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年对联范文
时间：2023-03-14 16:52:20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1篇
如此促销
甲：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乙：大家好！
甲：欢迎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晚会现场，
乙：是
甲：今天很热闹。
乙：对
甲：但是您各位要是能来点儿掌声的话就更热闹了``````
乙：恩？你干嘛的啊你？
甲：噢大会儿容我先来介绍一下，
乙：介绍一下吧！
甲：今天这个晚会呢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促销现场，本人呢很荣幸就担当今天这个晚会现场的主持人，
乙：奥您就是主持人啊？
甲：对
乙：哎~~主持人```是干嘛的？
甲：恩？
乙：不，我开玩笑。你说正事儿！
甲：今天这个晚会呢是我们“早该进去了公司”特别举办的````
乙：嘿！您听听“早该进去了”公司，人家这名字取的~哼！什么玩意儿那这是？
甲：哎！这个呢是个吉祥的名称，意味着您呢早该进我们商场里去了。
乙：哦 这叫吉祥的象征！
甲：今天我们举办这台晚会是有一定原因的，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公司开张整三周年的纪念日```
乙：你等会儿，昨天不刚过完两周年吗？今天就三周了？
甲：噢！这个~~昨天不刚过完两周年，今天就三周年，不正见证了那句话嘛！
乙：哪句？
甲：度日如年嘛！
乙：瞧瞧！我就喜欢你这类促销的主持人，坦诚啊！从来不说假话！
甲：这就对啦！
乙：净说瞎话！
甲：谁说的？就我这样来得到了广大的观众朋友的表扬呢？
乙：还有人表扬你？
甲：这不去年春节就有人给我送对联了，词写的好！
乙：是啊！这——上联是
甲：谈天说地纵横四海
乙：好！下联：
甲：说三道四驰名八方
乙：横批：
甲：胡说八道
乙：这是夸你的啊这是？
甲：你不管好坏反正有人送了！
乙：是啊！
甲：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乙：好 好 你继续！
甲：噢各位不好没意思，刚才呢只是一个小岔曲，我们言归正传。
乙：说吧！
甲：接下来介绍一下本晚会的赞助商。
乙：都有````
甲：冯巩药业（哦要想身体好还得使用——冯巩药业）姜昆牌儿耳朵勺，（耳朵勺，你的勺我的勺，姜捆昆牌儿耳朵稍）李金斗红唇膏（都说我的嘴唇太大，找对象都成问题，但是自从用了金斗牌儿耳朵勺后啊！我的嘴唇呐——更大了）
乙：哎哟呵！他什么都敢说啊！
甲：今天这个晚会呢！他们除了赞助以外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供您欣赏。可是丰富多样哦！
乙：都有些什么文艺节目？
甲：有冯巩药业推出的大型舞蹈——“有话躺着说”
乙：躺着叫什么舞蹈啊这？
甲：还有姜昆牌儿耳朵勺带来的真功夫“愚公移山”
乙：您瞧瞧？姜昆牌儿耳朵勺为您表演的“愚公移山”耳朵勺移山——那玩意儿移得动吗这个？
甲：还有`````
乙：得了得了得了
甲：```李金斗红唇膏带来的时装秀节目````
乙：别介绍了
甲：李金斗小姐穿着超短裙````
乙：哪儿啊？别介绍了，一点溜都没有啊？
甲：总直我们的节目是精彩纷呈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噢不好意思，（接电话）喂！
乙：装模做样！
甲：（接完电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我们公司经理说了````````````````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2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确保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为主题，紧紧围绕食品药品监管中心工作，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采取日常宣传和重点宣传相结合、宣传教育与监管工作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增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人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全民关注、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共筑食品药品安全坚固防线，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召开。
二、工作目标
（一）食品药品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初步建立。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扎实有效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逐步建立起“条块结合、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初步形成镇（街道）、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和媒体共同参与的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网络体系。
（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能力显著增强。积极拓展宣传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以消费者、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和主要从业人员为重点，大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知识和生产经营科学技术，倡导科学、合理、健康的饮食用药习惯，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切实提升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和经营水平。
（三）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得到普及。根据《桐乡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要求，以机构改革和《食品安全法》实施三周年为契机，重点做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省实施〈食品安全法〉办法》、《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监管队伍依法行政、消费者依法维权的能力和从业人员依法生产诚信经营的意识。
（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水平明显提高。以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人员岗位培训为重点，通过集中培训、制作发放专业培训教材、专题讲座、参观交流等方式,加大监管执法培训力度，增加教育培训频次，提高科学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逐步实现监管人员教育培训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切实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科学监管能力。
（五）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形象得到提升。大力宣传我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提高公众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认知度和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参与度；突出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创建、“绿色餐桌工程”、基本药物质量监管、企业诚信建设、先进典型等重点专题宣传，有效增强公众消费信心。结合创先争优等活动，大力宣传我局在坚持科学监管、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强化执法廉政监督、营造廉政文化、监管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三、具体措施
（一）加强宣传平台建设，拓宽宣传教育渠道
1.加强新闻媒体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桐乡电视台、《日报桐乡版》的合作，制作食品药品专题宣传片，展示食品药品监管重点工作、特色工作，不定期向社会宣传食品药品法律法规、食品药品安全常识、监管工作动态、检验检测通报、食品药品专项整治、重大执法行动等。提高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关注度。
2.强化网络阵地建设。加快我市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做好我局政务网站的改版工作，规范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局政务网站和市食品安全信息网的信息，做好网站维护工作，保证网络良好运作。进一步抓好党务政务信息公开，完善信息工作制度和考核办法，积极宣传食品药品法律法规、监管动态和队伍建设等情况，主动向社会及时通报专项整治、打假治劣、监督抽检等信息，公开曝光食品药品违法典型案件，进一步规范《桐乡食品药品监管》简报的工作。
3.依托社会宣传平台。以食品药品示范创建为契机，制作印有食品药品监管职能、日常工作、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等内容的宣传展板，通过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各行政村及社区居委会宣传栏向广人人民群众宣传食品药品相关内容;依托城区各主要道路上的电子屏幕，根据需要滚动播放食品药品安全标语、安全常识等内容。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式宣传网络，切实提高宣传效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4.借助驻村干部优势。由驻村干部牵头，组织药师志愿者、本局其他工作人员、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等，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进村入户”活动，通过开展药师志愿团现场咨询服务、清理农户家庭小药箱、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监督队伍大整合，建立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宣传牌、宣传栏、宣传走廊和开通手机短信、广播平台等，提高村民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关注度，全方位营造农村食品药品安全良好氛围。
（二）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丰富宣传教育内容
1.深入推进食品药品“十进”宣传活动。夯实各项工作基础，进一步深化食品药品安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市场、进单位、进工地、进家庭、进新居民”活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实际，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互联网、移动通信、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图书和文艺节目下乡等便捷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向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延伸，实现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全覆盖。
2.深入开展现场宣传活动。围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治宣传月”、《食品安全法》实施三周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全国安全用药月、“12.1”药品管理法修订实施日、“12.4”法制宣传日、省级药品安全示范市创建暨安全用药合理用药专题文艺晚会等有声势、有影响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现场真假药品对照、解答群众咨询、有奖知识竞猜、展出宣传图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的宣传咨询活动，努力扩大宣传效果和影响。
3.扎实推进“药学服务进社区”活动。充分发挥药师专业知识优势，组织“药师服务团”深入结对社区开展用药咨询指导、清理家庭药箱、免费测血压、测血糖、免费煎药、切饮片等药学服务活动，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督促指导，使药师服务活动常态化，真正起到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目的。
4.深入开展走访服务活动。组织局党员干部认真开展“进百村住千家联万户”实践活动和“四联四强”走访服务活动，推动党员干部下基层、访民情、办实事、解难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将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资料和书籍直接送到农村，送到企业，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5.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请进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开展“食品药品监管开放日”、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通报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老干部座谈会等活动，向市民、老干部宣传介绍我局职能及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做好人大、政协食品药品安全专题调研考察宣传工作，向代表、委员通报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和监管工作情况。邀请新闻媒体记者参加座谈会，探讨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思路和举措。
（三）组织专业知识培训，夯实宣传教育基础
1.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培训。通过制作发放专业培训教材、课本，举办集中培训班等方式，对各镇（街道）、振东新区分管领导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监管人员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专业知识，树立科学监管理念，提高科学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2.开展对食品药品安全联络员、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的培训。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联络员、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的培训制度，科学制定培训教育方案，针对联络员、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的职责、任务和监管工作重点等情况，精心编制教育培训课程，并要经常深入镇（街道）、村(居)委会开展调研，根据日常工作中存在问题，及时调整和充实教育内容，逐步提高基层一线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3.加强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教育培训。通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典型案例分析、经验交流、介绍监管形势以及到优秀企业进行观摩学习等方式，加强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培训力度，提升食品药品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确保企业能诚信守法经营，进一步推动我市食品医药行业健康飞速发展。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顺利迎接十的召开，做好今年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对宣传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以更高的起点、从更高的层次来加以谋划。因此，各科室务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并全面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为开创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新局面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切实强化工作措施，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各科室务必要围绕年度宣传教育工作计划确定的工作重点，按照“综合办公室统筹协调、各科室协同配合”的原则，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三）积极协调，多方支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与食品监管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食品企业、涉药单位的协调沟通，确保与新闻媒体之间联络渠道的畅通，争取社会广泛支持，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陕北；《寻梦统万城》；民俗；传统文化
