为与过度的非法行为的界定或许是刑事检控最大的难点，因为过度暴力行为是无法复制的。每个案件因其特殊性会大大限制检察官证明暴力球员具有必要的主观要件，因为刑事证明需满足极高证明要求，即超出合理怀疑。

体育暴力行为主要涉及伤害罪或殴击罪，但要证明某人构成伤害罪或殴击罪是十分困难的，检察官必须证明其具有“故意、明知或轻率致他人身体伤害的行为”。⑤与攻击、殴打他人的街头暴力不同，这些行为如发生在业余和职业足球、橄榄球以及冰球比赛中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陪审员通常很难鉴别体育运动中的合法和违法暴力。检察官遇到的另一实质障碍是被告可能提出的正当防卫事由。

此外，“同意”也是指控暴力球员的障碍之一。参加比赛或同意比赛中的特定行为通常意味着被害人的默许，即“默许合理的可预见的身体暴力”。有两个界限需要明确，一是合法与非法体育暴力的界限，一是合理的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暴力。

其他限制检察官的因素还包括被害人的犹豫以及法院系统本身案件太多，无暇顾及等。由于存在诸多限制检察官检控暴力球员的障碍因素，因此，刑法只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刑事检控才能成为一种处理竞技体育过度暴力事件的切实可行的选择。

2.3联盟控制

美、加体育联盟处理过度暴力事件一直没有停息过，绝大多数过度体育暴力案件均由各联盟自行处理。为遏制将来类似行为的出现，他们对违规运动员采取停赛或者罚款等纪律处分，劝阻检察官和被害运动员通过法院途径解决因体育过度暴力引致的赔偿问题。例如，NBA建立了“严重犯规”规则，保护运动员免受不必要的暴力。⑥美、加体育联盟为何乐于自行处理这些暴力事件，究其原因莫过于担心球队对球迷的良好公共形象以及各自球队的收入受到影响。体育暴力中获得的市场和利润是联盟希望对体育暴力行为进行自我控制的最主要原因。有实证证据表明，球迷非常喜欢狂热的比赛，比赛中的暴力吸引观众，增加联盟的收入，甚至冰球联盟官员如是说，“结束冰球中的暴力将会导致联盟失去大量观众，继而失去金钱”。赞同联盟自行处理体育过度暴力事件的人认为，联盟比法院更能妥当处理暴力运动员的罚款和停赛问题[7]。

美国某体育评论员也认为，联盟能更好地确定运动员的行为是否“越线”。另一赞同联盟自控的观点是，联盟对运动员的罚款和停赛比法院快得多，比如，NBA总裁大卫斯特恩仅用两天时间即作出对2004年11月步行者和活塞队斗殴球员的停赛决定。

3美、加竞技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的刑事检控

几乎每项竞技运动都具有暴力攻击的危险。在竞技体育中，过度暴力行为很少被谴责，通常会得到理解，甚至有时得到表扬[8]。传统意义上，运动中的碰撞或者击打仅受到裁判或者体育官员的处罚。而当赛场暴力上升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时，司法应否介入并施以刑事制裁？

3.1刑事检控的可行性

美、加反对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犯罪化的人士认为，联盟内部的制裁是最适合的[9]。但事实证明，联盟制裁在大多数情形下是无效的。因此，要有效遏制体育暴力，唯一有效的补救希望在于政府，只有政府才具有遏制体育过度暴力的能力。

1)加拿大的经验。美国很大程度上不愿对过度暴力行为的实施者给予刑事制裁，而加拿大在这方面却显得坚决得多。其中的例子是1988年对冰球联盟北星队队员迪奥的定罪。检察官指控其在与枫叶队的比赛中用球杆击打对手头部，迪奥被判监禁1天，罚款1 000加币。该案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对职业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处以监禁刑[10]。最近，麦克索里被法院认定构成伤害罪，被判18个月缓刑。⑦加拿大对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的成功检控表明，刑事检控体育过度暴力行为是可行的。尽管加拿大没有一套统一的规制体育伤害的标准，但是其已经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司法评价准则。

