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得西山宴游记范文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1

我国的船宴由来已久。有史料记载，古代帝王贵族，于春秋佳日或令节，乘舟泛于水上，于观赏风景的同时，往往在船上举行宴会。春秋时吴王阖闾就在船上开过宴席，后来的隋炀帝、五代后蜀孟昶，也都曾在船上宴请宾客。唐代杜甫有诗云：“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墙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宴。不有小舟能荡漾，百壶哪送酒如泉？”讲的就是船宴风情，白居易更是在其洛阳宅中池水里置船一艘，专门用于宴请宾客。

宋代后，江南地带船宴方兴未艾，并开始出现“船宴餐馆”，杭州西湖曾有专门供客宴游的船，最大者可容百余人，次者可容五十余人。船上有餐桌、厨房，厨师能烹制各种菜肴，游客朝登舟中，开怀畅饮，往往至暮而归。南明时期，小朝廷的权贵每在夜间泛舟秦淮河，船上高悬彩灯，纵酒作乐。

周密在其《西湖游幸》中说：“淳熙间，寿皇……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宰执从官、以至大、应奉诸司及京府弹压等，各乘大舫，无虑数百……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

到了清代，秦淮河域的“七板子”，无锡的“游山船”，扬州瘦西湖的“游湖餐船”，苏州的“酒船”等各具特色，皆号称“沙飞船”，如《今古奇观》曾有记述：“日日雇了天字一事情的太湖船，摆箸盛酒……浅斟低唱，觥筹交错。”正是船上的饮宴与旅游活动的结合之意。

如今人们喜欢的泛舟饮宴，也正是这种旅游宴席的传承。

(一)西湖船宴

游杭州，必游西湖。西湖泛舟向来被人们誉为一种美的享受。能在泛舟时享受一餐更是美不胜收。

传统的西湖船宴拥有千年的历史，宋代坡就曾经和佛印和尚等友人泛舟湖上，举杯赏月。其主要特点是注重美时、美景、美味、美趣等氛围的结合，品尝起来别有一番情趣，故而一直传承不息。遗憾的是，民国初年，船宴中断，长达近百年，直到现在，才又重现西湖湖面。

感受西湖船宴，可坐10人的手划船，满载美食和欢笑，从孤山麓楼外楼门前起锚，荡向苏堤、杨公堤。

南宋时西湖饮宴的餐船很大，“有一千料(量词，过去计算木材的单位，两端截面是一平方尺，长足七尺的木材叫一料)，约长五十余丈，中可容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二三十丈，可容五十余客。皆奇巧打造，雕梁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需器物一一毕备。游人朝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

明代西湖船宴形成规模：“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还有小型的船宴：“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这在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中可见端倪。

近年来，西湖船宴得到恢复。“乾隆船宴”率先畅游外西湖。船是一艘可放两桌酒席的较大型画舫，是机动船。游客一面饱赏湖光山色，一面在船上品味“西湖醋鱼”、“宋嫂鱼羹”等佳肴，其乐融融。

现在，小型的西湖船宴面世了，有15条船投入运营。船是10只带篷的手划船，可放两张小方桌。餐具是从景德镇定做的带盖的瓷器，便于保温。船宴的路径是从孤山出发，过苏堤的东浦桥，经曲院风荷，穿玉带桥，进金沙港，到茅家埠，然后兜一圈另路返回。一路上，桃红柳绿，楼榭相接，曲径通幽，目不暇接。

(二)秦淮船宴

秦淮船宴最早起源于南宋时期，到明朝洪武年间，秦淮河两岸已初显商船和游船的繁荣，数百条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船舶停泊于桥畔，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是长年“吃住在船上”的打鱼人，把商业的嗅觉伸向生活在岸边的市井，使独具特色的“上船饮食”在当时的南京很快就风行起来。

到了脂粉香腻的清末民初，这种“船上餐馆”仍兴旺得很，并已有人打“秦淮船宴”番号。许多文人雅士，偷闲到这里泛舟秦淮，体验“边饮边游”的乐趣。那时期秦淮的船被人称为“七板子”，也就是只能放两张躺椅喝茶的小船，亦称作“小边杆儿”，一艘可容下一张八仙桌的叫“中边杆儿”，若摆得下两张方桌的叫“大边杆儿”，甚至有更为宽敞的楼船。可想而知，在这其中，只有“小边杆儿”是够不上“船宴”规模的。

秦淮河东水关外相连，河道空旷得很。船儿渐渐摇至夫子庙地段，方见河厅、酒楼、舞榭，种种的灯红酒绿，灯影里弥漫着歌女的汗香。

这种船儿不大，顶上架着雨棚，舱里摆着案板、炉子、木炭，以及锅勺和酒席原料。伙食船紧靠画舫，上面坐着阔气的洋行老板，一边搓麻将一边等菜。下面小船里的厨子，带一个行话叫做“外场”的帮手，汗流浃背地烹制美味佳肴。船宴的菜点还是岸上馆子里的花式，但就是规格较高，价格不菲，若是亲友小酌，在“小边杆儿”零点亦可。

和杭州船宴的命运相同的是，秦淮船宴也曾一度中断过，现在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文化内涵，尽量做到每一道菜肴都能反映出南京的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南京作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秦淮船宴重新推出意义非凡。

(三)苏、锡船宴

苏、锡船宴指的是苏州到无锡一带的船宴风情。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记载，苏、锡的船宴早在春秋时代的宫廷、官府和民间就十分活跃。

传说吴王(吴国当年定都苏州到无锡地带)阖闾曾船行江上，举行宴饮，将吃剩下的残余鱼脍倾入太湖中，化成了大银鱼。这是有关餐船的最早趣闻。

从春秋到清代，苏、锡的船宴风情就一直没间断过。

清人笔记《桐桥倚棹录》记录当年苏州船宴的情景：画舫的船制甚宽，船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宴舱栏楹桌椅，竞尚大理石，以紫檀红木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画。陈设有自鸣钟、镜屏、瓶花，位置务精。茗碗、唾壶以及杯箸肴馔，无不精洁。游宴时，歌女弹琴弄弦，清曲助兴；船行景移之中，两岸茉莉花、珠兰花浓香扑鼻，酒尚没有醉人，花香先已令人陶醉；夜宴开始，船头羊灯高悬，灯火通明；船内凫壶劝客，行令猜枚，纵情行乐，迨至酒阑人散，剩下一堤烟月斜照。

羊灯，指羊形造型的照明灯；凫壶，指鸭形造型的酒壶，都是古色古香的玩意儿。

无锡的船宴也叫“灯船”，又称“游山船”，在北门外专门有条河汊叫游山船浜，是灯船集散的码头。

无锡船宴的乐趣，除了得益于菜点的丰美外，主要是得益于饮食环境异乎寻常的自然和装饰美。饮食环境直接影响人们吃的情趣。船菜与饭馆里的菜做法截然不同，讲究“味真”，每一道菜都是原汁原味，太湖船菜还特别新鲜。太湖船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菜之后，几道素菜特别时鲜嫩爽，如惠山青蚕豆、冬笋菜心、香菇豆腐等。清末民初有四只大型画舫的船菜最为著名，分别由姓王、杨、谢、蒋的四个老板经营，并各有自己的名菜，如王家的八宝鸭、杨家的西瓜鸡、蒋家的蟹粉鱼翅、谢家的荷叶粉蒸肉，都是为食客所津津乐道的佳肴。其中杨阿梅的苹香号画舫所供船菜特别出名。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2

一、名词用作动词

（1）宾语前的名词，在没有其它动词的情况下，一般活用为动词，例如：

A：驴不胜怒，蹄之《黔之驴》。“蹄”本为名词，这里活用为动词“用蹄子踢”。

B：下砂石击之。“下”本为方位名词，这里则作动词“扔下”的意思。《越巫》

C：名之者谁？《醉翁亭记》“名”在这里地动词“命名”的意思。

（2）名词后面带补语，而补语前又没有其它动词，这个名词就活用为动词，如：

A：方欲行，转视积薪后，狼洞其中。《狼》“洞”本不名词，在这里解释为“打洞”，“其中”作补语。

（3）名词前面有副词或能愿动词，这个名词就活用为动词，例如：

A：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劝学》“在”用在能愿动词之后，作动词用，应译为“游泳”。

（4）名词前面或后面用连词“而”来连接并且常有动作的意思时，就活用为动词，如：

A：卧而梦。《始得西山宴游记》“梦”在这里用作动词，译为“做梦”。

B：环而改之而不胜。《孟子二章》“环”名词，在这里用作动词，译为“包围”。

C：红装而蹇者。《满井游记》“红装”“蹇”在这里都作动词用，译为“穿着艳装”“骑驴”。

二、名词作状语用

在古文言中，当名词直接放在动词前面而表达的意思又不能作主语时，这个名词就用作状语，例如：

A：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隆中对》“西、南、外、内”均为方位名词，这里均作状语，是“在西边，在南边，对外，对内”的意思。

