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名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3-09 23:42:13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1篇
交钱容易取钱难”，这是近年来公积金缴存者的共同感受。手续繁、到账晚、限制多......一边是巨量公积金使用效率低下，一边则是大量有意使用的缴存者“望而兴叹”。不过，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知称，即日起放宽租房提取公积金条件。不少网友直呼：“公积金终于不用继续‘沉睡’了！”
凭无房证明便可提取公积金
“工作几年下来，我的公积金账户里的资金已超过6万元，但由于没有买房的打算，至今一分钱都没提取过。”就职于北京某公关公司的宁女士告诉记者，虽然过去租房也可提取公积金，但手续繁琐，关键还需要缴纳5%的税费，还不如直接放在账户里。
据了解，此前，北京租房提取公积金需要提供租赁合同和发票，但如果要开具发票，就需要按照5%的标准缴纳支付房屋出租的税费。也就是说，每月3000元的房租就要缴纳150元的税费，虽然政策明确规定此税费应由房东缴纳，但很少有房东愿意为了房客提取公积金而多掏这部分钱。
而根据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新的通知，职工本人及配偶在北京无自有住房、租住公租房的，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职工租住商品房，则分为两种情况：仅需提供无房产证明，而不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发票，每人每月可提取不超1500元的金额;除了无房证明，还提供了租房合同和实际租房支出发票，经过审核无误，就可按照现行规定，每次可提取申请日前3个月内的住房公积金，且每月提取的金额不超过本人缴存额，也不得超过月房租实际支出。
凭借无房证明便可提取公积金，那么无房证明应该怎样办理？据了解，北京公积金中心已经与市住建委进行沟通，实现了联网实时查询职工的住房信息。职工申请提取时，只需填写《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承诺、授权书》，授权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本人的住房信息。联网查询结果确属无房的，当时即可办理提取业务。
提取资金何时发放？
关于申请提取的住房公积金的发放，《通知》中明确，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职工可每年提出一次提取申请，提取资金每季度转入本人银行账户。提取满一年继续提取的，职工需重新申请提取。
提到为何将租住商品房提取限额定为1500元，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道：“每个人1500元的限额是根据本市市场租金水平和租住住房面积，以及缴存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设定的。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公积金缴存职工，则一户家庭每月可支取限额将达到3000元。按一个季度计算，提取总额可达到9000元。”另外，部分申请者比较担忧，租房提取了公积金，是否会影响以后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对此，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租房提取公积金和公积金贷款没有关联。
Tips：提取公积金交房租要交的材
租住公租房
1.《提取申请书》2.房屋租赁合同3.支付房租的发票或收据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住房公积金联名卡6.如果配偶申请，还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
租住商品房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2篇
给离婚的人打个“叉”
日本把离过一次婚的人称为被打了一次“叉”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离婚在日本人的传统思想中还被看成是“不好的”事情。但日本的高离婚率却是不争的现实。日本政府今年1月公布了一组惊人数据：2009年，日本平均每天有693对夫妇离婚。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女性16岁为法定结婚年龄，但执政后有意让法务省把法定女性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东京的一位女性公司职员说，此举是为了保证女性心理更成熟，客观上也能起到稳定婚姻的效果。在日本，还有“心灵医生”等心理咨询网站推出收费的“离婚防止计划”服务。
韩国
实施“离婚熟虑制”
韩国政府自2007年8月起建议实施、2008年6月起强制实施的“离婚熟虑制”。对减少年轻人离婚起到了一些作用。该制度规定，夫妇要求协议离婚时，法院不予立刻办理，而是给予一定时间，要求夫妇两人“重新思考离婚要求”。一般有子女的家庭是3个月，无子女的家庭是1个月。经过这段“深思熟虑”后，法院再予以审议办理。韩国蔚山地方法院称。2006年向该院申请离婚者中有84％最终离婚，而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62％。韩国仁川市还推行“家事商谈制”。当地法院选出一批家事商谈委员，包括职业咨询师、教师、宗教人士等，与要求离婚的夫妇见面，倾听他们的烦恼，协助他们找到离婚以外的解决办法，或帮助确实要离婚的夫妻处理好子女养育等现实问题。
印度
推出“离婚游”
印度曾是世界上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过去4年，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离婚率增加了一倍。以农业为基础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过去10年以来的离婚率增长了1.5倍。印度心理分析学家、《印度人：一种人类的肖像》一书的作者卡卡尔说，为减少离婚的“导火索”。避免受男方家庭关系的影响，一些年轻的印度夫妇选择了曾被认为是叛逆的做法：自己选择配偶，离开父母单住。为了帮助那些准备分手的夫妻挽救婚姻，孟买的一家旅游公司去年还推出了“离婚游”。闹离婚的夫妻可以花上700多美元，在婚姻顾问的陪伴下外出旅游。重新找回感觉。在法律层面，印度法律规定，在向法庭提供已分居1年的证明后，申请书将被接受，或者是能证明配偶之间已经7年没有接触，法院将会判决离婚。法院在接受夫妻联名递交的离婚申请书后，给夫妻6个月的时间重新考虑离婚的决定。如果在重新考虑期内没有撤回申请书。法院才判决离婚。
伊朗
强化“婚前课”
伊朗一家机构开设网络“婚前课”，向未婚年轻人传授婚姻知识和婚后相处窍门，以期降低国内离婚率。
法新社报道。这家名为“国家青年组织”的机构得到了伊朗政府支持，所开设网络课程主要传授如何找到合适伴侣以及令婚后生活更幸福等知识。
据悉，报名者需学习3个月，期间接受每周一次小测验，结业时可获“国家青年组织”颁发的“婚姻毕业文凭”。
这家机构的负责人说，希望网络“婚前课”有助于降低伊朗国内不断攀升的离婚率。
按照伊朗人的传统，理想结婚年龄为20岁出头。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统计数字报道，伊朗现阶段实际平均结婚年龄为29岁。
美国
推行“健康婚姻”计划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3篇
变革性创新项目，即在原有科学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超前的、甚至颠覆性的研究项目。这一类研究项目通常具有非常高的风险，成功概率相对较低。近年来，发达国家为进一步塑造未来竞争力，纷纷加快了对此类科研项目资助和管理机制的探索步伐，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SE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等诸多知名科研资助机构分别摸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国外的相关做法与经验
变革性创新项目的资助与管理是典型的政府主导行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志。为此，各国科研机构并未采用市场化手段，而是着重在项目资助计划和管理上进行调整和变革。
1.设立多元化的科研项目资助计划
为鼓励和宽容创新，这批计划不受具体学科限制，并努力做到详尽而多元。一是关注重大变革性创新研究。设立一批具备探索性和新奇性、可能导致重大突破或开创新的科学工程领域、并伴有较大风险的项目。如NSF的变革性研究计划（TRI）、NIH的探索/发展基金（R21）、NSERC的创新思维计划（IIP）等。二是关注早期研究。NSF设立了小额探索性研究项目（SGER），面向一批处于未检验的早期阶段、具有潜在变革性的研究，若产生较高价值则进行延续资助。三是关注交叉学科研究。围绕创新链各环节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研究，设立专项计划和研究中心。如NSF设立了几十个学科交叉性质的资助计划，成立了科学技术中心、学习科学中心、纳米科技中心和信息技术中心等多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四是关注新人培养。如NIH设立了主任领航基金（DP1）和主任新人创新计划（DP2），专门资助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MRC研究新人项目（NIA）主要资助刚开始独立研究的临床和非临床的PI人员。DFG“博士园”项目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导师辅导机制，加强对科技后备力量的培育。
2.降低申请者的学科与经验门槛
一般科研项目的申请具有明确的学科限制，并需要申请者具备一定学术研究资质和相关学术积累，这些要求均不利于创新活力最强的青年科学家申报。为此，各机构在申请者门槛设置上都遵循了宽松原则。学科方面，有的机构完全去除限制或扩展到相关学科，如RCUK博士后奖学金计划对从事临床或非临床研究、健康研究以及具有社科或医学领域博士学位的所有研究者开放。经验方面，有的机构酌情降低对申请人研究经历的要求，如NIH甚至专门为缺乏经历的研究人员――从未担任过R01（NIH的主要计划之一）及类似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被其他机制拒绝资助的两类申请人设置了DP1和DP2计划。在降低学科与经验门槛的同时，提高了对申请人精力投入的要求。比如DP1申请人应证明有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并保证至少承担51%的研究任务；DP2申请人应承诺至少投入30%的研究时间和精力，项目只允许有一个负责人，不允许联合申请。
3.关注非共识类的变革性项目