2)美国的经验。在美国，立法者认为，地方检察机关处理体育暴力问题最为适合。检察官和执法官也倾向于此看法[11]。美国在处理体育暴力方面也有其值得称道的经验，尽管其经验有限。在全国冰球联盟的一场比赛中，布伦斯队的大卫攻击北星队的亨利，致其终身残疾。⑧明尼苏达检察机关以使用危险工具致人重伤罪大卫，理由是个人不能明示或者默示同意成为犯罪被害人。经过18个小时的评议，陪审团最后认定大卫有罪。大卫案的有罪判决表明，对体育暴力定罪是可行的。职业运动联盟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其愿意接受对过度暴力行为的。前冰球联盟主席扎得勒表示：“尽管我对本案表示失望，但是体育不得超越法律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念。”[12]

3.2刑事检控的障碍

参加竞技体育运动的人必须默认接受一定程度的暴力。许多美国法学家也赞同，如果运动员的行为在合理的可预见的危险范围内，暴力是被允许的，不会将暴力实施者诉诸刑罚，即使对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13]。因此，体育暴力案件会遇到观念、抗辩以及宪法上的障碍，从而为刑事法院解决此问题带来困扰。

1)观念上的障碍。

刑法哲学是建立在社会排除非法行为需要基础上的，刑法界定并处罚那些被社会认为是“不道德、受责难”的行为。⑨在观念上，当可预见的行为不符合广泛的社会规范标准，而符合特定团体的规范标准时，有时也会缺乏道德的可谴责性。竞技场上发生的行为，暴力与可能的犯罪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运动员能预见竞技体育中的暴力和伤害，暴力行为是不妥当的。也就是说，运动中的暴力只要遵从比赛的强制性规定，就可以被接受。刑罚原理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必须了解此行为是否值得责难，如果不值得谴责，我们就很难有正当理由去处罚该行为。这就是追究体育过度暴力行为观念上的障碍。

2)宪法障碍。

法定性原则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不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且还要求有适当的机构对犯罪做出界定，如立法机构。法定性原则构成正当程序或者公平正义的基本要素，是对刑事司法制度公平原则的一种承诺。而检察官在检控体育暴力犯罪嫌疑人时会遇到较大的宪法障碍，如缺乏提前告知以及法律的含糊不清等。

3)抗辩障碍。

对体育运动中的过度暴力行为施加刑事制裁最大的障碍是“同意原则”，该原则能够完全阻却伤害罪和殴击罪。其他阻却事由还包括自卫行为、无意识的身体反射以及对方的挑衅行为等。

(1)同意。

美加刑法中，体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通常以伤害罪。⑩构成伤害罪必须证明暴力者具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对伤害性的打击漠不关心，并导致被害人受伤。但“同意”作为抗辩的理由，可以有效免除刑事责任。

以下简要介绍几种美、加的“同意”理论：a)违反运动规则的“同意”理论，根据该理论，竞技体育的参加者表示愿意接受运动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但不同意规则禁止的身体接触。有些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仅是比赛的一部分，而不必然表明运动员故意去伤害对手，因此，陪审团似乎不愿意对没有严重伤害被害人的违反体育安全规则的运动员定罪。11b)模范刑法典标准，美国模范刑法典对竞技体育中的“同意”设定如下标准：被指控构成犯罪的行为是指该行为会导致身体的伤害，同意该行为可以作为抗辩的理由，如果……该行为导致的危险是竞技体育中合理、可预知的危险。12根据该标准，运动员应当预见暴力行为可能发生，且同意该暴力行为。有学者批评美国刑法典对“同意”的规定太过宽泛，13认为尽管运动员应该合理预见对手可能伤害他，但不必然得出运动员同意被以该方式伤害的结论。c)加拿大的主流观点，加拿大法院界定运动员“同意”的标准最先见于雅格诉加宁民事判例中。雅格认为：在一种必然导致他人伤害的环境下实施伤害，即使当时存在挑衅或者处于比赛高潮，也不应视为默示同意[14]。