B：下视其辙。《曹刿论战》。“下”方位名词，现修饰动词“视”作状语。

C：箕踞而遨。《始得西山宴游记》“箕”名词“簸箕”，修饰动词“踞”作状语，译为“像簸箕那样”。

D：箕畚运用渤海之尾。《愚公移山》“箕畚”名词作“运”的状语，译为“用箕畚”。

三、动词用作名词或形容词

动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主语或宾语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的词性会发生变化，带有名词性，进而成为句子的主语或者宾语。同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又会转化为形容词，起定语作用。例如：

A：“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入”均为动词，在这里用作名词，作主语，译为“国外、国内”。

B：“死生，昼夜事也”（《指南录后序》）“死生”本为动词，现处于主语的位置，活用为名词作句子的主语。

C：“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捕蛇者说》）“出入”处于宾语的位置，活用为名词，“出”即“出产的东西”，“入”即“收入”。

四、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在古汉语中，形容词如果处在主语或者宾语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形容词就裟秋名词，充当这个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较常见的有以下三种情况：

（1）形容词前另有定语，这个形容词往往转化为名词。例如：“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爱护。”（《促织》）“白”、“黄”前面有名词作定语，于是就转化为名词。

（2）动词（或介词）后面只有形容词而没有别的名词，这个形容词往往转化为名词。例如：

A：“萦青缭白，外与天际。”“青”、“白”本为形容词，但位于动词“萦”、“缭”之后往往转化为名词，译为：“青山”、“白云”。（《始得西山宴游记》）

B：“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出师表》）“奸”与“凶”均为形容词，这里均作名词，是“奸凶之人”的意思。

（3）在结构助词“之”的后面，只有形容词而没有名词时，这个形容词要活用为名词。例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高”与“远”都活用为名词，在句中做动词“居”和“处”的宾语。

五、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在古汉语中，形容词后面如果带有宾语，而前面又没有动词作谓语，那么这个形容词就要转化为动词，作谓语。例如：在《陈涉世家》中：“天下苦秦久矣”。“苦”在名词“秦”之前，但并不起修饰作用，这就转化为动词，解释为“苦于”、“痛恨”。在《出师表》中“恢弘志士之气”。“恢弘”本为形容词“宽阔”之意，但用在名词“志士之气”之前，没有起修饰作用，就转化为动词，是“发扬”的意思。

六、动词用作状语

在文言文中，如果两个动词连用，且这两个动词又构不成并列关系。那么，前一个动词往往要活用，作后一个动词的状语。例如：“恣观终南嵩，华之高”（《上枢密韩太尉书》）。“恣”、“观”均为动词，而又构不成并列关系，那么“恣”这个动词就用“观”的状语，当“纵情地”讲。再则，在《送东阳马生序》中：“余立待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清”。“立”动词“站立”这里作用“送”的状语，是“站着”的意思。

另外，还有两种特殊动词，那就是使动词和意动词。

1.使动词

这种动词对宾语含有“使之如何”的意思，一般译成“使……”，“让……..”的格式。如：

（1）作则飞砂走砾。（《满井游记》）“飞砂走砾”应译为“使……飞”、“使……走”。

（2）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赤壁之战》）“走”是“使曹军逃跑”。

2.意动词

这种动词对宾语含有“认为怎样”、“以为怎样”的意思。一般译成“认为……”、“以…..为…..”、“把……当做……”的格式。如：

（1）贼之，与对饮（《童区寄传》）。“易之”是“以之为易，认为他容易对付”

（2）始指异之（《始得西山宴游记》），“异”应译为“认为……奇异”。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3

宴游的由来及名目

据《礼记·射义》所载，周代宴饮款待老者、贤者是朝廷奖掖士子、进德修业的必备礼节。唐代“沿隋法汉”，虽以科举考试取代了两汉的察举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其分科举人的方式与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实乃一脉相承，因此对那些自愿投入彀中的“天下英雄”，朝廷自然当予以礼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即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新唐书·选举志上》亦云：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选举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少长焉。

政府对选人长安参加礼部省试的乡贡们尚且设宴送行，那么在礼部放榜之后，让那些身登龙门的“新进士”们自行举办庆贺宴会，或是在吏部关试之后，为已释褐而即将踏入仕途的“准官员”们举办宴饮游乐等庆贺活动，也尽在情理之中了。

唐代科举及第后的有关宴饮游乐名目颇多。据《唐摭言》卷三“宴名”所载，有闻喜宴、樱桃宴、牡丹宴、月灯打球宴、关宴等近十种。其中有的已难详其情，有的可略考源流。例如闻喜宴，从名称看应是新进士初发榜时举行的宴饮活动。康学伟等著《中国历代状元录》说：“唐制，进士放榜后，集钱大宴于曲江亭子，称曲江宴，亦称闻喜宴。”但据《唐摭言》卷三可知，曲江宴又称曲江大会，在吏部关试之后才举行，因此也称为“关宴”。此时新进士们已经没有了初闻礼部放榜时的喜悦激动之情，且《唐摭言》及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敕书都明确将闻喜宴与关宴并列，可见二者有别。不过唐代闻喜宴的地点的确设在曲江，《登科记考》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唐时礼部发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日闻喜宴。”天成二年敕日：“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关宴，今后逐年赐钱四十万。”此时的新进士们已经不用自掏腰包了。

关宴则是唐代进士宴游活动的最后高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唐摭言》卷一云：“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宴。”对于关宴的沿革及备办情况，《唐摭言》卷三转引了《唐国史补》的记载：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成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首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

所谓进士团也称“团司”，是专门负责筹办新进士宴游活动的民间商业机构，何士参是其总管。《南部新书》卷乙还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据上可知，新进士的一系列宴游都是由这个进士团来代办的，何士参常为进士预垫费用，但到举行关宴时要把所有的欠账结清。估计当时主办这样的大型宴会获利不菲，何士参死后其子还继承了父业。

关宴的准备从新进士拜见主司后就开始了，先由团司在主司宅旁租一处大的宅院，待新进士们会集之后，推选出录事一人，一般多由状元担任。此外还要推举出主宴、主酒、主乐、主茶及探花等。这里的“探花”与后世的含义有别。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少年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唐代关宴的“醵罚钱”，即每位进士所出的份子钱是自行商定的，但为数都不少，因此那些寒门出身的进士往往要为之举债。而且与宴者还要自备袋囊，用以盛装衣物书册酒器等。关宴的地点设在杏园，因此也称“杏园宴”。

曲江宴游的盛况

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位于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本来主要是为解决长安部分居民的用水而修凿。后来唐玄宗开凿黄渠，引水注入曲江，遂把曲江池开辟成了长安近郊最大的风景游乐区。《唐摭言》卷三说：“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又引《实录》说，天宝元年降敕命太子太师萧嵩从曲江畔迁移家庙，因为“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可见曲江宴游之风是从玄宗开元之时形成的。我们还可以从杜甫早年所写的曲江诗中窥知当时的情形，《曲江二首》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哀江头》则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虽已是安史之乱中，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此前的繁盛景象。

曲江宴游的习俗虽兴自开元末年，但与科举相关的宴游活动，则主要呈现于中晚唐时期。曲江宴游活动极为丰富繁盛，场面盛大可观。《唐摭言》卷三“散序”条载：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

开宴之日，皇室贵戚倾城出观，车马华丽，临时性的商铺在江畔一字排开。宴中有乐舞助兴，宴后则泛舟遨游。公卿豪贵之家还趁机挑选东床快婿，好一派狂欢景象。

作为宴游的主角，新进士们更是意气风发，兴致盎然。孟郊及第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反映了新进士的普遍情绪。《唐摭言》卷三说：“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张籍有诗纪其实曰：‘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其进士科不仅要考诗赋，而且举子考前借以获得声誉的行卷也以诗歌冠首，那么在及第后的庆贺宴会上自然也少不了赋诗助兴。刘沧有《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唐摭言》还记载了唐敬宗宝历年间新昌里第举行的一次宴会，有新进士和朝臣共同参加，元稹、白居易皆即席赋诗，但刑部侍郎杨汝士所赋令元、白为之失色，杨大醉日：“我今日压倒元、白！”宴饮气氛之热烈可以想见。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黄滔在《成名后呈同年诗》中云：“一字连镳巡甲族，千般唱罚赏皇都。名推颜柳题金塔，饮自燕秦索玉姝。”诗中提及的走马赏花、歌舞宴饮、雁塔题名、秦楼狎妓等，也都是新进士曲江宴游活动的组成部分。