同行评议是科研项目评审和成果评估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这种评议方式的本质仍然是共识性的，与非共识类变革性项目的特点存在冲突。对于进一步改进同行评议机制，各国相关机构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行两级评议制。即在同行专家评议的基础上，再加一级咨询委员会（或顾问理事会）评审，最终由决策层综合两级评审的意见作出选择。如NIH、RCUK等机构都采用两级评议制。二是实施计划官员制度。聘请一些领域资深人士担任计划官员，提升项目管理效率。例如，NSF的早期研究类项目遴选一般不经过外部同行评议，而主要采用内部评审，由计划官员决定。三是扩大同行专家领域。同行评议制度存在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宜的评审专家（即小同行专家）不足。针对这类问题，NIH、RCUK、NSERC、DFG等机构不断拓展评审专家库，从各相关学科吸纳科学和工程专家，提高评审专家与评审项目匹配度的同时减少非共识类项目的产生。
与我国科研项目资助现状的比较
近年来，我国科技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变革性项目的研发，在管理理念和组织实施上作了相应调整，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对照各国科研机构科研项目资助和管理的做法，在计划设立的针对性、评议过程的系统性以及研究目标的清晰度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1.计划设立的针对性
国外对于变革性创新项目的资助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如NSF在SGER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早期概念探索性研究项目（EAGER）、快速响应研究项目（RAPID）以及创新延续项目和绩效追加项目，在指南中明确对高风险、高创新类项目的支持。我国虽然也对各类创新性项目高度重视并鼓励资助，但基本上是在原有传统计划项目基础上，适当扩展了少量、小额的早期研究计划和青年学者研究计划等资助方式。
对于变革性创新项目的资助和管理，最常见的是培养新人计划，如国家及省市级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FSC）自2000年起，在面上项目中划出大约4%―5%的经费专门支持风险性较高的小额探索项目。针对非共识类项目，NFSC在每年面上项目的指南中都有针对性的资助表述，但是对于变革性创新项目的支持缺少细分需求的针对性计划，在实际项目评审过程中难以获得有效支持。
2.评议过程的系统性
国外有关机构在提升评议过程的科学性、规范性上采取了“3+2”的系统化举措。
“3”是指管理、评审、复议三个环节。设立独立管理部门，如NSF专门设置了综合活动局（OIA）、多学科活动局（OMA）、新兴前沿研究科学处（EFD）。采取多种评审方式，通过书面评审、会议评审、实地考察、“思想实验”等多种方式，确保评议质量。建立复议制度，基于两级评议制的意见和结果都会反馈给申请人，申请人可以通过复议制度给予回应或解释，从而获得更多机会。
“2”是指评议指标体系、利益规避制度。引入评议指标体系，为专家评议提供详细而标准的评议指南和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进一步规范评议行为。NSF的价值评议系统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遴选科学与工程学研究的黄金标准。强调利益冲突规避，在评议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检查是否有利益冲突存在，并适当引入独立机构。
我国科研项目评审基本上采取同行评议制度，对于非共识类项目的评议则进行非立项项目复议，还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具体资助模式安排。
3.研究目标的清晰度
国外各机构都十分注重科研目标的清晰程度，并针对各类创新性项目的特点在指南中纳入一些明确要求。比如要求申请人对变革性创新项目的“创新点”进行充分表述，需要回答一些重点问题：“为什么该研究被看作是具有创新型和高风险？”“该工作对所涉及科学领域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该类项目是对其资助的最佳途径？”等，既有利于申请人充分审视自我、准确理解计划意图，又帮助评议专家更好做出初始判断。有的机构还在指南里要求在递交完整的申请书之前，先递交一份简短的项目意向书进行初审，不合格即淘汰。通过清晰的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申报效率。
我国有关基金和机构在对非共识类项目资助时，采取专家联名提请复议的方式，要求评议专家填写《非共识项目推荐表》，其中专家要回答“同行评议综合意见和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作为非共识项目推荐的理由（包括创新性、风险性、探索性）”。但从申请者角度来讲，缺少对自己“非共识”研究项目的自我审视及变革性创新的实质判断。
相关启示与建议
为进一步降低变革性创新项目在同行评议中的“非共识”现象，鼓励和宽容科技创新，强化对高创新性项目的支持，提出如下建议：
1.设立多元化的科研项目资助模式
国际上包括变革性创新计划、早期研究创新计划、交叉学科研究计划以及青年学者研究计划等多元化的资助和管理模式已取得积极成效。建议借鉴成熟做法，设立更加多元化的科研项目资助模式，鼓励创新性研发，扩大对变革性创新项目的扶持力度和范围，有效保护非共识类研究项目。重点支持重大创新性研究、学科交叉类研究及其早期研究，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资助力度。
2.提高现有指南编制的针对性
建议资助机构在支持创新性项目时，将更加明确的要求写入指南，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申请书栏目，突出课题特色。如可载明“支持高创新、高风险的变革性项目”“鼓励创造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对于学科交叉项目可要求申请人填写“如何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或技术”“如何利用项目课题组成员的学科背景保证项目执行性”等；对于前沿变革项目可隐去申请者研究背景，重点要求申请者在“创新性方面”回答更多问题，比如详细阐述“该课题为何具有高创新性和高风险特点”“该课题对学科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以帮助申请者自我审视和评审专家有效判断。
3.注重评议流程的精细程度
在评议专家方面，采取资助机构指定和申请人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与申请书学科领域最匹配的小同行进行评审。提交专家评阅的申请书为匿名形式，促使专家更加关注评审项目的思想与价值。在评议标准方面，建议借鉴MRC专家评议锚定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别项目设计适当的评议表，建立更合理的评审指标，增强“原创性”“创新性”和“研究内容和预期研究成果”等方面指标权重。在评议流程方面，可以引入二级评审制度，第一轮专家评审项目的科学性和社会价值，第二轮评审项目创新性，更好地甄别创新性项目。设立评审退回机制，避免专家评审学科领域不匹配的申请书，造成评审不公平。
4.优化完善计划官员制度
加强对合适人员的筛选，在各类基金项目中起到管理者和联络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指导项目申请者，及时反馈评审结果，包括详细的专家评审意见和该申请书在所有课题中的排名水平，帮助其提高完善；另一方面也加深对项目的了解，对专家评议发挥协调作用，使专家更加明确地了解项目的资助意图和评审标准。在评审后对专家进行反评估，对专家的评分特点、尺度有充分认识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专家矫正其评分中的问题。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4篇
张建中只好自己寻找原选区选民联名。2010年9月16日，张建中已经征集到原选区75名选民的联名，并于当日将罢免申请材料正式递交。由于张建中并非赵之毅所在选区的选民，申请再次被退回。之后，喜得宝的老员工征集了85名选民的联名，又一次向人大递交罢免申请材料。目前，下城区人大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研究。
罢免源于房产纠纷
此次罢免行动的发起人张建中，61岁，户籍地为杭州市下城区白井儿头。据张建中称，这次罢免行动缘于一处私房产权纠纷。他要求罢免占用该处私产多年的喜得宝集团公司董事长赵之毅的下城区人大代表资格。
根据张建中的说法，这处位于下城区羊千弄的房产占地0.76亩，为张建中祖上房产，所有权证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发给，至今未变更。1968年，喜得宝集团公司(时为杭州漂染厂)强行占用，至今仍未归还产权人。
罢免书上称：几经协商，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曾于2008年、2009年几次回复张建中，明确要求喜得宝集团公司归还，并称如协商不成可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解决，“但赵之毅以种种借口，不予理睬”。张建中遂于2008年向杭州市下城区法院提讼。
在一审期间及一审判决后，法院虽多次要求将房产司法保全并采取保全查封措施，但赵之毅仍“指使其兄赵铭”雇工人以及施工机械，以企业征地为由，不顾法院查封，强行将此处房屋拆除。
据张建中介绍，在该房产纠纷案审理期间，“赵之毅多次利用其人大代表身份，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涉和施压，恐吓承办法官陈某”，并向市中院相关领导“疏通关系”，严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处理。
张建中认为，赵之毅作为人大代表，“本应是监督法律运用、实施以及司法部门公正工作的监督者”，然其却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案件审理期间，更无视房产被法院查封的禁令，指使员工强行拆除他人房屋，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作为人大代表的赵之毅，本是“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但其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一个普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更无资格担任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
张建中等人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启动对其罢免程序”。
面对张建中等人的指责，赵之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直都是合理、合法地行使人大代表职权和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我并没有犯过什么法”，而作为人大代表，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