武国强的小说《寻梦统万城》以主人公刘四牛商海沉浮为线索，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九三八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各种影响。主人公出生于匈奴故都统万城，其生活场景富有地域特色，描绘出陕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其民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岁时节日中体现出来的民俗
《寻梦统万城》真实记录了岁时节日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历来被称为中国文化之瑰宝，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等盛大隆重的场面彰显着陕北人的礼仪风尚、生活情趣、艺术禀赋和炎黄文化的神韵。节日发展到现在早已从原始的祭拜、禁忌神秘演变为娱乐、纪念、传承的社会活动，小说对传统节日进行了详细介绍，尤以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春节描述最为细致。
《っ瓮惩虺恰范源航诮行了详细描写。从过年前的杀猪宰羊、贴窗花、挂灯笼到三十晚上的祭祀、打醋坛、行跪拜礼，再到初一开始亲戚拜年、互请，直到元宵节转九曲、赏节目的高潮过后，春节才算告一个段落。在小说第二十一回中，作者整整用了一章回的内容详细描写春节阖家团圆的热闹场面。在春节中，统万城每家至少杀一头牛，好几头猪，十几只羊，几十只鸡。他们走亲访友，轮流坐东，相互请吃请喝，美味佳肴，酒歌互答，到处散发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敬酒后，弟兄们归座，轮流划拳，妯娌们摇骰子喝酒。请客和吃请成了生活中最忙的事。年三十儿孙们穿着节日的新衣依次给刘定乾夫妇磕头拜年。各家人都忙着拜年，或应酬拜年。春节最热闹的要数正月十五的转九曲：四周是排排高挂的灯笼，自然围成了一个场子，场子中央麻油灯亮了一地，五光十色，灿若星河。各色彩纸做成的灯罩贴着不同颜色的剪纸，恰似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煞是好看！男女老少穿着新衣，说说笑笑，挤挤闹闹，等待着好戏开演。刘光夏老汉画着花脸，扭动着胖高的身体踏着陕北秧歌步舞进人群，他高举着快速打转、绸穗摇圆了的花伞唱道：“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后边跟着一群打扮得花红柳绿的男女老少混合的秧歌队伍，也舞着纸制大红花，挥动着彩带，扇着扇子，伴着唢呐声，踏着锣鼓的节奏翩翩起舞。伞头即兴编唱着反映时事的信天游段子，逗引得观众哄堂大笑。锣鼓喧阗，管乐悠扬，鞭炮噼啪，场面热烈壮观。如此浓墨重彩的详细描写，足以体现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在统万城人眼里、在陕北人眼里，乃至在全中国人眼里的重要性，也可见陕北春节的独特风俗。
二月二龙抬头、清明节祭祖、四月八庙会、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赏月、腊八节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扫家等传统节日或详或略在小说中均有反映，有的只是利用巧妙对话或简单情节点到为止。如腊八节出自刘二奶奶的对话里，刘三奶奶笑着说：“今天腊八，你三爷爷，那老不死的，一早就给我说，要喝腊八粥。那可重要哩，一辈子都没误过。趁这会儿有空赶紧给那老狗熬腊八粥去！”简单的对话便将刘二爷家对腊八的重视表现了出来。再如第三十七回端午节，贺夏兰忙给刘四牛端来一大碗甑糕和一盘子粽子，还有佐料砂糖和蜂蜜。[1]这形象地将陕北人的糯米粽及其吃法展现在大家面前。
二、人生礼俗中体现出的民俗
人生礼俗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必须举行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满月礼、婚礼和葬礼。独特、严谨的人生礼俗体现了陕北人血液里流淌着的传统文化基因。
1、尊重生命的满月礼
过满月，即小孩生下足一个月的时候，以满月宴的形式举家庆贺，庆祝“家有后人”“添丁之喜”“足月之喜”。陕北境内的满月宴较为普遍，在《寻梦统万城》第三十二回中，贺夏兰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顺利产下一个男婴。距满月只剩三天了，她终于盼回了丈夫。贺夏兰哽咽着说：“这回，你可不能再走了。人生三顿糕，满月可是第一顿。远近亲戚、庄邻院舍女眷来看望的不下两百户，估计来贺满月的人不会少于四百人。娃娃老子顾不上，能说得过去吗？怎么说，你也得给娃娃做满月。”[2]一个简单的满月宴便有四百多宾客，规模之宏大足以见三边人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刘四牛对儿子的关心和对满月的重视也在字里行间体现的淋漓尽致。如同章回中，刘四牛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十两银元宝，转身对杨柳翠说：“妈，你给我找根红线，我破例把交账房的钱给我儿子‘戴锁’了。”刘四牛憨笑着说：“本该奶奶、外婆先拴锁线，我忙着了，就破例了。”他把锁线套在娃娃的脖子上，环顾着贺夏兰、李香香、杨柳翠念念有词：“红线、钱币项上拴，长命富贵能做官，奶奶、婆婆两只船，运载金银堆成山。”刘四牛一家人用戴锁、祈祷、祝福的方式满怀着爱意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岁月更替，文化革新，只有这些在历史沉浮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用它自身的价值向人们昭示着生命的可贵，满月礼亦为其中一种。
2、传统的婚俗
《寻梦统万城》录像式地再现了三边地区婚嫁的礼仪活动。《寻梦统万城》中详细介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三边的婚俗习惯，真实的介绍了嫁娶过程：说媒、相亲、看家、喝酒、商话、追节、迎亲、闹洞房、回门、拜年，详略得当。例如小说中关于迎亲队伍回到新郎家的时候描述就颇为详细：送亲婆姨将带来的儿女馍馍围放在盘腿坐着的新郎新娘的四周。刘四牛的二奶奶满面笑容，一手握着柳条编织的小簸箕，一手将喜糖、枣、核桃以及小钱币等撒向新郎新娘怀中，撒在合欢炕上，撒向洞房的每个角落。她口里念念有词：“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撒得满堂红，天成佳偶好姻缘，早生贵子早成龙。”撒帐后，刘二奶奶将新郎的左襟压在新娘的右襟上笑着说：“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撒帐的仪式便在刘二奶奶的张罗下，在一片欢悦的氛围中结束了。简单的话语不仅祝福新人拥有美好的婚姻，也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陕北女人对丈夫从一而终，唯夫命是从，从侧面也表达出陕北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接着上头仪式便开始了，王梅笑盈盈道：“准备坐帐！”杨引弟把小桌摆在炕上，郝迎春、刘红忙着从柜盖上将两只盛满酒的酒壶，两个酒盅，八个盛有肉、蛋、粉条、花生、瓜籽、糖果等的小碟，两双红筷子，两碟米糕、四碟红点小馍，每碟各八个，分别用米粉和白面蒸的米石榴、花篮各一对，两把新梳子逐一摆在桌上。王梅微笑着喊：“上头。”话音刚落，大炮三声，鞭炮阵阵，唢呐齐鸣，上头仪式开始了。刹时，看热闹、凑红火的男男女女，婆姨娃娃，身挨身、肩并肩，挤得水泄不通！[3]在婚礼上，乡里乡亲，邻里邻居都会自动登门忙里忙外帮干活，并送上祝福。憨厚的乡亲们，用他们的笑容和实际行动为新郎新娘的婚礼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只是上头仪式的筹备阶段，正式仪式作者不惜笔墨，进行了录像式的记录。
唢呐奏乐、夫妻换花等等从大门口一直到新房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环节，记录的生动、细致，新房中的婚俗也给人非常强烈的画面感。陕北地区男女婚姻沿袭旧俗，繁文缛节，保留了古代婚礼过程的许多基本仪式。通过实录的形式，全面而详细的介绍了陕北婚俗流程，帮助很多不了解陕北婚俗的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介绍婚俗流程之余，作者也穿插着介绍了童养媳、娃娃亲、冥婚等现象。刘四牛与贺夏兰的婚事是在杯酒之间而定，终难逃娃娃亲的厄运；女店家杨巧珍因小时家里穷，八岁就被卖到统万城，做了马家的童养媳，丈夫比她大整整十岁，终身大事便这样草草而定；张小狗、王小栓在与刘四牛行商途中不幸被杀，刘定乾一家帮他们入土为安后决定日后帮他们买两具女骨，成个冥婚。这些内容的穿插，使我们不仅完整地把握了陕北婚俗，体会了作者博而广的知识面，更可以感受到独特、繁缛、细腻、传统的陕北婚俗的魅力。
3、突显祖先崇拜的丧葬礼
丧葬礼主要是为先人入土为安举行的仪式，寄予了后人对前辈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是孝道的最后体现，因此三边对丧葬仪式特别重视。《寻梦统万城》用了两回的篇幅，近两万字，记录了刘二爷的丧葬全过程。丧葬场面严谨、宏大，具有悲凉感。从临终的“守气”到亡人埋葬后的祭奠，事无巨细记录，将三边的丧俗仪式和习惯展示给世人。如在刘二爷临终前穿孝衣一段中这样描写：刘二奶奶摇晃着干瘦的身体从箱子里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寿衣，对徐曼丽说：“赶快去温水。”她应声去了。刘生财一路小跑来到刘定乾家，刘定乾正拿着席萁扫帚弓着腰费劲地扫院。刘生财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爷爷，大爷爷！”刘定乾站直问：“什么事，慢慢说。”⑸财喘了两大口气，慌张地说：“我老爷不行了。”刘定乾一听，吓得面如土色，眼睛都瞪圆了，丢下扫帚，忽嗒忽嗒地迈开两条岁月磨蚀已经不再矫健的肥腿。刘定坤拿来了烧酒，徐曼丽端来了温水。随后其媳妇子徐曼丽、王喜凤和孙媳们回避，刘定坤、刘定邦、刘四牛们给刘二爷洗脸、洗脚，脱衣服、洗身体。刘二奶奶张着没牙的口催促道：“快点给穿戴，不要让光着身子走了，去了阴间破衣烂衫，受众鬼歧视。”昏迷中，儿孙们给穿了寿衣，棉袄、棉裤、棉袍。寿衣穿齐整了，刘定坤给刘二爷剪了指甲。儿、媳们都守在身边，唯恐老人咽气时自己不在。他的女儿刘秋叶在得知父亲病危的情况下，也连忙催促喜财快走，打马疾走，赶着去守气。因为在当地人看来，老人殁时，谁在身旁守气，谁才是真正的儿女。老人断气后才给穿孝衣，一是害怕魂走时穿不上新衣做穷鬼；二是害怕外人笑话老人“殁了”还是赤身，笑话儿女不孝。作者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刘二爷临终前，家人紧张、悲痛及忙乱的场景，也侧面写出了“守气”这一习俗的重要性。
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陕北人把中老年人死了称为“殁了”；小孩死了称为“撂了”。如刘三牛向高殿煜报丧时这样描述：“高主任――”便扑通跪在地上，割荞麦的人都站直了，回头惊恐地看着头上、腰里系着麻线的刘三牛。他给众人磕了三头后，悲恸地说：“我二爷爷殁了！”陕北实行土葬，人们生于黄土，长于黄土，最后魂归黄土，在葬于黄土前的一个重要风俗是请阴阳先生，测吉日，选灵地，有着严格的讲究，以保佑后代人丁兴旺。如第三十八回中刘四牛拜请梁阴阳的片段：刘四牛打马疾走。黄昏时分，就抵达生机盎然、牛羊遍地的草山梁。晚上就进入祭山梁庙宇群，登门造访了老气横秋的梁阴阳。刘四牛自顾站起略带哽咽道：“我是统万城刘定乾的四儿子，我二爷爷过世了请您执掌丧事。”老头捋了捋二尺长的白胡子笑道：“你先到客栈休息，明天一早咱们一同骑马前往。如今天气尚热，遗体不便停放，择个吉日，早点送老人家入土为安吧。”[4]葬礼以后，有禅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及讲究，以表示对已故人的思念，也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孝道。在丧葬仪式结束后，梁阴阳临走前对众人非常详细的安排了守孝期的事项，并且一再强调他们切要记住。刘家人也深知这些丧俗的重要性，不敢怠慢，连连应诺。作者借梁阴阳之口介绍到：“从咽气那天算起，每七天为一个祭日，必须上坟烧纸祭奠。为避免老人遭罪，遇有‘犯七’则要做纸旗、纸伞进行禳改，把小纸旗从大门口分左右两行一直插到坟头，纸伞插在坟顶，说几遍，‘大，旗旗下躲，伞伞下藏。’老人就可以免灾避难。四大祭日，百日、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切不要忘记，以免庄邻笑话。长周年，短百日。长周年的习俗是期望老先人保佑子孙长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过了忌日就长出一天，多了一岁，讨长寿之意。周年，拖延几天过；百（bie）日，避“鳖”，要提前几天过。二周年为一般性的祭祀日子，祭奠可以从简。三周年，守孝期满，祭奠应该隆重些。守孝期，切莫作乐。贴春联，第一年白对联，第二年黄对联，第三年蓝对联。孝满三年，就可以进行正常的节日习俗活动。[5]陕北丧俗与中国传统孝文化有着紧密联系，民俗对丧葬礼仪的要求极度严格、严谨，孝亲的特色贯穿在丧葬礼仪的始终。从葬具的准备、入殓、丧礼、墓穴的规划，到烧纸火、点亮长明灯以及做七、百日、周年的祭奠，无不表现子女对父母的眷恋及对他们来世的关爱。人们想借助这一系列活动，帮助父母灵魂顺利升天，免受地狱之苦，并祈福他们早日转世。丧俗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而且作为人生礼俗的重要部分，启示人们对孝道的延续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三、宗教观中体现出来的民俗信仰
宗教是人类对复杂自然社会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存在诸多反科学内容，迷信色彩十分浓厚，但它也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桥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共处的宗教大融合思想是陕北人民俗信仰的主基调，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养成了陕北人淳朴、直爽、包容的个性。
在《寻梦统万城》中，作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陕北老百姓对的态度。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陕北也不例外。国难深重，物资奇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老百姓大都忙于生产，支援抗战，没有时间和精力，也缺少稳定的环境来学习，所以对宗教知识了解甚少。封闭落后的地方，往往也是迷信泛滥的地方。汉民族与其说他们信仰宗教还不如说他们更信仰实用主义，他们宗教观念淡薄，但迷信思想严重。几千年来，迷信思想一直占领着他们的头脑、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束缚着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尤为务实，教派的宣传力度和洗脑力度决定着它在本地的规模。毫无疑问，天主教用糜子、谷子、耕牛以利诱之，逐步发展成为本地教派的主导力量。此外，民间传说也是吸引信徒的一大有力武器，观音自古被传颂为送子娘娘，加之陕北重男轻女的思想，自然对观音顶礼膜拜，财神爷等也被尊崇备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汉民族文化中孕育出包容的多神崇拜文化，这种文化值得倡导。人类绝对不要为自己创造的神而产生教派矛盾，乃至发生冲突。要将诸神放在一个大殿里，让他们共同讲经论道，传仁播义，推礼启智教诚化信，赐福万民，超度亡灵，保佑黎民，普度众生。这便是《寻梦统万城》作者的宗教观念。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刘定乾叔侄不远百里冒着严寒看定亲相关日子。白云山香客众多，祭山梁庙会规模宏伟，刘四牛婚后教堂洗礼，刘二爷丧葬仪式等多个宗教活动场景，如实地反映了三边人民生活中的，给人呈现真实、厚重、丰富的感觉，犹如亲历其景。阴阳斗法艺术再现了陕北宗教界一些斗智斗勇、法力无边的传说，其魔幻场景堪与西游记相媲美，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宗教传说、教义、咒法、服饰等各个环节的深入了解及创作功底，也是对三边文化的艺术记录，填补了陕北宗教文化记录的一项空白，丰富了陕北文化的内涵。如在第六回中，阴阳斗法时道士、和尚、巫神、世俗中人一起同台斗法，表达了作者的宗教观。在第七回中祭山梁梁阴阳院落的南房里，不同信仰的人们坐在一起喝茶拉话，十分融洽和谐。这真实地折射出汉民族的宗教态度。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陕北人的民俗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盛大的岁时节日民俗之中；也同样体现在人生礼俗中，昭示着陕北人对生命的重视；也体现在民俗宗教之中，表达了作者向往各民族大团结，希冀世界共同进步的思想。
【注 释】
[1][2][3][4][5] 武国强：《寻梦统万城》，作家出版社，2016.10.304、251、92、317、3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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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勃.建构时代的中国节日建设[J].民俗研究，2015（1）62.
