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9:02:07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无意对小说中“阐述”的生态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理论进行评说，仅就从文学的角度，结合《狼图腾》文本内容，从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主题先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创作倾向，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为完成政治任务或为紧跟政治形势，作家们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出发，带着预先考虑成熟的政治“主题”找对应的“生活素材”，或者干脆闭门造车，所写出的作品都是对政治的图解。这种先验论指导下的概念化、公式化文学创作充斥文坛，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笔者对作家姜戎先生的个人情况了解甚少，在小说落款处，发现文本从构思到写作用了长达33年时间，按照一般创作常规，作家有11年草原生活基础，创作一部50余万言的反映草原生活的小说，何至于用33年之久?可以推想，作者在三十多年的构思中，陷入了双重思考。一是以狼为精神原点的文学思考，即对11年草原生活特别是有关狼的故事的回忆与组织，这些都是作家亲身经历或亲耳听到的故事，组织起来难度并不大，按一般的写作速度，用2～3年时间足可。然而，另一种思考可能长时期困扰作者的大脑，这就是学术思考，文化思考，有关以“狼图腾”为精神原点的生态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丰富营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有关文化学方面的学科研究尚不成熟，不具备作者文化思考的充分条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生态学、人类文化学等有关学科才逐步引起学人重视，到本世纪初，基本形成完整体系。可以说，作者在构思文本过程中，以“狼图腾”为精神原点的有关生态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思考框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的，并在1997年至2003年七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知识而逐渐成熟完善起来的。以上分析可知，在《狼图腾》文本中，同时出现了两个框架，一个是以狼为中心的草原生活的文学创作框架，一个是以“狼图腾”为精神原点的理性思考框架。前一个是文学性质的框架，后一个是学术性质的框架。在这两个框架中，作者以哪个为主呢?显然以后者为主，学术框架为主体框架，文学框架为附属框架，在文本中，所有的文学方法都成了作者理性思考的佐证。这些“佐证”越是生动刺激，越能显示作者的理性思考坚实厚重。它主要是经过三种方式完成的。
人物的对话。这是体现作者理性思考的主要方式，在文本中，有关理性思考的内容，大概占据了文本文字量的二分之一，在理性思考的文字中，通过人物对话完成的又占据三分之二。试看下段文字：
老人瞪着陈阵，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着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草虽是命大，可草的命最薄最苦，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践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得连花都开不开、菜籽都不打开来啊。在草原，要说可怜就数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机还厉害。黄羊群没命地啃草场就不是‘杀生’?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部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不仅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①
毕利格能够站在“大命”的高度认识草原生态，这不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说的话，更不像原始生活状态下一个牧民说的话，分明是借毕利格老人之“微言”，阐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作者自己忧患意识之“大义”。类似的对话，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如果说“小说”尾声之前在阐发理性思考时，还顾及到小说故事性之特点的话，到了结尾处的“理性挖掘”部分，作者完全抛开了小说创作的羁绊，人物的对话形式只不过成为西式套装上一朵可有可无的胸花。皇皇四万余言的对话，稍加改动就是一篇关于图腾文化的学术论文。
内心独白。内心独白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主人公自己对自己一种坦诚的交代，是作家挖掘人物最深层奥秘的一种有效手段。它以人物心理活动的形式与人物外在活动情节相辅相成，使得人物的心灵诉求文本意蕴表白得以内化和深化。然而，在《狼图腾》文本中，作者却把内心独白变成了作者自己理性思考的一种手段。即在人物对话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书中唯一有资格进行这种心理活动的陈阵的内心告白，使作家的理性思考进一步“深化”和“升华”。
情节描述。平心而论，《狼图腾》确实有几个反映草原生活的精彩场面。如狼群对黄羊的围歼战，群狼对军马的绞杀战，人狗对群狼的决战以及陈阵与小狼相处的一段难忘的日子。这几个情节是文本中最精彩的部分，可惜这么好的故事情节无一不是为作者的文化理念服务的，包括每一个场面的细节都成了表达作者文化理念的形象佐证。请看：
绵羊低等而愚昧，当狼咬翻那只大羊的时候，立即引起周围几十只羊的惊慌，四处奔逃。但不一会儿，羊群就恢复平静，甚至有几只绵羊还傻乎乎战战兢兢地跺着蹄子，凑到狼跟前去看狼吃羊，像是抗议又像是看热闹。那几只羊一声不吭地看着热闹，接着又有十几只羊跺着蹄子去围观。最后上百只绵羊，竟然把狼和血羊围成一个三米直径的密集圈子，前挤后拥，伸长脖子看个过瘾。那副嘴脸仿佛是说“狼咬你，关我什么事!”或是说“你死了，我就死不了了。”羊群恐惧而幸灾乐祸，没有一只绵羊敢去顶狼。②
这个画面描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群羊围成一个三米直径的圈子观看狼吃羊，第一，羊敢吗?第二，狼允许吗?根据书中描写，狼在吃食时，是不允许其他生类靠近的。而羊群竟然围成一个三米直径的圈子，狼和被吃的羊至少就要占一米。也就是说，内圈的看羊距离狼顶多一米。这是什么样的羊啊?显然不符合生活实际。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关键处是描写了一个羊观看狼吃羊的场面，稍微有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对鲁迅笔下中国看客观赏日本人杀中国人场面的抄袭。字面上写的是狼和羊，明眼人一看这是在写人，写“狼”民族对“羊”民族屠杀时，中国人所表现出的麻木。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摹仿，这不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吗?读者是不会买账的。
《狼图腾》的作者在创作文本过程中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该书不是作者“对自身生活体验的直接对象化”，而是拿着成熟的理性思考，先入为主地在现实生活中找佐证。活生生的生活素材，在生硬武断的理性思考的屠刀下，成了被残酷宰杀割裂的羔羊碎片。大段大段的理性阐述，真的变成了吞噬文学生命活力的“狼图腾”。第二，该书不是“以感性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人生经验”。“小说一般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艺术建构，而故事不是别的，正是生活的载体，是人生的展开形式”，③文本中虽然不乏鲜活的草原生活场景，但却被更多的理性说教掩埋了，使读者搞不清作者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论文，或者是小说式论文?论文式小说?有人说这是创新，创新应该有度数，离开了度，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笔者读《狼图腾》后，不由联想到“”时期“主题先行”的创作思想，可以说，该文本是“主题先行”式的现代版“学术图解”小说。
学者常年沉陷于枯燥的理性思维王国，想走出“围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客串小说创作不是不可以，但学者的思维方法和习惯与小说家是不一样的。把握不好，把惯性思维带到小说创作中，写出的东西难免变异成不伦不类的“四不像”。《狼图腾》或许能给“学者型作家”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 释：
①②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胡山林：《文学与人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为河南省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主任)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虽然金刚狼的战斗指数超强，可是导演还是专门为他辟出一节——在日本超级企业家的庭院内，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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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剑道
虽然金刚狼的战斗指数超强，可是导演还是专门为他辟出一节——在日本超级企业家的庭院内，驻足欣赏企业家之子的剑道训练，镜头全方位展示了剑道训练场里的各种细节。在训练结束后导演显然借助了金刚狼之口，夸赞了企业家的儿子武功很厉害。 吃饭礼仪
两人进食期间，金刚狼第一次将筷子插在饭碗里，麻里子瞬间纠正他，表示这样插是很晦气的，可随后金刚狼再次下意识地把筷子插在碗里。 银武士与忍者
既然到了日本，金刚狼的对手显然会是忍者与武士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吸引观众的可能不是金刚狼的爪子，而是真理子的前男友，他第一次现身，便是潜伏在葬礼所在的庙宇屋脊，身背弓箭，用冷兵器对敌，最后，也是他率领一票忍者万箭齐发，制住强大的金刚狼。当然，最终与金刚狼对敌的是一个高达13呎的银武士机器人，它的关节可翻转，完全是武士装束，而它的整体动作则完全秉承着日本的武士风格。 日本葬礼
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丧葬礼仪的国家，传统丧葬礼仪至今流行，所以当故事发展到曾被金刚狼救下的超级企业家离世后，电影再次花费笔墨设计葬礼现场的劫杀情节，镜头所致，日本葬礼的风貌粗略记录，包括祭坛、亲人的和服穿戴、僧人引道等等。 和服传情
在麻里子和金刚狼一路从东京乘新干线到达长崎老家后，两人感情升温，在传统日式小房间内，金刚狼换上一件和服，可是，导演再次展示了他的困惑，和服到底要怎么系上啊！于是，麻里子小姐亲身上前，为金刚狼系上和服的腰带，这一亲昵举动自然为两人更进一步的关系做了铺垫。 两位日本女伴
率先出场的朋克女雪绪一头红发，整个眉眼都酷似在美国时尚圈一度走红的日英德三国混血模特戴文青木，完全是以西方人的审美角度选出的，而另一名与金刚狼产生感情的日本女生麻里子在电影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典型日本森女造型亮相，而这两人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在东京街头你会常常看到，精心修饰的和服女子与涉谷辣妹，毫无违和。 冰村
这是电影里最后决斗的场景，此前电影已经展示了华丽的武道院，包括它的庭园造景、鲤鱼池，最后出现的“冰村”，是美术设计奥杜依在日本长野的三个山村取材后，参考了山村里惊喜的建筑，在澳洲重建的场景。哦，忘了说，即便是之前大家看到的那个豪华的武道院，它也是在摄影棚里打造出来的。 情人酒店
在金刚狼带着麻里子逃亡的过程里，金刚狼慌不择路地钻进街边酒店，麻里子显得不太自然地提醒他，这是情人酒店。说但凡去日本旅游的人，可能都会想去见识一下东京的情人酒店。电影提供了一个细节，金刚狼最初向店老板要求开两间房，但店老板不同意。记者曾在几年前去东京采访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店主坚持不肯给我们一行4人开设一间房，他表示，酒店规定只能两人一间房。 休·杰克曼谈日本
“对不论是影迷，或是从未看过前作的观众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背景设定。我去过日本10或者11次。我一直都觉得这国家很有趣。人民很好，而文化既丰富又多样化；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是与外隔绝的。直到近代这国家才成为世界的一分子，所以它仍保留了很独特的感觉。” 导演詹姆斯·曼高德谈日本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教学；动物成语；教学
成语是传承我们国家灿烂语言文化的重要工具，具有结构稳定、内涵丰富、数量庞大等特点。成语教学能够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成语教学对提高对外汉语整体教学水平是有利且必要的。有鉴于此，深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研究，掌握正确的成语教学规律，对提高对外汉语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动物成语在成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成语的普遍特点。因此本文重点探讨成语中动物成语教学的部分。
一、动物成语使用的偏误
通过调查得知，留学生在使用动物成语时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偏误
1.不理解动物成语的语义造成的偏误
有些动物成语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相同，留学生学习和使用这样的成语非常自如。但是有很多动物成语的字面义与实际意义不一样，这样就给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难度，学生在使用成语过程中容易造成偏误。例如成语“守株待兔”，学过此成语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是“比喻企图不经过努力就想获得成功”，而没有学过此成语的学生则从字面义理解为“坐在树边等兔子”。
