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8 15:46:22
史论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史论论文篇2
历史小论文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风骚。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唐玄宗也无例外。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当然他选择了“小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这也被人们称之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爱惜人才，好多贤才名臣都是她破格一时提拔起来的。如当时参加反对武则天的叛军中的骆宾王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也使我国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武则天也是成为当时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
不过人无完人，武则天因为了保全王位，废除了太子。但因年老无多用，逐渐掌握得力不从心，使唐朝逐渐有了走下坡路的局势。一些人臣也因当时反对她而被革职，甚至杀头。这些也暴露了她的心狠手辣。
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代帝王也为了加强统治，吸取了不少古人的教训。女皇武则天也为中国历史长卷增加了一道风景。无论她的功过多大，但她终究也为后人作出了贡献。
现代的领导人，一心都为了人民的生活着想。就像武则天一样，人都会有过错，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年代。但他们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提笔论曹操
七（9）班吴悦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曹操那阴险的心理令人生畏；在京剧中曹操那白脸奸臣的角色在众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一声声笑里藏刀，总让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背上了奸诈、狡猾的恶名，引来千古辱骂……
“论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曹操到底是好是坏呢？引起了众人争议。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不是曹操心软怜惜人才，收留了黄盖，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上了周瑜的当？
由此上溯，曹操有着一颗爱惜人才的心被世人公认。他不仅爱惜人才，自己也喜爱文学，足智多谋，写出文章朴实而不华丽，精湛而不啰嗦，使得千古闻名的《观沧海》流传至今，成为千古佳话。也许因为他的善于用人，才智博学，使得他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使魏日益强大。
如果光说曹操善于用人，那我将会说“no”，这个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好友逝世使得家族破裂，唯一的女儿蔡文姬因父亲亡故被迫远嫁匈奴。为了替好友找到女儿，曹操千方百计，派发使臣远抵匈奴，多次交涉，几经战乱，终于接回了蔡文姬，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愿。怎么又不让人感动？
古今中外，对于曹操众说纷纭，他也以自己独特一面向众人展现着自己，带上一份沉默，一份赞赏，静静地沉静在历史长河之中。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论“镜”
七（9）班蒋倩茹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八国联军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运河的辛酸泪
张慧
京杭古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然而，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的运河，它的诞生却使人民流干了血泪。
这条古运河始凿于春秋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凿是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了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征调了民工200余万继续开凿运河。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开凿运河，使民工们死伤惨重，人们也因此开始反对隋王朝的统治。
京杭大运河的凿成，名义上是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实则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为了显耀自己，隋炀帝哪顾百姓的安危。风风火火地游江都，苦的还是百姓，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搜刮民脂，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运河是无辜的，相信当时有很多百姓恨透了运河。错不在运河，而是隋炀帝错用了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是件好事，然而是隋朝的腐朽害了百姓。
隋后，运河成为了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一条商业河流，河畔上栽种的杨柳，青青的河水，也使运河成为了游览观光的好地方。运河在隋朝时使全国经济下滑，而现在，运河以自身的力量在弥补，它南水北调，让南北的商人方便经商。
运河自诞生以来，几多欢喜几多愁。它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年千万流着辛酸泪的人民的控诉词。
评荆轲
古时，荆轲因勇刺秦王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个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凡事都得搞清前因后果才可下断语，那就再让我们来看看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
让荆轲刺秦王的是燕太子丹，丹何以要刺秦王？是爱国吗？我认为这非主要原因，他要想保全燕国，富国强兵才算正道。杀了秦王还有秦王的儿子，他会代替其父攻打燕国。太子要杀秦王，主要原因在于报仇。他在秦作为人质时未被秦王礼待，自觉受辱，后逃出秦国，一直都在伺机报仇。其次若秦早灭燕，他这个太子就不能成为燕王，但若杀了秦王，秦不可能立刻攻打燕，太子将有继承王位的时间。有如此三个原因，自然是非杀秦王不可，但谁能担此大任呢？太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荆轲。此时的荆轲，由卫国逃至燕，落魄于江湖草野之间，心里恨透秦王。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然而太子丹看中了他的业余爱好：尚武善剑。杀人不是好干的，何况要杀秦王。
荆轲因此自以为得知已，他也没有看清太子丹的真正用意。
荆轲还曾打算要胁迫秦王订立盟约，他怎么竟忘了秦自开国少有坚守盟约之主？
荆轲的死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我看唐玄宗
七（11）班周姗姗