(2)其他抗辩事由。

尽管“同意”是最常用的抗辩事由，但其他抗辩事由也会被采用，且有成功的先例，如自卫行为、无意识的反射行为以及对方的挑衅等。

a)自卫，对非法行为自卫的竞技参与者能够成功抗辩伤害行为。但是，对此抗辩会受到限制。首先，运动员以暴制暴时，危险必须现实存在；其次，如果造成不必要的严重伤害或具有报复动机，自卫就缺乏正当性根据；最后，没有理由退却或者避免危险时方可使用暴力[15]。b)无意识的反射行为，如果被告的打击是在无意识的条件反射下作出的，由于行为人缺乏必要的主观要件，不构成殴击罪。然而，美国体育检察官伍尔夫批评无意识抗辩，认为体育运动高潮总能作为一种免除坏习惯和非理的道德抗辩事由。14c)挑衅行为，要求被告是因为被挑衅而实施报复。此抗辩在体育案件中很少使用，因为美国大多数州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体育暴力中的抗辩事由。法院仅倾向将挑衅行为作为定罪后的量刑情节考虑。d)超法律障碍，检察官在对体育暴力提讼时，会慎重考虑一些明显的超法律障碍[16]。

刑事检控是规制体育暴力的有效手段，因为这样可以向社会传递这样的信息，即社会不会容忍运动员过度的暴力行为。尽管检控体育暴力行为的批评者认为，对体育暴力实施刑事制裁将导致体育运动的衰弱，因为运动员害怕被，不敢尽情发挥[17]。作为解决过度体育暴力行为的刑事检控，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它向社会昭示，实施过度暴力不能为社会带来任何利益，理应受到刑事制裁。

4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体育专项立法。

竞技体育中的暴力犯罪与一般的治安案件不同。因此，有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来处理竞技体育活动，以确保比赛的安全进行。目前，值得重视的趋势是，许多国家都在通过专项的体育立法形式来规制竞技体育中的暴力行为。譬如在意大利，为了从法律上防控赛场暴力，国会特别通过了一项《反足球暴力法案》，其中体育违法惩治条例是该法的核心。尽管美、加在惩治体育暴力犯罪上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却一直没有制定专门的体育法规，仅仅依靠普通的刑法典，无法有效地规制这类特殊的犯罪行为，从而导致赛场暴力有日益泛滥的趋势。

近些年里，我国体育赛事的职业化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忍目睹的赛场暴力事件，鉴于美、加两国在此领域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由全国人大制定出一部专门的《反体育暴力犯罪法》，通过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来对体育暴力进行有效的规制，这部法律应涵盖体育伤害行为的认定标准、一般的免责事由等规定，同时也要衔接好各项体育赛事规则与这部法律之间的关系。

2)强化司法。

需要改变现今竞技体育领域排斥司法管辖的做法。美、加等国对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处理原则，会动用刑罚手段，通过司法的介入，来解决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体育暴力犯罪，克服联盟制裁无力的缺陷。鉴于美、加国家法庭由于缺乏对体育专业技能的知悉，加上检控成本过高，且可能导致检察官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等因素的考虑，美国众议员托马斯提出体育暴力仲裁议案，提到成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庭”处理相关的体育暴力事件。面对层出不穷的体育暴力犯罪，我国应当考虑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庭或体育仲裁庭，因为体育运动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这就与日常的刑事案件有所区别，由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检控，可以做到对体育暴力犯罪的毋枉毋纵。