【作者简介】
王万斌（1975-）男，陕西靖边人，本科，二级演员，从事音乐、戏曲、群文研究.
王亚林（1990-）女，陕西靖边人，本科，任职于靖边县杨米涧中心小学，研究文学.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铁；综合联调；组织管理
Abstract: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comprehensive alignment is put into the subway no-load test operation before an important test link, this paper, taking chengdu metro line 1 phase statio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comprehensive alignment, from organization, personnel arrangem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n three aspects of alignment organ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agement, and gives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proposals.
Keywords: the subway; Comprehensive alignmen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 U23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成都地铁2号线车站设备联调从2012年4月10日开始，至5月18日基本结束，在不足40天时间内完成了20个车站及OCC、车辆段的联调工作，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合理的进行联调的各项组织管理，可以有效的安排工作计划及人员调配，提高联调工作效率，为顺利高质量完成联调工作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成都地铁2号线1期工程车站机电设备联调的组织架构，现场人员组织安排，现场组织管理等几个方面对联调组织管理进行重点阐述，并对提出了改进及优化建议。
一、综合联调的目的
车站机电设备的联调目的在于，从运营的角度，对车站机电设备功能进行的验证性测试，验证各车站设备系统间的接口功能和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并满足运营部门使用要求，调试的重点在于车站环控系统的和消防系统能否达到正常运营使用的标准。特别是在车站发生火灾情况下的环控系统和消防系统的设备联动功能测试。
同时通过综合联调，可以全面地检查与暴露车站各机电系统在设计、施工、单系统接口调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记录，形成问题梳理报告，确保问题在开通运营之前得到整改。
二、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的组织架构
1、联调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
公司成立了2号线联调指挥部统一管理成都地铁2号线1期工程的综合联调工作。其基本架构如图1所示。各小组分工及具体职责如下：（见图1）
图1 联调组织架构
（1）2号线联调指挥部：责联调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协调和决策；审定和批准综合联调计划和实施方案；检查和指导综合联调实施工作，定期听取综合联调工作情况的汇报；对综合联调中表现优秀或影响工作进度或质量的部门（单位）、人员进行奖惩。
（2）联调办公室：负责联调工作的总体筹划并定期向综合联调指挥部汇报进度情况、存在及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负责综合联调过程中的日常组织和管理工作；负责对综合联调过程的部门和人员进行考核。
（3）联调保障组：主要负责联调前具备条件的安全检查及评估, 紧急情况下的救援和应急管理、协调, 合理安排联调人员的交通、就餐等后勤保障。
（4）技术与计划管理组：主要负责联调过程进行相关技术指导，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建议，联调方案的编制和优化完善， 收集和汇总相关的联调资料并形成总结报告。
（5）联调实施组：主要负责按预定计划组织相应联调科目，负责联调过程中的指挥和组织协调，负责联调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2、车站设备组组织架构及分工
车站机电设备属于联调实施组中车站设备组负责调试。车站设备组根据分工不同分为控制中心现场组和车站现场组。
（1）控制中心现场组：主要负责联调的总体协调和处置，按照联调细则组织联调实施，记录控制中心相关数据。
（2）车站现场组：主要负责现场联调科目的操作，记录车站数据，全程安全检查和督导，协调现场各参演单位的调试组织工作。
三、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参演单位及现场人员组织安排
1、参与联调的单位
由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各部门、成都地铁建设公司各部门、设计总体及系统设计单位、各机电系统及工点监理单位、综合监控系统承包商、其他相关机电系统、关键设备及工点承包商组成。
2、参与联调现场人员安排
人员安排是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现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系统承包商现场的调试人员在现场的配置不足，或者在现场不能够发挥作用，将严重影响到现场的联调进度。为了满足现场联调的人员配置的要求，此次联调严格规定了参演单位人员的数量配置（最低配置数量，各参演单位可以根据现场实际进行增加）及承包商现场职责。配置如下：
（1）控制中心：6人（成都地铁3人，系统承包商3人）。承包商人员主要负责协助中央调度进行系统操作和设备保驾工作。
（2）车站控制室（含站长室）：7人（成都地铁6人，系统承包商1人）。承包商人员负责协助车站值班员进行系统操作和设备保驾工作。
（3）车站现场：29人（成都地铁6人，设计总体及系统设计单位2人，监理单位2人，各个系统承包商19人）。承包商人员主要负责现场设备保驾工作。
四、现场组织管理
1、严格执行联调计划
现场人员严格按照联调计划中的时间节点进行把控，确保联调计划的有效执行。优先执行联调计划中的调试，遇到不能执行或者兑现的调试，根据现场情况合理安排调试顺序，将不能调试的项目暂时搁置。并计划安排补测。
2、严格的记录联调相关数据
现场指挥指定专人记录联调相关的数据，记录的必须是准确、详细的。因为联调的相关数据是对设备是否达到设计标准，是否满足运营条件的直接体现。也是对暴露出的设计缺陷和施工问题整改的原始依据，需要严格认真填写。
3、组织协调车站现场系统承包商
现场指挥需要协调参加联调的各个系统承包商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在成都地铁2号线1期工程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中，现场有14个专业的系统承包商在现场进行联调。车站现场指挥通过800M无线手持台、400M无线手持台、以及站内广播等多种通讯方式对各系统承包商进行沟通确认，确保联调项目的顺利进行。
4、车站联调现场突况的应急处置
在联调现场突然发生突况时，现场指挥应及时向上级领导请示，说明车站目前发生的紧急情况。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查看，了解现场实时情况。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车站设备调试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调试。
五、经验与建议
在整个成都地铁2号线1期工程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完成以后，从现场反映的情况来看，在联调的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优化和提高。
1、加强现场参演人员对设计功能的理解
在车站机电设备联调中，由于设计众多机电设备，特别是涉及消防设备的联动时，现场参演人员一定要明确消防联动设计，仔细辨别现场设备是否是按照正确的设计进行联动。由于联调是运营前的最后一关，因此一定要严格把控，杜绝错误。
2、联合理优化调记录表格
联调中的记录表格是联调中最重要的核心所在，因此对联调记录表格的优化，也就是对整个现场联调的优化。可以将表格中一些细节性的描述进行优化，对表格中一些重复性的验证进行优化，从而加快整个联调的进程。
3、加强对现场参演人员的把控
在现场联调中，现场指挥应该加强对现场参演人员，特别是各系统承包商参演人员的把控。联调现场是按照既定的流程来进行逐项测试的，现场指挥应在测试当前项目时，就预计当前项目测试时间，并将下个测试项目系统承包商人员集中到指定位置，便于在一项测试完成后，立即开始下项测试。这样会大大增加联调时间的利用效率，优化联调进程。
4、加强对运营队伍的锻炼
通过联调加强对运营队伍的锻炼，提高运营队伍的操作能力，故障处理能力，完善运营规章制度为正式运营打下基础。
六、总结
通过成都地铁2号线1期工程车站机电设备综合联调，表明了正确的组织管理是联调成功的主要保障。在成都轨道交通呈快速发展趋势的今天，合理的组织协调管理，将有力的保证成都地铁新线线路安全的运营，使成都轨道交通成为广大市民安全快捷的出行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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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年对联范文第5篇
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市曹县，位于鲁西南黄河冲积扇大平原上，千百年来先祖们世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是黄河泥沙的沉淀，根本称不上肥美，但祖先们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在这块土地上也生活得有滋有味，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曹县境内至今还保留有莘囟选③囟选⒘囟训刃率器时代文化遗存。曹县古来曾分属楚、宋、鲁等国统治，但其文化主要还是深受儒家的影响和主导，时至今日，民风淳朴依旧，耕读传家的思想仍然在这块土地上传承。儒家重礼仪，所以家乡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说到老家众多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我记忆中最富特色的当属过年了。
腊八祭灶 年下来到
鲁西南的春节俗称“过年下”、“年关”，由于是传统的农耕区，农民们忙完秋收就基本上没什么活干，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入冬就盼望着过年了，尤其一进入腊月，真正的年味也就开始了。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传统的“腊八”节，“腊八”节源始于上古的“腊祭”，就是农民庆丰收和感谢一年来神灵佑护的节日。我奶奶最善于熬“腊八”粥，她用红枣、绿豆、红小豆、大麦仁在小锅里用温火慢慢的熬，吃的时候再加上一小勺红糖或者白糖，那味道香糯可口，至今想起还让我直流口水。吃完“腊八粥”，年下就真的一天天的逼近了，俗语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
腊月二十三日，就是祭灶君日，简称“祭灶”，灶君是主管一家大小事务的神，家乡习惯称作“灶王爷”。家里供的灶王爷像一般都是乡间的木板水印的年画，画面正中是带着冕冠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旁边则是伺候的童男善女，整个画面花花绿绿甚是喜庆。灶君像大都供奉在厨房的风箱一侧墙上，像的两侧贴着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祭灶”这天，要给灶王爷上香、摆供，老辈人讲“神五鬼六”，就是给死去的人上供要摆六个碗，而给神仙上供就要五个碗。碗里放的一般是酥鸡、红丸子、白丸子、假鱼、鸡蛋饼等，过去有的家庭困难，实在凑不够五样贡品，就将整棵的白菜放在碗里凑数，俗语说心到神知，虽然这对神有些不敬，但礼数绝不能少，由此也可看出主家对神灵的一片真诚之心。除了贡品之外，还要用秫秸或者高粱杆扎几个八寸高的小马，将扎好的小马摆在“灶王爷”像前，面前撒些麸子，以备灶王爷上天时乘坐。主人在上香时一般还要祷告，盼望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保佑全家来年一年的生活起居平安无事！然后就将灶王爷的旧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叠好，连同扎好的秫秸马一并用黄表纸烧掉，接着再将新请的灶王爷像帖在原处，这样整个“祭灶”活动才算是完满结束了。
年味在忙碌中浓厚
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就开始蒸馒头了。按我们那一带的风俗，春节期间所有的馒头都要在这一天准备好。鲁西南一代把馒头叫“馍”或者“蒸馍”，把蒸馒头叫“做（zou 四声）馍”，小时候家里每年春节来的客多，往往家中做的馍要吃到正月十五。记得“祭灶”的当晚，父亲就将白面活好，盖在被子下醒，有时害怕面发不好，父亲夜里要起来好几次照顾被子下的发面。由于家里做的馍多，当年家里长邀请邻里“做馍”的能手帮忙，做馍的样式很多，除了馒头外，还有祭神的花糕、菜馍（馅一般用粉条、肉、白菜剁碎了拌在一起），这蒸的第一锅馍非常重要，将锅码好生馍，盖上用高粱梃子织成的锅盖子，为防止冒气，往往还要在上面压几块青砖，给土灶点火前，母亲一定要先给灶王爷上香，口中念念有词，保佑这第一锅馍蒸的又白又大。起锅时要燃放鞭炮，以驱除鬼祟，这第一锅馍主人是绝不能先吃，要取出最好的蒸馍敬奉神和祖先。母亲将拿在手里的蒸馍不断地揪下一小块扔向空中，边扔边拖长了声音说着：老天爷、老灶爷、姑娘、财神都来吃了。言语到的，言语不到的都来吃了。做好馍后紧接着就是宰羊了，鲁西南一带居民地处黄河滩区，几乎家家喂羊，所以也养成了喜食羊肉的习惯。“过年下”可以不吃猪肉，家里再穷也要备下羊肉，否则“年下”待客时就特没面子。家里有了羊肉，这过年的年货就算准备好一大半了，如果家中宽裕又喜爱吃猪肉，村中有人杀猪就再买上些，这个“年下”过的就更有滋有味了。接下来就是准备开始炸丸子、炸酥肉和炸假鱼，这些炸品一般都用作敬神和祖先的贡品。浓浓的年味便随着袅袅炊烟在整个鲁西南大平原上弥漫开来。
忙完这些活计后，大年三十已经来到了，三十的上午必须要吃扁食（扁食是鲁西南对饺子的称呼），为的是“填穷坑”，祈盼明年家中多进钱财，至于这个风俗的最初起源现在大都说不清除了，但美好祈愿却将吃扁食的风俗留了下来。下午，过“年下”的一个重要的习俗就要开始了，那就是“座门对”，也就是常说的贴春联。
老家一般称对联叫门对子，贴春联叫座门对子，早在几天前主人已买好红纸，请村上识文断字且能写毛笔字的人将对联写好，我在老家过年的时候，就与左邻右舍写过不少春联，今天想起来，也算是我的书法作品最早的展示吧。
“过年下”图的是喜庆吉祥，家里的牲口圈要贴上：六畜兴旺，粮囤要贴：五谷丰登，家里有自行车的也要在后座屁股上帖“日行千里”的吉祥语，至于家里的铁钎，播种用的e，粪筐、簸箕、舀水的瓢还有院子里所有的树木都要贴上一个红红的春子，跟着主人劳累了一年，也都图个吉利。当然对于有老人过世未满三周年的人家来说，是不能N春联的，俗语说“守孝难还礼，思亲免贺年。”家人要守孝三年期满后才能重新座门对。
祭祖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门对座好后，也接近傍晚了，这时家里的男人们开始准备到“林上”（指家族的坟地，可能是过去家族的坟地多栽植松柏等长青树木，年长日久终成参天大树，远远望去郁郁葱葱如一片森林所在，所以先人们就将“林”作为了宗族坟地的简称了。期间祖宗栖身的“林地”被砍伐毁灭殆尽，今天的家族“林地”也只有孔林一家了。）给祖宗“上林”了。一般带着六个碗的贡品，叠好的纸钱，长长的鞭炮，一个家族的男丁齐刷刷的跪倒在祖先的坟前，给赐予自己生命的祖先行三叩九拜大礼，“过年下”怎能忘了祖宗啊？《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啊，能虔城地祭祀自己的祖先，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的人一定具有醇厚的品德。
男人们“上林”回到家，勤劳的女主人已包好了供初一吃的素馅扁食，在主人住的堂屋正墙上帖上新请的“老天爷”的神像，并摆上五样供品，供品的内容比较丰富，鸡、鱼、蒸肉等上好的菜品。“天”是中华信仰文化中的中心，在国人的心中是主宰人世间生灵的主神，统领人鬼神三界十方真宰，又称玉皇大帝，因为玉皇大帝姓张，所以鲁西南人尊称“老天爷”为“张玉皇”。
拜年 乡村生活“嘉年华”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村里的小孩都穿上了新衣服，开始三五成群的在空地上燃放鞭炮。女主人们除了给供奉于堂屋里的老天爷和主签上香之外，还要给门神（在门框两侧吊上两小把柏树枝，以供插香）以及家里的磨、碾、石磙、粮囤、牲口槽甚至粪堆都插上一根香，望着冉冉升起的香火，心里暗暗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里的所有有门的地方都要用一根长长的棍子堵上，以防家中的钱财外流。院子里的角角落落则洒满芝麻秸杆，以防姜子牙的穷老婆的降临而给家中带来厄运。临睡前土灶的铁锅里座上水，篦子上码好第二天要吃的馍、花糕等物，这叫作“压锅”。奶奶在世的时候，家中的禁忌很多，不许我们小孩说不吉利的话，比如死、穷、丢东西等等不吉利的语句，至于这些禁忌的由来，今天虽已无据可查，但这却真实地记录了在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和憧憬。