据了解，赵之毅是下城区第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据杭州市下城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介绍，赵之毅作为人大代表，其履职表现是不错的，开会、交流都很积极。
“他曾提出多个有质量的建议，如关于杭十四中教育问题、道路整治、杭州电动车的管理、幼儿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据了解，赵之毅是2008年下城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工作积极分子，在2009年人大代表工作活动中排名第10。
“民事上的纠纷可以从民事渠道解决，但不应该牵涉我作为人大代表的职务上去。”赵之毅喊冤。
个人恩怨能否成为罢免理由？
2010年8月17日，由杭州市民张建中发起的64人联名罢免申请书被递交到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此64人不是赵之毅所在选区选民”，申请没有被接受。9月16日，张建中再次征集到75人的联名，并将申请书递交到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这75人都是喜得宝集团的老职工，每个人都留下了身份证号码、按了红手印。”张建中说。
有人为张建中的举动拍手称赞，称之为“民主罢免的带头大哥”、“高智商的公民”，也有人心存疑虑，尤其是署名人动机问题更是招致了普遍的质疑。
有记者调查发现，第一次申请的64个署名者中，了解赵之毅的人并不多，抽样调查的10人中有9人未见过赵本人。第二次申请，署名者又因“买断工龄”与赵之毅产生过纠纷，发动这些本与赵之毅有隙的职工签名，是否有失客观公正，在程序上是否合法？
对于罢免的初衷，张建中坦言，要想赢得这场官司拿回祖产，必须罢免掉赵之毅的人大代表资格，去掉其“护身符”，遂发动选民联名罢免赵之毅。
著名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原选区选民在要求罢免人大代表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如果原先的64个署名人既非原选区选民，也不了解情况，因为别人介绍就签字，说明不是自己的意图；之后的75人和赵之毅有矛盾，但这矛盾正不正常，必须确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则认为，两次签名是否合法合理与动机无关，关键在于是不是个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不能因“不了解”就否认签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只要不是别人代签就没有问题。
于建嵘和周立太都认同，杭州市民联名申请罢免人大代表事件，透露出了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某种情绪。“实际生活中，选民可以行使的权利很小。”
也有人指责张建中发动罢免赵之毅人大代表资格是出于“个人恩怨”。对此，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俊志教授评论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机制就可以用。公民不是百分之百因公共利益参与政治。出于私利参与政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今后还会看到更多这种现象。”
“其实任何人都无权从道德上批判公民利用公器的行为。”何俊志说。
从全国范围看，最近几年选民发起罢免人大代表事件比较频繁。学者钱镜认为，人大代表罢免案可大致分作两类。第一类通常由人大常委会主导，代表因刑事犯罪被提起罢免；第二类则由选民主导，以代表道德败坏，违法嫌疑，或履职有瑕疵为由，提起罢免。譬如2007年2月26日，天津市河东区196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造成他们经济利益损失的河东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天津帝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冰；以及2008年6月2日，新疆石河子农垦总场一分场三连50余名选民要求罢免对选区内污染问题不作为的石河子市人大代表、一分场场长陈军。然而，第二类罢免案往往因无法启动罢免程序，最终大都不了了之。
何俊志观察发现，从起因这个角度看，目前发起罢免人大代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房产纠纷等经济纠纷而为，一类是参选人大代表的“落选者”不服气而为，如深圳市南山区被“酝酿”掉的参选人吴海宁对当选人大代表提起罢免案。张建中属于第一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并透过舆论压力，让被罢免者的“人大代表”的光环暗淡下去。“即使罢免不成功，也有震慑作用，让拥有权力的人不敢帮他”。张建中说。有人评价，这是张建中行政和司法维权无果后“剑走偏锋”，“歪打正着”。
争辩企业家人大代表
在何俊志看来，杭州市下城区选民联名动议罢免人大代表，体现了选民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大制度既有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的性质，也有直接民主的性质。罢免人大代表体现的便是直接民主，“这是民众对民主的追求”。
无疑，人大代表资格对企业家人大代表就是一把双刃剑。钱镜认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歌猛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步步高升，近年来更是积极参与政治，竞相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拥有人大代表资格的企业家也常常被称为“红顶商人”。
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浙江省某省辖市私营企业主中有1065名当选县、市和省三级人大代表。复旦大学2006年在广西某市调研结果也显示，当地私营企业主近20%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虽然相当部分的私营企业主是希望通过人大渠道参与政治，积极履职，为民代言，但是，也不可否认，为数不少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奔着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护权”去的。
邹巍，杭州市下城区一名普通公民，曾参选下城区人大代表但未成功。他对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有切身体会：“企业家当人大代表可以认识更多官员，为自己企业的经营带来便利，工商、税务、法院等不敢轻易碰人大代表的企业，同时有豁免权，有个周旋余地。”
毋庸讳言，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企业家人大代表提出维护自己企业利益的议案或建议，或者以代表身份干涉司法、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代表群体的公信力和履职的公正性。在前不久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时，有人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目前存在个别代表给司法机关发函、干涉司法公正的情况。正在修改的代表法应针对这一现象作出规定”。
何俊志分析道：“有一个人大代表身份，增加了政治光环，对获得贷款、土地等资源增加了主动性。其次，人大代表就是一个‘护身符’，政府、司法部门不敢轻易动他，这几年法院在人代会获得的赞成票越来越少，法院最怕人大代表了。这些政治优势，只有走人大代表这条路才能取得，别无他途。”
于是有少数企业家以利益运作谋取人大代表资格。“企业家天然追求政商联盟，这是他们寻求扩张事业的低成本保护措施。”何俊志说。
事实上，近些年来，罢免人大代表的个案也多集中于私营企业主。
“这对拿人大代表当‘护身符’的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震慑。”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国柱对罢免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起初，闻知张建中提起罢免人大代表，刘国柱的第一感觉是：“杭州人法律意识很强。杭州人做生意按规则办事，自然也希望在政治领域按规则办事。”如果罢免成功，这将是一个先例，说明人大代表是可以被罢免的，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选民不满意。
“这是很有必要的。”刘国柱说。
何俊志积极评价张建中发起罢免人大代表的联名行动：“一个制度，如果没有人来理，它就死掉了。如果有人来使用它，它就活了，让很多人知道人大代表还可以罢免。”无论如何，这个风波说明“选民现在变了”。具体到张建中发起罢免赵之毅人大代表资格一案，“成功与否另当别论，这至少是公民民主训练的必要过程，等于上了一堂民主课”。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5篇
几经周折，北京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捷――持有银联和VISA联名卡的中国用户，还是只能以传真和快递的形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提交了请求对VISA进行反垄断调查的申请书。
2010年6月21日上午10点，张捷驱车从东四十条华普中心出发，前往位于东长安街2号的商务部，结果被拦在商务部正北门口。门卫告知说，递交申请书应到台基厂二条的商务部办。经过10分钟的询问和寻找，张捷方才找到隐蔽在商务部南边台基厂二条中间的办小屋。
张捷在无人接待的小屋敲了数次内门，一位办人士终于打开门，解释之后，该人士表示，应该到商务部东边的接待大厅，张捷又来到接待大厅，大厅人士却说，应先到备有内线电话的传达室询问反垄断局。
在传达室，负责反垄断方面工作的接待人士在电话中告知张捷，先发传真过来。
上午11点，张捷在《环球财经》编辑部正式向商务部反垄断局提交请求对VISA进行反垄断调查申请书，张捷一并向商务部快递了申请书。
此前，张捷接在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表示，6月初VISA向其全球会员组织发函要求拥有VISASH中国银联联名卡刷卡和取现，不得走银联通道结算，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并侵害了持卡人的权利，而依据《反垄断法》第三十八条，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
反垄断诉讼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
《环球财经》：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银行在给客户办理信用卡时，会有一个统一格式的合约，其中有这样的条款：提示双标识卡持卡人在境外可以选择使用银联或VISA等卡组织的网络。如今，VISA欲图封杀银联境外清算渠道的做法，是不是会将国内银行推向一个大面积违约的境地?对于消费者而言，VISA此举，是否涉嫌违约?