在司法认定上，美国对体育犯罪的认定标准较为严格，举证责任的设计也较为独特，且就算认定为犯罪，在量刑上一般也会从轻考虑。就拿纳克案来说，法院对其折断对手脖子的行为认定为伤害罪，却只判处缓刑一年，兼社区服务令。笔者认为，较轻的刑罚能够平息过度暴力行为犯罪化之后引来的争议。因此，我国在将来的司法判例中也应当确立“轻刑化”的准则。毕竟体育犯罪领域比起普通犯罪要具备更多的复杂性、特殊性，如果按照一般的量刑标准和举证责任，确实有可能挫伤运动员投入竞技时的积极性，这也违背了运用刑事检控的初衷。

加拿大曾经对多起体育过度暴力行为进行过成功的检控，尽管没有统一的规制体育伤害的标准，但是其已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分析准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其经验做法，对体育过度暴力行为的追究讲求实效性，譬如说可以大量地适用缓刑、短期监禁、高额罚金等。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充分利用司法解释的功用，对体育规则和专项立法中的缺失以及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必要的补充。

3)推动体育联盟自治。

所有的体育职业联盟均有各自的处罚机制，对竞技体育暴力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自我解决内部暴力事件。相对外部法律规制，自治管理有其优势。首先，联盟的自治机构熟悉体育项目的规则和特点，便于作出更专业的裁决；其次，内部救济更高效，针对性也更强。在美国，体育联盟运用规则来惩处和控制那些被认为是不必要或超出体育项目本身的暴力行为。韩国为了预防竞技体育犯罪，于1982年修改通过了《国民体育振兴法》，其内容主要包括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化体育行政管理组织，明确授予民间体育管理组织一定的权限，以此来加强对体育事业的管理，并规范竞技体育行为，达到规范操作、预防犯罪的目的[18]。上文中也举过一些例子，如NBA总裁仅用两天时间就对斗殴的运动员作出停赛决定。这样，的确能够迅速平息体育暴力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让受害的运动员和大众都觉得施暴者得到了应有的惩处。落实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应当发挥各个行业协会的作用，在遇到赛场暴力事件时，应当迅速地组织独立调查团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并根据最后的调查结论作出罚款或者停赛的处罚决定。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并非所有的体育过度暴力行为都能适用联盟规则来进行规制。对那些已经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就不能继续让体育联盟根据规则来作出处罚决定，因为去罪化的处理并不能使事件得到平息，最终反而会导致社会利益的受损。所以，我国在引进美加联盟对体育暴力的做法时，也应当要区分具体适用情形，如果体育暴力行为确已触犯刑法，由司法机关提出检控更合适。

4)加强竞技规则科学性研究。

竞技体育是具有规则性的活动，参与到其中的人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随着医学的发展和人类身体的进化，很多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规范竞技运动，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更合理的竞技规则。比如，篮球比赛中的侵人犯规就是一种极易与竞技体育犯罪行为相混淆而值得研究的竞技规则。传统对侵人犯规的界定过于抽象，在实践中，会经常发生一方运动员利用此规则故意弄伤对方选手，从而为赢得比赛创造机会的情形。这种行为严重时应构成犯罪，但是由于竞技规则的概括性，使得实践中区分犯规与犯罪难度加大。因此，应不断加强竞技规则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竞技体育秩序，促进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 Richard B. Horrow Sports Viol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ivate Lawmaking and the Criminal Law，2006：6-7。

② Robert C. Yeager. Seasons of Shame. The New Violence in Sports，1976：207。

③ Sports Law.. 2003：241。

④ The Sports Violence Arbitration Act. H.R. 4495，98th Cong，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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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坏处篇6

关键词：“Choking”；理论；运动

中图分类号：G71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8-0166-0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重要比赛中，意外地输掉了比赛，发生了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低级“失误”，这种现象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高级运动员中。其主要原因在于，比赛中心理因素对运动员的影响远大于技能和体能的因素。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3m板跳水冠军争夺战中，中国选手王克楠在最后一跳中，出现了走板“失误”，获得零分的成绩，最后，把到手的金牌拱手相送；在男子50m3×40气步枪冠军决赛中，美国射手马修・埃蒙斯意外地打出了脱靶，把到手的金牌让给了中国运动员贾占波；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中，马修・埃蒙斯又“奇迹”般地打出了4环的成绩，把到手的金牌拱手让出。体育竞赛中的这种“反胜为败”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压力下的“Choking”。