正月初一，在我的老家最讲究起早，大概在凌晨三四点钟，一家大小就起床迎接新的一年了。在长长的鞭炮声中，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头一天包好的素馅水饺，在老家称为“喝汤”，直到现在我还有吃饺子必须放在饺子汤里吃的习惯，否则干干的总觉着不是一回事，可见儿时养成的习惯将陪伴一个人的一生。吃完饺子后，在家族长的带领下，本族的男人们就开始给家族的长辈们拜年了，如果家中供奉有“主签”则要先给“主签”跪拜，然后再与长辈叩头。这样的拜年活动由近族铺陈到邻里，最后要走遍全村，凡是见到的人，按辈分长幼，都要拱手说上一句“过年好”等吉祥话。如若邻里之间因琐事不和，到对方家里拜年则是调解旧怨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大家见面拜个年，一切的积怨便烟消云散了。今天看来，新春拜年活动无疑就是农村一年当中最为重要一次“嘉年华”。亲戚多的人家一直能延续到正月十五，因为十五不过就还算是“年下”。元宵节在曹县老家叫“过十五”，这一天和大年初一一样，虽然不用起得那么早，但也要同样的放鞭炮，吃饺子，中午还要摆上家中最大的花糕祭神，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吃元宵。这一天也是民间艺人在一年中不可多得的大展身手的r日，踩高跷、耍旱船、跑竹马、摆花供等忙的不亦乐乎。傍晚则在城镇大放烟花和燃放各式各样的花灯，一时十里八乡鞭炮齐鸣，热闹非凡。
十六早上起来，将家中门框两侧的柏树枝全部取下来聚集到一起，在门口或路口点燃，村民们聚集到一起围拢烤火，据说可以祛百病。有时候还拿出白馒头在火上烤，吃了烤焦的馒头也可保佑病不缠身。每年的正月十六一过，这个年才算真的过完了，村人们也开始整理农具，准备开春的活计了，小孩子们在大人的督促下恋恋不舍地脱下新衣服放进柜子里，把没有燃放完的鞭炮偷偷地藏在枕头下，睡梦中又开始翘盼下一个“年下”的到来了。
我离开山东曹县老家到北京已有二十多年了，也已有十多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下”了，每逢春节母亲在北京也都是按家乡的方式过年，每一项小小的仪式都勾起我对童年对故乡的无限怀想，但愿下一年能陪母亲再回趟老家过一个“年下”，重温一温那儿时的“嘉年华”。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6篇
熊雄，1892年出生，江西宜丰人。在熊雄的青少年时期，祖国母亲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蹂躏得千疮百孔、气息奄奄，广大贫苦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引起了熊雄的痛苦思索，他立志通过读书明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儿时熊雄上的是家塾培兰书屋。由于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子集，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培育了一种身心一体、家国同构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在熊雄的家族成员里，从事士、农、商等职业的人均有，这又让他自幼就有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体悟，从而铸就了他那纵贯一生的英雄情结和草根情怀。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大兴新式学堂。熊雄在结束了传统私塾教育后，于1907年考取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继而又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熊雄在新式学堂发愤学习，屡获优等生喜报，常承长辈、乡绅的奖掖。课余时间，他依然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而且竹刻唐诗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以明心志。中学堂攻读三年，他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升华了理想。
负笈异域研主义 书信诗文抒情怀
在南京优级师范学堂，他目睹清廷腐败软弱，屡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不能安心读书，不久他便弃学从戎，投身到革命激流之中。他追随孙中山并相继参加了“湖口起义”和“二次革命”。然而，“二次革命”由于力量悬殊而告失败，熊雄随革命志士逃往日本，从此开始了负笈域外的生涯。
1913年冬，熊雄入读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虽然学的都是军事课程，但并不妨碍他课余时间大量涉猎文史哲方面的书刊，时刻关注国内局势。1916年初，他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和护国战争，并且很快晋升为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尽管在这段征战岁月中，他被大家公认是年轻有为的军官，战友林虎书赠的两副对联“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相喻以天无所事，有为于世不虚生”可以为证；并且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奉为圭臬，但他目睹军阀混战、民生凋蔽，还是觉得自己的信仰诉求缺乏厚实的思想基础。
这时，发端于北大的风起云涌。熊雄非常喜欢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十分赞赏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主张，而的精髓亦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他毅然辞去上校参谋的职务，将目光投向各种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在旅欧期间，熊雄广泛涉猎文史哲、农林工等文理学科书籍，亦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尤其关注国内和苏俄十月革命后的革命形势。他倡议勤工俭学，与同学交换阅读国内书刊，并采用通函的方式进行交换。1920年初，熊雄与同校的熊自难、秦青川、萧金芳等人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旅欧三年多，既是熊雄废寝忘食研究各种主义的阶段，又是他激扬文字表达思想的时期。
1920年秋天，他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巴黎埃菲尔铁塔，即兴作七绝一首：“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戮，南圻逐鹿竟谁家？”这首诗表达了熊雄忧国忧民的情结和向往俄国革命道路的志向，把对祖国的缱绻情怀与探索救国之路的深沉思考融为一体。
1922年3月，熊雄转旅德国之后，在柏林常与在法国的友人联系，把自己欲游俄之意征询他们的意见。在一封给盛成的信中说：“前兄与乾一（常宗会）函邀创办工学月刊”，“我现在对国内现状固不愿一回首，就对海外，见的闻的，亦多不满意”，“总使热血情感，磅礴冰天，奋斗之志，固而不已，我近集近人诗一绝题小照自警，处理社会之我见”，“‘坐悔飞扬误少年，不教成佛不生天；移山填海凭心力，莫付苍苍任自然。’”不久他收到盛成的回信后又去了一信，并附上他踏雪游皇后湖所赋《春雪霏霏独步柏林皇后湖》七绝一首：“湖冰如绉雪如银，天地无情却有情；彻骨清寒谁领会，自然和我斗输赢。”这两首热血澎湃的旧体诗，彰显了熊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飞跃，表达了他的革命抱负和铿锵呐喊。
熊雄赴欧留学时，业已“堂上椿萱雪满头”；但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不得不忍痛割舍血脉亲情。1921年中，熊雄从友人来信中得知父亲已经谢世，震惊悲痛之余赋《哭亲诗》三章，其情深切感人。
熊雄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他在致家人的书信里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建议亲友“应尽力创设农会，兼办教育”，以提高乡邑劳动者的素质。同时他教诫家中弟侄，感于新潮，须谋自给，要勤于生产，以应将来社会变革之需；鼓励在外弟侄，努力读书，接受新思想，要他们到上海、天津、南昌等学校预备法文，以备西来工读。1921年初，熊雄得知大哥已通过文官考试，即将分配工作。一则感佩大哥“实属壮心弥笃”，一则殷嘱大哥亟应谨慎择职，不要随俗从流。并指出“京华宦场，最为娱怠，国势不振，实缘于此”。这些话堪称是药石之言。熊雄总想为家乡父老尽绵薄之力，因而在同家人的通信中，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在法国学到的植树造林的方法，并要家人将他寄回的培植树竹之法传授乡人，以为山区发展之途。他还建议二哥打理“下屋各众会”，注意“村中公益事，如道路、沟渠之修理，及培植森林种种”，“皆可与房人商量多做，并望办一国民学校或半日学校，俾众人子弟，同沾教化也”。赤子之心、乡梓之情殷殷可鉴。
1922年6月，熊雄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苏联，熊雄先后入读东方大学和红军学院学习政治和军事。他更加直观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在东大期间，熊雄一有空隙便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读书，他学习、关注的问题比较广泛，切合实际，有针对性。这一切，对他日后在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大有裨益。另外，在早年东大的文件中，从熊雄1924年11月写的两份报告附小组评语的内容可以看出：东大中国班学习制度是规范而严格的。如报告方面，就有周报、双周报、月报等等；报告内容也很具体，如进行情形、组员研究、组员行动、组长计划、对他组意见和对团体意见。熊雄在20周140天的学习时间内，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谈话和讨论会共有242次。这种报告和谈话制度，对提升熊雄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日后在黄埔军校创新民主生活作风，同样是大有裨益的。
1924年11月，东方大学发生了一名苏联学生因恋爱问题自杀的事件，东大校长、党团和公社组织发表了宣言，指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的逃遁行为。熊雄将这一事件向国内青年作了报道。他在文中指出：“恋爱问题是受经济支配的”，“人类的真正恋爱，只有在现社会制度打破之后才有可能”，只要“确定了革命人生观，对于恋爱问题，应当是不难解决的”。熊雄这篇题为《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以“熊熊”笔名刊载于《中国青年》1925年2月14日第66期上。
学以致用执教鞭 诛心之论著华章
黄埔军校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因此，军校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与马列主义普及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针。为此，国共两党都派出了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先后在日本、苏俄接受过正规军校培训的熊雄，被中共中央委派到军校政治部工作堪称最佳人选。特别是苏俄红军学院一整套成熟的政治教育经验，让熊雄可谓学以致用、大显身手。
熊雄初到军校，便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左派组织的工作。他主张在思想上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担负历史的使命，不必分主客、省界，“只问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军队”，因为“中国问题，即为世界问题”，这是“各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如果一个革命军人，也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彩色，那末就说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以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可谓文笔犀利、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他参加东征时的每日行军之暇，都“信笔直书”战地的经历和感受，令官兵得到鼓舞。他对叛变革命之徒及其行为深恶痛绝，即使对过去曾一起患难的林虎等人，他也是大义灭友，敌我分明。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孜孜不倦教导学生“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要为党的主义即为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牺牲”！熊雄注重通过书刊、报纸、诗歌等宣传媒介宣传革命思想。他先后主持创办了《黄埔周刊》《黄埔日刊》，出版了《黄埔丛书》《政治问答集》等书籍、讲义，紧密结合形势对全校生员进行生动活泼、有的放矢的政治教育。为了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熊雄参与了北伐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大会的指导工作，参加制定了《北伐进行计划》和《北伐宣传队之组织》等文件。在省港罢工斗争中，熊雄发表了《省港罢工的面面观》一文，出版了《 拥护省港罢工》的小册子。同时，他在反帝示威大会上发表演说，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斗争。熊雄还为军官政治研究班毕业同学录作序，要求毕业同学“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要以党治国，以民众之拥护为基础，不容私人而妨碍民权”，“我们既不可与敌人妥协，更不可疏忽我们的联合战线，我们决不可有联治派和国家主义派的误谬心理”。第五期入伍生举行开学典礼，熊雄写了《告第五期诸同学》一文，礼赞黄埔军校是“漫漫长夜里的一颗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要求这个革命营寨里的分子知道自己“责任是如何繁重，使命是如何远大――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1926年8月13日，《黄埔日刊》刊登了写的“几个口号”，熊雄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洞烛的政治杂耍，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也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熊雄和其他政治教官就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演讲或文章。熊雄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专题演讲中指出，将来的世界会有苏俄、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这是由于他们人口、幅员和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而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熊雄讲得最多的是纪律问题，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军队成败的问题，要求教官严格训练学生。1927年1月21日，《黄埔日刊》出版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熊雄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列宁伟大的一生，要求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3月1日，在军校改组与入伍生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时，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了《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一文。他说，本校改组后，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在庆祝和希望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为革命需要而来，不要忘了本校‘民族先锋’的光荣和总理创办本校的初意――作革命的中坚，完成国民革命！”3月3日，《黄埔日刊》创刊一周年时，熊雄为《黄埔日刊》周年纪念写了题词：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革命军人的道路。3月8日是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一周年，也是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的开学纪念日，熊雄在《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一文中，指出本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