张捷：严格来讲，合约是指签订书面合同。从事态发展来看，VISA和银联很可能是没有严格合同约定的，如果有合同约定，那么现在就不用大张旗鼓地来发一个文，直接找银联就行了嘛!但是还有一种不是严格的书面合同，而是一些公示或者标志，类似合同的性质。比如说，你领一个卡，上面既有银联的标志，也有VISA的标志，那么我认为拿这个卡既能享受银联的服务，也能享受VISA的服务，至于我到了哪里，选择哪家为我服务，这是我作为消费者的权利。除非当时就明确告知只能使用什么，不能使用什么。但是像现在这样，双标识卡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持卡人突然被VISA告知说只能使用这个，不能使用那个，造成我使用费用的增加，那肯定是不行的。
《环球财经》：您为什么提出对VISA的反垄断申请?
张捷：VISA这种行为挺“流氓”的，我们应该有所行动，在国外，你不让我银联联名卡刷的话，在国内我不让你VISA卡刷，这对它的影响也不会小。如果对VISA这样的行径没什么反应的话，那么也许万事达、美国运通啊，都会跟进。
中国的商品在国外总是遭遇反垄断、反倾销，中国的对外贸易被世界算计的次数不胜枚举，为此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反垄断法》和一些政策规则。
但是，国际上的反垄断和反倾销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本国利益与外国进行博弈的手段，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国实际上在执行时所根据的标准完全是内外有别，根本不是一个公平的博弈，很多问题还要外交手段解决和斡旋，完全是一个包装得很好的流氓规则。
这些反垄断和反倾销的流氓手段，更多是程序上的做法，中国人比较重视实体，对于程序上的问题重视比较少，而西方恰恰是在实体上好像很公正，而程序上耍流氓。
最关键的流氓手段就是借着反垄断、反倾销的调查，洗劫你企业和行业的核心信息。你不是要举证你没有垄断或者没有倾销吗?把你的企业数据和你们全行业的数据拿来让外国审审吧，其中包括你的成本数据、采购数据、生产管理数据等，应有尽有，而且可以不厌其详地向你索取，你不配合就是你的举证不足，我就认定你垄断或者倾销。要知道对你提起反垄断或者反倾销调查的，都是你的同行企业，你把自己的经营情况大晒底，就算是官司打赢了，将来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实际上是输了!
因此要认清国际博弈中各方在华丽的说辞之下，什么龌龊的事情都干，中国对于外国的流氓手法，不能只做绅士。一个规则的根本在于公平，不公平的规则就是奴役一方的不平等博弈，不平等的东西一定会激化出矛盾来，公开的不平等是欺压，暗中不平等却要表现出平等，就是流氓了。世界上能够有这样的博弈长期稳定存在，关键是早已经形成了对等，也就是谁到别人的地盘，都要有此盘剥，这就是一个流氓世界的潜规则，谁要是跟流氓讲绅士，谁就要倒大霉。我们对VISA也应如此。西方任何国家只要有机会就会使手段卡我们，为什么我们就不以直报怨呢!
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反垄断的几个案例。虽然我们有《反垄断法》和一些政策规则，但是没案例，程序和细则就出不来，更加有问题的是我们没有先予执行的临时措施，对于外国公司缺乏手段，同时当人家不配合你调查时，罚款数额才50万元，这对于跨国公司是九牛一毛。我们在制订规则时，应该给自己留个“门”，比如罚款50万元，或者我们认为的垄断获利数，留一个不定数，那对跨国公司就有约束力了，它们就会害怕了。我恳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对待我们提出的对VISA反垄断申请。VISA如果不应诉，可以认定其缺席：应诉吧，就得把各种证据拿出来，提供给中国有关部门，这样它就头疼了!很多反垄断诉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
货币清算权本来就是不能开放的
《环球财经》：我们杂志去年10月刊曾做过报道――《银联发展太快，VISA洋师傅要教训土徒弟》，事实上去年4月，VISA就已向其境外会员银行出函要求，在刷同时拥有银联和VISA两个标识的双币卡时，只能用VISA的支付系统。现在的事件，不过是去年的升级版。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银联在与VISA、万事达卡竞争中逐渐羽翼丰满，加紧国际化布局，是竞争对手翻脸的原因。
张捷：VISA的确是把银联“带进门”的师傅。但事情分两面看，VISA进入中国，在与银联的合作中也赚了很大的便宜，这意味着它可以享受中国所有银行网点的服务。如果它不与银联签，它也可以分别和不同银行来签订，这样成本就高了。有些人说，VISA与银联合作没捞到什么好处，这是不对的。与银联合作，意味着你所有的VISA卡在中国都能刷了，VISA在中国发了5000万张卡，这5000万是中国的TOP5％，占领中
国市场本身价值巨大，这些卡以4字头开头，是ⅥSA标准的，VISA在中国形成事实标准又价值几何?
至于有一种声音说，银联垄断国内清算渠道，VISA境内难挣到钱，这是不对的，如果让它在中国设立单独结算通道，等于就做了人民币清算业务，一个国家的货币清算业务怎么能放开呢?这是各国的事情，是国与国的事情，而不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情。
目前三大信用卡组织都是美国企业，以美元结算的，注册在美国。银联是人民币结算的，注册在中国。一个国家的货币清算，是国家的核心之一，货币清算怎么能开放呢?有的专家说可以让VISA来做，这相当于开放了中国的货币清算，反问一句，美国对我们开放了吗?