关于雁塔题名习俗的来历，《唐摭言》卷三认为兴自中宗李显时期，“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而《南部新书》卷乙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韦肇是宪宗朝宰相韦贯之之父，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吏部侍郎，他中进士大约在玄宗、肃宗之际，雁塔题名的习俗应肇始于此时。《刘宾客嘉话录》则说雁塔题名始于张莒，但据《登科记考》，张莒是代宗大历九年进士，时间显然比韦肇要迟，当从《南部新书》之说。我们所见到的有关题名的记载也都发生在中唐以后。《玉泉子》说：“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裴）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唐国史补》卷下云：“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既已称为“题名会”，可见这已不是少数举子的一时兴致，而是形成了一种例行风尚。如白居易当年中第后，就曾在雁塔题名并纪以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张籍《哭孟寂》亦云：“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女诗人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诗说：“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崇真观在长安朱雀街东之新昌坊内，开元初建。《唐摭言》还记宣宗大中六年进士苗台符和同年张读题名于西明寺之东庑，又可知唐进士题名不仅雁塔一处也。

记载唐代举子和新进士征歌狎妓风气的史料较为零散，最为集中的是晚唐孙綮所著的《北里志》。北里即平康坊，位于长安城坊市的北部，毗邻东市，是当时歌妓集中的地方。

唐人对宴游之风的态度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繁盛期，其经济文化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积累，至玄宗朝而达到鼎盛。整个皇室贵戚集团都追逐奢华，宴游无度，流风所及，普通官僚士子乃至民间也都崇尚宴游娱乐，《开元天宝遗事》中就多处记载了当时长安城的春游盛况。玄宗时还颁布诏书，公开鼓励宴游活动：“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宴游乐。”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商旅云集，万国来朝，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朝廷听任官员们宴游消费也属自然。当时就连杜甫与郑虔这样的穷儒卑官，也时常出入于各类宴游场所。然至玄宗天宝后期，贵戚豪门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玄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奢侈敕》，企图改变浮靡的世风：

雕文刻偻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诸格令，且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如闻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闻节俭，尚纵骄奢。器玩犹擅珍华，车服未捐朱翠，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举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断。（《全唐文》卷三十五）。

但没过多久，安史乱起，长安城任凭胡骑蹂躏，曲江池畔的繁华暂时消歇。其后降及中唐，随着唐朝国力的逐步恢复，长安城再度成为天下举子的云集之地，官员、进士的宴游风气很快复炽。但此时大乱甫定，藩镇林立，江淮漕运不畅，唐中央的财力、物力已远不能与开元以前相比，过度的奢华已经让长安城感到难以支撑了。

对于愈演愈烈的宴游奢靡之风，当时便有不少人深表忧虑。德宗朝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就直接将京邑虚耗的原因归结为举子、选人久居长安而导致游食过度所致。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还上奏要求禁止门生拜见座主，只允许新进士小范围的宴乐，不许聚集同年广为宴会，并停止题名活动。唐武宗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短时间内起到了扼制颓风的作用。但随着李德裕的被贬，一切又都恢复故态。至唐僖宗年间，朝廷不得不再次颁布《戒约新及第进士宴游敕》（《全唐文》卷八十八），对新进士宴饮的资费限额、参加人数以及时间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宴游的昂贵开销，不仅使寒门出身的新进士不堪重负，一些官宦之家也十分反感。王定保是昭宗光化三年（900年）的进士，他对当时的宴游奢靡之风深有感触，亦持批评态度。《唐摭言》卷三结尾说：“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可见宴游至晚唐已变成颓风陋习，完全背离了朝廷优礼进士的初衷了。

（题图：曲江遗址公园）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4

古代宫廷除夕宴会做的菜清朝的帝王们大都喜寒怕热，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畅春园”、“圆明园”等园林里度过的，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才起驾回到宫中过年。皇帝一般在腊月二十六日就“封笔”、“封玺”，停止办公，在正月初一的大典上重新“开笔”、“开玺”。

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正月初一早晨天刚亮，百官要齐集太和殿广场给皇帝拜年。那天，广场上排列着銮驾仪仗，大殿屋檐下排列着皇家乐队和金钟、玉磬等乐器。到了辰时(7点)，钦天监官员宣布时刻已到，午门上鸣钟击鼓，乐队奏响音乐，皇帝登上太和殿宝座，銮仪卫官员甩响静鞭，赞礼官高喊“排班”。百官依照广场上摆放的铜制“品级山”所标注的品级位置，列队下跪。这时由两名大学士跪捧贺表，由宣表官宣读。读毕,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皇帝赐座赐茶，百官又要叩头谢恩。茶毕，静鞭再鸣，乐队再奏，皇帝下殿，百官退朝，贺岁拜年的大典就算完成了。这时，皇帝便将早已备好的装有“如意”的荷包，赐给身边的八旗子弟、宫女、太监们。而荷包里的“如意”通常有金如意、银如意、玉如意和银钱几种。乾隆皇帝登上太和殿接受百官拜年之前，通常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里饮一杯屠苏酒。他专用的酒杯重达1斤，用黄金镶嵌珠宝特制，称为“金瓯永固杯”。金瓯寓意江山，“金瓯永固”意即“江山永固”。

老百姓过年最讲究的是年夜饭，清朝皇帝也不例外。皇帝一家平日里是难得在一起用膳的。只有年节，才特许后妃们陪宴。除夕早上，皇帝与皇后、妃嫔们在重华宫共进早膳。早膳一般有拉拉(黄米饭)、饽饽、年糕等，花样多至十品到二十品，但这不是正式的除夕大宴。除夕团圆年饭要于申正(下午4时)举行。实际上，在中午12点就开始摆桌布置凉菜、点心了。晚宴摆在保和殿或乾清宫，皇帝一人一桌，桌子是“金龙大宴桌”，桌边围上黄金绣的桌围子。大宴桌与皇帝的“宝座”之间设一“长几”，菜点都摆在大宴桌上，皇帝吃时再由人取到长几上。

年夜饭备办的烹饪原料主要是满族传统食物。如在清宫的膳食档案中记有乾隆四十九年举办除夕筵宴中所用的物料的数额，其中乾隆皇帝御桌酒宴所用的物料数额为：猪肉65斤，肥鸭1只，菜鸭3只，肥鸡3只，菜鸡7只，猪肘子3个，猪肚2个，小肚子8个，膳子15根，野猪肉25斤，关东鹅5只，羊肉20斤，鹿肉15斤，野鸡6只，鱼20斤，鹿尾4个，大小猪肠各3根。另外，制点心用白面5斤4两、白糖6两。这些物料大多是“关东”所产，反映出满族的固有食俗。

大宴桌上的菜点由外到里分成八路，有各式荤素甜咸点心，有冷膳，有热膳，共六十三品，还有两副雕漆果盒，四座苏糕、鲍螺等果品、面食。各种膳点在餐桌上的位置，彼此间的距离也都有尺寸要求。所谓“鲍螺”并非今日宴席所吃的鲍鱼、海螺，清朝皇帝很少吃海鲜，偶尔吃鱼，也只吃松花江进贡来的银鱼、鲟鳇鱼。这里的鲍螺，是一种海产品晾干后磨成粉做成的点心。

大菜之外有果钟八品，及奶子、小点心、炉食、敖尔布哈、鸭子馅包子、米面点心等小吃分东西排列，其中“敖尔布哈”系一种满族油炸的面食，还有四品南北小菜。皇宫中的规矩，各个嫔妃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平时单独开伙。但是年夜饭，妃嫔们也有幸来陪皇上吃饭。除了皇帝的家室之外，还有六桌陪客，每桌冷热菜点一共二十四品，比起皇上就少多了，而且盛菜的碗也降格为瓷碗了。

古代除夕习俗1、驱傩

驱傩在宋代有大傩仪、小傩仪之分。盛行于宫中的主要为大傩仪。据宋代人解释，大傩，意在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除夕这天，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晶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而对比其他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临安驱傩仪式也大体如此。

2、送节物

史料记载，除夕这天宋代皇帝有赐文武大臣钟馗像的风俗。如北宋神宗时期，宋神宗就命画工摹拓钟馗像，然后雕版印刷精装后，将成品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中的官员。除夕之夜，神宗又派入内供奉官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像。而在民间，当时的人们也送门神、钟馗等节物之礼俗，如宋代史料笔记《鸡肋编》记载，除夕日送节物，必以大竹两竿随之。

3、年馎飥

馎飥，是宋代除夕所制作的一种特色小吃，类似于今天羊肉泡馍等汤饼类的食物。宋人就有冬馄饨，年馎飥的说法。大诗人陆游《岁首书事》一诗有言：中夕祭余分馎飥，犁明人起换钟馗，并自注：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飥。

4、试年庚

陆游《剑南诗稿》有云：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庚。即将除夕这一天的赌博输赢视为预测下一年人生命运的游戏。另外陆游《新岁》一诗中，明烛聚呼卢之句便专指此游戏。