熊雄始终强调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他常常提到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他的理论探索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撰写并发表于《黄埔潮》（周刊）的《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一文中。该文共分三大部分：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孙文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民族解放主义；孙文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列宁主义中的独裁政治。通过系统而周密的比较分析两种“主义”的理论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相通之点，熊雄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在革命中，都含有历史上重大的意义，中山先生和列宁先生，均能看出时代的真意义，说明时代的实在情形，指出时代进化的真正方向，适合群众的要求而领导其向光明路上走去。”“在历史上的根源，实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联系当时的实际来看，此文的写作和发表，旨在掌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话语”权。因为，“孙文主义学会”常常曲解孙文主义并误导学生；此文以渊博的历史与理论知识，对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为革命理论正本清源。尽管熊雄对于两种主义的比较认识受到历史因素的制约，某些看法和结论不免存在绝对化和片面性，但他这种顺时求进的理论探索精神及其初步萌生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实践，对后继革命者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和影响。与《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相得益彰的，是熊雄的另一篇力作《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之过去及现在》。该文深度剖析了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理论及其政治行动的实质，是一篇内涵丰厚、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在社会思潮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环境中，正是熊雄这一系列富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文章和演讲，对黄埔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导航和品质引领作用。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熊雄在中山舰上被特务逮捕，先被关押在广州，后转囚至河南石头惩戒场。他在狱中对被捕的同志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气节的教育，稳定大家的情绪，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5月中旬，熊雄被秘密杀害。
回溯熊雄的人生轨迹，人们在心头会产生厚重的崇敬感。兀立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孙文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他的两个精神支点，昂扬向上和光明磊落贯穿了他的36道年轮，天赋才华和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云水襟怀和松柏气节日月可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彰显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岸与崇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作为中国革命先驱，作为一代英烈，熊雄短暂的人生是磅礴的人生、恢宏的人生，是不同凡响的人生！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7篇
布什的连任表明了世界警察美国将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对全球反恐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强硬或者怀柔政策，而是走多边主义的反恐路线。目前应及早建立一个非常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并确立一种反恐标准，各国的安全和利益才能获得保证。
美国：反恐急先锋
“9・11”给美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更是对于自身安全问题无止境的忧虑。本次雅典奥运会，美国代表团严令禁止运动员在住所悬挂美国国旗，并要求运动员在进入奥运村前，不许身穿暴露美国国籍和身份的服装。代表团同时告诫运动员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好别让人看出自己是美国人”，“在遇到麻烦时，更要谎称自己不是美国人”。作为恐怖主义的头号标靶，如今的美国人已经感受不到身为超级大国子民的优越性了。
在美国，反恐已成为与发展经济平起平坐的头等大事。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反恐是布什和克里舌战的焦点，也是布什最终击败克里的王牌。
在美国大选决战开战前，国土安全部部长里奇宣布，鉴于可能对花旗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发动袭击，政府决定将这些机构的防恐警戒级别从“黄色”提高到“橙色”，与最高警戒级别“红色”仅差一个等级。但各大媒体随后纷纷披露政府上述决定依据的是几年前的旧情报。这引来人士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布什政府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以使布什能够利用反恐问题在大选中加分。克里于是紧随其后一路发挥，在“9・11”三周年之际，克里公开指责布什政府利用反恐战争吓唬美国人。他还批评布什没有让国会通过法令，延长禁止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法律效力，而这将使很容易就在美国本土获得攻击性武器，从而对美国安全构成更严重的威胁。
对此，布什的回应是，他将承诺继续反恐，而且“不为荣耀不为权”，只为4年后“美国将更加安全，世界将更加和平”。从布什多次演讲的内容来看，他对反恐的关注程度明显超过了国内政策，但深陷泥淖的伊战无疑是对手攻击布什的最佳话柄。布什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但美国至今未能在伊拉克找到这种武器，他的民众支持率因此大跌。针对这一问题，克里保证自己不会“误导”美国进入战争，在把美国带进战争时，他将“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要求“实实在在的证据”。
美国大选的文化传统是紧咬一张王牌，一方破，一方立，因此克里的反恐政策必将在形式上作为布什的对立面出现。“9・11”后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安全局势的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很不客气地表示，“我不认为世界比两三年前更加安全”。而头脑简单饱受惊吓的美国人民也因为看不到狠砸几千亿美元的实效而怨声载道。一方面是简单化的以暴制暴，而另一方面是更加简单化的反对以暴制暴，这两个原本都不高明的政见在美国大选中被演化成了两个极端。如果这仅仅是一场政治秀的需要倒也罢了，最怕的是美国政府“入戏太深”，假戏真做。克里在伊拉克问题上被指责为“摇摆不定”，事实上正体现了形式上的纲领和实际上的措施间的尖锐矛盾。
投票前拉登的现身充满了戏剧性，可谓给局面堪忧的布什政府打了一针强心针，反恐话题伴随着布什的强硬手势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美国人民也从大选的重重迷雾中“幡然醒悟”，抛弃了怀柔之梦，继续支持强硬路线。
恐怖主义全球化
“9・11”后，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手段和方式持续升级，活动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与发展构成空前威胁。而美国为一己私利执意发动的伊战，已偏离了反恐的正确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恐怖主义的发展与蔓延，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因此更加频繁密集。
目前以为核心的全球恐怖势力正暗中合流、四处蔓延。及其领导人拉登是国际恐怖势力的“精神支柱”，在60多个国家仍有分支，潜散各地准备突袭的有1.8万人。近年来与具有相同恐怖理念的各类恐怖组织建立起有形或无形的网络。俄罗斯近来的系列恐怖事件、西班牙“3・11”大爆炸，以及此前印尼、沙特、摩洛哥、土耳其等国发生的多起惨案，均有的直接或间接参与。
与“9・11”前相比，恐怖活动已由以阿富汗为中心，变为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且各恐怖组织间出现了技术、资金和人员上的融合。据研究，“9・11”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自杀性汽车炸弹，其技术均出自同一本“教科书”，而自杀性使用的是相同的“自杀腰带”。“让更多人看，更要让更多人死”的作案模式成为一种恐怖的“时尚”。
目前，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范围正不断扩大，不仅紧盯陆海空，而且越来越热衷于袭击“软目标”。陆上目标仍是恐怖袭击的主要对象，包括建筑物、地铁、商店等公共场所，空中目标主要是民航客机，海上目标则包括港口、海上船只与设施。与袭击陆海空目标相比，绑架人质在操作上显然简单得多，却往往能达到更加恐怖的效果，因此纷纷把矛头转向游客、小学生等“软目标”，这使反恐斗争显得更为复杂和艰巨。
专家指出，短期内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将呈现五大趋势：
一、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北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区。
二、仍将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首要打击目标。
三、自杀性恐怖袭击仍将是的主要手段，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四、一方面可能借助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种种非法手段，扩大其活动能力与空间，另一方面恐怖组织也可能与跨国犯罪集团相勾结，使国际社会反恐斗争更加艰难。
五、反恐措施薄弱的国家与地区，将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
以暴制暴，越反越恐
萨达姆政权被后，布什有理由说伊战后美国和世界更安全了，因为此后利比亚放弃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朝鲜和伊朗反美的调子也低了一些。三年多来，布什政府在反恐方面付出的成本已无法计算。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平均每天要付出两个士兵死亡、一二十个士兵伤残的代价，每个家庭一年要为伊战付出3415美元的战争费用。而世界是否真的因此而更加安全呢？
伊战可以说是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布什政府应该为全球安全的恶化负主要责任。由于布什政府简单地把看成美国社会的对立面，制造了“邪恶轴心论”，导致了反恐战争的不断扩大。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尚且还能定性为正义的反击的话，那么伊战则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伊战的结束使美国迅速进入了东亚和中东。无论是从石油，还是从整个战略要塞的位置上来说，这对美国都太重要了。
过去三年，美国以反恐为名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的结果是，引发了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大规模的复仇情绪，并激发了全球范围内恐怖袭击的无穷灵感。目前愈演愈烈的人质事件就是这种灵感催生出来的恐怖流行，而且目前这种流行显然正在失控，最近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质事件表明，未来也许将有更多无辜的国家和人民遭受池鱼之殃。此外，布什政府对待恐怖主义的强硬政策正为俄罗斯等国仿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一连串先发制人的行动，似乎是布什在“9・11”之后的翻版。而这种政策导致的惨烈后果和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充分表明，它不能从根本上打击恐怖主义。
单边反恐，路在何方
“9・11”以后，美国赢得了国际范围内普遍的同情，英国、以色列、日本及其他盟国迅速利用以往的情报合作关系，加强了反恐领域的情报交流与合作，法、德、俄也表示坚定地站在美国一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首次启动其成员国互助条款，表示对国际恐怖主义宣战。随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是国际社会与美国在全球反恐问题上最富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的盟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等都投入了一定的军事力量，使得这场几乎没有争议的反恐战争迅速以胜利告终。
然而，伊战的发生破坏了这种原本平衡的国际性反恐活动。伊战后，为了打造更安全的防护体系，美国借反恐之机，对全球军事战略进行了大调整。由于恐怖爆炸袭击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北非等地，美国调整后的海外军事部署特别强化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削减在土耳其和沙特的军事力量，并撤出部分美军军事基地，加强在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并准备在伊拉克建立四个军事基地。在东亚，美国已重返在新加坡的樟宜军事基地，并准备削弱在日本、韩国的驻军，大规模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加强对东南亚的监控，打击东南亚的恐怖组织。此外，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美国还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新增了军事基地，今后还准备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泰国、捷克、格鲁吉亚、波兰和匈牙利安置军事力量。这些地带都非常敏感，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霸权主义倾向孤立了自己。
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伊战非议四起，这给美欧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战前，美国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说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法说服法、德、俄等国。战后，美英联军未能找到战前他们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反对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法、德、俄等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被忽视，这些国家因此表示不会与美国分担伊拉克重建的负担。伊战严重伤害了美国与法、德等传统盟国的关系，直到目前，美国与法、德等国的外交僵局仍未冰释，美国对伊拉克的重建依然问题重重。
欧洲9月9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在安全和伊战后武力干预等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是否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上，美国人几乎各占一半，而欧洲80%的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对伊拉克的入侵，并且认为并不值得牺牲那么多生命和资金。另外，分别有49%的美国人和73%的欧洲人认为这场战争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美国人普遍支持国家使用武力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及核武器的扩散，而大多数欧洲人主张运用和平方式。这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根本上的转变。
三周年对联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二七”大罢工；“二七”纪念；符号；社会动员；国共合作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史视域中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项目编号：2014BLS003）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97-09