VISA说走银联的渠道不安全，但是走VISA渠道，VISA收集了中国5000万高端人群的信息，包括个人信用、收入等等，是把中国的高端人群的信息都收罗了，进行数据挖掘价值巨大。
更重要的还有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如果中美进行金融战争，美国政府可以征用作为本国企业VISA的资料，届时可以复制中国5000万高端人群的卡并且知道密码，这样的金融攻击不可怕吗?走VISA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安全吗?VlSA封杀银联背后的政治图谋
《环球财经》：说到底，还是因为银联海外发展势头太猛了。
张捷：为什么银联在海外推进得如此迅猛?VISA和银联都面对的是银行，但是对于银行，当时最早签约合作的时候，大家都要美元，是美元清算，现在人民币的趋势是升值，而美元的趋势是贬值，因此许多银行自然倾向于接收的货币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大家都知道，用卡的手续费银联是0.5％，而VISAS2％，对于银行、商户而言，刷卡手续费越高，从中分利越多，为什么银行却愿意要做少赚钱的银联卡，不愿意做多赚钱的VZSA呢?这是问题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银行更愿意持有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这就让VISA犯难了。
事实上我认为，VISA封杀银联此举并非表面看到的两家公司之争那么简单，而是有政治图谋的。什么图谋?就是人民币的结算权问题。我们人民币定价能够走出国门，能有更多的地方采用人民币定价。别人为什么愿意选择人民币定价?无非是觉得美元不够稳定，觉得人民币在升值。美国取得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正是靠的其货币定价权。
虽然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外汇储备会遭受一定损失，但是如果借升值趋势，很多东西从美元定价变成了人民币定价，中国就赚大了!这是国际定价权问题。现在美国国债为什么能生存，就是因为美元贬值，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承担，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人来承担。
说到底，是人民币本身的态势，尤其是海外国际化的态势，引起了来自美国方面的恐慌。这次如果不是美元走强，美国国债就发不出去，那美国就要出现大问题，它是个债务支撑国。但当它国债发出去后，就不可能让美元继续走强了，美国人怎么会当活雷锋呢?美国发国债，就是从全球收走金融资本。
海关总署6月10日公布数据，5月份我国出口1317.6亿美元，增长485％。欧洲正在闹危机，美国经济还那样，我们的出口数额怎么可能暴增呢?实际上是热钱进来了。为什么?因为国债发完后，美元就会贬值。而人民币的升值是显见的趋势，热钱又来抄底了。
银联打破了国内金融业的垄断
《环球财经》：我们注意到，在这次事件中，有一种声音是指责银联垄断的。
张捷：我恰恰认为银联的出现打破了垄断。指责银联垄断的声音，是站在中、工、农、建四大行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原来最早中国各行发行的银行卡，只能在各行自己的营业网点使用。那时，人们肯定愿意选择四大行的信用卡，因为网点多啊!而那些中小银行、地方性银行的业务，就很难开展，没有生存空间。
银联借助央行的力量，统一了标准，各银行之间可以通存通兑，这时，银行之间只剩下规模大小的差别、服务质量优劣的差别，而网点多少的差别就被消弭了，地方性银行和全国性银行的地域差别也消失了。正是因为银联的出现，许多中小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才得到迅速发展，打破了原有四大行的金融垄断。而对于四大行来说，它们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竞争，一是更多银行之间服务质量的比拼，二是地方行本地特色的竞争。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6篇
漩涡中的赵之毅选择了沉默。自今年8月曝出“杭州市64名选民联名罢免下城区人大代表赵之毅”消息以来，这位杭州市知名丝绸企业喜得宝集团的董事长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8月17日，由杭州市民张建中发起的64人联名罢免申请书被递交与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此64人不是赵之毅所在选区选民”，申请没有被接受。9月16日，张建中再次募集到75人的联名递交下城区人大，“这75人都是喜得宝集团的老职工”，“每个人都留下了身份证号码、按了红手印”，张建中说。
事件的发展并未因赵之毅的沉默而止步。
悬而未决的房产纠纷
发起对赵之毅的罢免缘起“个人恩怨”，张建中本人并不讳言。
张建中的养父名叫杨凤镗，今年已是82岁高龄。杨凤镗的父亲杨华曾是民国时期杭州城著名的民族资本家，1956年，杨家名下的杨氏丝织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日后的杭州市漂染厂（1993年该厂并入喜得宝集团）。即便如此，仍有0.76亩宅地归属杨家名下。由张建中提供的、出自杭州市房产档案馆的房地产所有权证存根上显示着：这0.76亩宅地坐落于永康巷28号，包括三间平屋和三间披屋，所有权人为杨凤镗的母亲朱素珍，日期是1960年3月。可是1968年，“大少爷”杨凤镗被“造反派”赶出了居所，工人们住进了杨家的祖宅，此后直到2008年房屋拆迁，这里一直是喜得宝集团的职工宿舍。
杨凤镗极少提及过去的经历，那是老人的痛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杨凤镗才明确地表达出要讨回祖产的想法，并希望养子张建中代他完成这个心愿。张建中在2000年前后开始搜集有关房屋产权的证据并与喜得宝公司交涉，2007年正式向法院提讼，可是这起房产纠纷案历经两诉三审却没有按照张建中的期望发展。
喜得宝公司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份重要证据――1983年漂染厂与房管部门签订的征地合同。合同上显示当年永康巷23、28号共有1.66亩宅基地被征用。喜得宝公司向《小康》提供了这份合同的复印件并附带了一张地形图，向记者指出张建中所诉的0.76亩宅地正在规划红线范围内。
“喜得宝公司造假”，张建中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他有一份杭州市规划局的回复，此回复显示喜得宝公司出示的地形图“至目前查不到相关信息”。
法院最终采信了喜得宝公司的说法。2010年4月2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张建中败诉。但是永康巷28号这0.76亩宅地归谁所有，法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判决书称：“尽管现有证据未能表明杭州市下城房管所1983年与杭州漂染厂签订征地拆迁合同同时确定原永康巷28号相关房产属其所有有何依据，但亦无证据表明杭州漂染厂通过与杭州市下城房管所签订征地拆迁合同取得对讼争房产的权利存在非善意、违法或其他瑕疵”，对于这一表述，喜得宝公司和张建中一家人向《小康》提供了截然相反的理解。
10年时间最终得到的是一份“糊里糊涂的判决”，说到此，张建中的妻子冯安幸忍不住抽泣起来。尽管官司输了，张建中一家仍要讨个说法。现在，张建中已经拿到杭州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祖产不在1983年的征用范围内，争执不下的房产归属问题似乎又明晰起来。
第一次罢免
事情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进展下去，这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案。可是2008年发生的“插曲”却将事件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杨家祖屋连同喜得宝的厂房在2008年以来的城市拆迁改造中消失了。
喜得宝地块东至环城东路，南至莫衙营，西至羊千弄，北至环城北路，2009年9月被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所属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随后绿城集团以29.1亿元的总价将其拍得。即使确定了房产的归属，杨凤镗也无法再回到阔别42年的祖屋。不久以后，在这块记录着杨家祖上创业历史的土地上将矗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张建中追讨财产的对象，也由喜得宝公司变成了杭州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
“插曲”就发生在拆迁的过程中。
2006年喜得宝的工厂搬迁到凌平，2008年住在杨家祖屋的喜得宝职工也陆续搬走，张建中便带着家具家电住了进去。但是这一年7月1日凌晨4点，30多名大汉破门而入，将睡梦中的张建中抬出了屋子，推土机立即推倒房子，张建中的家具家电也被埋进废墟里。附近小区的保安拨通了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并做了笔录。但几天以后，警察却告诉张建中，强拆并损坏个人财物的事警方无法处理，原因是“赵之毅是人大代表”，建议他向下城区人大反映。两年以后，这起强拆事件仍没有说法，张建中的财物也没有得到赔偿。
另一次强拆发生在2009年6月。这时张建中诉喜得宝的房产确权案正在一审审理中，因为有了第一次遭强拆的经历，张建中一家警觉起来，他们为仅存的最后一间房屋向法院申请了证据保全。令人意外的是，在张建中与喜得宝公司双方签字认可后，强拆再一次发生了。2009年7月21日下城区人民法院向喜得宝公司下达了处罚判决书，罚款1万元，理由是“在本院作出证据保全的裁定后，仍擅自拆除了产权尚存争议的房屋，妨害了民事诉讼的进行”。
两次强拆让张建中一家人彻底愤怒了，之后官司输掉也被归因于“赵之毅向法院打了招呼”。张建中感到“人大代表的身份是赵之毅的保护伞，这样的人品做人大代表我们心里不服”。从此，“罢免人大代表赵之毅”取代了“讨要祖产”成为这个家庭的首要任务。
第一次递交的“罢免申请书”中，赵之毅“违法”，“强行拆除法院保全的私房”，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干涉和施压”成为罢免的主要理由。联名的64人多数是张建中一家的亲朋好友，其中不少人并不十分清楚事情的原委。这份申请因签名人“不是赵之毅所在选区选民”被驳回后，张建中一家人曾想要放弃，可是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喜得宝集团的老职工纷纷找上门来要参与罢免，他们正是赵之毅选区的选民。