一、“Choking”的定义和相关理论

运动心理学界将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中技术发挥失常的现象称为Choking现象，并将其定义为在压力条件下一种习惯的运动过程发生衰变的现象。这一定义不仅仅是描述运动成绩下降的结果，而且着重反映了运动的过程，强调是由于比赛压力造成了习惯的运动方式破坏，从而引起成绩下降，并且在衰变的运动中运动员是投入了努力，而不是放弃努力。目前，关于Choking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干扰理论模式（Distraction Model）、自动执行理论模式（Automatic Execution Model）和过程综合理论模式（Choking Process Model）。干扰理论模式认为，Choking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注意受到干扰，运动员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任务上引起的。注意受干扰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由于运动员对比赛重要性的认知，使得与任务无关的信息量输入增多，运动员在有限的比赛时间里不能处理过多的信息或捕捉不到与任务有关的信息；二是在总信息量不变的情况下，运动员将注意朝向了与任务无关的线索，忽视了与任务有关的关键性线索，从而导致运动过程失败。自动执行理论模式认为，运动技能的完成是自动化的过程，当运动员意识到比赛的重要性时，试图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确保运动执行过程的正确性，这种有意识控制运动过程的努力破坏了原有技能执行的流畅性，阻碍了技能的自动化执行过程，反而使运动成绩下降。该理论得到了许多实验报告的支持：Baumeister R F首次以实验的形式证实了Choking现象的存在，并提出了用努力的“悖理效应”来解释其机制；王进博士通过实验研究揭示了有意识地控制运动过程和增加压力以引起运动员更多的自我关注，这些增加的努力会破坏已有技术的自动执行，导致习惯的运动过程发生衰变。王进博士提出了过程综合理论模式，解释Choking应该与运动员对压力的认知、压力的应付策略、比赛任务的特征和技能水平等有关。认知型的任务（如篮球或排球的接发球、防守等）通常是在环境变动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执行要求随环境线索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这类任务，获得足够的与任务有关的信息是成功操作的基础，因此，Choking的机制解释倾向于干扰理论模式。技术型的任务（如射击、射箭）通常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运动自动化是成功操作的基础，因此，Choking的机制解释倾向于自动执行理论模式。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发生Choking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初、中级运动员更多是因为运动焦虑而失去对注意的控制，引起操作成绩下降；而优秀运动员是因为增加的额外努力将注意控制在运动过程上，最终引起技能的自动化过程受阻。

二、产生“Choking”现象的因素

1.自我意识和Choking现象。个人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倾向于关注自身那些不易为外人所知的、内在的、隐避的东西，公众自我意识是指个体趋于注意和关心自己的外表及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有许多的研究已证明自我意识强的运动员在赛前更容易被唤醒和激活，在赛中会更努力地表现自我，这些额外的努力破坏了原有的自动化动作执行过程，导致技术水平发挥失常。WangJ和Marchant D等研究认为，自我意识是预测运动员发生Choking现象的一个重要指标；Justine D、Neil B和RobinT在自然运动情境中的研究发现，篮球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投篮成绩之差（Choking指数，差值为正数即Choking发生）和自我意识呈正相关，尤其是在男性篮球运动员中呈显著正相关。

2.不合理的目标设置和Choking现象。对比赛重要性的认知，以及运动员强烈的自我意识，促使运动员设置了过高的自我定向目标。过高自我定向的运动员，他们比赛的重心放在显示自己的超常能力，他们的成功源于竞争中打败或超越对手，他们不允许自己在比赛中有一点点的失误，努力在比赛中做到尽善尽美。Marchant D.B.等的调查研究表明，成绩期望越高，Choking的几率就越高。他们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高成绩期望通常会放大比赛的重要性，增加额外的努力，引起运动过程的有意识控制，从而破坏自动化的执行过程。