康熙取消除夕国宴原因据《康熙起居注册》记载，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这一年的除夕是例外的。这一天，康熙帝特别纠结郁闷，他破例取消了定制中的国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直隶一带干旱，颗粒无收。腊月二十六日，他下旨大学士伊桑阿、直隶巡抚于成龙等对灾民进行赈济。二十九日，他得到的汇报情况是，库银已到州县灾民手里。可是，他仍不放心，又下旨让山西巡抚亲自到蔚州、广昌两县赈给。他严令“务令灾民得沾实惠。”

除夕的上午，康熙帝的脸上没有春节的喜悦，他坐在乾清宫里显得很不安。这时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劝道：“四海九洲幅员甚大，况本朝土宇尤极广远，为从来所未有。若必载载丰稔水旱不侵，实有不能。今皇上因直隶一隅，睿念焦劳，未尝少释，虽当岁节，日亲政无异平时，臣等皆悚惧不宁。至昨御史李时谦两疏，殊无紧要，臣等以明日元旦，其疏今晚姑送进。”

这番话的大意是，我们国家疆土很大，直隶不过一隅，如果想年年丰收是不可能的。现在皇上您因为直隶的旱灾就忧郁纠结，一直不休息，过年了仍然坚持办公，我们很担心。李时谦昨天上了两个折子，我们看了没有大事，明天就是初一了，今晚他的折子不要送来吧?总的意思，是劝皇上休息，好好过年。其实也有探测圣意的目的，即国宴还搞不搞了，王公大臣们在保和殿外等着呢。

然而，康熙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说“仍照常送进!”《起居注册》记到这里，又说了一句“少顷，上问皇太后安”就结束了，成为康熙朝少见的除夕国宴的空白。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5

【关键词】苏轼；词；用典；叙事性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33-6

词在产生初期只是一种“配合燕乐歌唱之歌辞”。至北宋时期，词逐渐从娱乐性的歌发展成为文人抒怀言志的文学体裁，且开始具备了纪事写实的文学功能。词所经历的这种由“歌”向“诗”的升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轼创造性地以用典的方式将词引入了文人交际的领域。本文论说的以典代叙，主要是指事典摘取人物、地点或情节等核心要素来征引故事的隐形叙事特点。苏轼正是充分利用了典故能以精简的核心词汇替代叙述完整故事的强大叙事，将词发展成为北宋文人交际的重要载体。最能体现苏轼词的交际性特色的当推赠寄词、宴游词等。

所谓赠寄词，是指具有明确赠寄意向的词作，这类词所抒发的情感是有明确对象的。为了论述的准确性，我们这里只关注题序中表明赠、寄某人的词作。依据这一标准统计，在苏轼现存的331首词中，有127首属于赠寄词，可见赠寄词在苏轼词的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从赠寄的对象上来看，苏轼的赠寄词仅有26首是赠女子的，其余绝大多数都是赠亲友、同僚的，后者正是苏轼词活跃在文人交际领域的一个最直观的反映。苏轼的赠寄词，大致有送、别、遇（逢）、寄、答、呈、戏、劝、遗、和、次韵等具体形式。尽管形式众多，但依据空间距离，又可以分为赠寄者在场的赠词和赠寄者不在场的寄词两大类。赠词的主要场景有宴游酬赠和临歧赠别两种，需要说明的是宴游酬赠与临歧赠别也是常有交叉的，譬如，在为饯别而设的宴席上，酬赠词就是以抒发别情为主。为了凸显苏轼在别情词中的用典特色，我们将宴别之作独立在宴游酬赠词之外，将其归入临歧赠别一类。

一、尊酒相逢，以词纪事

苏轼交友甚广，宦游所到之处总是能与当地的同僚、文人、隐士等呼朋引伴，时常宴饮唱和，优游于山水之间。苏轼的宴游酬赠词共17首，其中既有如《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的“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以优美笔调在写景中叙述见闻；又有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的“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与友人在席间的感叹人生；还有如《少年游》（银塘朱槛麴尘波）词“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十分歌”的佳节宴饮行乐；更有如《满庭芳》（三十三年，飘流江海）词“步携手林间，笑挽ss”的故友重逢话旧。这些词不仅内容丰富、情感细腻，友人之间的饮酒作乐、登游泛舟、玩笑戏嬉等无不入词，而且在表现方式上，苏轼创造性地为词注入大量的叙事、纪实的成分。

苏轼常常把宴游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巧妙地搬到词里。为了不丧失词之语言的要渺宜修和轻灵纤柔的特质，苏轼的以典代叙侧重于把事典浓缩为优美的语汇，借用事典的故事内容，以实现空灵虚冲的词的叙事性。如《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一词，记录朋友相聚于真觉寺中赏玩瑞香花，曹子方因不识此花而误以为丁香。苏轼作词以戏之：“怪此花枝怨泣，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浓。怕见此花撩动”。苏轼将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误把卢橘归为长安物产的事典，结合司马相如的作品语辞，提炼出“继取相如云梦”的典面。这既写出了一段趣事，又在字面上合乎了词的飘逸空灵之韵味，以虚写实。另一首《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词：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

词中记叙了苏轼在离任杭州时与新任知州林子中交接之事。全词几乎都是直白叙述，但苏轼巧用乐昌公主新官旧官的事典，以女子爱情事写公务，既借典故的柔婉消解了官务移交的严肃性，又在语境的跳跃中产生了幽默，为词增色不少。苏轼借用典故实现了宴游词的叙事性。丰富多样的事典也使苏轼的大多数宴游之作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大不同于之前花间、南唐宴游词的浮泛抒情。

苏轼词中还有一类宴游词虽在题序中没有说明赠寄某人，但内容是以记叙文人士大夫出游雅聚之事为主。这些宴游词也是极能体现苏轼词交际性的有力证据。

苏轼的宴游词通常是以词来真实地记录与友人的宴会和出游，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以词纪事。《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词就是一首典型的纪游词，上阕“城头月落尚啼乌。朱舰红船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在黎明前西湖月落乌啼、云水缭绕的景色中，又述说了太守未至，两县令先到的游湖之事。过片则是幅青山绿水间黄帽撑舟，岩上青烟升腾的风俗画。结拍回笔平淡而有禅机的写自己的僧榻小憩，在叙事中暗含情致。苏轼的词不仅纪游，还有不少纪宴佳作，他以优美的词笔将宴会雅集的趣事一一纪实。如《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上阕：“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该词生动地记载了仲秋宴上赏菊，双花独向徐君猷而开之轶事。再如《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词：“回风落景。散乱东墙疏竹影。满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湿衣。梦回酒醒。百尺飞澜鸣碧井。雪洒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以轻盈冲淡之笔记叙了夏日雅集晁无咎之随斋事，与词序所记的“主人汲泉置大盆中，渍白芙蓉，坐客俯然，无复有病暑意”结合，有虚实相生之妙。

苏轼运用浓缩历史故事的典故，来代替性的叙述当下之事，既古雅又增添了历史的联想，避免了直白生硬的叙事。苏轼最出名的记游词是记述密州出猎事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上阕以“亲射虎，看孙郎”的孙权射虎事典，叙述自己出城打猎之事，自比孙权，其豪迈雄壮之气势溢于言表。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用冯唐易老的事典，来表白自己虽已两鬓花白，但仍怀抱着为国驰骋疆场之凌云壮志。典故的蕴藉性特点使苏轼得以借用简短凝练的典面，实现词之叙事的同时，又饱含深情。

二、歧路沾巾，以词赠别

临歧赠别词是赠词的又一重要类别。我们把苏轼有明确赠送对象的、抒发离情别意的词，包括宴席上的别情之作，都一并归入赠别词之列，但排除离别之时的自我抒情排遣之作，如《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虽题序为“恨别”，但只是词人独自踏上征途时依依惜别之情在内心的涌动，并无赠别的对象，故不视为赠别词。根据这一标准统计，现存的苏轼赠别词有49首。

苏轼的“以诗为词”之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在赠别词中。苏轼词的以典代叙，不仅借鉴了诗的抒情言志，还有诗歌描摹情节和叙述场景的艺术手法。苏轼的赠别词大多都有具体的情感寄托对象，往往能借典故将与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和赠别者的个人经历等都融入词中，使它们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在赠别词中，苏轼通常会用事典来叙事的内容有以下三类。

一是用典故叙述临别时的具体情境，如《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词，巧妙运用《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晋人桓伊回车为尚在舟中的王子猷弄曲三调，曲终便上车离去，始终不交一言的典故，叙写自己在江边凄清的笛声笼罩下为友人柳子玉送行之事。