事情又一次起了新的变化。第二次募集签名顺利了许多，工人间相互联络，很快就有75人签了名字。新的申请书上，“申请人张建中”几个字被去掉。
国企失意者的“重新算账”
西湖西北侧的灵隐寺风景区是一处古朴幽静的胜地，10月10日这一天，喜得宝的30多位老职工相约在此处的一个茶社聚会，这30多人大多在国企改制的进程中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与喜得宝脱离了关系。但“罢免赵之毅”一事依然是工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少人也参与了签名。
49岁的李青（化名）和丈夫曾经同在杭州丝绸印染厂（喜得宝公司前身）上班。他们一起见证过公司的辉煌年代，“过年发火腿，夏天发啤酒”，李青说，“1992年时不干活也够坐吃3年”。
随着老厂在上世纪90代末的衰落，李青一家的经济状况也急转直下，到2007年离厂的时候，家庭每月的总收入不到1500元，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日子十分艰难。李青把境遇的改变归咎于“赵之毅当上厂长”。
1993年，杭州漂染厂被杭州丝绸印染厂兼并。2001年，杭州丝绸印染厂改制为喜得宝公司，厂长赵之毅成为改制后企业的董事长，他以出资 395万元成为喜得宝公司的控股股东。籍改制之成功，赵之毅被选为下城区人大代表。
让李青想不通的是，“上面一直说亏损，生产线从来没停过，搞不懂上面的人在做什么”。在她的记忆中，赵之毅当上厂长后也来过车间，有的工人向他发牢骚，说挣得太少不够孩子念书用，“赵之毅不理的，起身就走”。更让李青不能接受的是“工人受苦，上面享福”，李青的孩子上大学要靠亲戚接济，赵之毅的孩子却到了美国读书，李青还听说赵之毅曾克扣了工人的防暑降温费，自己却买奥迪A8，有多套住宅等，但这些听说却并无人能拿出实据。
薛月芬比李青早一年离开。其时摆在薛月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工厂搬迁到凌平，每天上班12个小时，苦熬两年退休；要么“扣除5年工龄”，拿着2万多元赔偿金自谋出路。她自己算了一笔账，按每月600余元的工资计算，再干两年也拿不到2万元，虽然对“扣除5年工龄”很不满，她还是签字“自愿买断”。薛月芬感到自己就像“长工”一样被剥夺了“铁饭碗”，有同样情绪的工人聚集起来，当年爆发了300多人到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上访的，最终工人反映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在薛月芬看来，人大代表就要“代表工人说话，帮工人反映问题”，赵之毅苛刻工人的做法让她很不满。
对于工人们指向赵之毅的言论，赵之毅一方有不同的看法。10月11日在喜得宝集团的办公地喜得宝大酒店，记者见到了喜得宝集团的法务部主任、赵之毅的哥哥赵铭。
赵铭说：“选民要罢免人大代表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意气用事”，“苛刻工人的情况不存在”。赵铭告诉《小康》，喜得宝集团早在2001年就完成了改制由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而不是工人们理解的2007年，所以不存在“扣掉5年工龄”的事情。给与工人的补偿依据的是杭州市政府1999年的173号令。
赵铭把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效益由好变坏的原因归结于“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当时喜得宝集团响应政府号召兼并了几家亏损的厂子，职工的人数一度膨胀到了5000多人，还要负担起2000多名退休职工的生计，喜得宝公司因此被拖垮了。至于工人间普遍的不满情绪，赵铭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阵痛，是社会问题”，“赵之毅作为企业家不可能大包大揽”。
在赵铭看来，工人们参与的第二次罢免事件，仍是“张建中为谋求私利而发起的”，“选民都是张建中叫来的”。他认为，喜得宝与张建中的官司，法院的判决已有定论，对于张建中一家感到愤怒的两次强拆，赵铭给出的解释为：“是拆迁公司所为，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赵铭否认赵之毅有违法行为，对于工人中间流传的赵之毅不顾工人、生活奢侈的传言，赵铭也全部予以否认。
在赵铭眼中，弟弟赵之毅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格，勤勤肯肯、默默工作，“一心想要老企业恢复青春”。赵之毅不肯面对记者，源于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并且相信“谣言会不攻自破”。当《小康》请赵铭对于近来有关赵之毅的新闻报道做评价时，赵铭说：“作为有良知的记者和企业家，最起码要实事求是”，他还说，喜得宝集团将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允许恶意诋毁社会主义企业。”
二次罢免僵局依旧
随着事件的发展，杭州市下城区人大也选择了回避媒体，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几位负责人都不接受采访。记者联络到下城区人大办的费跃良，他曾接待过递交罢免申请的工人。费跃良没有接受采访，但是他明确地说，第二次罢免申请仍没有被接受。
陈玉梅是9月16日去下城区人大递交罢免申请的工人代表，她说，区人大要求把每一位签名人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写清楚，以便查实是否自愿；另一个让她感到为难的要求是，对于罢免赵之毅的理由要附上材料和证据。另一位工人代表钱国民告诉《小康》记者，罢免申请递交后，所在选区潮鸣街道的人找过他，要他不要参与罢免的事，在10月20日这一天，下城区人大的费跃良也打来了电话要和他谈谈，钱国民以“不合程序”拒绝了。他说，过去从不知道自己还可以罢免人大代表，现在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坚持下去。
本刊多次致电人大代表赵之毅本人希望倾听他的感受，未果。但赵之毅的哥哥赵铭则对《小康》表态，如果罢免程序启动，赵之毅将“尽到人大代表的责任，接受选民监督。”但是罢免程序能否启动那是归下城区人大管辖的事情。
启动罢免程序仍在僵持中，争议还在继续。就在本刊采访期间，有知情人士透露：赵之毅有美国绿卡，他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期是2008年5月24日，在今年上半年还曾两次赴美。但赵铭却明确回应：“赵之毅没有绿卡，不是美国公民。”另有知情人士说，10月9日喜得宝公司曾召开中层会议，赵之毅本人在会上表态，说他只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人大代表，另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长期研究中国选举问题的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选举法》是一个程序法，这意味着，只要本选区有50位以上选民表达意愿要罢免人大代表，罢免程序就应该启动。但是现实里，“罢免理由不成立”往往成为人大对选民的惯用回复。
2003年，深圳市南山区麻岭社区凯丽花园的33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该选区人大代表陈慧斌。罢免理由是“陈慧斌漠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南山区人大常委会随后表态，选民的罢免理由与人大代表的职责没有关系，陈慧斌是个非常称职的人大代表。同一年，湖南株洲市石峰区的61名选民也要罢免人大代表，最终也没有结果。选民们对于罢免人大代表的尝试，致使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选举法》做出了修订。“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提高到修订后的50人以上提名，对于罢免的规定也明确下来。
就在《选举法》修订后不久，又发生了北京市丰台区望园社区的154名选民提请罢免区人大代表魏景秀的事件，罢免理由是：人大代表不履行其职责，不能代表选民利益。而他们最终得到的回复却是，魏景秀的人品没问题，罢免理由不成立。至今，由选民直接发起的罢免动议仍没有成功案例。长期关注基层民主状况，李凡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进步很快，而制度的建设却落在了后面，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李凡说，杭州市下城区如果能够启动罢免程序，无论罢免成功与否，都将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7篇
欧洲的名牌大学一般都有给国内外成就突出的知识精英授予学衔的传统，“荣誉博士”是德语国家的名牌大学通常颁发的最高学术荣誉。德语国家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瑞士苏黎世大学今年在世界范围遴选出13位知名学者作为建校175周年的嘉宾。由哲学人文学院推选出的两位学者受到大会瞩目，一位是早已享誉国际的跨学科的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图根哈特，另一位就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叶廷芳（他是13人中惟一的人文学者），瑞士最权威报纸《新苏黎世报》特别发表了对叶廷芳的专题报道并配发照片。
据了解，根据苏黎世大学遴选“荣誉博士”的规定：每个“荣誉博士”都由该校相关的学院推举，而每个被推举的人首先要有10个以上同行签字提名并联名提出申请，然后由全院教授无记名投票表决；获三分之二以上票数方能有效，最后由校长签字认可。
据了解，苏黎世大学为叶廷芳的“荣誉博士”联名提出申请的有13人，签字支持的25人，签字把他与别人同时提出的有4人。他们在《申请书》中认为，叶廷芳教授在研究德语文学的过程中，不顾忌部分国人的不理解，毅然以自己的翻译和有效的介绍文字，首先把欧洲两位重要的现代作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引进中国，使他们日益走近中国读者，从而促进了中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发展，也使当代的中国文学、中国戏剧的观念更新受到启发，从而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叶教授还积极参与某些文学、艺术理论问题的争论，而且经常在诸多社会、文化热点包括现代建筑美学和文物保护等方面，发表独到见解。如同他在德语文学研究中一样，在这些跟学术有关的活动中，“都表现了他的无畏精神、先锋精神和正直性”。