2.不理解动物成语的感彩造成的偏误
由于不理解动物成语的感彩造成的偏误很多，例如：①珍妮非常喜欢收集邮票，就像叶公好龙一样。②战士们都很年轻，各个如狼似虎，很快就把任务完成了。①中的“叶公好龙”是形容只是口头上的爱好，而不是真正的爱好，表贬义。在这句话中，珍妮是真正将收集邮票作为爱好，所以这个成语与句意不符。②中的“如狼似虎”也是一个贬义词，表示像虎狼一样凶残，这里应该用“生龙活虎”。
二、教学策略
成语来源复杂，用法多样，教学策略也是多种多样。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将成语的语义讲清楚，让学生明白成语的具体语义和用法，这样学生才能真正使用好成语。
1.判断动物成语的感彩
教授动物成语的第一步就是让学生能够判断这个动物成语的感彩，是褒义词、中性词、贬义词。表示贬义的动物成语，如“胆小如鼠”、“画虎类犬”、“虾兵蟹将”等；表褒义的动物成语如，“一马当先”、“鹤立鸡群”、“沉鱼落雁”等。
2.将动物成语分类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动物成语细致分类，使学生在应用时可以更加准确。
（1）按照成语表达的意思分类，可以分为情状类，“狼狈不堪”、“胆小如鼠”、“多如牛毛”等；品行类，如“攀龙附凤”、“狼狈为奸”、“鸡鸣狗盗”等；状貌类，“沉鱼落雁”、“牛头马面”、“尖嘴猴腮”等；行为类，如“鞍前马后”、“雁过拔毛”、“杀鸡取卵”、“顺手牵羊”等；处境类，如“虎落平阳”、“羊入虎口”、“釜中游鱼”等等许多类别。
（2）按照不同的动物形象分类，如含有马的成语“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到成功”等；含有狗的成语“狗仗人势”、“鸡犬升天”、“狗尾续貂”等；含有虎的成语“虎虎生威”、“如虎添翼”、“调虎离山”；含有蛇的成语“蛇蝎心肠”、“画蛇添足”、“杯弓蛇影”等。
不同的动物形象在汉语中体现不同的文化含义，古代中国崇尚龙，所以含有龙的成语大多表达褒义，含有狐狸、猪、狗、鼠、蛇、狼等动物形象的成语多数表达贬义。通过对动物种类及其形象所蕴含的不同文化意义的研究，可以推出动物成语的语义色彩。
出于分类的习惯和目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分类方式进行讲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不同成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于初级的学生，进行联想教学，采用以旧带新法，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新学的成语；而对于中高级的学生，注意教授类似成语的细微区别，运用近义词或者反义词的关系，将成语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从而加强学生学习动物成语的效果。
（3）讲授动物成语的教学方法。成语是文化的载体，语义丰富。不同的教学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成语，结构简单、语义直接的成语可以用直接法讲解，直接讲清楚成语的语义，学生就能够理解。对于格式固定的成语可以采用认知法进行讲授，如“倚马可待”，通过语素分析法可以知道，这个成语表达的是靠着战马，立刻写完书稿，形容一个人文章写得快。留学生学习成语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自如运用成语进行写作或交流，语境法正好为留学生提供了这一契机。
综上所述，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可以从成语蕴含的不同文化涵义来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将成语按照一定方式进行分类，并对成语的出处、语体色彩、感彩、意义、搭配、功能等详细讲解，这样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成语。
参考文献：
[1]王美玲.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2]冯艳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初探[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8
[3]赵珏.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动物成语教学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在“五月风暴”中，结构主义者并不支持学生，法国的国家机器只是表面上受到了冲击。这时学生运动开始批判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革命失败后，学者们无奈地把他们的精力转向拆解深层的学术思想。他们从资本主义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入手，破坏瓦解其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解构主义始于对“中心”的质疑。
二、结构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
中国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八股文最初只是议论文的格式之一，作为一种格式本身并无好坏之说。但作为科举考试的文体，它每段格式固定，字数固定，重形式轻内容。由于不适合考试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在我国被废止了。目前，以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为例，写作文时题目的要求里已经写好了题纲。现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有固定的格式要求，学生必须遵守。
三、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
解构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德里达通过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结构本身的反感。内容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二元对立、延异、替补、互文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内容所表达的意义，才能很好地理解解构主义。
（一）反逻各斯中心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过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Physis”与“Logos”的原始意义同一。从柏拉图那里它们二者之间发生了变化。形而上学创立后，Logos便被西方人强行曲解为“逻辑陈述”。由于德里达是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人，因此他也反对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二）反二元对立
强调等级的二元对立是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大特点。传统观点认为，二元对立是两个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对立项。比如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勇敢与胆怯、聪慧与奸佞等。在每一对立项中，前者往往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在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在小说《狼图腾》中，作者写到狼袭击羊群是，人们是如何痛恨狼的所作所为、如何与狼斗争的。狼与羊是一对非常鲜明的二元对立的例子。狼吃羊的同时还吃鼠。狼和鼠这个二元对立的例子不明显，容易被人忽视。人类为了保护羊，打破了这种平衡。人与狼的对立通过羊而突显出来。人虽然在动物面前是统治者，但在自然面前呢？狼少鼠患现。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由于自己的无知，灭狼的同时也害了己。作者又描述了人把狼皮小心地剥下，做成狼皮桶子，高高地挂在杆子上。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文化。人类认为这是对狼的尊敬，认它更接近于青天，早日轮回。但对于狼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死亡之举。作者尊重当地的文化，但更想表达的是人与动物之间要和谐相处的本意。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由于对立项之间同时又是循环的关系，因此对立项的概念就显得模糊。德里达的观点是，对立项之间可以存在一些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并且，对立项之间还可以相互包容、相互渗透。
（三）延异
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例如，我们只发出了某个事物的名称的发音或书写出其文字，人们就可以反映出这种事物在头脑中的概念。差异是延异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德里达在《文字学》中得出结论：任意性让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排除象征符号间的等级秩序和天然隶属关系[3]。
（四）替补
德里达的“替补”源于卢梭“补充”的说法。德里达指出，由于言语的本身并不完整，所以言语需要文字的补充，言语本身也是一种替代。我们可以通过小孩子的表现来说明问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很快便意识到使用言语可以弥补他们在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比如力量小、动作不准确等。
（五）互文性
互文性，法国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最先提出这一概念：“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德里达认为：随着某一篇作品的完成，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不同的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作者的作用是通过他们的笔使文本得以继续。所以，对于同一文本不同解读的情况也就出现了。互文性不仅体现为语言的互文，更体现为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主持人白岩松在一个谈话节目中提到观看电影《1942》的感想。他认为在这部电影中他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精神。他看到了中国人的隐忍、执着、责任，对于家乡的认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感知也是一种互文。导演运用电影的手法和语言，向人们传达他想表达的信息。只不过导演所运用的符号是通过摄像机而产生的运动图像和各种场景及相关语言。再继续推断，图像（可包括人们的衣着、神态）、场景（可包括建筑风格、颜色的运用）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和认可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电影的内涵。
四、结语
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体现。任何理论都有它优势和劣势的一面，我们只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地加以研究和运用就可以了。在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把它放在高高在上的理论层面加以仰视。我们可以与其他学者一同努力地去理解、阐述并发展它，使理论回归现实，为现实生活服务。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 影视传播 探析
一、问题的缘起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通俗易懂、极具趣味等特点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电影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播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传播上无形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民族题材类影视作品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展示本国国家形象、传播本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电影一贯存在的形式是独立的“类型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影相比其他类型的媒介在全球化这一语境下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受众的传播中表现为语言上、风俗上、思维上、价值观上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其实都是来源于跨文化传播的特性所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在观看民族类影作品时，他们对于电影中呈现的文化与现象的认知和兴趣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有时会大打折扣，其认知和电影原本呈现的意境南辕北辙。这就说明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文化折扣”现象。