二是常常借事典以写实友人离别之原因、去向等赠别之人的经历。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一词：“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粉泪怨离居。喜子垂窗报捷书。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苏轼依据友人杨元素将还朝，似有典兵之议这一特殊的个人经历，在赠行词中连续运用班超投笔从戎、马援受封伏波将军的事典，兼顾叙事与祝愿，不仅拓展了词的内容空间，而且使词中所表达的别情更加个性化，更加真切。再如赵晦之罢官归去，苏轼在送别之作《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君）：“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就用到了《论语・公冶长》记载的“楚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的典故。下阕又紧接着说：“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成功地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为六国相之后感叹：“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轼正是借苏秦无良田二顷而出仕事，来自嘲归隐而不得的无奈。又如《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词，梅庭老远赴薄职，苏轼赠词：“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巧用冯谖弹铗歌无鱼之事，让友人不用抱怨地僻职闲，又以张仪赞誉上党天下脊背之事来分析此地的重要性，最后更是反用鲁仲连箭书破城事，劝慰友人放宽心态接受现实。张元唐回秦州省亲，苏轼在赠别词《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以“风流膝上王文度”收笔，运用晋人王文度虽长大成人，却仍被父亲抱坐膝上的典故，来述说友人省亲得父宠爱之事，叙事贴切而有蕴藉。

三是叙写与赠别之人的交往故事，如《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词中“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连用《史记・张仪传》中的犀首自嘲无事好饮的事典，及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记九九重阳宴上孟嘉落帽，并用超卓文辞对答他人嘲笑之文的风雅趣事，将自己在黄州三年的重阳节都与徐君猷在栖霞楼畅饮之事娓娓道来。再如《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酒阑清梦觉，春草满池塘”，以谢灵运梦见谢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事典自比，述说与友人诗文往来、磨砺辞句的深厚情谊。

苏轼还有连续填写数首词以送别挚友的情况，这种系列赠别词更突出了苏轼词写实事、吐真情之特点，可以看作是词之叙事功能的一次升华。如熙宁七年七月于杭州送别陈述古一事，苏轼就先后创作了6首词以赠别，每首词都配合题序，表达出了不同地点和场合下的送别情境，而典故（包括事典、语典）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叙事角色。如登孤山宴竹阁，则填《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凭栏远眺，不禁想起晋明帝所谓日近长安远之事典，悲叹“天易见，见君难”，黯然神伤。追送述古，别于临平扁舟之中，则作《南乡子》（回首乱山横），不正面写自己伫立目送友人，而是借用唐人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的诗句“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侧面写友人舟中回首，渐行渐远，“不见居人只见城。”故人离别之悲凄，跃然纸上。大量的事典的灵活运用，令苏轼的赠别词几乎每一首都具有了独特的面貌，抒发着各不相同的个性化离别之情，这是对赠别词的发展，也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理念在赠别词中的成功实践。

三、鱼雁传书，以词代简

赠词与寄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赠词尚且有与受赠者现场的共同经历作为基础，而寄词则是纯粹的借词来跨越时空寄予情感。苏轼的寄词并不止步于抒情，或者言志的限度，他通常是以词代简，通过词来向亲友传达当时之事之情之志。因此，寄词对叙事性的要求就更高于赠词。在寄词中，苏轼依然是借助典故作为主要的叙事手段实现了以词代简。

如苏轼在给章质夫的书信中写道：“《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此书所附之词即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可以是以词代书，如《江神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题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因大雪而感怀友人，且寄词以抒思念之情。苏轼在题序中标明“寄”、“怀”某人的词作有2l首，其中寄其弟子由的词最多，共5首。

苏轼的寄词主要有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和因情而发的倾诉型两大类。一般说来，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寄词是以叙事为基础的称赞或戏谑，故而多用事典。如因益州太守冯京平定边乱有功，苏轼作《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词，词人一方面使用唐代名将李勤镇边固若长城，韦皋平剑南八国的历史故实来叙述并称颂冯京防御与招抚兼施的治边策略，另―方面又用卓文君当垆酷酒、王褒作新曲等蜀中事典，以增添冯京所治之益州浓郁的地方文化内涵。再如熙宁七年七月，苏轼寄苏州太守王规父之《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词，亦属于因事而作的应酬型，词中借用浮丘伯、许飞琼等仙道事典，来叙述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任太守杨元素之事，又用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及范蠡携西施泛舟五湖的古人故实，调侃王规父莫留杭妓、游湖不返。一首44字的小令竞连用四处事典，用事之密集，叙事之丰富，堪称小令中的佳作。

因情而发的倾诉型寄词，则是重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故而在运用事典替代叙事之外，也时常引用前人语典，以增加表达效果。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赴润州，过丹阳时，重闻旧曲而引发思念，陷入与述古登山临水，题咏诗词的美好回忆中，于是作《行香子》（携手江村）以寄述古。词人用“绣罗衫、与拂红尘”句，带出魏野与寇准再度重游陕府僧舍，见当年二人题咏仍在，寇准之诗已被人用碧纱笼护，而魏野的诗则尘昏满壁，随从官妓用红袖为魏野题诗拂去尘土的故事。借言昔日与友人游湖题诗之事，这里的事典虽然也有代替叙事之用，但此处叙述仍是为抒发思念之情所设的铺垫。苏轼将本朝名人的逸闻趣事作为典故来运用，这也是在事典使用上的一个突破。苏轼在这类因情而作的倾诉型寄词中，总能根据创作的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典故，充分发挥事典善叙事、语典善抒情的优长。如在《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用陆氏兄弟少年才俊事典叙述自己与子由二人年轻时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词：“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用谢安扶病人西州的事典讲述自己终将归隐的雅志。而在《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词中，则化用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词句，表达深夜梦回时分幽独寂寞的思怀之情。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的佳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化用《温公续诗话》所载“月如无恨月长圆”之语，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化用唐人许恽《怀江南同志》中的诗句“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

苏轼的寄词大部分是抒发与友人真挚的情义和思念。这类寄词有一个从当下到回忆再到感慨人生的基本情感模式。如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即是从当下驿馆的凄清孤单起笔，下阕先回忆兄弟二人初入京城的风华正茂，随之抒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那种闲适、放旷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当然，不是每首寄词都完整的具备这三段模式，且各自的出场顺序也是有差别的。同样是寄予子由的《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词，就是以“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二人曾游柳湖的欢快情景开场，下阕从回忆中醒来写及当下的风和日丽，“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接着再感叹“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遥想远方的亲人和同归故乡的夙愿。

苏轼还有一类唱和赠答的特殊寄词。关于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词的群体唱和盛事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能改斋漫录》载：“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可见，北宋唱和词已不仅仅是发生在宴席之上的娱乐游戏，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凭借书信往来的文学切磋、情感交流方式。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是一首著名的唱和词，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语典，从歇拍的“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构思；到下阕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化用本朝词人叶清臣《贺圣朝》（满斟绿醑留君住）：“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的用语，再到结拍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化用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引唐人诗：“君有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的意境。频繁用典应该算是唱和词共同的特点之一，这大概与文人唱和的心理有关，在交流之余不免有逞才之嫌。

在寄词中事典通常是用于代替叙述当下情形，或昔日往事等；语典则是借鉴前人的描写方式和意境，为我所用的来叙真事抒己情。苏轼巧妙而充分地发挥着事典、语典各自的作用，为实现寄词的艺术感染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6

之

（一）代词

作第三人称代词，可以代人、代事、代物。代人多为第三人称，译作“他（她）（他们）”、“它（它们）”。如： ①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 ②陈胜佐之，并杀两尉。（《陈涉世家》）③ 肉食者谋之。（《曹刿论战》）

有时也作第一人称，译为“我”。如：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上枢密韩太尉书》）

（二）助词

1．结构助词，译为“的”，有的可不译。如：①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岳阳楼记》）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论战》）

2．结构助词，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如： 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见蔡桓公》）②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③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公输》）

3．音节助词。用来调整音节，无义，一般不翻译。如： 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 ②久之，目似瞑，意暇甚（《狼》）③怅恨久之（《陈涉世家》）

4．结构助词，是宾语提前的标志。如：①何陋之有？（《陋室铭》） ②宋何罪之有？（《公输》）③而城居者未知之也。（《满井游记》）

5．结构助词，是定语后置的标志。如：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 ②北顾黄河之奔流。（《上枢密韩太尉书》）

（三）作动词，可译为“到”、“往”。如：吾欲之南海，何如？（《为学》）

者

（一）结构助词，译作“……的”“……的人”“……的事物”“……的情况”“……的原因”等，相当于名词性短语。如： ①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愚公移山》）②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出师表》）③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为学》）④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唐雎不辱使命》）

（二）语气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停顿，谓语部分一般用“也”字结尾，起判断作用。如：①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愚公移山》）②诸葛孔明者，卧龙也。（《隆中对》）

而

主要作连词用，可以表示以下关系：

l．并列关系，一般不译，有时可译为“又”。如：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十则》）②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