3.比赛效能感和Choking现象。比赛效能感是为了突出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对自己发挥竞技水平的不同能力信念。在竞技运动领域，训练和比赛是不一样的，运动员在训练场和比赛场的自我效能感也是不一致的，运动员对自己不同场合正常发挥技术水平的不同能力信念也说明了这一点。运动员的自我效能感有训练效能感和比赛效能感之分。训练效能感指运动员对自己在训练场上展示竞技水平的能力信念，而比赛效能感则指运动员对自己在赛场上展示竞技水平的能力信念。

三、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在我国，对于竞技运动比赛中“Choking”现象的研究，至今还仍有待发展，要使运动员和教练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面对金牌的压力，知道该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王进博士等专家认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应着重发展3个方面：第一，竞赛中的“Choking”是一个复杂、多因素影响的现象，应加强引起竞技运动员“Choking”因素的分析，探索更多的原因，并对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测试。第二，研究发现，运动员“Choking”现象与人格因素有关。压力下，自我意识强的个体的表现更容易“Choking”。今后的研究应考虑运动员人格因素的测试，为预测区分训练型运动员和比赛型运动员的选材提供依据。第三，实践预防“Choking”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应加强对预防“Choking”的操作方法研究，进一步探索预防运动员“Choking”的方法和策略，以及克服“Choking”的训练措施。

参考文献：

[1]王进.为什么到手的金牌会“飞走”：竞赛中的“Choking”现象[J].心理学报，2003，35（2）：274-281.

[2]王进.解读“反胜为败”的现象：一个“Choking”过程理论[J].心理学报，2004，36（5）：621-629.

竞技体育的坏处篇7

关键词 竞技体育 文化素质 腐败现象 运动员

一、体育竞赛中的腐败现象及影响

（一）腐败现象的滋生

1.兴奋剂的使用。兴奋剂问题是名利刺激带来的负效应，也是现代体育人心中最痛恨的手段。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使用的兴奋剂种类也越来越多，服用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兴奋剂的服用不仅损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破坏服用者的幸福，而且给体育的精神带来了重大危害，使人们对优异成绩和奖牌的信任感产生了动摇。

2.运动员参赛资格造假。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由于体育竞赛项目的发展是由政府来调控，不少地方政府以此把体育当作自身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常常在运动员资格问题上做手脚。包括谎报年龄、改变身份，甚至伪造国籍，男扮女装、冒名顶替等。花样百出，手段新奇。

3.“假球”、“黑哨”现象。“假球”、“黑哨”现象主要是在足球项目中凸显。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项目，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项目之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当下最有前景、最有商机的体育市场。但足球比赛中的“假球”、“黑哨”的腐败现象已经使中国足坛乌烟瘴气、臭名昭著。

（二）腐败现象的影响

竞技体育的腐败现象是在个人利益或是集体利益的驱使下产生的，它的腐败在特定的体育领域造成了特别的影响，不但使我国竞技体育不能提高，反而会造成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的阻碍。如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受到阻碍，从而使得体育与增强体质、振奋精神和提高素质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也破坏了体育的伦理道德，影响了体育人的诚信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

二、运动员文化素质落后的原因及影响

体制的“重训轻文”现象是促使运动员通过专业训练，逃避学习压力的罪魁祸首。运动员借此机会，把学习当作强度训练后的调整，对自身要求放低、自我放纵。体制的不重视，直接导致了管理部门对运动员教育资金和师资力量投入意识的怠慢，教育方式的过于单一，使运动员觉得很枯燥、乏味，他们在学习上处于被动状态。其次，家庭环境是对运动员产生主观影响的关键所在。父母的品德教育和人生价值观对运动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运动员专业化年龄偏早，培养周期长，运动员错过了最佳接受教育的年龄阶段，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