学者希尔曼・埃格伯特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指的是“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他提出文化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应得到更多关注。[1]在普通经济学中，文化折扣指的是在确定娱乐产品的经济价值时所要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在解释美国主导世界电视节目贸易市场时提出：一个节目是根植于本地文化背景的，其对于当地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受众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而这一节目对于国外受众的传播的影响力就会有所不同，由于观众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生活习惯、国家制度等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并不会认同这一节目，这种现象就是文化折扣。[2]同年“文化折扣”这一概念在他们发表的文章《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里得到了首次探析。此外，他们还将概念加以量化，得出一个经济学公式：文化折扣=（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进口价值）/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3]
二、文化折扣民族文化影视作品传播中的具体表现
其实中国的电影业起步并不算晚，从1913 年中国第一部古装电影《庄子试妻》到1927 年古装片《西厢记》、1936 年的《天伦》（后改名为《中国之歌》在美国放映），这些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对当地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大大的满足了外国受众对不同于本国文化、生活习惯的好奇心理和求知欲望。
2002年，影片《英雄》在海外（北美）的票房达到5800万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与突破。然而，中国电影在制作和技术上的劣势和文化差异使得其能够进入海外院线放映的影片数量很少，获得的票房也与其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为了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国外对于中国影片的排片量也并不多。
近年来，电影业的竞争日渐激烈，以独立的“类型片”形式的中国民族文化影视在海外放映的反响更是一落千丈。如《泰濉饭内票房为人民币12亿元，国外（北美）票房仅有57387美元；《致青春》国内票房为人民币7亿元，国外票房仅有9900美元；2014年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的影片《归来》的内地票房有2.33亿人民币，海外票房也只有37万美元。
电影《狼图腾》于2015年2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同年9月11日在美国上映。作为一部还未开拍就受到极大关注的电影，《狼图腾》将蒙古族文化带向了世界。但是，从在各国上映的票房和观众的口碑来看，《狼图腾》这部电影遇到了与姜戎小说《狼图腾》在国内发行时相似的处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给予的反馈存在很大的不同。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的一部讲述蒙古人民、蒙古狼和北京知青的故事。虽然影片将重点放在了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上，这与原小说着重表现蒙古文化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在蒙古草原拍摄，以蒙古文化为载体的电影，《狼图腾》可以被定位为一部新世纪少数民族的文化影视作品。
与以前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仅仅在国内进行传播不同，《狼图腾》走上了全球化的市场，其在中国上映后，先后在法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上映。 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狼图腾》得到的反馈也不一样。本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数据来研究电影《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
根据美国票房网站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狼图腾》在中国从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110460000美元；在法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8811832美元；在美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210591美元。
根据文化折扣的公式，可以算出《狼图腾》在法国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8811832）/110460000=0.92。在美国传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210591）/110460000=0.998。由此可以看出，《狼图腾》在法美两国的传播都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并且在美国传播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分析
学界目前关于《狼图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小说版本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其英译本的研究，王萨日娜研究了《狼图腾》小说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程度，但并未提及造成这些接受程度差异的原因，但仍可从中借鉴到一些差异化的表现，比如文字互译的语意变化和文化习惯的接受差异等。王素亚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提到了导致文化折扣产生的两个原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明认为文化折扣是指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本文在分析电影《狼图腾》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时，综合了文化和理论的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导演文化圈的不同导致文化折扣程度的不同
《狼图腾》为中法合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曾荣获多项最佳导演奖的奖项，其之前所拍的电影在法国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馈。此次拍摄《狼图腾》，尽管剧本讲述的是中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作为一名法国籍导演，在叙事风格和影片表达上面，还是有贴合法国受众习惯的痕迹。导演在法国的良好口碑加上影片表达方式的近法国化，使得《狼图腾》在法国受众中获得了较好的反馈。这也使得影片在法国的文化折扣相对少于在美国的文化折扣。
据法国电影资料网站Allociné显示，《狼图腾》在法国公映后的两天，媒体评分3.4分，观众评分3.7分，以评分机制为满分5分来看，《狼图腾》在法国获得的综合分数相当于在豆瓣上的7.3分。能在眼光严苛的法国观众面前取得这个成绩，说明《狼图腾》背后蕴含的意义为国外受众认可，也说明这部影片确实值回票价。该网站下的评分显示，在44位评分人中，有43%（19个人）的人给了4颗星，16%的人给了5星。只有5%的人给了不到一星。[4]
（二）电影时长限制导致文化叙事的不深入和不完整，产生文化折扣
小说《狼图腾》在海外传播的主要限制为语言的不互通，电影在语言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弊端。但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近2小时的电影根本无法做到小说表达的细致和全面，对于熟悉电影文本故事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对于不熟悉电影故事的受众，尤其是对于处于不同文化生活下的国外受众，短时间内的精简叙事容易造成其理解的片面性。
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历程中，首先取得成功的便是李小龙的功夫片，成功的原因除了中国功夫对国外受众本身的吸引力以外，另外一个因素便是功夫片没有多少习俗和民族文化习惯的情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外受众接受和理解功夫片所讲述的内容。而《狼图腾》这部影片虽然重点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对蒙古族文化和狼文化的讲述，比如“图腾”、“腾格里”等，这种植根于民族深处的文化是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理解的，短短的一部电影是无法表现其内涵的。
（三）文化差异导致受众的多样性解码，提高了文化折扣
思维方式是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维方式也是引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主导因素。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天为0。
其中积极的评价大多关注在影片的自然风景层面，如“《狼图腾》电影中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激动的自然场景”、“景观和精心训练的狼才是真正的明星。”
文化传播规律表明，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必然会形成某种压力和霸权，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像电影《狼图腾》这类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产生文化折扣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为了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不能固步自封，应该走出去，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文化折扣最小化的策略和措施。
据2015年全球电影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在2015年383亿的全球总票房收入中北美票房收入高达111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外票房收入虽然有68亿美元，但和北美的票房相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除了经济、军事之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而作为一个民族传播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影视文化产品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本国文化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打造中国友善、团结的民族亲和力和向心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理应成为我们不断前行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薛华：《中美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
[2]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传媒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3]王素娅：《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4]http：//www.allocine.fr/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议论文；理性思维；清晰；规范；片段写作
学生写不好议论文，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理性思维训练，导致写出的议论文存在“不说理，不讲理，讲理却不在理，说理却不合理”的问题。而理性思维训练，关键在于论证过程的清晰、理性、规范。因此，议论文教学应该“回到理性思维原点”，才能有效解决学生写作议论文之惑。
以2011、2012年江西卷语言综合运用题的样式为例。该题型的特点是紧扣教材、读写结合，提出了若干语言表达和写作方法的具体要求，为一线作文教学提供了读写训练的范本。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片段式议论文写作训练模式。
一、读写迁移训练
新教材的模块教学以某项能力为编写目标，有效整合读与写资源，强调阅读文章的典范性、技法的可学性。在教学中，教师要巧妙挖掘教材的读写资源，让学生活学活用。
如由《劝学》《拿来主义》的典型论证方法迁移的一道题目：“中国狼爸”的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严厉体罚。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被北大录取。请你就此事发表评论。要求：观点鲜明，必须使用对比、因果分析、比喻论证。200～300字。
例文：“中国狼爸”通过棍棒式教育将子女培养成为卓越的人，然而在看似成效不小的情况下，其教育方式有点不近人情。（观点）父母为孩子好固然可以理解，但用体罚来逼迫孩子学习，很容易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并可能造成心理阴影。（原因一）如果父母采取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把孩子培养成一株“向日葵”，永远追随知识的“太阳”，岂不是殊途同归？（对比与比喻论证）不打不成材的教育实在应该摒弃了，不然和谐的家庭氛围如何营造？（原因二）孩子整天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屁股随时有挨板子的危险，何以健康快乐地成长？（原因三）
二、时事素材生成训练
这是常规训练方式，属“一事一议”时评文写作。学生要围绕时事素材所提及的现象有针对地论证，这样可以防止学生信马由缰，东拼西凑，也可以检验其表达的严谨性、思维的严密性，并“注重同一材料的发散训练”。