2．承接关系，可译作“就”“接着”，或不译。如：①扁鹊望桓候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 ②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涉世家》）③环而攻之而不胜。前一个“而”就表示承接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3．转折关系，译作“但是”“可是”“却”。如： ①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始得西山宴游记》）②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爱莲说》）③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隆中对》）④环而攻之而不胜。后一个“而”字表示转折关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递进关系，译作“而且”“并且”或不译。如：①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记》） 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十则》

5．修饰关系，可译为“地”“着”，或不译。①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愚公移山》）②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始得西山宴游记》）

其

（一）代词

1．作第三人称代词，可译作“他（她）”“他（她）的”“他们”“他们的”“它”“它们”“它们的”。如：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十则》）②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口技》）③屠大署，恐前后受其敌（《狼》）

有时也译作第一人称代词“我”。如：偶然得之，非其所乐。（《上枢密韩太尉书》）

2．指示代词，可译为“那”、“那个”、“那些”、“那里”。如：①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核舟记》）②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 ③以勉其学者也（《墨池记》）

也可译作“其中的”，后面多为数词。如： ①其一犬坐于前（《狼》）②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为学》）

（二）副词

放在句首或句中，表示疑问、猜度、反诘、愿望等语气，常和放在句末的语气词配合，可译为“大概”“或许”“恐怕”“可要”“怎么”“难道”等，或省去。①其如土石何？（《愚公移山》）②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前一个“其”可译作“难道”，后一个“其”可译为“恐怕”。③安陵君其许寡人！其：可译为“可要”。（《唐雎不辱使命》）

（三）连词，表示假设，可译为“如果”。如：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尔。（《送东阳马生序》）

以

（一）介词

1．介绍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译为“因为”“由于”。如：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②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前一个“以”表原因，后一个“以”表目的。）（《出师表》）③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

2．介绍动作行为所凭借的条件，可译为“凭借”“按照”“依靠”等。 ①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马说》）②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愚公移山》） ③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二章》）

3．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可译作“把”、“拿”、“用”等。如：①屠惧，投以骨（《狼》）②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③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峡江寺飞泉亭记》）

（二）连词

1．表示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来”如：①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狼》）②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③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 ④故为之文以志（《始得西山宴游记》）

2．表示结果，可译作“以至”‘“因而”。如： ①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出师表》）②以伤先帝之明（《出师表》）

3．有时相当于连词“而”。如：①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黔之驴》②醉则更相枕以卧（《始得西山宴游记》）

（三）“以”还可作动词（属于实词）用，可译为“认为”。如：①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出师表》）②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世说新语〉三则》）

焉

1．疑问代词，可译为“哪里”。如：且焉置土石（《愚公移山》）

2．句末疑问语气助词，可译为“呢”。如：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

3．代词，相当于“之”。如：忽啼求之，父异焉（《伤仲永》）

4．兼词，用于动词、形容词之后，即兼有介词和代词的作用，相当于“从这里”“在那里”。如：①不复出焉（《桃花源记》）②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愚公移山》）③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曹判论战》）

虽

连词“虽”在文言文中主要有两种用法。

1．表示假设，可译为“即使”。如： ①虽千里弗敢易也，岂止五百里哉（《唐雎不辱使命》） ②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三峡》）

2．表示转折，可译为“虽然”。如：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送东阳马生序》）

然

（一）代词，起指示作用，译作“这样”“如此”。如：①父利其然也（《伤仲永》）②谓为信然。（《隆中对》） ③然后知是山之特立。（《始得西山宴游记》）

（二）连词，表转折关系，译作“然而”“但是”等。如：①然足下卜之鬼乎（《陈涉世家》）②然志犹未已。（《隆中对》）

（三）语气助词，分三种情况：

1．用在形容词之后，作为词尾，译作“……地”。如：杂然相许（《愚公移山》）

2．用于词尾，译作“……的样子”。如：①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墨池记》）②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醉翁亭记》）

3．用于句尾，常与“如”“若”连用，构成“如…… 然”“若……然”格式，相当于“……的样子”

“好像……似的”。如：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核舟记》）

乃

（一）作副词。有三种情况。

1．表示动作在时间上的承接，译作“才”。如：①断其喉，尽其肉，乃去。（《狼》）②太丘舍去，去后乃至。（《〈世说新语〉三则》）

2．表示动作在时间上的承接，译作“就”。如：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陈涉世家》）

3．表示出人意料，译作“竟”“竟然”。如：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

4．用于判断动中，相当于“是”“就是”。如：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二）作连词，表示前后的衔接或转折，可译为“于是”。如：①乃入吴寻二陆。（《周处》）②乃重修岳阳楼。（《岳阳楼记》）

（三）作代词，译为“你、你的”。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于

介词“于”的主要用法有：

1．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译作“在”“从”。如： ①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 ②子墨子闻之，起于鲁（《公输》）

2．表示动作的对象，译作“向”“对”“同”“给”“到”等。如：①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愚公移山》）②贫者语于富者曰（《为学》） ③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④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孟子〉二章》）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墨池记》）

3．用在被动句中，介绍行为主动者，可译为“被”。如：“受制于人”的“于”。

4．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一般可译作“比”。如：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鱼我所欲也》）

5．表原因，可译为“由于”“因为”。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二章》）

为

“为”作为 动词有两种基本用法，一是表判断，一是表动作行为。这里只介绍“为”作为介词的用法。

1．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可译作“向”“对”等。如： ①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 ②此人——为具言所闻（《桃花源记》）

2．表示被动，译作“被”。如：梅花为寒气所勒（《西湖游记二则》）

3．表示动作、行为的替代，可译为“替”“给”等。如：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短文两篇》）

4．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可译作“为着”“为了”。如：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鱼我所欲也》）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7

一、赏月的习俗始于南北朝

中秋节，有的说始于唐代，有的说始于宋代。南北朝时期，人们有了赏月的习俗。唐代欧阳詹《玩月》诗序说：“月可玩，玩月，古也。谢赋、鲍诗、x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全唐诗》）“谢赋”系指南朝宋人谢庄（字希逸）著《月赋》（《文选》）。“鲍诗”指南朝宋人鲍照（字明远）著《玩月城西门中一首》：“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客游厌苦辛，仕子倦飘尘。休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肴干酒未缺，金壶启夕沦。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文选》）“x之庭前”指谢x（字玄晖）著《七夕赋》开头几句：“金祗司矩，火曜方流。素钟登御，夷律鸣秋。朱光既夕，凉云始浮。盈夕露之蔼蔼，升夜月之悠悠。步广庭而延睐，属天媛之淹留。”“亮之楼中”指晋人庾亮的故事。《晋书・庾亮传》：“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从谢庄、鲍照、谢x、庾亮等诗人的玩月诗，可见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了赏月的习俗。

为什么人们要选择在八月十五赏月呢？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说得明白：“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大寒，夏则蒸云大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中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梗èi，灰尘也）不流，大空悠悠;婵娟p（fēi，衣长貌）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斯古人所以为玩也。”这就是说，秋天本来是不冷不热的季节，而八月十五又当秋季的中间，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这一天太阳光线差不多是直射到月亮朝地球的一面，因而月亮看起来又圆又亮。大约因为这些缘故，人们便自然地喜欢中秋赏月了。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天宝下・望月台》条载：“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兵，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从唐中秋的诗歌看，主要也在于赏月，殷文圭《八月十五日夜》：“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司空图《中秋诗》：“此夜若无月，一年虚度秋。”徐凝《八月十五夜》：“皎皎秋空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另外还有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八月十五日夜玩月》《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夜玩月二十韵》，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闻崔大员外翰林独直对酒玩月因怀禁中清景偶题是诗》《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张祜《中秋夜杭州玩月》，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王建的《和元郎中从八月十二（一作一）至十五夜玩月五首》等等，从这些诗中都可看到唐人对中秋赏月的重视。

另外，由于中秋月亮又圆又亮，人们在赏月中自然会联想到家人团聚。在商旅游宦极盛的唐代，也自然产生了八月十五要全家团聚的习俗观念。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一作林）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李峤《中秋月二首》：“盈缺青冥外，东风万古吹。何人种丹桂，不长出轮枝。”“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一作落）谁家。”都表现了盼团圆的心情。至于中秋全家吃团圆饭、吃月饼等习俗，唐代尚无记载。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岁时部》列叙的岁时节日有：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月晦、寒食、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就是没有八月十五中秋这个节。

唐代崔令钦撰《教坊记》大曲名中有“玩中秋”之曲名。任半塘《笺订》曰：“玩”诸本作“D”。中秋之说，唐玄宗以前所无。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谓“前人望月有诗，皆非为中秋而作。然则玩月盛于中秋，其在开元以后乎？”王谟《荆楚岁时记跋》谓“是记只载八月十四日……事，于十五日亦无闻焉，窃意自唐以前，世俗尚无中秋故事。”（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二、中秋之成为节日在宋代