“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这首诗描写的是开元初年唐朝国民的富庶景象。而唐玄宗使唐朝繁荣，也引领它走向衰败。
开元初年，唐朝民富国强，是世界上的强国。那时文化发展迅速，农业发展迅速，到处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有绚丽多姿的唐三彩，有世界闻名的丝绸。那时唐玄宗是一个众人拥护的好皇帝，他勤俭节约，善用人材，这也是唐玄宗引领唐朝走上繁荣的原因之一。
在唐玄宗时期，对外友好往来也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出嫁，和同为一家，这些事体现了唐玄宗是一个英明能干的好皇帝，那么是什么使唐朝走向衰败呢？
俗话说红颜祸水，她，杨贵妃，至使唐玄宗不理政事，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称这一事件为“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在我心中，唐玄宗依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造就了唐朝的繁荣。 转贴于 我看南京大屠杀
七（11）班刘笑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听了这段故事，你肯定会对日本兵的做法而感到非常气愤，恨不得把他们那禽兽碎尸万段，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更让人感愤怒的事情发生了。当前几年我国找了许多证据向日本索要给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者的补偿金时，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拒绝，声称自己国家没有屠杀南京人，矢口否认做过那件丧尽天良的丑事，根本不可能赔偿钱的。这能不叫人生气吗？更使人气愤的是，他们日本人还把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那一段事情私自更改了，使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当年他们所做所为，导致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日本国的丑事，我想，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迷日本的明星、动画片，甚至不惜一切。我就不晓得日本明星有什么好的，唱的歌又听不懂，住的地方又很远，要是想见他（她）还要花很多钱，但又说不定见不到他（她）白跑一趟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喜欢看日本生产的动画片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生产的动画片确实比中国生产的要好看，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但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认为日本的什么都是好的，要时刻谨记南京大屠杀的一幕。
最后我只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永不忘的国丧！”
评秦始皇功过
七（10）班朱骁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就算是神，想必也不一定不会犯错。就像近代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毛主席晚年时，他也做过错事，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爱戴他，尊敬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秦军经常被六国联军打败，无法东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慌了阵脚，他对症下药，广泛招纳人才。在战争纷乱的年代，要取得胜利，人才是十分重要。秦始皇废除“逐客令”，重用了人才。诸候各国的一些谋士和人才，也都纷纷投奔秦国，从而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后来秦始皇又用了一些办法，最终秦便一步步的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心愿。在此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不得不说他对古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多年来七国你争我夺的局面，使广大黎民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诚然，秦始皇也做过错事，他统一六国后，为政残暴，大兴土木，践踏民力，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为了修建它们，秦朝每年役使七十多犯人和奴隶，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等，每年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繁重的徭役，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错误都是不可掩盖的。但，难道因为这些就能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给人们带来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秦始皇虽然看过，可是他的功大于过。
我看岳飞的“呆”
七（10）班李璟
在我国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心为国家效力，人称“岳家军”，可是，就这么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却被奸臣所害，真是可惜。
那时候，辽和宋的统治都很腐败，人民不断起义。金先将辽灭了，然后再将锚头对准北宋。在1127年，一举歼灭了北宋，北宋皇帝的弟弟赵构逃到临安，建立了南宋，自己登上了皇位。
南宋初年，金兵几次南下，南宋抗战派将领英勇抵抗，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几次从金兵手中夺回失地，所以金兵都很怕他。后来，金军又攻打南宋，结果，在郾城被岳飞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与金暗中勾结，他们害怕金兵会对他不利，所以便向金求和，让他班师，并且解除他的兵权。
岳飞知道是秦桧陷害他，可是他仍然要回去，我认为他简直太呆了，居然听信了昏君和奸臣的话，还去送死，要是我，我才不会理会他们，反正军权在我手上，要不投降金军，还好做个大官，要不打败军军，自己做皇帝。而他却自寻死路。
但是，国家就需要这样忠心的“呆子”！
“王安石变法”随想
七（10）班聂雅雯
北宋中期有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先后实施的新法有：青苗法，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或谷物，收获后归还，收20％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即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募役法，即改变由居民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由应服役者缴纳免役钱，政府雇人服役，等等。新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小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激烈反对。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1085年宋神宗死后，新法全部被废除。