运动员文化素质的落后使运动员与教练员在训练问题的沟通上务必带来一定的困难，对退役后的就业问题产生压力，对自身的道德素质修养也会造成一定的缺陷。使运动员的教育生涯阶段处于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状态。

三、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必要性

（一）运动员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发展“绿色体育”的基础

文化教育的程度与一个人自身的素质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专业运动员长期待在体校或运动队，文化学习因为外界的纵容、领导的放纵、自身的膨胀等多种因素一直不被重视，在竞赛中常常会出现违背体育道德、不尊重对手与裁判等负面现象，这些不文明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体育道德理念，也完全破坏了体育运动的形象。因此，提高运动员文化素养、道德品质是竞技体育急需解决的问题 [3]。

（二）加强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是运动员提高专业能力的前提条件

随着科学训练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能力日益更新，运动成绩也越来越接近人体的潜在身体极限，运动员要想突破身体极限就必须使先天性竞技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对此，运动员需要经历一段长期而系统的科学训练才能达到。而科学训练本身就涉及到遗传学、形态学和训练学等多学科领域，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知识底蕴，对自身就不会有深刻地认识，对专业动作有独到的见解，就很难将自己的理解与动作结合训练，突破与创新更是纸上谈兵[4]。因此，专业运动员要不断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掌握体育相关的理论知识，改变自己的智能结构，以便更好地为训练比赛所用。

（三）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个运动员的竞技生涯是短暂的，无论他们在当运动员时是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当他们结束运动生涯时，都要面对新的人生选择。运动员长期从事体育事业，文化基础不太好，掌握的文化知识很浅薄，缺乏一定的社会就业必备的技术、技能，参与社会竞争实力不够，因此运动员退役后的问题成为了一个根本的难题。而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就会造成优秀后备人才的进出受阻，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势必会影响运动队的稳定和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对策

（一）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坚持“竞教结合”的培养模式

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我国运动员实行的是三级训练体制，基本上很早就离开学校进入业余体校，在较为封闭的环境里训练和生活。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高负荷、大强度的训练中，思想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中。导致与同龄人比较，在文化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以致造就了运动员竞技场上的“巨人”和社会中的“矮子”这一形象，并在素质方面遭到社会的多方质疑，我国运动员培养机制在这一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出自高校，他们在培养专业能力和提高文化素质水平两方面做到了两不误。因此，加强对运动员早期文化教育的人文关怀，才是我国竞技体育坚持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要途径。

（二）正确的引导，激发运动员学习动力

体育运动员对充满激情、刺激的事物感兴趣，对枯燥的学习却毫无动力。他们认为训练的目的就是拿奖牌，只要获得好成绩，一切都会有的，从而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性。但训练和竞赛只是他们生活的小部分，一个过程，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必然会禁锢其思想，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潜力。因此我们要引导运动员改变观念，使他们端正学习态度，自觉地协调学与练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

（三）加强师资力量，提高人文素质

教师是施实文化教育的关键。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提高，与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密不可分的。教练员在运动队就是运动员的榜样，但当前教练员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普遍不高，首先应加强教练员文化素质方面的建设。建立教练员学习与培训机制，通过自学、培训、进修、引进等有效途径，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使运动员在他们的引导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体育观，摈弃虚假的价值观和非理性的价值意识[6]。

（四）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教育管理

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成效高低关键体现于完善的运行机制。“竞教结合”问题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涉及到我国训练体制如何更合理改革的问题。我们应根据各个运动队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一整套既适应运动训练规律，又符合教育规律的文化教育管理制度。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是学生成才的沃土，将竞技体育回归到高校才是“以人为本”的主旋律。

五、结论

竞技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金牌，而是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和全面发展。运动员文化素质与运动成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前，运动员的文化缺失现象对竞技体育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此现象已经影响到了竞技体育的本质、过程和结果。所以，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水平对于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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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坏处篇8