尚秉和著《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九《岁时伏腊・唐宋之端午中秋》条说：“至八月十五夜，在唐时虽有玩月故事，在社会视之，似无若何兴趣。不惟不能与寒食等，并不能与端午同也。其见于唐人小说者，除《集异记》《异闻录》《唐逸史》记明皇入月、服仙丹，《宣室志》记周生梯云取月事外，余事甚少。而唐诗除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最驰名外，余如杜工部、李太白、白香山、韩昌黎、柳河东等吟咏中秋者，偶有之而不甚，是其证也。至宋时似盛于唐。《太宗纪》：‘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三公以下献镜及承露盘。’又《膳夫录》：‘汴中秋节食中秋玩月羹。’是否可证已以中秋为节令，故大臣有献而玩月羹成为汴京风俗。又晏殊《中秋诗》‘苦吟金翰久，清宴下楼迟’，是中秋宴饮之证。然阅庞元英《文昌杂录》记祠部休假节，有立秋、七夕、秋分、重阳，而无中秋，是社会仍不以是日为节令。而端午则休假一日，可见宋时中秋尚不能与端午等也。”（《民国丛书》）尽管如此，宋时已开始过中秋则是无问题的，其证明文献有――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八“中秋”条记北宋东京开封过中秋节的情景：“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X勃（又名木李、i楂）、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南宋金盈之撰《新编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八月”条记汴梁中秋节：“中秋，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郡。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所以当时赋词者，有‘时人莫讶登科早，只为常娥爱少年’之句;女则澹伫m妆饰，则愿貌似常娥，圆如皓月。俗传齐国无盐女，天下之至丑，因幼年拜月，后以德，选入宫，帝未宠幸，上因赏月见之，姿色异常，帝爱幸之，因立为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来矣。旧传是夜月色明朗，则兔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滨老蚌吐纳月影，则多产明珠，比明年采珠捕兔者，卜此夕以为验。”（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卷之一下《观物篇》：“南海中秋有月，则蚌胎生珠，无月则否也。”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礼部侍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以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玩此经良秋，即成真珠矣。”）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南宋临安中秋节：“中秋日，使府教水军并战船打阵子，于江内安抚，在浙江亭上观潮，弄潮人各有钱酒犒设，江岸幕次相连，轿马无顿处。钱塘知县并城南都厢弹压，幕次官员也有钱酒。是夜城中多赏月排会，天气热，宿湖饮酒，待银蟾出海，到夜深船静，如在广寒宫内。”

南宋末吴自牧著《梦粱录》卷四“中秋”条记南宋都城临安过中秋节的情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三“中秋”条同样记南宋临安过中秋节说：“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御街如绒线、蜜煎、香铺，皆铺设货物，夸多竞好，谓之‘歇眼’。灯烛华灿，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卷六“蒸作从食”条列举的食品中有“月饼”一项。是否中秋节专用食品，不得而知。可能中秋尚未形成吃月饼的风气。

元代费著撰《岁华记丽谱》：“八月十五。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这是讲成都的事。

纵观以上记载，宋代中秋节的内容主要为玩月、拜月、吃团圆饭、放水灯、占卜采珠捕兔丰收五条，玩月古已有之，后四条算新增的习俗。

三、中秋吃月饼应始于明代

尽管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里，提到各种蒸食的糕饼中，赫然就有“月饼”在列;但是否作为中秋的节物，便不得而知。元代不见中秋吃月饼的记载。元诗不乏中秋赏月玩月的歌咏，就是找不到中秋吃月饼的句子。例如萨都剌《溪行中秋望月》：“去岁南闽客，今年此日还。中秋八月半，一水万山间。皓月飞圆镜，回流转玉环。携家共清赏，何异在乡关。”此言携家赏月。他的另一首《溪行中秋玩月》，其序言“后至元三年八月望，舟泊延平津。是夕星河灿然，天无翳云，月如白日，溪声潺若奏乐，四山环抱，如拱如立，如侍左右奔走执事者。萨氏子奉母坐船上，与其妇具酒肴盘馔，奉觞上寿。”诗中谈到他们一家人中秋食谱是“开瓮酒熟浮新蛆，秋园摘果雨剪蔬，船尾曲突通行厨，家鸡水鸭美且腴，鲤鲫鲜大如江鲈。”并无月饼的影子。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元代中秋节吃月饼的文献记录。元、明间人陶宗仪在《元氏掖庭记》里记：“己酉（1309）仲秋之夜，武宗（海山）与诸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绿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鱼浮鸟，竞戏群集。于是，画o中流，莲舟夹持。舟上各设女军：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凤尾旗，执泥金画戟，号曰凤队;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敞裘，建鹤翼旗，执沥粉雕戈，号曰鹤团。又彩帛结成采菱采莲之舟，轻快便捷，往来如飞。当其月丽中天，彩云四合，帝乃开宴张乐，荐蜻翅之脯，进秋风之脍，酌玄霜之酒，啖华月之糕，令宫女披罗曳e，前为八展舞，歌贺新凉一曲。帝喜谓妃嫔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瑶池，人以为古今莫有此乐也。朕今与卿等际此月圆、共此佳会，液池之乐不减瑶池也。惜无上元夫人在坐，不得闻步玄之声耳。’有骆妃者，素号能歌，趋出为帝舞‘月照临’而歌曰：‘五华兮如织，照临兮一色，丽正兮中域，同乐兮万国！’歌毕，帝悦其以月喻己，赐八宝盘玳瑁盏，诸妃各起贺酒。半酣，菱舟进鲜紫角，玉心之奇，山耸而至;莲艇奉实绛房，金的之异，陵叠而来。由是下令两军水击为戏，风旋云转，戟刺戈横。战既毕，军中乐作，唱‘龙归洞’之歌而还。”（《说郛》）所谓“啖华月之糕”，指的可能是吃月饼，可惜文字太简，透露的信息也不多。过去民间流传一个故事，说元末农民起义乃在八月十五以月饼来传达命令。此前送月饼时，在每个月饼的馅里都夹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因此大家采取统一行动，了元朝的暴政。这个故事无历史依据，今天来看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说：“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或携}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由此可以确定明朝时，人们以月饼为中秋应节之食物了;而且也说明了在中秋节这天吃月饼，有以圆如满月的月饼来象征月圆和团圆的意义。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第十七卷上字“民风一：土俗：八月馈月饼”，注：“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明史・礼志六》“奉先殿”条载：“嘉靖十四年定内殿之祭并礼仪。……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明代已将中秋节定为一个法定的岁时节日。明代刘若愚撰《明宫史》火集“八月”条：“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送。西苑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饼，仍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合家分用之，曰‘团圆饼’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宫眷内臣吃蟹，活洗净，用蒲包蒸熟，五六成群，攒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脐盖，细细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毕，饮苏叶汤，用苏叶等洗手，为盛会也。”清代饶智元撰《明宫杂咏四百七十三首・永乐宫十六首》之一：“中秋曲宴管弦催，学士帘前拜赐回。一曲落梅歌未歇，广寒宫殿月飞来。”注引《明史乐府》曰：“永乐中，中秋开宴不见月，上意不怿。学士解缙口占〔风落梅〕一阕云：‘嫦娥面，今夜圆。下帘不令群臣见。拼今宵倚栏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上喜，为停杯以待。夜半月复明。上笑曰：‘解缙真才子，夺天手也。’命宫人满酌宣劝，极欢而罢。”

始得西山宴游记篇8

从厌学到出色，

军校为她打开医学之门

1980年，王新宴以优异的高考成绩，从哈尔滨考到中国人民第四军医大学，成为空医队100名学员中8名女生的一员，懵懂进入了医学领域。

刚进军校，王新宴就发现自己对学医极不适应，对部队极不适应。军校生活讲究整齐划一、服从命令，那时候她觉得这是一种极其束缚自我的压制，跟想象的大学生活完全不一样，她不愿学解剖，对福尔马林也过敏，追求浪漫完美的王新宴懊恼地提出退学，并开始用绝食抗议5天。中队干部、大队领导甚至时任学校政治部主任陈郁文亲自找王新宴谈心，帮助她释放厌学的压抑情绪，还鼓励她多参加集体活动，王新宴开始主动改变自己，逐步融入了军营，并在军校期间光荣入党。

80年代初期，社会刚刚从里平复下来，许多心灵受到创伤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信念像雪崩一样被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青年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个困惑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那是一场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著名讨论，王新宴也开始思考，人生的路怎么走才有意义。

1983年“五一”期间，学员大队组织一百多名学员去华山游玩，由于游人太多，山上突然发生了踩踏险情，部分游客被上山和下山的人流挤得从半山腰掉下山崖，现场一时特别混乱，同学们迅速自发地组织参与救援。一位军工厂的工程师从华山上摔下来后，脑部受伤，情况非常危急，王新宴和同学们靠手轮流抬着那位工程师跑了22里山路，并带回到学校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开颅手术，受伤的工程师挽回了一条性命。回学校后，同学们都没主动说这件事，直到那位工程师病愈出院后给军校领导和光明日报社写了感谢信，军校学员主动救人的先进事迹才被人知道。