符号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之中，并在符号世界中谋生存、求发展，把符号看成生存和发展的有力工具和武器。”① 因此，符号是人类的一种“自由创造”，能够被人们赋予意义，并经过社会认同和约定俗成，进入信息传播系统。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是各种政治力量经常运用的政治权力技术，它能帮助政治符号运用者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从而获取民意，并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二七”符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符号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缺乏。“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全面塑造，逐步将其建构、塑造为政治象征符号。本文拟对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作一探讨。
一、“二七”符号的初步建构
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号体系基本都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并以特定的方式积累、修改和定型的。“二七”符号的塑造和形成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 符形建构
在古今中外史上，重大事件常以事件的发生地或发生时间来命名。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以事件发生时间来命名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由于中国古代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法，因之在1912年1月1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多以年份的干支来命名。如“辛酉”、“”、“辛丑条约”、“辛亥革命”等。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法。自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惨案”、“运动”、“起义”等之类的大事件常以发生时间来命名。如“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一五”、“七七”事变等。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称“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发表了宣言，该宣言即用“二七事件”来代指“二七”惨案。因当时“二七”这一提法尚未普及，所以该宣言还特意注明“二七”事件“即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② 其后，一些文章、书籍等也以“二七”来命名此次罢工事件。如2月2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共的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一文③；当时，国共两党还组织编写了《二七工仇》、《二七惨剧》等读物，使“二七”这一名称得以广泛传播。此外，各地举行的“二七”追悼会也扩大了“二七”事件的社会影响，促进了“二七”符号的广泛传播。例如，1923年3月22日，北京各团体与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二七”烈士追悼会，来自社会各界的1000余人参加了此次追悼会，发放了3000份“二七”纪念册，并将追悼会现场的祭文、挽联、诗词等编成《“二七”悲愤录》④。在国共两党的组织动员下，上海、广州等地也相继举行了“二七”追悼会。自此，各大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皆用“二七”来指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二七”遂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符号形体。
2. 意义建构
意义问题是政治符号的核心问题。“给予某种事物以某种意义，从某种事物中领会出某种意义”⑤，从而产生出某种政治符号。“二七”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人皆知的政治符号，一方面是因为京汉铁路工人在“二七”大罢工中确实具有不怕牺牲、英勇反抗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对“二七”大罢工的意义有意识地进行了塑造。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罢工，罢工期间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和缺陷，但与工界其他罢工事件相比，“二七”事件更为惨烈，影响更为深远，其革命特质和自由民主精神也更为突出。这些特性为塑造“二七”政治符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实际上，早在大罢工期间，中共就已开始塑造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形象。如2月6日，中共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向全国各铁路工人发出通电，声称：“我们这回总斗争，可以说是为争自由作战，为我们全国无产阶级作战。我们宁愿全体死于锋刃之下，不愿退让的血钟响了，战鼓鸣了”，“我们已经要用头颅塞满了前线，要用赤血染红了旗帜呵！”⑥ 这种宣传很快获得了各地工人的赞同和支持。中共对京汉工人革命精神的宣传既是出于动员社会各界起而援助京汉工人的需要，也有鼓舞士气、促进工人内部团结的考量。大罢工失败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二七”意义的塑造，并与“打倒军阀”联结起来。如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次发表宣言道：“‘二七’是我们中国工人第一次奋斗的牺牲第一次的流血”，“只有大家联合起来，不断的牺牲，不断的流血，打倒万恶的军阀，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⑦。上述可见，中共着重从全国革命的角度赋予了“二七”事件“不怕牺牲”、“争自由”及“反对军阀”的意义。通过赋予这次事件以意义，形成符合自身政治需要的革命话语体系，为中共革命事业的合法性创造历史依据，是中共塑造“二七”意义的主要目的。
当时的各家媒体亦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赞扬此次工人大罢工的意义。如《时事新报》评论道：“政治性|的罢工在道德上要高出于经济性质的罢工好几倍”，“觉得他们的精神实在是高尚纯洁到万分，他们情愿受饿、情愿死，但他们必定要与军阀官僚同死，这是何等壮烈啊！”⑧ 《京报》也充分肯定了此次大罢工的价值：“今次罢工之原因，为争约法所赋予之集会自由。简言之，即争法律上之自由，比诸薪资、时间等问题实有尤为重要之价值。”⑨ 总之，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二七”事件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和赞扬，并赋予其“争自由”、“反军阀”的意义。
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高度赋予了此次大罢工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二七”惨案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铁路工人发表宣言道：“共产国际执委了解到你们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军阀的英勇斗争，谨向你们致敬”，“铁路工人同志们，你们在最近一次罢工中的奋斗和牺牲，已经把你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各国剥削者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了。”⑩ 可见，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赋予了此次事件“反帝”的意义。
在二七K案后的短时间内，经过不断的阐释和叠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意义从争取铁路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到成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先锋队，再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二七”事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蕴意。“二七”事件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成为“争自由”、“不怕牺牲”、“打倒军阀”及“打倒帝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初步奠定了“二七”意义的基本内涵。
二、时间维度中的“二七”纪念
政治符号是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它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经过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建构， “二七”纪念日成为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方式。“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形成，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自发的周年纪念到形成固定的纪念日制度时间，国共两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1.“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建构
自1924年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开始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1924年2月7日，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在各地举行了“二七”一周年纪念活动。因是首次举行“二七”周年纪念活动，各地纪念活动举行时间、形式不一，带有较多的自发性质。有些地方甚至与“黄庞纪念”{11}、“列宁纪念”及“五一”劳动节等纪念活动一并进行。如在广州，当各界正在筹备“二七”一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消息，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广州各界遂发起悼念列宁活动，并与“二七”纪念一并举行{12}。直到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 “二七”周年纪念活动才逐渐独立举行，但尚未成为全国性的法定纪念日。早在1925年1月28日，上海工团联合会就提出将“二七”规定为“中华劳动纪念节”的议决案{13}；2月7日，上海各工团召开了“二七”二周年纪念会，大会再次提出：“京汉路二七惨剧为中国劳动运动奋斗最烈、牺牲最大之事实，劳动界人应奉为永远之纪念”{14}。同时，长辛店“二七”二周年纪念大会议决规定“二七”为平汉路永久纪念日及例假日{15}。在这两年中，尽管“二七”纪念日并未正式成为全国法定纪念日，但“二七”符号已广为传播。一名华工在“二七”二周年时发表感言说：“‘二七’这个名词出世不久，可是他的大名早传遍了全地球，凡是有工人阶级的地方，差不多是很耳熟的。”{16}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遂独立举行“二七”纪念日或纪念周活动。如192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将2月1日至7日定为“中国职工运动死难烈士追悼周”，规定“在这一周中，对于为职工运动死难诸先烈，无论党外党内的，通通要追悼，作一广大的宣传。”{17} 在以后的每年“二七”前后，中共方面皆举行盛大纪念活动。
由于政治符号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部分人也积极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1928年1月31日，由人组织的“二七”五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议决推派代表赴南京向中央党部总司令部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二七”规定为中国劳工纪念节，并请政府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各级工会共同哀悼{18}。2月6日，赴南京请愿代表呈请中央党部总司令，提议以京汉路“二七”纪念为全国劳动纪念节，以志不忘{19}。2月7日，上海各界召开了“二七”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其中包括将“二月七日明令颁布为劳动纪念节”{20}。上述可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两党皆积极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两党对“二七”这一政治资源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党对“二七”符号的争夺。
北伐结束后，各地军阀被打倒，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在各界的积极奔走下，国民政府将“二七”纪念日规定为国家法定革命纪念日，并开始进行一定的制约和防范。1929年1月30日，上海特别市党委指导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二七”纪念宣传办法，认为“现在军阀业已打倒，我们更应举行盛大的纪念”，对于外界的“二七”纪念筹备会，人除积极参加外，“并应严防一般反动份子之活动”{21}。1929年2月7日，上海各界代表在“二七”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提出议案，“呈请市指委会转呈中央规定‘二七’为中国劳动节，并通令全国工厂商号于是日停止办公，下旗致哀。”{22} 在上海各界的奔走呼吁下，1929年2月中旬，国民政府中央训练部将每年的2月7日正式规定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纪念日”，与总理逝世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等共同规定为各省党务训练所革命纪念节日，并规定纪念日当天“各省党务训练所，亟应举行庄严之仪式，于锻炼青年革命意志与激发青年革命情绪”。{23} 尽管“二七”纪念日仍然没有成为全民纪念日，但首次被国民政府明文规定为全国法定革命纪念日。可以说，“二七”纪念日已被正式固定化、程序化为制度时间，“二七”符号成为国民政府的法定政治资源。纪念日制度时间的确立，扩大了“二七”符号的政治影响，使之得以广泛传播。
综上可见，国共两党是“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得以确立的主要推动力量，反映了两党对“二七”这一政治符号的主动建构与积极利用。纪念日既是一种制度时间，也是一种政治仪式。纪念日的运作能调动政府机关、工界、学界及各社会团体参与其中，能对民众产生教化和动员作用。因此，“二七”纪念日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政治符号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运用政治符号能发挥社会动员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因此，政治符号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对象。
2.“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作
“二七”纪念日是“二七”纪念所有时间符号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否成功运作这一制度时间不仅是对“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及政治认同功能的一种检验，而且也是“二七”符号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行过程，也是“二七”符号向全国传播及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记忆的过程。
“二七”纪念日是国共两党及各社会团体运作权力、树立权威、重要决策、政治动员及传播“二七”符号的最为重要的时间场域和权力场域。“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作有效与否主要依赖于国共两党、各级党政机关、工界、学界及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的具体执行情况。自1924年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即开始举行“二七”周年纪念仪式。为充分发挥“二七”纪念日的政治功效，促进“二七”符号的广泛传播，国共两党及其影响下的各社会团体在组织开展“二七”周年纪念的过程中，均进行了细致的筹备和宣传发动工作。从成立筹备会、广征纪念诗文、发出开会通告、到邀请各团体参与等环节，皆精心安排。