叶廷芳先生虽然当了多年博导，但自己并不是博士。所以当我们打电话向他祝贺时顺便问他：“为什么《新苏黎世报》惟独对你情有独钟？”他笑了笑说：“可能他们终于想到过去他们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注意得太少了吧。”说来有趣：叶廷芳的翻译研究对象――享誉世界的瑞士已故戏剧家迪伦马特也曾于1983年获得母校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的学衔。曾亲自访问过迪伦马特的叶廷芳不无风趣地说：“这次我获得的这个挂名博士的名额就是迪伦马特先生让出来的。”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8篇
―――刘昌海在《西安晚报》上撰文指出：居住在大连沙河口区马栏街道兰青社区74岁的周奶奶近日收到一包奇特的快递―――刚上大学的孙女寄回来的一大包衣服和7双袜子。
这样“雷人”的事情，在如今的大学里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孩子冷嘲热讽，他们从小在家长的羽翼之下长大，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什么都没有做过，当然也就什么都不会。
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一旦泛滥就会成灾。爱亦如此。不让孩子经历风雨，他们永远不会成熟。社会上越来越多一遇到挫折就走极端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家长溺爱的产物。没有人能够陪孩子一辈子，家长总是为孩子包办一切，最终只会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以“包容”叩开自闭儿童心灵
―――佘宗明在《华西都市报》上撰文指出：15岁的深圳男孩李盟，患自闭症无法自律部分行为，因而被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将他赶出学校，否则会采取“不客气”的手段，他也被迫停学。这已是他第四次被拒入学。孤独与社交障碍，已成恶性循环，吞噬着他简单的愿望。
自闭症患者的心扉闭合着，外界应敲开那道“门”，驱散他们心中的阴霾。特殊教育的完善，是对自闭症儿童的必要保障。而在医学上，“对症”的治愈并非难题。爱因斯坦、莫扎特、乔布斯等，都曾患过自闭症，在外界的包纳与善诱开导下，他们的社交欲也被开掘出来。因而，以充分的包容走进自闭症患者的世界，才能让他们抵达温暖河岸。
复旦“蹭课地图”出炉
―――复旦大学研究生报上出现一张“蹭课地图”，上面罗列了包括复旦本科、研究生在内的25门精品课（公共课），每一门课都注有详尽的推荐理由。地图一经刊出，顿时吸引不少目光。争相转载此图的网友纷纷表示：也想去复旦蹭一蹭课，重温一下校园时光。
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回应：复旦欢迎所有人来蹭课，并决心为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公开做努力。“蹭课地图”的走红，正说明了社会对这种努力的需求。
地图的制作者朱燕妮回应：这份制作精良的地图的真正价值，还是那些课程本身。这一门门的课程，构成了实现大学价值的最基本单位。鼓励学生自由蹭课，就是鼓励他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取知识。
蹭课者回应：上课是一种本分，蹭课是一种境界。
武汉一高校开劳动必修课
―――湖北工业大学近日开起了劳动必修课，学生只有参加校园劳动才会获得相应学分。校方称：眼下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有必要通过劳动课程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
优等生为什么不快乐
―――一名10岁的成绩优异的男孩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格调灰暗的退学申请书，这足以引起我们对孩子心理状态的担忧。此举固然是基于个人挫折和环境逼压，同时也说明他在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和观点之时，吸入了太多的灰色论调和悲观情绪。
因而，这份退学申请书于社会的启示则在于：给学生减负是所有学校共同的任务，对优等生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想让下一代变成看破红尘、牢骚满腹的人，我们应该先从建立积极心态做起，尽量不做负能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业奖；适用对象；审查基准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9月30日
一、最新日本农业奖概况
1、农业奖的主旨。日本农业奖第一次颁布实施要追溯到1971年。从此，每年举办一次，至2013年日本农业奖已经举办了43次。根据日本JA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官网的信息，最新日本农业奖的实施细则于2013年6月1日。
农业奖是为了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改善农业经营理念和农业技术，把对地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农业生产者或中小企业作为先进模范进行表彰。另外，获奖的先进模范及其成果将通过NHK播出，并且通过JA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以此，在加深国民对农业理解的同时，打造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且具有竞争力的日本农业。
2、农业奖的适用对象。农业奖的适用对象主要分为个别经营、集团组织、宣传农业者。而日本农业奖对于个别经营和集团组织又有明确的界定。个别经营包括家庭经营和共同协作经营两种。家庭经营指1户1法人的经营模式，共同协作经营指由若干农户联合组成的农业组合法人有限公司等。共同协作经营包括协作组织、地区务农组织、销售和研究组织三种。协作组织指集团栽培组织、机械及设施利用组织、委托作业组织。地区务农组织指以地区农业振兴和再建为中心且以村落为基本生产集团的村落集团法人，或是指由大集团来担当的委托组织。销售和研究组织指畜牧业组织及园艺组织所组成的生产销售组织，或是指农业研究组织。
个别经营只要在经营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突出且具有地区社会的共荣感就可以申请农业奖；集团组织只要具有改革农业生产的意识和创造力且能够启发其他农业企业就有资格申请农业奖；宣传农业者只要是长期致力于向城市居民宣传农业劳动且把农业劳动成果展示给城市生活者就可以申请农业奖。
二、最新日本农业奖的报名及评定组
1、农业奖的报名。农业奖的申请报名方法也非常特别。无论申请农业奖为自我推荐还是他人推荐，都必须要填写“第43次日本农业奖申请书”。而且在申请书后还必须要附上农业经营记录等资料。他人推荐的情况下，需要申请者本人对于申请书的内容和相关规定必须认可。
2、农业奖的评定组。农业奖的审查分为按照适用对象分为三个评定组，分别是个别经营评定组、集团组织评定组、宣传农业者评定组。个别经营评定组和集团组织评定组的审查分为都道府县审查和全国审查两种。最终，经过都道府县的审查分别评出1个日本农业奖，并且需要把资料送日本农协中央事务局审定。全国的审查分别评出日本农业奖特等奖3个，特别贡献奖1个，优秀奖若干名。另外，宣传农业者评定组只有全国审查一种且需要对申请人进行资料审核和实地审核。最终，经过全国的审查评出日本农业奖特等奖1个，优秀奖2个，鼓励奖1个。
评定委员会的构成也包含了农业生产者评定组、集团组织评定组、宣传农业者评定组。农业生产者评定组和集团组织评定组的委员长都是由主办方指定的，而委员为都道府县5人（包括都道府县厅及学者3人、NHK地方广播局1人、都道府县农协中央会1人），中央11人（学者7人、消费者代表1人、NHK2人、全国农协中央会1人）。宣传农业者评定组是由8人（学者2人、消费者代表4人、NHK1人、全国农协中央会1人）所组成的，并且其中要推举出委员长1名。
三、最新日本农业奖审查基准及表彰
1、农业奖的审查基准。关于农业奖的审查基准，个别经营和集团组织采用一套基准，宣传农业者采用一套标准。
个别经营和集团组织所采用的基准总共有七条：一是灵活利用当地优势产业进行安稳的生产经营；二是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在全球化的视角下，要具有计划性和展望性，并且要有强烈的改良农业生产方式及技术的强烈欲望；三是准确把握市场动向，进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四是农业生产技术要有科学基础，而且要具有高水准和实用性；五是生产及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六是通过农业使地区社会的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
宣传农业者的审查标准有三条：一是对食与农的关系有深刻了解，并通过社会活动把食与农相关的活动进行推广；二是所宣传的食与农的相关活动要为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突出贡献；三是长期致力于具有发展性和将来性的农业生产。
2、农业奖的表彰。农业奖审查的结果，将直接通知本人以及在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公示。最终的农业奖表彰将分为都道府县的表彰和中央的表彰两种形式。
都道府县的表彰将针对个别经营1个、集团组织奖1个进行表彰。农业奖的表彰是将作为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会长奖和主办地的日本放送协会地方放送局局长奖的证书及奖励授予获奖者。
中央的表彰共授予个别经营组、集团组织组、宣传农业组共计7个日本农业特等奖，并且将作为日本放送协会会长奖、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会长奖、农林水产省大臣奖的证书及奖励授予获奖者。另外，共授予日本农业特别奖、优秀奖、鼓励奖若干，并且将作为日本放送协会会长奖、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会长奖的证书及奖励授予获奖者。
另外，如果农业奖获奖者符合全部获奖基准且获奖者配偶的贡献度高，就可以夫妻联名进行表彰。但这种情况只限于与农林水产活动有关的农林水产省大臣奖。获奖者还要签署家庭经营协定书，而且推荐书等材料上要保证配偶的工作分担量达到50%。
主要参考文献：
[1]JA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关于第43次日本农业奖实施要领[EB/OL].http：//www.zenchu-ja.or.jp/food/
prize.