关键词：校园局域网；设计；构建策略；维护；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7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各学校对网络建设的需求越来越高，同时也越来越迫切。学校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管理或是在其他各个方面，无不需要一个高速、先进、可靠的校园局域网来做支撑，因此根据学校自身的实际需要来构建好校园局域网系统。

1 构建校园局域网系统的目的和意义

在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进行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和科研学习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当前，国内数字校园的建设在不断推进中，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互联网对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教学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决于校园局域网系统构建的好坏。完善且高水准的校园局域网系统能使师生们及时获取到相关的教育教学资源和信息，营造良好的数字阅读环境，并构建一个开放高效的网络教学平台等，这些最终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占得教育领域的有利位置[1]。

2 校园局域网系统的设计

2.1 网络设计

在进行网络设计时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根据学校规模、财力与实际需求，在坚持实用性和可拓展性原则的基础上，正确规划校园网的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根据以往通行的设计方案来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建成微机室，接入因特网；二是建成办公局域网，保证每位教师都拥有自己的微机，使其实现数字化办公；三是建成教学区局域网、视频点播系统和电子阅览室，网络覆盖全校校园，实施网络辅助教学；四是建成网络学校，实施远程教学；最后是建成区域内网络教学名校。此外还要绘制校园网络架构图，一般可分为微机室、办公区和教学区。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将来整体网络升级改造的需要，尽量保证这些软硬件的可持续扩充[2]。

2.2 布线方案

设定一总控服务器与因特网相连，作为全校网络管理的中枢，然后延伸到各教学楼和微机室，预留扩展分支。各分支均采用10/100M自适应以太网交换机作结点，终端也同样采用10/100M网卡，这样能够有效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效率，并保证将来能进行扩展升级。

2.3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的选择有很多，主要取决于学校实际及教师应用习惯。系统所用软件必须要能够保证系统稳定，操作界面简洁并且要便于上手和使用。各微机房和多媒体教室都要配备相应的多媒体网络教学软件，以便教师灵活控制师生双边活动与协作交流。

2.4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随着互联网建设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校园局域网也要对此高度重视，做好网络安全工作，避免出现受到病毒和黑客攻击后殃及全校的严重后果。因此要保证购买的病毒查杀软件和防火墙是正版的，和比较新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起到防护系统安全的作用。不过由于杀毒软件具有滞后性，对于一些新出现的病毒的查杀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实际使用中应以预防为主，在运行新软件之前要先检查有无病毒，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软件。同时要对所有电脑均应设置开机密码，避免外人随意使用[3]。当需要让内部网络与互联网连接时，要记得采用软件IP防火墙技术来分隔内外网络，保证数据在传输时不会出现丢失和遭破坏的情况。

3 校园局域网系统的数据维护

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所以对微机内的数据进行有效维护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窃取、破坏或者出现丢失的情况。为了更好的对校园网数据进行维护，在电脑的选择上要注意选购那些教育系统专用的电脑，因为这些电脑通常都内置了硬盘保护芯片并集成到了网卡上，可以有效保护BIOS及硬盘数据。不过它有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学生们使用的电脑里的所有硬盘的参数必须相同。而对于那些无硬盘保护功能的机型，可以给它们各自安装数据还原软件。虽然它的功能没有硬盘保护卡那样出色，但在数据保护方面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用ghost软件在硬盘上创建一个镜像文件，也可以存放在其它分区或其他的硬盘。

4 结束语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在学校教育领域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各个学校越来越重视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和校园局域网系统的构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校园局域网系统的不断完善，必将在师生的学习和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进行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和科研学习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国内数字校园的建设在不断推进中，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互联网对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教学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决于校园局域网系统构建的好坏。完善且高水准的校园局域网系统能使师生们及时获取到相关的教育教学资源和信息，营造良好的数字阅读环境，并构建一个开放高效的网络教学平台等，这些最终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占得教育领域的有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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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汤婷婷，辽宁辽阳人，中级讲师，工学学士，研究方向：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