例题：今年时值杜甫诞辰1300周年，杜甫从课本上马不停蹄地跑向网络。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这被网民戏称为“杜甫很忙”。要求：就此事发表你的看法，观点鲜明，必须使用例证。200～300字。
例文： 杜甫如此“穿越”令人啼笑皆非，让人无法还原其真实形象，更无法理解其精神内核，尤其对于青少年正确认知杜甫形象产生误导。（观点）《步步惊心》《宫》让雍正“应接不暇”。两剧把人们心目中威严、神武的皇帝演成了一个情种，如果青少年借此了解历史，得到的只是扭曲的戏说历史。（例证一）表现历史人物，是要有现代眼光，但要少点歪曲，多点回归。（总结）
三、围绕某观点论证或驳论训练
学生写议论文往往只摆出事实，却不清楚论点与论据的内在关系，不知道怎样讲理和讲什么理。这样的训练可以增强论据与观点的吻合意识，防止论点加材料的简单化，提高学生整合各种论据的能力。
例题：对于“杜甫很忙”系列涂鸦画，有人认为这不仅不尊重历史名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请你反驳这一观点，并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求：先破后立，有事例论据、事理论据。
例文：对于此惊天之论，我并不觉然。我们是要尊重文化名人，可是尊重的应是其“神”而非其“形”。涂鸦根本达不到亵渎文化名人的地步。它只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驳斥――破）法国画家杜尚曾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印刷品上用铅笔画上了胡子，从而使这幅画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幅画不也流传至今？涂鸦杜甫的性质不也与此相同？（立论――事例论证）涂鸦者只是改变其“形”，无损其精神内核，更无法颠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歌成就，这样有何不可呢？（引用论证、总结）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狼图腾》 文化差异 中国特色 英译策略
引言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亦是如此。姜戎先生的著作《狼图腾》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取得了巨大反响。该部著作有幸经由葛浩文先生的翻译，保存了大量的内蒙民族的鲜明特色，并对我国那一特殊时期的故事进行改写，尽可能地传播了中国特色文学，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文将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入手，分析其特色的翻译策略。
一、《狼图腾》的英译策略
1.英译的文化差异。半自传体小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先生，30多年前作为北京知青曾到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11年，该部著作被描绘为“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小说酝酿于上个世纪的特殊背景下，极具中国特色，然而这一深层次的、隐晦的文化同样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在文学翻译、文化传播过程中，要研究如何将这类因素融于新的语言文化中，将内蒙草原的狼文化，形势下人们的行为和生活解释清楚，加深外邦对中国的理解。译者扮演着文学间的斡旋角色，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对文学进行再创造。《狼图腾》译者葛浩文先生曾引用一句意大利的谚语“翻译即背叛”来评价翻译。翻译的性质就是对文学作品的改写，任何一门语言进入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必定会被改变。葛浩文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除了对原著孜孜不倦的钻研外，葛浩文先生还专门找到内蒙古大学的学生，共同翻译解释书中众多的蒙语词。
2.英译的方式特色。经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2007 年摘得了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的桂冠。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为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著进行大量改写，其目的是增强小说的故事性和流畅度。英语读者偏爱简短且叙事性强的文学作品，这种改写体现了多元文化系统间，为了渗入外邦文化过程中所做出的妥协，西方主流文化对于东方文学边缘化倾向依旧，这种改写也是完全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方式，并且征得了原作者姜戎的同意。其次，小说中大量的评论文字也被删减，这部分包含了大量了作者观察到的事实和分析实质，增强了小说的哲理和内涵，有利于读者从当事人角度加深思考。葛教授改写的原因，一是其中大量历史、文学作品难以用用英语表达;二是美国读者更倾向于短片故事。葛教授的改写让《狼图腾》的以一种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去。
二、《狼图腾》英译考量
1.对特殊文化进行曾译。
原文：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噶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的颤抖起来。
译文：After pulling on his felt boots and but-toning up his Mongol robe，his deel，he ran out of the yurt on shaky legs，flashlight and herding club in hand.
皮袍是一种蒙古特色羊皮制长袍，当地人用以抵御冬季严寒，蒙语中“德勒”就是皮袍的意思，很有民族特色。为突出中国文化、蒙古文化特色，作者在此对原文进行曾译，将皮袍译为“deel”，并加注解释为蒙古特色长袍。从而让读者更清楚了解蒙古人的着装风格。对皮袍的曾译既顺应了主流文化，同时以美国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输出，传递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
2.西化中国典故。
原文：即使当年八路军新四军 ...... 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九牛二虎之力”是中国典故，用夸张的手法形容巨大的力量。葛浩文翻译过程中采用与之相对应的英语习语“a Herculean task ”，指需极大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接地气的翻译手法有利于加深读者的理解吧，同样采用谚语也保留了作品的文学性。
3.意译。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因为有部分名词的使用，如直译则易产生误解，如“有门儿”和“没戏了”，这类带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如“有门儿”译为“something next year”，“没戏了”译为“No way”，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获得更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样，译者在处理“眼热”这个中式词汇时，使用了引申义“嫉妒”。
三、结语
《狼图腾》文化特色鲜明，葛文浩教授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尽可能地保留鲜明的文化特色，满足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也要考虑这些读者实际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最终采取一种折中的翻译方式，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手法间找到平衡点。做到异化不阻碍原文的流畅阅读体验，归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特色用语，外来词汇。最终实现文学传播和交流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姜戎.狼图腾[M].长江出版社，2003.
*本文为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模式研究――以为例》，课题编号W2015212。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李梦阳研究；明代诗文研究；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96-04
师海军（1977-），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西安财经学院文学艺术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陕西西安 71006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项目批准号：11XZW033）、陕西省教育厅研究项目“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1JK0239）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朝代的研究时段中，明代诗文研究受到的关注一直不多，自20世纪初“文学革命”倡导以来，人们更多地把研究视角投向了明代的小说、戏曲领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诗文研究日益突破小说、戏曲研究的范围，研究重心转向检讨20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趋向，这无疑对未来的明代诗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梦阳是明代中期重要的作家，“前七子”派的领导者，当时文坛的领袖，他所倡立的文学“复古”运动自下而上，狂飙突进，横扫文坛，其流风所及，影响明清两代垂数百年。李梦阳的文学作品流传广远，明代时已远居韩日，传世诗文包括诗、赋共二千二百余篇及各体文章三百余篇，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有关李梦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明代诗文研究的重心，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重点，故可通过李梦阳的研究管窥明代诗文研究的过往、现状和趋向。本文以郝润华与笔者所编的《20世纪以来李梦阳研究》附录《李梦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所收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的研究论定量分析，以此总结过往的明代诗文研究，觇视21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一
经笔者统计，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见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为216篇，其中，1980年前的一共才有6篇，只占总量的2.8%，可见，在1980年前关注明代诗文研究的人还很少，并且多集中在大的文学群体上。1980-1989的十年间有李梦阳相关研究成果33篇，占总量的15%，与之前相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应该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学术风气的自由活跃密切相关。代表的论文有张中的《关于李梦阳的生卒年代》、蒋星煜的《康海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南玉印的《李梦阳古文评价》、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这些研究开始把视角直接投向李梦阳本人，对其生平、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均有涉猎，尤其是对文学史上的一些故有偏见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尤以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影响为最大，该文不仅对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从整体上进行了梳理，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李梦阳的文学复古思想实开晚明的文学新思潮，从学理上给予了李梦阳及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极高的评价，对于明代的诗文研究无疑有着指向标的意义。自此以后，李梦阳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入的关注，明代诗文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其后的十年，即1990-1999年，出现了相关研究论文57篇，占到整体研究总量的26%。2000年至今的十年更是涌现出了120篇相关论文，占了56%，超过总量的一半还多。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数量，显示出明代诗文研究由20世纪80年代冷僻的研究领域逐渐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成果数量的增长极快，尤其要强调的是出现了四篇以李梦阳为研究中心的学位论文，这说明明代文学研究正成为硕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的深入程度。