由此事产生了我的联想。为何王安石这么好的变法会撤消？哦……我明白了，这事不就像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一样吗？
例如，有的政府机关，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口号，却做一些为私人谋利益的事。然而这样使原本为百姓着想的官员被利益所压倒，一起同流合污，促使政府变得昏暗，也使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其实，真正造成政府人民两条心的原因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复杂的人情网。为了不让社会变得如此狼狈，我要向社会呼吁：机关工作的人员们，请你们醒一醒，揉一揉你们迷茫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共同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只希望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多想一想……
也谈武则天
七（10）班朱靓
自古至今，哪一个皇帝不是男人，哪一个权力大的不是男人。女子则是被看来是最弱的一类。可是却有一位女皇帝在唐朝时，统治了唐朝，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原是唐高宗的皇后，渐渐地掌握实权，晚年称帝，将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从以上几点来看，武天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逆？可能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但她优秀的统治是放在眼前的，可以对她真正评价的一座桥。
我认为武则天有她的坏处，也有她的好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武则天是女皇，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她也是很聪明的，就比如用现在历史书上所了解的。武则天很爱惜人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参加了反对武则天的叛军，并写了檄文声讨她，让人惊讶的是，武则天不仅不生气，还要想重用他。从这点就可看出，为国家人民的好，不惜被骂，而利用他人。
但可能有人会说，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强大的气势，而到处招兵买马，她野心太大了。武则天却到最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其实我觉得，都是唐高宗太无用，懦弱多病，很少理政，当然由皇后即武则天代理。我就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谚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则天这么能干，后人为什么都不认同。
同样是皇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可为什么只有男皇帝才能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而女皇帝却被世人嘲讽？这才让我发现，自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
看寇准
七（10）班杨驰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每当听到这首词，我都会想起宋朝宰相寇准。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超人的肚量使我深深折服。
在公元991年春天发生了大旱，皇上把几位大臣找来了解时政情况，大臣们都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而寇准却说：“天灾受人祸影响，天气大旱是朝廷执法不公所致。”皇上开始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皇帝问：“你说说朝廷哪些事执法不公？”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受贿，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多只被打了几板子，而祖吉却被杀了。”
寇准对皇上敢于批评，毫不隐瞒，这在当时做官的人中是很少的。寇准虽然对国家忠心耿耿，但他的仕途是崎曲艰险的，寇准为官四十多年，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折腾，如果没有超人的肚量是很难支持下来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正是寇准的人生写照吗？
可现在像寇准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现在对“寇准”是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现在的书记、县委、省长都能够像寇准一样对自己的上司直言不晦，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会强盛起来。
寇准能成为传奇人物不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气量和刚的性格吗？
由《英雄》而想到魏忠贤
七（12）陈奚
《英雄》这部电视中的魏忠贤是明僖宗时的一个大贪官，武功极高，为人极其奸诈。凡是电视，有真必定有假。
魏忠贤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后因欠下别人许多赌债，而逃入宫中做太监。后来因为与皇上的奶妈有了关系，而连升三级，后来一直持政多年。
他既然只是一个无赖，自然文化不高，人品极低，所以当官多年没给人们做过一件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一天下: 买官，就是帮自己的亲信羽翼买官，让他们帮助自己赚上一大笔。卖官，就是把空缺的官位卖给别人，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后来，他权势熏天，僖宗不免也要让他三分。曾经有人把他的雕像立在大街上，这个人马上就加官。从此，他的雕像四处都是，他也整天笑嘻嘻的。有人曾经喊他九千岁，这个人当然也是马上成为一个大官。他曾对自己讲：九千岁，离万岁只差千岁，为什么没人喊我万岁呢？
杀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想杀一个人，只要一个字就可以置那人于死地。曾经有人触犯了他，他用五马分尸的惨刑将那人活活弄死。天下还有谁敢惹他的。大家都听命于他，哪一个大臣给他的钱少了，马上安一个罪名，将人打入死牢，本来就不强大的明朝，经他这么一玩，就更加败了。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我个人认为他是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下令处死魏忠贤，他在逃亡的路上死了。
如今像魏忠贤那样随意杀人的人少了，那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法制，人们也遵纪守法。可是像魏忠贤一样贪污的人却太多了，那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腐败，是每个政权的天敌。
谈魏征
七（12）班汤思雅
我很崇敬魏征，因为他直言进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十人之间，则一人有。