当年，《光明日报》等多家中央级媒体刊发了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勇于救人的事迹，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王新宴和同学们用行动证明了危难关头当代大学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组部授予学员队“华山抢险英雄集体”荣誉称号，团中央授予他们“新长征突击队”称号。1984年，第四军医大学举行事迹报告会，王新宴荣立个人三等功，并作为主讲人之一，受邀到西安市做巡回报告。

那一年春天，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同志到学校听取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的事迹汇报，并带着王新宴等4个学生代表一起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授奖活动。在火车上，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热烈地畅谈着生活和理想，聊到高兴时，同志在王新宴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赠言：“精神振兴是民族振兴的前提——与王新宴同学共勉，于4月22日火车上。”

受到鼓励的王新宴在同志的本子上也写了一句话：求事业、爱生活。这既是她的感悟，也是她立志今后为之奋斗的目标。二十九年过去了，那本点燃王新宴人生理想的笔记本仍然完好地保留着，激励着她在医学道路上阔步前行。

在北京，王新宴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为当时国家机关的干部做报告，在清华大学百年礼堂为北京的大学生做报告，那次报告反响很热烈，在大家的鼓掌声中，王新宴意识到，只要坚定朝着理想目标奋斗，人生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也正是从那时起，她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女军医。

从高潮到低谷，

信仰让她坚守职业航向

1985年王新宴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第四军医大学想让她留校任团工委书记，这个别人眼中的大好机会，王新宴却坚决拒绝了，她对学校政治部领导说：“我只想当医生，让我去临床一线吧！”

最终，王新宴被分配到了空军总医院，学校还专门写了推荐信给医院。报到后，王新宴先开始在科室轮转，医院把她安排到号称“龙头科室”的心血管内科，一进科王新宴就参与了一位老红军的保健任务，在医疗组工作了7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首长及家人的好评。

1988年3月，为了高效优质开展飞行员的医疗保障工作，医院开始筹备空勤科，把王新宴抽到空勤科，还是研究心血管疾病。1989年医院引进了心电HOTER，这个仪器可以实时监测心脏相关数据。当时飞行员因心律失常住院治疗后，要通过放飞鉴定才能重返蓝天。王新宴觉得，鉴定的标准都是以地面监测为主，飞行员复飞后在天上的实际状态并不知道。她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飞行员把心电图监测带到天上去，观测复飞后的真实数据。这个课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那时候也没有电子病历，为了找出所有放飞飞行员的病历，王新宴用手一本一本地翻查，给飞行员写信联系做心电测试。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觉得不现实，因为从来没有在飞行员身上做过这种测试，风险太大，医院内部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是王新宴觉得这个研究是对飞行员有益的事情，她坚持做了下去，带着1名医生和1名护士下部队做调研，做了40多例数据统计。课题做了1年之后，1990年，医院组建南楼高干病房，要抽调王新宴过去。王新宴放不下正在开展的飞行员心电监测课题，她找到院领导表明心迹：我的课题才刚开始有眉目，不希望因为去高干病房工作而放弃课题。院领导要求王新宴服从组织安排，并同意王新宴延缓报到时间。别人10月4日报到，她11月18日报到，这期间，她用1个月的时间把课题已经完成的内容都整理出来，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空勤科的同事，让他们接着做下去。后来这项课题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医院较早获全军奖项的科研项目。

1992年医院成立涉外病房，此后的13年时间，王新宴都在涉外病房工作。那时候涉外病房只收治病重患者，大多是多脏器衰竭，需要医生掌握综合学科知识。在王新宴看来，医生不是修理机器的管道工，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生了病的器官，而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和周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王新宴能够读懂病人的眼神，惊恐的、求生的、兴奋的，她也听过病人痛苦的以及各种各样的难过和诉说，唯一能够使她激动和慰藉的是病人痊愈出院时那信任的一笑。

然而工作的激情也有被现实打碎的时候。王新宴一心想成为从事心血管研究的专科医生，但在涉外病房，她逐渐变成了万金油般的全科医师，她开始担心专业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1995年，王新宴父亲的突然离世，使她悲痛万分，久久不能释怀。她的父亲是由于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猝死，正是这个巨大的打击，使王新宴开始对高血压的诊断治疗进行研究，她希望不要有更多的病人再出现类似的病情，不要再有儿女为父亲的猝死而愧疚。谈到这个话题，王新宴仍然泪流满面。

从临床到辅诊，

学习促她不断转型成功

2005年，王新宴服从组织安排到保健办任副主任，2008年，医院一纸调令，王新宴调到特诊科任主任。特诊科是辅助诊断科室，当时加上王新宴只有3个医生、5个技师，设备陈旧，肌电图是一台用了12年的老机器。

王新宴不想去，她找到时任副院长、现任院长王建昌抱怨：人不够、钱不够、没有职业前景，她还要向其他大科室的主任推销特诊科的检查项目。王院长鼓励她说：“医院调你到特诊科，既是信任你，也是看重你的能力，希望你能让特诊科发展起来，我相信你会在功能检查诊断方面做出成绩。你不要抱怨，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怎么带领好科室发展，你可不能让院党委失望啊！”

这次谈话激励着王新宴，她决定让特诊科发展壮大。然而困难接踵而至，最直接的压力是来自辅诊检查的专业性。王新宴是从临床转来的医生，对特诊科的检查项目是外行。要强的王新宴暗自发誓，一定要把特诊科的特色做大做强。

为了增强科室凝聚力，王新宴在科务会上与同事们交心，她诚恳地说：“论特诊的专业性，我的确不如各位，但我会马上加强学习。我从临床来，知道临床最需要什么样的辅诊检查，现在根据科室的现状，我想当务之急是把特诊项目和临床检查科学的结合起来；第二是大力搞科研；第三是提高科室地位。我们要把特诊科的优势做出来，做成最强的第三方诊断平台。”

特诊科设备需要不断更新，在设备购买中，王新宴总是非常认真地研究设备的先进性、精准度、可重复性以及数据库的详细情况。她经常对经销商和设备厂家说：“我们的设备不但用于普通百姓，还要用行人员的健康鉴定，用于航天员的选拔。我们要对空军负责，要对国家负责。因此，你们即使有国际认证、中国认证，还是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试用，我们要用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精准的设备。”她的坦率、对事业忠诚的态度、对国家的热爱，赢得了很多与她接触的外商的尊重。新加坡的一家设备公司免费为空军总医院设计软件系统。

一年前，曾有一位空军航空大学的领导对王新宴说：“我们有一名飞行学员，各项技术都非常优秀，只是体检时发现血压较高，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这名学员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非常可惜！”

听到这个消息，王新宴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按照现行的检查标准，血压检查主要参考外周血压值，但是，王新宴在长期的临床工作经验和科研实践中发现，外周血压波动性大，影响因素多；中心动脉血压稳定性好，影响因素少。而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来说，中心动脉压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对行安全而言，中心动脉压的影响更有意义。她认为这是目前高血压诊断中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对于普通人可以观察，但是，飞行员是否能够继续飞行需要快速精确的判断。

王新宴不停地问自己，我该做些什么？现在的高血压诊断标准还不够完善，我们难道等它完善？等国际上高血压诊断标准修改，等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的修改？等多久？我们能否为修订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做些什么？我们能否促进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进一步完善！她告诉自己，必须尽快完善标准，让我们的雏鹰不再流泪，让我们的医生不再惋惜！

目前王新宴带领她的团队正在致力于研究外周血压和中心动脉血压的变化规律，致力于中国青年人生理常数数据库的建立，她坚信，有了这个数据库作为基础，就可以为修订《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和《中国血压测量指南》提供依据；为修订一系列特殊职业《体格检查标准》提供数据支撑。

然而，王新宴的同学、朋友和亲人都不支持她的想法，认为这太难了。王新宴告诉记者：“确定课题之前我纠结了很多天，血压关系到飞行安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对行员飞行寿命的延长，对行员的选拔，对于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飞行适应性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不做谁来做？！”

查资料，找依据，预试验，写标书。下部队，走基层，测试设备，咨询专家，宣传科普理念……今年，王新宴的儿子备战高考，老师批评她“不像高三家长”，其他同学都会抱怨妈妈们如何罗嗦，比学生还紧张，王新宴的儿子为同学出主意说：“让你妈妈搞科研吧，她就无暇管你了！更年期妇女如果都纠结于科研问题，科学将大大发展！”

王新宴总是教育年轻医生和技师，与人交往要理直气壮地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对军队的热爱，对医院的热爱，因为这种热爱会让人充满激情和动力！她相信，人人都愿意支持热爱自己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