20世纪以来，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对比见表2。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一共为123篇，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为93篇，无疑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具多。以十年为期，分段考虑两者之间的论文数量增长对比，也与表1所显示的明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增长相一致，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对作家个体的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均获得增长，但详细的分析表2数字，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前直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一篇，即马茂元的《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争论》，至1980-1989年则为21篇，增长了21倍。1990-2000年增长了24篇，达到36篇，相当于前十年的1.7倍多，本世纪的前十年又增长了29篇，达到65篇，相当于前十年的1.8倍，虽然绝对数量也在增长，但整体的增幅在放缓。对比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除了1980年前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超出而外，其余年份绝对数量均少于前者，但2000年至今的相关研究数量与前十年相比增长了2.6倍，增长的幅度又超过了前者，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领域中对作家的相关研究在逐渐增多。
二
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按内容可分为生平与交游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研究、文献考证研究、大文化研究五类，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见表3。通过表3数据，可以看到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总计123篇，从内容所占比例来看，有关李梦阳文学理论的文章最多，共计49篇，占总量的40%，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从不同时段的数量来看，也呈均匀的增长态势，如，1980-1989的十年与之前相比，增长了7篇，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6篇，21世纪以来增长12篇，但相同的题目被大家频繁的关注，难免会有重复之嫌，如关于李梦阳复古、文学思想探讨的文章共有21篇，新意并不很多，富有创意的文章较少。另一个人们持续关注的题目是有关李梦阳与何景明文学论争的，自马茂元的《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争论》首开其议之后，共有13篇文章，像饶龙隼的《李何论衡》颇多发凡的也不多见。这两者相加，达到34篇，占到以李梦阳研究为研究对象总量的69%。
由于明代文学资料相对丰富，人们惯常认为作者的生平、交游相对来说容易考见，但这同样也会带来困惑，人们也易陷入资料的海洋中不能自拔。有关李梦阳生平、交游的文章为38篇，占总量的31%，从时段来看，全部集中于1980至2011年之间，且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如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增长了4篇，21世纪以来增长了3篇，显示出人们对明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的关注在增加。当然，与前述文学理论相比，难免也有重复，利用新材料较少，新意不多。而关于李梦阳与《中山狼》关系的文章，分别有蒋星煜《康海（中山狼）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张中的《为李梦阳辩诬——谈明杂剧（中山狼>》、田守真的《杂剧（中山狼）本事与李梦阳、康海关系考》等。
与前两者相比，李梦阳作为明代文坛的大家，学界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少，仅有19篇，占总量的15%，这也代表了学界对于明代诗文成就的看法——认为明代诗文创作中的新意不多，文学成就较为逊色。我们姑且不论明代诗文创作的成就高下，单就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而言，从这一角度切入的问题也有其不能忽视的意义。其中，南玉印的《李梦阳古文评价》是较早的一篇文章，穆甲地的《李梦阳探讨》对李梦阳的单首诗歌进行了探讨，21世纪以来郝润华分别有《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模拟与新变：李梦阳骚体赋的创作特点及成就》、《李白七言歌行及其对李梦阳的影响》等文章。从出现时段来看，其中，15篇文章出现于2000年以来的十年之中，占全部总量的79%，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一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关李梦阳文献考证11篇，占9%，代表性论文有梁临川的《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毕昭杰《甘肃庆阳李梦阳之母高氏墓志录文辨误》、王公望的《李梦阳著作明代刻行述略》等。大文化研究6篇，占5%，代表论文有黄长椿的《李梦阳与明代江西的文化教育》等，均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人们从纯文献的角度与相关文学的综合的角度去考察，且均是近十年才成为关注的对象，预示着这也将成为明代诗文的增长域。
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相关研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计93篇（见表4）。把李梦阳置于作家群体为78篇，占84%，在作家群体研究中，置于“前七子”派的占绝大多数，为57篇，占61%，从时段来看，呈现均匀地增长的趋势，每个时段增长均在2倍左右，显示了学界受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之深。把李梦阳与“复古派”结合起来的研究为20%，表明了学界对于其介于复古与革新之间的考量。把李梦阳置于“摹拟派”仅有2篇，分布在21世纪之前，显示了视李梦阳文学思想为落后的文学观念在学界逐渐被扭转。
以文学的大文化观来研究的为15篇，占总量16%，与前者相比，研究的多寡可谓泾渭分明，但从分布的时段来看，主要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以21世纪以来为多，为11篇。其中又以涉及思想与地域较多，分别为5篇、6篇，如王忠阁的《明学的演变与文学复古》、史小军的《论明代前七子的关学品性》、许苏民的《明代文艺启蒙的三次冲击波》、师海军的《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商业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二》。而从时代风气、政治形态的角度考量分别为1篇、3篇，且均集中在21世纪以来，分别有黄卓越的《论明中期文权的外移——弘治朝文学振兴活动考略》、刘化兵的《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明代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士风与文风》。从研究的数量与深度来看，文学的大文化观来研究将是明代诗文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三
20世纪以来，海外李梦阳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统计见表5。从各个时段来看，研究数量分布并不平衡，分别为1980年前6篇，1980-1989的十年为11篇，1990-1999的十年仅为3篇，21世纪以来共有12篇，也无规律可循。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篇目，在内容上的关注点与大陆相同，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丰富，如关于李梦阳文学理论的篇目为13篇，占总量的65%，代表性成果有松村昂《李梦阳诗论》西村秀人《李梦阳复古理论根据》、王欣慧的《论李梦阳的文学复古理论与拟骚作品》、简锦松的《从李梦阳诗集检验其复古思想之真实义》、侯雅文的《论李梦阳以“和”为中心的诗学体系（之一）——以“和”为依据所规制的诗歌本质与功能》、《李梦阳以“和”为中心的诗学体系（之二）——以“二元对立调和”的法则为基础而规创的诗歌创作理论》。关于李梦阳文学创作也有论文4篇，占总量的20%，分别是李素冰《李梦阳（1473-1529）散文研究》《李梦阳辞赋研究》、元钟礼的《李梦阳绝句的美感范畴之分布》。关于李梦阳生平交游较少，只有1篇，为铃木虎雄《李梦阳年谱略、王阳明匕交涉及空同集就》，简锦松在其台湾大学1980年硕士论文《李何诗论研究》附录部分附有简单《李何年谱》。海外关于李梦阳的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也极少，只有颜婉云《明清两朝有关前七子（王九思、李梦阳、王廷相、康海、边贡、徐祯卿、何景明）生平文献目录》和萧家怡的《李梦阳（空同子）叙录》为代表。
海外李梦阳相关研究论文也与中国国内相同，“前七子派”多，复古次之，摹拟的观点被完全摒弃。大文化只有关于思想的1篇。虽然海外的李梦阳研究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较少，但从其分布而言，显示出海外明代诗文研究少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显示出了与中国国内相同的学术旨归。
四
综合对20世纪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所作的定量分析，可以预见未来的明代诗文的研究基本趋向是：
学界在普遍关注明代作家文学思想的前提下，对作家个人的基本状况的摸底研究，如对其传世文献的概况、生平研究、交游状况、诗文创作等研究会逐渐地更加细致深入，以此必能推动明代诗文研究走向进一步的深入，尤其是硕博士把相关作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小作家会被纳入研究视野中，这样有关明代诗文的研究就会拥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会给我们呈现更为真实的明代诗文面相。
与把明代作家置于文学群体、从其思想的角度切入进行长期的、较为深入的作家个案研究相比，从地域因素、思想变迁、时代风气、政治生态等“大文化”角度进行的相关综合研究已引起学界关注，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深入。这将使明代诗文研究从分散的独立的点走向互有联系彼此相关的面，最后形成一张紧密的网，使明代诗文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具体、客观的呈现，更具有立体性。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一、 研究现状
关于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历史学等。家犬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 关于家犬的判断标准
关于家犬的判断标准，已有研究多是从骨骼形态角度进行分析。该方面的研究始于杨钟健，他认为家犬的头和切牙较小，头的顶部凸起（4）。之后，众多学者对家犬与狼的骨骼形态差异进行了分析（5）。他们认为：家犬的头骨、下颌骨和犬齿比狼小，吻部也比狼短，前臼齿排列较紧密，下颌骨底缘呈弧形，P4的长度不大于（M1+M2）的长度;狼的下颌骨底缘较平直，P4的长度大于（M1+M2）的长度。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绝大多数研究是学者们在动物骨骼的鉴定报告中对狼与家犬骨骼形态差异的简单描述，并没有做专门研究。
除上述研究外，武仙竹根据我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狼和家犬的牙齿测量数据，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进行了研究（6），其研究成果见表一。该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家犬骨骼判断标准的专门研究。
除了骨骼形态角度外，一些学者还根据考古学现象（例如家犬啃咬痕迹（7）、家犬粪便的出现（8））以及测量数据的比较（9）来判断遗址中家犬是否出现。另外，极少数研究者还以家犬的驯化年代作为判断依据，认为晚于家犬驯化年代的应属于家犬（10）。
由上可见，相对于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家犬判断标准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早，但是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一，已有的家犬骨骼判断标准比较零散，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突破，也鲜有方法论上的总结，专门研究还较少。第二，最近，袁靖提出了家养动物判断的系列标准（11），但在家犬判断方面，研究者运用的判断标准多局限于骨骼形态学观察或考古学现象，而忽略了在年龄结构、病理现象等方面的探索，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尚未建立。
（二） 关于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
家犬的起源与驯化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根据先秦时期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状况，下文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总结。
（1） 第一阶段：20世纪70至90年代
我国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始于1977年。斯坦利 J. 奥尔森和约翰 W. 奥尔森认为灰狼的一个亚种――蒙古狼（Canis lupus chanco），或称中国狼或亚洲狼可能是中国和蒙古早期家犬的祖先（12）。之后，他们又通过分析周口店第一、第三和第十三地点出土的变异狼，认为其可能是从驯化的野生狼导致家畜狗出现的一种祖先类型（13）。除奥尔森外，其他学者也对家犬的祖先进行了分析。黄象洪等认为“狗可能是由一种似狼的野狗驯化而来。（14）”李峰根据地理分布、生态习性、繁殖等方面因素，认为家狗是由狼和豺演变而来的（15）。田名部雄一等认为家犬的祖先是“生息在印度或叙利亚地区的较小型的狼，通过这种狼与各地不同种狼的杂交混血而产生最早的犬。（16）”谢成侠认为家犬起源于原始的野犬，和狼（C. lupus）、豺（C. aureus）有密切的关系（17）。卫斯认为“狗的祖宗在北方是狼，在南方除了狼外，还有几种豺，狗是它们杂交的后裔。（18）”