“二七”纪念日活动大多是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及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动下进行的。以1926年的“二七”纪念日为例，1月31日，广州学生联合会各团体致函中央党部，认为“二七”在民族运动史上，意义重大，“兹值第三周年纪念日将届，敝会等为鼓励全民族为自由而战，促进全国革命运动起见，拟于是日举行盛大之纪念会，素念贵党领导国民革命，为民族解放前驱，敢请领衔与敝会等共同发起，号召本市各团体筹备纪念”{24}。广州政府接函后，对此极为重视，2月5日，中国中央党部特发出通告，令市内党员一律参加“二七”纪念大会{25}。在中央党部的组织发动下，广东各界民众积极参与“二七”纪念日大会。当天，“省港罢工各工会、广州各工会、各学校农会、商会、各社团先后整队而来，人数不下十万，团体五百余”{26}，声势极为浩大。对“二七”纪念日的宣传组织，旨在树立的政治权威及政权的合法性，并利用“二七”符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
为扩大“二七”符号的社会影响，国共两党还积极利用“二七”纪念日这一制度时间，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及对民众进行教化。除每年纪念日发行的纪念册及传单以外，国共两党还发表了诸多纪念性文章、诗歌、社论、“二七”纪念宣传大纲、通告等。主要通过《民国日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媒体，中共则主要通过《向导》、《晨报》、《中国青年》、《劳动》、《新中华报》等刊物。有些刊物甚至在“二七”纪念日前后设立了纪念专刊，专门登载有关“二七”的纪念性文章。如1924年二七前后，影响下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了“施洋纪念号”，刊登了恽代英等撰写的纪念施洋的文章。1927年，《青年之路》第2期出版了《二七纪念特刊》{27}。中共在“二七”纪念日前后发表了《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28}、《为“二七”纪念告国人》{29}、《二七之意义》{30}、《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31} 等一系列关于纪念“二七”的文章，向民众阐释“二七”纪念日的意义，发表政治主张，动员民众。也积极利用媒体宣扬“二七”精神，政治宣言。如《中央工人运动宣传委员会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32}、《二七纪念与我们的认识》{33}、《“二七”纪念之重要宣言》{34} 等文章，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也写诗纪念“二七”烈士：“阶级奋斗，谁为先锋，京汉工友，‘二七’惩戎，力战军阀，不畏奸凶，为自由死，撞赤血钟！勇哉工友，义烈堪铭，开新纪元，为阶级争。”{35} “二七”纪念日前后，国共两党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反复传播有关“二七”纪念的内容，扩大了“二七”纪念的社会影响，使“二七”成为众所皆知的政治符号。
国共两党正是通过对“二七”纪念日这一制度时间进行运作，继续建构和强化“二七”政治符号，进一步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
三、仪式维度中的“二七”符号
仪式与象征，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两者同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既有整合、强化功能，又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仪式操演、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常密不可分。在国家层面，一般通过仪式与象征符号的运作，动员、教化民众，把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二七”符号的象征意义最初主要是通过追悼会、“五一”劳动节等仪式操演得以展示的。
1. 仪式布置
仪式布置是营造仪式氛围、体现仪式主题的重要方式，并决定着仪式的基本格调。“二七”纪念日源于纪念“二七”惨案中的遇难工人，因此纪念仪式布置以简洁、庄重、肃穆为基调。仪式主题表达注重突出“争取自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二七”精神背后的政治动员功能。
自1924年起，各地_始举行“二七”周年纪念活动，其仪式布置大同小异，大致为：置“二七”烈士遗像、悬挂标语、饰以鲜花、挽联等。总体而言，仪式布置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并遗留有传统祭礼的习俗。如1925年，全国铁路总工会举行了隆重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广场中央置高台一座，上供诸烈士题名，鲜花一巨束，设备甚为简朴”{36}。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二七”纪念日的场景布置和挽联内容也在不断地附加新的内容和形式。孙中山逝世后，被塑造为“国父”，孙中山成为国家精神领袖的象征。因此，1926年以后的“二七”纪念日又附加了“中山符号”。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及马克思、列宁的遗像开始出现在“二七”纪念仪式主席台上。如1926年广东汕头总工会举行的“二七”三周年纪念日大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孙中山、马克思、列宁3人的遗像，横幅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37}。再如，1927年的“二七”，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的“二七”四周年纪念大会的仪式布置，也把孙中山遗像置于主席台中央，把列宁、马克思及“二七”死难烈士遗像分置两旁{38}。这种场景布置反映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背景，凸显了仪式主题。国旗、党旗是最为典型的国家象征符号，有些地方的仪式布置还附加了悬挂国旗、党旗等。如1926年，在广东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会场布置极其悲壮，中间建搭军政台一座，西边搭建学商台一座，东边建搭农工台一座，三台相对成品形，台上悬着‘二七’死难烈士遗像，伴以国旗党旗”{39}。湖北汉川、岳口等地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也悬挂有国旗、党旗{40}。1928年，在上海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除悬挂有总理遗像、遗嘱、党旗、国旗外，还加挂有“二七”惨案发生地点及惨剧情况图{41}。这种仪式场景布置对于营造仪式氛围，凸显仪式主题具有重要的渲染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挽联是集体或个人哀悼逝者，治丧和祭祀时专用的对联。挽联既带有社会性，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在治丧祭祀仪式布置中，挽联和标语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它能直接彰显仪式主题，使仪式参与者对仪式表达的内容一目了然。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普遍沿袭了这一传统，且挽联数量可观，成为仪式场景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幕。如1926年，在长辛店工会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挽联和标语“贴满壁间，触目皆是”，诸如“全中国的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先驱”、“打倒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反对日俄侵略东三省打倒日俄走狗”等字样满目皆是{42}。再如1927年，在武汉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挽联甚多。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所送挽联内容是：“为解放民族而奋斗，是无产阶级之先锋”，其余如“烈士血花，是革命的种子，是主义的结晶”，“二七运动，为奋斗的先锋，为光明的道路快追寻遗迹，准备着继续牺牲”等字样触目可见。{43}这些挽联和标语的内容大多是表达继承“二七”烈士遗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仪式参与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全场满贴革命标语，令人见之气振百倍”{44}。
通过仪式布置能够营造出庄严、肃穆、神圣的氛围，有些地方还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情境。这种氛围对于仪式参与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充分凸显了“二七”纪念日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同时，也凸显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及在仪式操演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2. 仪节
仪节是仪式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仪式主题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民国时期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早期仪节大致如下：报告开会宗旨、向烈士遗像行鞠躬礼、报告“二七”略史、来宾演说、摄影等。
1924年、1925年这两年，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大体遵循了上述仪节。孙中山逝世以后，为塑造孙中山的国父形象，加强党化教育，遂将孙中山崇拜融入到各种仪式中去。在“二七”纪念日仪节中主要体现为增加了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诵总理遗嘱，悬挂国旗、党旗等仪节，以彰显的统治权威。1926年以后，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节中，“中山”色彩尤其浓厚，特别是组织发动下的“二七”纪念日仪式，这种规范性、统一性特征非常突出。如湖北汉川县、岳口县各界举行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仪节中就包括“向总理遗像‘二七’死难烈士位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完场循声训诵”。{45} 此外，有些“二七”纪念日仪节中还附加了静默3分钟、奏哀乐、唱革命歌、通过提案、誓师及游行、呼口号等内容，有些地方甚至规定静默时间为5分钟。而在全国铁路总工会举办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仪式中，仪节多达16项，包括：报告开会宗旨、奏乐、唱国民革命歌、向国旗及革命领袖行鞠躬礼、静默、唱“二七”歌、呼口号等16项{46}。
有些地方的“二七”纪念日仪节中还保留有中国传统丧仪习俗，如向死者遗像献花、读祭文、放鞭炮等传统习俗。以1926年长辛店工会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为例，“由廖文英、谭慕愚二女士向先烈遗像献花致敬，工人吴春溪读祭文”{47}；湖北岳口各界的纪念会还增加了“升鞭震炮”环节{48}。此外，在中共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也有Q炮开会的习俗。{49}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期，因此“二七”纪念日仪式中这些传统习俗的遗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些传统丧礼习俗，是广大民众较为熟知的礼节，更容易被一部分守旧民众所接受。
总之，20世纪20年代的“二七”纪念日仪节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元素和革命色彩，更加烘托了仪式的隆重性和强烈的感染力，把民众对“二七符号的理解和认同内化到心灵深处，形成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
3. 社会反响
仪式具有表演性与感染性。仪式组织者往往根据现实需要来进行仪式布置和仪节设计，通过仪式操演表达主题，感染仪式参与者。在“二七”纪念日仪式中，国共两党在仪式操演中皆融入了诸多政治因素的考量，在演讲、唱歌、阅兵、游行、呼喊口号及宣传纪念册等仪节方面融入了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操演纪念日仪式，国共两党组织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不仅扩大了“二七”符号的社会影响，而且也树立了各自在民众中的权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演说是各种仪式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宣传方式。通过演讲者的讲述能够给仪式参与者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刺激，使民众感同身受，与讲演者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有时，仪式组织者为增加仪式的感染力，增强仪式参与者的集体情绪，往往把“二七”事件中的亲历者或“二七”烈士家属请到现场作报告。在1925年京汉铁路组织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上，当某被捕出狱工人“报告所受之种种非刑及狱中生活，返家时老母哭述妻死子亡时至凄凉景象，言时声泪俱下，令人酸鼻，场中竟有大哭者，无不咬牙”{50}；当演说者讲述“二七”血史时，“各工人均为之泣下，同时全场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声不绝，一时极为悲壮。”{51} 再如武汉各界举行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邀请了死难烈士家属先后演说，当林祥谦烈士夫人演说时，“吞声饮泪恻恻动人，全场群众皆为堕泪。”{52}为提高演讲在仪式中的烘托效果，有些地方还组织了专门的演讲队。如南京曾组织有30人的演讲队，分队到各区演讲{53}；郑州总工会也曾组织了宣传队，讲述“二七”惨案，“以表工人参加革命精神”。{54}可见，通过演讲者的宣讲，极大地调动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情绪，有效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广大民众受此感染，逐渐将“继承先烈遗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为国奋斗的民族主义情绪内化到心灵深处，强化了仪式效应。
唱歌也是“二七”纪念日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仪节，是烘托仪式氛围的一种重要元素。各地仪式中演唱的歌曲主要有：《革命歌》、《“二七”纪念歌》、《追悼“二七”死难同志歌》、《国际歌》、《奋斗歌》、《国民革命歌》等。这些革命歌曲，有些格调低沉悠扬，令人悲痛；有些则激昂高亢，富于鼓动性、战斗性，催人奋进。在悲壮的歌声中，仪式参与者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激发了革命斗志。这些歌曲对于宣传革命主张，动员群众，鼓舞民众或战士们的革命斗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游行可以突破仪式会场容纳人数有限的局限性，拓展仪式的影响空间和受众人群。仪式中的游行环节对于升华仪式主题和传播“二七”符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游行过程中往往和呼喊口号、发放传单相结合，以扩大社会影响，增强民众记忆。因此，许多地方在“二七”纪念日仪式最后，往往附加游行和呼喊口号这一环节。例如，1926年广东各界民众500余团体、10多万人举行了“二七”纪念大游行，“由总领队徐成章及唐树指挥各团体，次第鱼贯出门，先学界、次工界，又次为军政界，一路拥挤非常，各团体均派人沿途散发传单，并高呼口号”。{55} 一些县级城镇也在“二七”当天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游行仪式。在县级城镇举行游行，是较为罕见的集会，能吸引众多民众观看。1927年，湖北通城各界5000余人举行了游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沿街商号放鞭致敬，炮声聒耳、炮烟蔽目”，“工友莅会非常踊跃，各团体均一致参加，足见国民热心革命之一斑矣。”{56} 汉川、岳口等地的游行也异常盛大，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如汉川游行伍“沿途并高呼口号和唱国民革命歌，声震云霄，诚汉川从来未有之盛会也”，“各团体散发‘二七’纪念传单十数种，群众唱歌、呼口号，精神奋发百倍，秩序井然，两旁观者人山人海，莫不惊为空前没有之大游行。”{57}上述资料可见，游行不仅使仪式参与者在游行过程中深受教育，大批围观的民众也被这种氛围深深感染和感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助于基层民众了解和认同“二七”纪念日的政治意义，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化，对“二七”符号形式了难以磨灭的社会记忆。