魏征是唐太宗的最著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我理解认为：听听大家的见解，善听正确的见解才能明，而相反只听信个别人之话就是暗了。唐太宗听后，也非常赞成。
公元626年时，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很生气，训斥了魏征，而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得到鱼，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征兵？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事后，唐太宗又重新下了诏。这事件，让我感到魏征充满一颗赤热的爱国心，面对唐太宗的严厉训斥，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这也不由使我想到当今的社会了，有许多有钱之人用钱压迫人，而一些老百姓却不敢告到有关部门，为什么？怕老板开除，怕自己的生活不安定，怕……，这么多的怕，那为什么魏征没有怕呢？他冒死也说真心话，我们哪点如他？有些人为了讨好他人，睁眼说瞎话，唉，为什么？
后来，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了，政治也很安定，但就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很悲痛，新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说魏征死了，他也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使社会败在腐败者之手，从今起，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才吧！努力！ 影视与历史
七（12）班朱雷
历史人物犹如星空中的星星，多而美丽。这些犹如宝石吸引着各大导演。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轶事被搬上了荧屏。
就拿前段时间中热播的《大汉天子》来说，剧中的汉武帝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正值年少气盛的时候，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在历经磨难后登上帝位，在其间还穿插了一段，汉武帝刘彻对念奴娇的爱情，直到登上帝位娶了陈皇后之后，还对其念念不忘。剧中还有东方朔，这个历史上的大文豪，在剧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摆卦摊的神算子，并得到了当时窦太后的青睐，历史变换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我哭的是五千年的文明竟被践踏的如此不堪。
我笑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导演的“别具匠心”，难道去掉这些，电影就没人看了吗？电视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我喜欢看历史连续剧，东方朔的深谋远虑，汉武帝的英勇沉着，窦太后的善使奸计，为了权力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历史真是复杂，人心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尤其是皇室的人，个个不是为了争名夺利，就是为了钱，我想，二十一世纪好，和平安定，人人平等，有法律的维护，不必天天为触动无法而杀头的事而担心……
读《水浒传》有感
七（住）班赵琪
史论论文篇3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从事社会性别史研究，特别是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由于跨学科的理论建设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感到困扰。大家都意识到，要突破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献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之外的档案、地方志、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文字资料），又包括实物资料（物质的、身体的，等等）、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本文希望通过个人在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点滴经历，讨论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这里所说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就资料来源而言，指通过发掘得到的资料，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实物资料；具体地讲，主要是出自墓葬遗址的资料。
考古学文化本身反映的是一种复杂的时空综合系统；我们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不能仅止将注意力置于一个个单独器物、图像之上，而必须注意“遗物群”构成的社会意义，注意同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遗物所共同传达的综合性文化讯息，也要注意遗物与遗址的整体关系。
显然，考古发掘资料的内容及其特质颇不相同。仅就出土于墓葬之中的资料而言，其表达载体有文字与非文字资料之别。女性墓志、功德疏等文字资料，由于其特殊性质，一方面可能较为直接地反映女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会竭力向主流话语靠拢，以理念的框架来“规范”当时的现实。这类材料润饰溢美的成份相当突出，清晰地体现出时人心目中对于完美女性形像的理念[1]。出土的各类上下公文、户籍、诉讼状及判辞之类官方档案，自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虚饰成份，但受其用途制约，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可资比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整体背景。帐簿、契约、转帖之类民间世俗文书，尽管同样受到“正统”规范，但其重实用、易操作之性质决定其内容比较接近于社会实际。非文字的随葬物品，其形制、数量、款式、工艺等等所传递的信息，都会有助于我们对于文献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
一、从吐鲁番唐代墓葬出土资料看女性在门户之外的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湖一带，出土了数万件珍贵的文物文书。其时间跨度上自公元三世纪的西晋时期，下至公元八世纪后半叶的唐代后期。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文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作为随葬品的纸帽、纸鞋、纸褥、纸棺等物上拆揭出来的，只有少量是作为正式文书完整地入葬的。尽管多数文书残缺不全，但它们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史料，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切依据。在这批资料之中，不乏有关中古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内容。我曾经主要根据这些材料，讨论过公元六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妇女介入经济、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情形[2]。