在该阶段，除了研究家犬祖先外，一些学者还对家犬起源时间、驯化方式和动因进行了分析。关于起源时间，黄象洪等认为家犬起始于中石器时代（19）。周长生根据最早的家犬化石的出现时间，认为家犬在中国的驯化时间为距今约6500～7000年。关于驯化方式，周长生通过分析甲骨文中的“犬”字，认为“狗是用绳束或加梏来驯服的。（20）”谢成侠认为“原始人类已与狼或豺逐渐接近，往往把吃剩的食物遗弃在住处附近，引诱狼、豺来觅食。久而久之，它们就不怕人了;也可能把狼禁锢起来，使其有所驯服，或将狼仔从小培养起来，使之逐渐失去兽性，一直到与人亲近。（21）”关于驯化动因，Juliet Clutton-Brock认为“武器的变化与狩猎方法相联系，这最终导致了犬作为猎人的合作者而被驯化。（22）”王利华也持上述观点，认为人类驯养家犬的最初动机是猎用（23）。田名部雄一等认为“狼与人在长期的生存利益中产生的依赖关系，促成了狼向犬衍变的家畜化。（24）”
总体而言，从20世纪70到90年代，学者们多是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进行研究，少数研究涉及到家犬的起源时间、驯化方式和动因。
（2） 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今
到了21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家犬起源与驯化研究中的运用，该方面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张亚平等通过系统研究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地区的654只狗和38只欧亚大陆狼的遗传变异，认为狗起源于东亚，之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25）。之后，罗理杨通过研究中国15个省区的463个土狗样品，认为世界的家犬起源于以泰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部分、东南亚的岛屿，以及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中心的部分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海南）;参加家犬建群的数量为7个母系;家犬的建群时间约为4万年（26）。庞峻峰等通过对家犬线粒体全序列的分析，认为现代狗起源于东亚，我国可能是现代狗的起源地，其起源时间约为更新世晚期。之后又通过分析线粒体DNA全序列构建的世系树，认为家犬的驯化至少涉及了9个母系创群世系，中国长江以南及东南亚区域是家犬驯化的主要区域（27）。2011年，张亚平等又对世界范围内的151只家犬的14437个Y染色体碱基对进行了系统的DNA序列分析，认为长江以南地区是主要的，并且很可能是唯一的家犬驯化中心（28）。该研究首次基于父系遗传证据证明了现代家犬起源于东亚南部，支持了线粒体母系遗传的研究结果。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初步确定了世界范围内家犬起源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但家犬的祖先有多少个建群者，以及准确的起源时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除上述研究外，另一些学者也对家犬起源时间、地点以及家犬祖先、驯化动因进行了探讨。关于起源时间，武仙竹根据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研究，认为中国家犬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或旧石器时代（29）。黄蕴平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狩猎者将狼驯化成了狗（30）。袁靖通过比较距今10000年左右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家犬和现生狼的下颌骨的齿列长度，认为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家犬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家犬，其齿列与狼的相比已经明显缩短，“中国狗的家养历史不应该停留在南庄头遗址这个时间段里，还可能向前追溯。（31）”关于起源地点，居龙和根据考古和岩画资料，认为“东北和蒙古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家犬驯化中心。（32）”关于家犬祖先和驯化动因，翁屹等认为“狗首先由亚洲和欧洲的狼驯化而来的可能性较大。（33）”游修龄认为“小型中国狼是早期中国犬的祖先。”“其狩猎方面的特征可能与犬被人类驯化有关。（34）”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藏獒进行了研究。张慧斌等认为藏獒是由汤氏熊（托玛克塔斯Tomarctus）直接演化而来的一个最古老的犬种（35）。孙源荣通过研究犬化石，认为远古时代的巨鬣犬很可能是藏獒的祖先（36）。李隐侠等通过对藏獒、家犬亚种内6个大型家犬品种的系统发育分析，认为“藏獒与其他家犬品种一样，也起源于灰狼。（37）”并且，其起源时间早于家犬，是家犬亚种中的一个品种（38）。
由上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多是围绕着家犬的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少数研究涉及到了家犬的祖先与驯化动因。
综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学者们主要是从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研究。关于家犬驯化的动因、方式和背景则很少涉及，或仅是对其进行了推测。显然，对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关于家犬饲养
关于中国家犬的饲养状况，下文主要从养犬、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家犬的食性、相犬术与狂犬病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关于养犬
张震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对新石器时代的家犬饲养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家犬饲养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成熟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9）。卫斯通过梳理甲骨文中的相关资料，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探讨了商代养狗业的状况，认为商代养狗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养狗业最兴盛的时代（40）。另外，文传良通过梳理考古与文献资料，也对殷商时期的养犬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41）。
（2） 关于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
关于家犬体型，Nobuo Shigehara等通过分析下王岗、客省庄和上孙家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遗址所属时期内，中国家犬的形态有很大的变化，至少代表了三个品种，其中客省庄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属于中型到大型之间（42）。苏光圣对台湾南关里东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遗址出土的多数家犬属于中小型（43）。杨梦菲等对殷墟花园庄东地M54与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比较，认为M54出土的家犬的体型整体稍大，前掌大墓地的家犬的体型整体较小（44）。杨杰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进行了分析，认为从二里头遗址二期到二里冈上层家犬的体型大小没有变化（45）。关于家犬体型不同的原因，谢成侠认为这是原始人豢养的犬与狼（主要在北方）或豺（主要在南方）杂交的结果（46）。
关于家犬的形态变化，祁国琴通过比较磁山、半坡、姜寨、下王岗、河姆渡、昙石山和殷墟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无论是华北还是华南一些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的狗，其体型大小似乎都差不多。（47）”袁靖通过比较贾湖、磁山、半坡、姜寨、朱开沟、下王岗、圩墩、万北、河姆渡和昙石山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不管是中国的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属于家畜起源阶段的狗要大于家畜成熟阶段的狗。（48）”胡松梅通过比较杨界沙遗址出土家犬和现生狼的测量数据，认为“狗的驯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渐变小的，在头骨整体较快变小的同时，单个牙齿性状相对变化较小，但牙齿的间隙越来越紧凑。（49）”黄蕴平通过分析跨湖桥和曲村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中国长达5000年的驯化过程中，狗的形态特征和体型大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下裂（M1）变窄。（50）”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仅是对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的少数遗址的研究，而非对全部遗址的整体研究，所以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 关于家犬的食性
通过分析家犬的食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饲养家犬的策略。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秦安大地湾（51）、五庄果墚（52）、陶寺（53）、安阳鄣邓（54）、临潼康家和灵宝西坡（55）遗址以及双塔遗址一期（56）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研究结构显示，双塔遗址一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主要是C3类植物;五庄果墚、陶寺、鄣邓、康家、西坡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二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主要是C4类植物，表明了其与先民从事的粟作农业有关。五庄果墚、陶寺、康家遗址以及双塔遗址一期家犬表现出杂食性和肉食性特征，表明其食物结构受到了先民活动的影响。
（4） 关于相犬术与狂犬病
相犬术和人们对狂犬病的认识，也间接地反映了古代家犬的饲养水平，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陈方良等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相犬术就已经出现了（57）。文凯等认为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狂犬病就有了足够的认识（58）。
综上所述，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家犬饲养状况，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如：先秦时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饲养状况如何？先秦时期家犬的体型是否具有时空差异？先秦时期家犬的饲养方式和规模如何？总之，如何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来分析先秦时期各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 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中国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家犬骨骼埋藏现象，它们多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有关，如用来祭祀和随葬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下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1） 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主要关注于犬牲的时空分布、功能和习俗渊源等。高广仁认为史前时期以犬为牲的现象集中发现于大汶口―龙山文化之中，犬牲主要用于“墓葬殉葬，作为供墓主驱使的牲牺，或担任墓主的守卫。（59）”张震对贾湖遗址殉葬的完整家犬的功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家犬是为了“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60）”郭志委主要对史前时期墓葬殉犬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墓葬殉犬出现的早期，墓主与殉犬的关系比较密切，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代，殉犬承担起为墓主服务的功能;淮河、汉水中上游地区可能是我国早期犬牲文化的起源地（61）。
（2） 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李维明认为，“二里头文化发现有整只狗单独埋藏坑，或葬于墓内腰坑、漆匣内，或作为建筑的奠基。这种现象表明，狗往往被作为一种灵牲用于各种宗教祭祀活动。（62）”
（3） 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的研究较多，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殉犬的功用及其他等三个方面。
1. 关于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