[2]瞿振元，大多和严.中日农村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联名申请书范文第10篇
“婚姻不仅是个人的爱情故事,也是最严格的社会和经济契约。”这是美国最新畅销书《定终身》中对婚姻的一句经典解读。在过去的40年里,从欧美开始,世界各国陆续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离婚高潮。很多国家都有意无意地在给离婚增加难度,让人们更慎重地对待婚姻。但效果并不明显。
东西有别,离婚率潮涨潮落
随着人们对婚姻质量、感情需求的上升,以前“凑合着过”的想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弃。特别是近些年,在东方国家,因为一些看上去并不大的家庭矛盾引发的离婚冲动明显增多,有人形容这样的“气头上离婚”就像因小疮而做了一个没必要的切除大手术一样。
韩国年轻夫妇离婚增多
韩国的离婚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居第二位。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婚离婚”(结婚4年内离婚)的夫妇占所有离婚夫妇的比重从2004年的25.2%上升为2009年的28.4%。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如果过不到一起,不如趁没有孩子的时候离婚。首尔家庭法院调解院长李南玉称,离婚相对容易是30多岁年轻夫妇离婚率高的最大原因。他说,离婚如同证券投资,投入不多时更容易“撤资”。有分析认为,40岁以上的韩国夫妻相对保守,重视面子,尽量避免离婚。而30多岁的年轻人更开放,更重视个人幸福,但也更容易冲动。
中国大城市离婚率超30%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逐渐过渡到无责离婚时代。目前,中国几个大城市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30%。不过上海社会学者张结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离婚率还不高,很多人,特别是婚姻质量并不高的40多岁的女性不敢离婚,原因是担心难以再次组建家庭。相反,欧美社会,同样的女性可选择的余地就多一些。有关调查显示,中国“80后”对婚姻的态度相对传统的婚姻观改变并不大。
欧洲离婚率轻微下降
实际上,当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离婚率在提高时,欧洲的离婚率已经在高位出现了轻微的下降。以德国为例,2008年有19.19万对夫妻离婚,比2004年少了2.2万对。德国一位婚姻法专家认为,人们有离婚的权利,但不能滥用这种权利。任何时候,离婚者都应首先考虑对老人、孩子、家庭、社会的义务承诺。事实上,由于轻率离婚而带来的单亲家庭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美国离婚率跌至最低点
美国的离婚率居全球第一,几乎每两对美国夫妇就有一对以离婚收场。但和人们的感觉不一致的是,据美联社统计,过去20多年,美国人的离婚率持续走低,目前已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人离婚率走低的背后,有诸多社会因素。一些崇尚传统家庭价值观念的组织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人对高离婚率的反感。美国“关注家庭组织”的家庭政策专家格伦・斯坦顿说:“如今,许多年轻人就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家庭剧变时期,他们看到了父母的离婚,现在,他们宁愿同居也不随意弄脏圣洁的婚姻地毯。”
保卫婚姻,政府争相出奇招
为了应对高离婚率,很多国家也在想对策。从政府的婚姻法律到社会的心理疏导,各国想了不少招。
韩国强制实施“离婚熟虑制”
韩国政府自2007年8月起建议实施、2008年6月起强制实施的“离婚熟虑制”,对减少年轻人离婚起到了一些作用。该制度规定,夫妇要求协议离婚时,法院不予立刻办理,而是给予一定时间要求夫妇两人“重新思考离婚要求”,一般有子女的家庭是3个月,无子女的家庭是1个月。经过这段“深思熟虑”后,法院再予审议办理。韩国蔚山地方法院称,2006年向该院申请离婚者中有84%最终离婚,而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62%。韩国仁川市还推行家事商谈制。当地法院选出一批家事商谈委员,包括职业咨询师、教师、宗教人士等,与要求离婚的夫妇见面,倾听他们的烦恼,协助他们找到离婚以外的解决办法,或帮助确实要离婚的夫妻处理好子女养育等现实问题。
日本准备延后法定结婚年龄
日本把离过一次婚的人称为被打了一次“叉”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离婚在日本人的传统思想中还被看成是“不好的”事情,但日本的高离婚率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1月公布了一组惊人数据:2009年日本平均每天有693对夫妇离婚,约每2分钟就有一对夫妇成为路人。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女性16岁为结婚年龄,但执政后有意让法务省把法定女性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东京的一位女性公司职员表示,此举是为了保证女性心理更成熟,客观上也能起到稳定婚姻的效果。在日本,还有“心灵医生”等心理咨询网站推出收费的“离婚防止计划”服务。
印度提交申请半年后才准离
按照印度教的传统,婚姻在印度是一种“不可撤销的、纯粹的和宗教的关系”。基于印度的文化和社会伦理背景,印度曾是世界上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过去4年,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离婚率还是增加了一倍。为了帮助那些准备分手的夫妻挽救婚姻,孟买的一家旅游公司去年还推出“离婚游”。闹离婚的夫妻可以花上700多美元,在婚姻顾问的专程陪伴下外出旅游,重新找回感觉。在法律层面,印度法律规定,在向法庭提供已分居1年的证明后,申请书将被接受。或者是能证明配偶之间已经7年没有接触,法院将会判决离婚。法院在接受夫妻联名递交的离婚申请书后,给夫妻6个月的时间重新考虑离婚的决定。如果在重新考虑期内没有撤回申请书,法院才判决离婚。
美国耗资两亿推“健康婚姻”
在美国,离婚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据统计,美国人办理离婚一般要花一年,所需法律费用平均为1.5万至2万美元。在加州,从申请离婚到拿到离婚裁决书,至少要6个月。在过去5年,美国政府还出资两亿多美元推行“健康婚姻”计划。新罕布什尔州“儿童与家庭服务计划”的工作人员比尔・绍塞说:“人们对学着如何维持婚姻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们在选择离婚前,宁愿去参加婚姻咨询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