为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增强仪式的感染力，“二七”纪念日仪式活动中常附加有文艺演出。如1925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二七”二周年纪念日大会仪式上，除演讲外，还备有音乐新剧{58}。除新剧外，有些地方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上还增加了形式多样的传统民间文艺表演。如1927年，武昌党务干部学校在武昌首义公园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除新剧《二七血史》以外，还有国乐、双簧小调与麻雀跳舞、单弦拉戏、相声、莲花闹等游艺节目{59}；武昌劳动童子团也举行了多种游艺节目，如舞蹈、革命新剧及农家子、双簧等{60}。丰富多彩、通俗活泼的民间文艺表演增加了“二七”纪念日仪式的趣味性和节日氛围，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将“二七”符号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形象生动地传达给观众，使民众在愉悦的场景中易于接受“二七”符号所传达的政治教化，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效果。
“二七”纪念日仪式是国共两党建构和强化“二七”符号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即使是在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也常有国共两党的参与和组织。因此，“二七”纪念日仪式不仅呈现出民众广泛参与的特征，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共两党通过掌控和操演纪念日仪式，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教育，起到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作用，从而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四、空间维度中的“二七”符号
20世纪20年代，为永久纪念“二七”烈士及其革命精神，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开始积极酝酿建立烈士墓、纪念碑及“二七”公园等纪念空间。“二七”惨案的主要发生地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及烈士埋葬地成为各界建议营造神圣空间的主要地点。除物化空间外，“二七”符号还开始在教育、艺术、娱乐等社会空间里传播。
1926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为“二七”死难烈士制作一座石碑，会议建议纪念碑建立在长辛店的火神庙前{61}。1927年2月7日，武汉数十万民众在江岸举行了“二七”四周年纪念大会暨“二七”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国共两党与各界人士代表邓演达、蔡以忱、章伯钧等以及林祥谦烈士的妻子参加了此次大会，由李立三担任此次奠基仪式的总指挥{62}。当天，湖北各界在《民国日报》发出启事，声明要建“二七”纪念碑、烈士公墓及“二七”公园，征集烈士遗像、遗物及遗著，并呼吁社会捐款等{63}。2月9日，湖北各界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二七”纪念碑、“二七”公园及“二七”烈士公墓及经费等事宜{64}。2月16日，湖北各界“二七”纪念大会筹备处召开第八次职员会议，决议“二七”烈士纪念碑、公园、公墓及收捐等事。{65} 总之，湖北各界曾多次召开筹备会议，积极营造“二七”神圣空间。1929年2月7日，上海各界在“二七”纪念大会上也当场议决建立烈士纪念碑，并请艺术家万籁鸣设计“二七”纪念碑图案。据3月3日的《申报》报道：“是项工程，不日将登报招商承造。”{66} 从有关资料来看，20世纪20年代虽然各界要求营造“二七”神圣空间的呼声不断，但因经费、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上述提案大多并未得以实施。尽管如此，但为建国以后各地“二七”纪念碑、纪念堂、烈士公园等神圣空间的建造打下了舆论基础。
民国时期，在教育空间里出现了以“二七”命名的学校。1927年，随着北伐的不断胜利，国民革命军控制了京汉铁路，并对原北洋政府交通系设立的扶轮学校进行了改组，江岸扶轮学校改名为“二七学校”{67}。这种改组和改名意在表明对“二七”符号的拥有权和诠释权，宣示国民革命的胜利及政权的合法性。
在娱乐空间里，“二七”符号也广为传播。民国时期，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空间。歌曲、新剧表演、影视作品等新型娱乐方式进入到人们的娱乐休闲生活中。
在重大时刻或各种仪式中演唱革命歌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根据“二七”事件创作出的《二七纪念歌》和《奋斗歌》广为传唱。《二七纪念歌》歌词为：“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68}。这首歌在铁路工人中及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甚至在北伐的宣传列车上均被广大群众和士兵所传唱{69}。《奋斗歌》则表现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曲风铿锵有力，音调富有号召性，催人奋进，词曰：“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头可断，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消灭。劳苦的群众们，快快起来起来团结”{70}。歌曲的传唱大大拓展了“二七”符号的社会传播空间。
文艺表演具有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观赏性强的特点，是民众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娱乐休闲方式。民国时期，各地以“二七”事件为素材，创作出了丰富的文艺作品，并在纪念日仪式中或其他活动中进行表演。如1926年的“二七”，在广东汕头，劳工剧社排演了白话剧《二七血痕》，该剧“将军阀压迫人民惨杀工人种种状况，表演得非常显明，全场莫不感动”{71}；在肇庆，当晚第34团官兵及宣传养成所学员，在团部剧场表演了新剧《“二七”惨案》，工农兵学各界观看了这两起演剧，“情状极为真切，观者无不动容云。”{72} 通过新剧表演再现了“二七”革命精神，进一步将“二七”符号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形象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
在艺术空间里，时人还创作出了赞美“二七”革命精神的美术作品。如1929年，《画报汇刊》发表了一副歌颂“二七”工人的画作{73}。
经过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建构和推进，“二七”符号开始在神圣空间、教育、艺术及娱乐等物化空间和社会空间里广泛传播，进一步强化了“二七”符号的形成和传播。
五、结语
20世纪20年代，在“二七”惨案发生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运用政治技术，通过社会动员，从符形、象征意义、时间、仪式及空间等多个维度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多元塑造，从多个向度将“二七”符号渗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不断建构和强化“二七”这一政治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七”符号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国共两党是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在此期间，两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在塑造“二七”意义，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这一问题上，两党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民众认同“二七”革命精神，接受“二七”符号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具有重大的影响，使“二七”事件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记忆，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黄华新、陈宗明：《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
② 《京汉路潮中之一片呼吁声》，《商报》1923年2月9日。
③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1923年2月27日。
④ 《施林暨二七烈士追悼会预志》，《京报》1923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第1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⑤ [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页。
⑥ 《京汉铁路总工会致全国工友书》，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168页。
⑦ 《京汉路工劳动节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5月3日。
⑧ 《政治性质的罢工》，《时事新报》1923年2月21日。
⑨ 素昧：《为法律上之自由》，《京报》1923年2月14日。
⑩ 《共产国际执委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1} “黄庞”是指湖南劳工会领导黄爱、庞人铨，两人因领导工人罢工，于1922年1月17日在长沙被湖南军警杀害。
{12} 《团粤区委报告（第十二号）――关于工人游艺会和“二七”纪念会、追悼列宁等情形》（1924年2月1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2―1924（甲）》（内部资料），1982年刊行，第330页。
{13} 《上海工团联合会派代表赴长辛店》，《申报》1925年1月31日。
{14} 《京汉路二七纪念开会记》，《申报》1925年2月8日。
{15} 中国劳工运动史续编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三编），台北竹利印刷事业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341页。
{16} 子贞：《“二七”纪念感言》，《二七二周纪念册》1925年2月。
{17}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二七”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33页。
{18} 《京汉路二七惨案筹备会》，《民国日报》1928年2月1日。
{19} 《二七惨案赴京代表请愿之沪闻》，《中央日报》1928年2月7日。
{20} 《上海京汉路二七纪念大会纪》，《申报》1928年2月8日。
{21} 《市宣传部紧急宣传委员会》，《申报》1929年1月31日。
{22} 《二七惨案六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9年2月8日。
{23} 《中央训部规定纪念节日》，《申报》1929年2月18日。
{24} 《筹备二七纪念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日。
{25} 《中央党部通告党员参加“二七”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
{26} 《粤各界举行二七纪念》，《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3卷第6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8}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新学生》1924年2月16日。
{29} 为人：《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向导》1924年2月20日。
{30} 太雷：《二七之意义》，《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第1期。
{31} 《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新华日报》1938年第2期“社论”。
{32} 《中央工人运动宣传委员会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33} 《二七纪念与我们的认识》，《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34} 《“二七”纪念之重要宣言》，《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35} 介石：《“二七”二周纪念祝词》，《二七二周纪念册》1925年2月。
{36} 《全国铁路总工会举行二七纪念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
{37}{44}{51}{71} 《汕头之“二七”三周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38}{46} 《全国铁路工代表大会开幕记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
{39}{55} 《粤各界举行二七纪念》，《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
{40}{45}{48}{57} 《汉川县与岳口纪念“二七”情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41} 《上海纪念京汉路“二七”惨案大会》，《中央日报》1928年2月8日。
{42}{47} 《昨日长辛店之二七纪念会》，《晨报》1926年2月8日。
{43}{52} 周梦莲：《“二七”四周年武汉七十万民众之纪念盛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二七斗争》1927年刊印。
{49} 《各地“二七”纪念盛况》，《红色中华》1933年2月16日第53期。
{50} 《京汉铁路总工会已恢复》，《民国日报》1925年2月9日。
{53} 《首都纪闻》，《申报》1928年2月9日。
{54} 《豫陕噪声》，《申报》1929年2月13日。
{56} 《通城纪念“二七”》，《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58} 《二七二周纪念大会》，《晨报》1925年2月7日。
{59} 《党务干部学校表演二七血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60} 《武昌劳动童子团游艺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61}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民主革命时期和平区地方党史资料汇编 （1919―1936）》（上册），油印本，时间不详，第37、38页。
{62} 叶鹏飞：《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祥谦》，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63} 《湖北各界“二七”惨案纪念大会筹备会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64} 《“二七”惨案纪念大会昨开第七次职员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65} 《湖北各界“二七”纪念善后委员会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
{66} 《建筑二七烈士纪念碑之进行》，《申报》1929年3月3日。
{67} 《二七学校校务委员会成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68} 罗章龙：《忆二七大罢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3卷，第66―68），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69} 皮明庥：《武汉通史・中华民国》（下），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70} 徐士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6―157页。
{72} 《各界举行“二七”纪念会之热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0日。
{73} 《“二七”是表现革命势力中，工人占了重要的地位》，《画报汇刊》192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