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渊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该观点的代表人物高广仁认为，商代以犬为牲的文化因素不是来自先商本土的传统，而是吸收了东方海岱地区（也有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63）。郜向平对腰坑殉犬进行了分析，认为腰坑殉狗习俗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加以创造的结果（64）。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该观点的代表人物刘丁辉认为，“商代殉狗习俗并不是直接吸收或借鉴了前期或同期的其他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的，而是商代本身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文化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65）”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发展过程，李志鹏认为中原地区的殉犬习俗始于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从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开始，墓中殉犬的习俗逐渐遍布商文化和商文化影响区;到了晚商时期，殉犬习俗变得更加流行（66）。
2. 关于殉犬的功用
关于殉犬的功用，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是警卫作用，即殉犬是为了保卫墓主人、守卫墓门;或是为墓主人把守黄泉路入口或阴阳两界通道。黄展岳认为商代墓中的殉犬“在于司警卫。（67）”唐云明（68）、赵芝荃（69）、杨华（70）也持上述看法。而郭宝钧认为腰坑中的殉狗是为了保卫墓主人，而墓道中的殉狗是守门的（71）。岳洪彬通过分析殷墟多年来发掘的墓葬和水井资料，对铜铃上装饰的倒装兽面纹进行了探讨，认为“腰坑中的殉狗似乎是为死者把守黄泉路入口，而填土中的殉狗则好似为死者把守阴阳两界通道的守护者。（72）”
第二种是陪伴作用，即殉犬是为了陪伴墓主人。许进雄认为因为家犬是人们的玩伴宠物，所以“商代稍为大型的墓葬，犬常被埋于尸体下的腰坑，以便永久陪伴主人于地下。（73）”
第三种是宁（序）四方、正方位作用。王志友认为“殷代腰坑殉狗，与狗用在房屋正位、奠基、安宅时所起宁（序）四方、正方位的作用大概有关，是商代人们宗教信念的一个反映。（74）”
第四种是驱邪作用，即殉犬是为了宁风、防御蛊毒。井上聪认为在墓中殉狗与人们认为蛊毒来自地下的观念有关，在墓主腰部位置葬狗，可以“起到防御四方恶风、恶魔侵略的效果。（75）”
除上述四种观点外，刘丁辉认为殉狗在不同的形式和场合下具有不同的目的，总的来说主要有守卫、驱邪、奠基和祭祀献享等，另外，墓葬中的殉狗，还有可能作为墓主人的宠物而殉葬（76）。
3. 其他方面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腰坑殉犬进行了重点分析、对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进行了统计、对甲骨文中的犬牲资料进行了汇总、对商墓中的犬牲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
关于腰坑殉犬，郜向平对腰坑内殉犬的头向进行了分析，认为“与前几个阶段相比，晚商腰坑中殉狗的头向有了截然相反的安排，这反映了人们在丧葬观念上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转变。（77）”郭志委对先秦时期不同阶段腰坑内殉犬的数量及比例、殉犬头向与墓主头向的关系均进行了统计（78）。
关于祭祀坑中的犬牲，谢肃认为商文化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在334只以上，数量仅次于人牲，为动物之首。（79）”
关于甲骨文中的犬牲，张秉权根据用犬数量的多少，总结了祭祀卜辞中的用犬资料（80）。凌纯声对卜辞中的犬祭进行了总结，认为犬祭的对象有：祭风、祭风师、祭四方、祭日;犬祭用牲之法有：宁犬、巫犬、燎犬、埋犬和宜犬（81）。杨杨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中祭祀犬牲的分析，探讨了犬牲的献祭对象，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犬牲主要用来献祭于在商人精神信仰领域具有崇高地位的‘四方神’，以及时王父辈、诸母、兄辈等关系较近的亲族。少数情况下，用于祭祀岳、洹等自然神。（82）”
关于商代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李志鹏通过分析殷墟晚商墓葬中犬牲的年龄结构，研究了犬牲的来源问题。他认为“商代晚期以犬殉葬之风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专业化的养狗业应需产生，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墓葬中的狗牲，可能是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买来。（83）”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的研究较多，但是对商代犬牲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较少。如何更好地利用商代墓葬中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来深化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值得探讨。
（4）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西周墓葬犬牲的研究，韩巍对腰坑殉犬及墓中殉犬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关于腰坑殉犬，他认为该葬俗主要流行于殷遗民和东方族系方国中，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很少采用。西周中期，该葬俗在多数地区有逐渐衰落的趋势，而周人统治的加强、周礼的推行和殷遗民实力的削弱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关于墓中殉犬的性质，他认为腰坑殉犬带有奠基祭礼的意味，填土中的殉犬可能与封闭墓穴的某种祭仪有关，二层台上的殉犬与其他随葬品的性质相同（84）。
关于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李志鹏认为西周时期“墓葬随葬狗牲的现象与殷遗民与殷商文化的葬俗的遗风影响当有很大的关系。（85）”
关于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宋艳波对滕州前掌大、长清仙人台和新泰周家庄遗址出土犬牲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个遗址中“狗的死亡年龄有明显集中的现象，说明先民们会有意识的选择一定年龄段的狗来殉葬，可能会根据性别、个人喜好等不同的方面选择一些未成年的狗来殉葬。（86）”
除上述研究外，王子今对秦德公“磔狗邑四门”的宗教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其认为“磔狗邑四门”可能是秦德公“初居雍经历第一个夏季‘禳却热毒气’的措施。（87）”
总体而言，关于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研究不多，目前学术界对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多是通过梳理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来分析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而对史前时期和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关注的较少，尤其是对先秦时期的犬牲进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较少。目前，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随葬犬牲的来源及年龄如何？人们如何选择犬牲？犬牲在动物牺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时性变化如何？总之，该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全面收集犬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以辨析其含义，并梳理时空分布及发展过程。
（五） 其他研究
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除上述四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家犬的古DNA、家犬艺术品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进行了研究。
（1） 关于家犬的古DNA研究
袁靖等对距今3000多年前的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和河南花园庄遗址出土家犬骨骼的13个样品进行了遗传基因分析，之后将13个样品的遗传因子序列与日本经过系统分类的28个类型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一些样品的遗传因子序列与日本属于鄂霍茨克文化（公元5世纪左右）和中世纪（公元13～16世纪）的遗址出土的家犬的遗传因子序列相同，进而从时间顺序上科学地证明了日本一些家犬的祖先在中国（88）。
（2） 关于家犬艺术品
王劲对石家河文化出土的陶犬进行了观察，将其分为大头短吻胖体和小瘦头长吻瘦体两型。通过结合邓家湾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存，认为陶犬可能是“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89）”
（3） 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
目前，学术界主要根据家犬的牙齿萌出和骨骺愈合状况来判断其死亡年龄（91）。然而，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家犬在7个月时，恒齿全部萌出;在1.5岁左右时，各个骨骼部位的骨骺全部愈合，所以对于年龄大于1.5岁的家犬，该方法并不适用。然而，牙齿的磨蚀程度可以为成年家犬的相对年龄提供判断依据。苏光圣根据M1的磨蚀情况，对台湾南关里东遗址出土家犬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该遗址中“未成年和刚成年的狗死亡率较低，成年后中―壮年狗死亡率最高。（92）”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对M1磨蚀标准的划分缺乏依据，但他的研究是家犬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的一次新的尝试，对家犬年龄结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二、 研究展望
通过上文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现状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我们还需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工作还需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关于家犬判断系列标准的建立。已有的家犬判断标准多注重于骨骼形态观察和考古学现象两个方面，因此，今后还应在家犬的年龄结构、病理现象、食性分析和古DNA研究等方面加强研究，进而建立家犬判断的系列标准。
第二，关于家犬的起源与驯化。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分析、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中国的考古资料，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将南庄头遗址的家犬遗存与华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狼遗存进行比较，观察两者的形态差异，确定早期阶段家犬的形态特征。二是对新石器时代中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遗存进行横向比较，探讨该时期内不同地区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地区差异，加深对该时期我国家犬形态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我国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提供动物考古学证据。
第三，关于家犬的饲养。今后需要对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分析先秦时期各个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在家犬体型和形态变化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借鉴日本学者Hasebe K.的家犬体型分类标准（93），对各个遗址中的家犬进行体型分析。其次，对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遗址中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的形态变化进行分析，以探究不同时空框架下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历时性或区域性变化。
第四，关于家犬的食性研究。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是对个别遗址的个案研究，学术界还尚未对家犬的食性做过系统研究。因此，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驯化早期阶段家犬的研究，以探究该阶段家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将其与先民们的食性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了解先民的家犬饲养策略，从一个侧面探索家犬与人类关系的建立。另外，还需要对重点遗址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可以对同一遗址不同时期的家犬进行食性分析，以探讨在该遗址所属时期内家犬的饲养策略是否具有历时性变化，进而从一个侧面探究该遗址的社会发展状况。
第五，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我们还需要做的有以下四点：一、在全面搜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史前时期犬牲的时空分布，辨析不同埋藏地点的犬牲含义，探究史前时期犬牲习俗的发展过程。二、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墓葬中不同位置犬牲的功用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商人的状况。三、全面搜集周代犬牲的考古学资料，探究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渊源及其与商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关系。四、对先秦时期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例如，分析墓葬殉犬的死亡年龄，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等级的墓葬中的犬牲是否具有年龄结构差异，进而探讨商人对犬牲的选择方法。
第六，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法国学者Marie-Pierre Horard-Herbin对根据M1磨蚀状况判断家犬死亡年龄的方法做了很好的介绍（94），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他的方法进行相关的研究。另外，鉴于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是商代）出土了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我们可以从中搜集保存较好的整犬骨骼遗存，建立骨骺愈合状况与M1磨蚀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 结 语
本文主要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在家犬判断标准、家犬起源与驯化、家犬饲养、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家犬古DNA研究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还应在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家犬体型与形态变化、家犬食性和死亡年龄判断方面加强研究;还需要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以及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李志鹏博士、吕鹏博士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下），第1392～1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汉）司马迁撰：《史记》（第4册），第1360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a.郭志委：《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文物》2012年第8期。b.刘丁辉：《商代殉狗习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4） 杨钟健、德日进：《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第2页，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1936年。
（5） a.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b. 黄象洪、曹克清：《常州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狗的头颅骨标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c.祁国琴：《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兽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4期。d.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e.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43～5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f. 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g.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中的动物群》，《淅川下王冈》，第429～43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h.韩立刚：《湖北省黄梅县塞墩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文物研究》（总第9辑），第31～56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i.黄蕴平：《动物遗骸鉴定报告》，《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下），第557～5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j.孔庆生：《前埠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动物遗骸》，《山东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第103～10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k.武仙竹：《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秭归柳林溪》，第268～29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l. 武仙竹、卢德佩：《卜庄河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秭归卜庄河》，第836～87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m.张镇洪：《巴东黎家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60～6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n.胡松梅、孙周勇：《陕北靖边五庄果墚动物遗存及古环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o.陈全家：《白金宝遗址（1986年）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04年第4期。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p.同号文、刘金毅：《狗年话犬》，《化石》2006年第1期。q.钟蓓：《济宁玉皇顶遗址中的动物遗骸》，《海岱考古》（第3辑），第98～99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29） 武仙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第4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第180～2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8） 周本雄：《白家村遗址动物遗骸鉴定报告》，《临潼白家村》，第123～126页，巴蜀书社，1994年。
（9）、（45） 杨杰：《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第470～53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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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可参考Nobuo Shigehara. （1994）.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Japanese ancient dogs. Archaeozoologia Ⅵ（2）：79～94.
狼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冷战
>> 新时期干部成长路径探幽 成长的背叛\人性的救赎 成长的背叛、人性的救赎 人性的回归，成长的基石 “人性恶”的成长与延续 成长的____ 成长小书，成长的故事 闪耀人性的光辉凝聚成长的力量 曹文轩儿童成长小说的人性美试探 童话的成长，成长的童话 真正的成长是心灵的成长 成长的群体和群体的成长 成长的烦恼,成长的收获 人性抉择与凡性成长 组织的成长 成长的力量 尼克的成长 成长的契机 阵痛中的成长 成长的幸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医学 > 成长、人性的探幽 成长、人性的探幽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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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冷战背景下的美漫《X战警》，因为其“特异人士”特多且内容包罗万象，成为了漫威旗下的重要作品，而新世纪来《X战警》及其相关的衍生版电影作品（包括《X战警》三部曲、《X战警前传》系列、《金刚狼》系列等）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相对于《X战警》系列的刻画群体人物为主，《金刚狼前传》、《金刚狼2》虽然也涉及到了一些能力特异的人士（如《金刚狼2》的毒舌女），但焦点集中于金刚狼詹姆斯·霍莱特的身上，并试图进一步的揭示他的身世之谜、内心想法等。2009年时由加文·胡德执导的《金刚狼前传》已经是探讨了《X战警》的金刚狼的“前史”，从他的身上具有神奇的自愈能力再到为何会拥有铊金钢爪，以及他的一些较为模糊的记忆，并让金刚狼陷入一种迷茫中：能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生老病死。而《金刚狼2》将故事背景置放在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是当下最敢于直面生死的文化之一，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的金刚狼希望可以像普通人，于是前往日本接受此前救助过的老友的帮助，但也被卷入了黑帮争斗等，他也试图恢复自己的自愈能力击败对手……
如果与此前的《X战警》系列相比，《金刚狼》系列除了从“群英”到“孤独英雄”的变化之外，最为显著的则是影片不再满足于金刚狼如何用自己的合金钢爪来制敌，还尽可能地关注他的成长、变化：因为童年时目睹家庭的突变而变得容易暴怒，目睹爱妻的“死亡”使得暴怒进一步激发出来，心如死灰而沉沦、放逐自己后，则在日本受到生死的洗礼而得以重生。在《金刚狼2》里的一幕是，金刚狼来到了当年他救矢志田市朗的长崎，目睹到经历了原子弹的大毁灭后变得繁华的长崎，于是顿悟了这种生死的界线…… 缘由/商业片的人性探讨并非独此一家
在较为传统的看法里，好莱坞的商业片（特别是暑期档上映的商业片）往往是注重笑料、动作戏而剧情、内涵较为简单的作品，注重人性等元素的则在秋冬档的“奥斯卡季”，比如近几年暑期档的《变形金刚》系列、《复仇者联盟》等，都是那种剧情简单、动作火爆的超级大片。
但是也有一些商业片在人性探讨、也即内容深度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最典型的便是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继《蝙蝠侠：侠影之谜》探讨童年往事是如何在布鲁斯·韦恩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并不断影响他之后，《蝙蝠侠：黑暗骑士》则塑造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反派：小丑，后者的一言一行，以及带给布鲁斯·韦恩的影响，都将传统的美漫动作商业片带到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后来萨姆·门德斯执导《007之天幕危机》时，也承认，“诺兰很棒。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他的《黑暗骑士》就没有这部片……诺兰证明了你可以做有惊悚有娱乐的大片，同时也评论我们的世界”。而《金刚狼》及其前传，也再度说明了商业动作片其实可以不仅仅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
好莱坞的商业片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也在于当年安德烈·巴赞所赞誉的好莱坞的天才之处，“始终充满活力的丰富多彩，以及当它遇到新因素时的那种能产性”。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白鲨》、《星球大战》系列所掀起的“暑期档”风暴迄今已经四十多年，主流观众也早已更新换代，单纯的动作娱乐片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胃口，还需要一些对现实、对未来、或者对人性的思考的深度元素作为调剂。
更何况，即使是对于超级英雄来说，也不会是天生就“伟光正”的，在成长过程里也会遭遇挫折、挣扎、抉择等，新世纪的《蜘蛛侠》系列、《蝙蝠侠》系列如此，而《金刚狼》系列也如此。 结语：既要深度也要新意
商业动作片需不需要剧情、人物？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答案也很简单：需要。特别是对于野心较大的商业动作片来说，而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系列等商业动作片的带动下，已经有了不少的改观。
但如果横向来看这些新世纪的涉及到人性的商业片，似乎也存在着一种趋同化的元素：也即以童年阴影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契机，而对人性的探讨，也较为浅薄，除了极少数的优秀作品之外。包括这部最新的《金刚狼2》，影片一方面是借助于日本文化、历史来探讨生死，也使得金刚狼从某种意义上的“死亡”后获得了“重生”，但另一方面还是较为缺乏更为深入的描写，无论是影片里的其他人物或者是金刚狼本人，这使得影片里的人性探讨也显得熟口熟面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