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大致分为两种类别，即墓志碑铭与出土文书。
1、吐鲁番出土墓志与“理想化”的妇女形像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各类墓志——包括墓志铭、墓表、墓记乃至柩铭——有数百方。这些墓志，对于研究该地区中古时期的居民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乃至政治事件、制度设置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笔者所查阅过的六至八世纪的291份墓志资料中，纪年最早的为高昌章和七年（537年），最晚的是唐代永泰二年（766年），其中90件传主为女性，另有7件为夫妻合一的墓志[3]。从其内容、形制来看，大致可见自简略而繁复的趋势。
文字较为详尽的墓志出现于七世纪前期[4]。这些墓志中的大多数，循守着固定一概的行文模式，遣词造句及表达方式极其相似[5]，很少提供有关墓主人生活状况的真实信息。公元650年以后，自上层社会女性开始，吐鲁番墓志的内容逐渐显露出丰富化、特性化的端倪。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男女两性的墓志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早期墓志内容的简略、格式的拘泥，其后比较详尽的墓志中溢美的倾向、用语的类似，等等。而两性墓志最为鲜明的对比，即是所有已婚女性的墓志，无论如何简单，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她们的丈夫，包括他们的姓名、籍贯以及仕宦履历（如果有的话）；而在194份男性墓志中，却只有5份提到了他们妻子的姓氏及郡望[6]。此外，在97份女性墓志中，只有20份不仅提到了墓主的姓氏，也提到了她们的名字[7]。
对于两性期求标准的迥异，在墓志中反映明显。男性墓志——不论简略的或是详尽的——着重记述其仕宦履历；而同期的女性墓志内容笼统模糊，几乎见不到个性的踪影，只空泛述及她们在家中的服侍诞育、婉娩顺从。
与墓志中反映的情形类似，墓葬中壁画、绢画、木俑、泥俑中所描绘的，都是女性在家庭中活动的场景，其中有姿态闲适的上层贵妇，也有辛勤劳作的下层婢女。从这些文字或图画资料来看，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妇女似乎是并不跨出家庭门墙之外的。这类旨在传播、欣赏的文字、艺术资料，显然更多地反映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
2、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妇女形像
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所说，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不同资料（“证据”）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类是前人有意留下来的，另一类则是无意传布开的[8]。对于这两类材料的不同性质，我们无疑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我们不是仅止把目光停留于墓志、绘画一类资料，而是同时关注吐鲁番出土的各类文书、文物，我们会发现，后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由于大批高昌、唐代户籍文书、赋役文书、契约文书以及其它帐目案卷实际记载着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不以塑造、昭示女性的“完美形像”为目的，因此较少受到相关理念的影响从而具备更高的可信度。
正是这些文书，为我们展现开一幅与以往想象颇不相同的画面。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百余件户籍、名籍、田亩簿中，屡屡提及“大女”一词。“大女”是吐鲁番地区特有的称谓。该用语至迟在汉代即已出现。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即有这一称谓[9]。我们注意到这一用语及其含义，主要来自考古资料的启发。1968年在阿斯塔那发掘出的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木简，上书“大女翟姜女从男子栾奴买棺一口”云云，这是目前吐鲁番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有关“大女”的文物。1964年自阿斯塔那35号墓（史玄政墓）出土的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更是令学人瞩目的不可多得之史料。
所谓“大女”，通常是指作为户主的寡妇或者单身女性；也有一些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当户”“为户”的[10]。她们承担着一些赋税责任[11]，同时也有一定的机会与外界进行交往。其独立地位，为地方官府与社会民众所承认[12]。
目前所存唐代西州（吐鲁番地区）的手实、户籍文书大约90件左右，笔者曾经查阅过其中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到至德二载（7
57年）之间的73件。女性户主的比例因时因地而异，大致在户主总数的16至30之间。
吐鲁番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妇女活动以及她们与外界接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数百件土地 、房屋、奴婢买卖契约，粮食、绢帛、钱币借贷契约，土地、果园租赁契约以及劳动力雇佣契约，来自长安的课钱帐历、质库帐历以及出自丹丹乌里克的抵押借贷文书，体现着妇女在这类经济活动中的介入参与程度。诉状牒辞显示出妇女维护自身与家庭权益的努力。功德疏、作斋社约等文书，反映出女信徒们的自发组织及其集体活动。大量的随葬衣物疏，使研究者注意到中古时期吐鲁番民众多元化的。
以上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六至八世纪妇女活动的另一番景象。我们看到下层社会中的一些女性作为户主掌管着家庭生计；一些女性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维持自身生活，也为了彼此间的互助与精神上的慰藉而跨出了家门。
二、从白沙宋墓“妇人启门”画面看女性“不逾中门”形像的塑造
对于中古时期吐鲁番女性墓葬资料的观察及对其生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家族门户内外界限的象征意义，强烈地存在于时人的理念之中。这种观念的表达，不仅见于唐代西北边陲之地吐鲁番，亦广泛存在于当时乃至其后的中原地区。
成书于宋代的《古今合璧事类（别集）》卷十五《宫室门》“门户”目之总叙中说：
夫门之设，所以限内外，通往来，几出入而时启闭者也。……惟君子之于是门也，由必以礼，行必以义。
既“限内外”，又“通往来”；既是几察出入的关键，又是依时启闭的枢纽。家居庭院的“门”，在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意义。在空间结构中，门户具有分界与通贯的双重作用；在人伦关系上，门是重要界线。家门既是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也是二者的接触点与连结枢纽[13]。认识“空间”与“家”的关系，认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活动范围[14]，不能不注意女性与“门”的特有关系。
从考古发掘资料中，我们可以见到描绘女性与“门”之关系的生动形像[15]。
50年代初期在河南禹县白沙发掘的一号宋墓[16]，是一座建于土洞之内的仿木结构砖室墓。这一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的墓葬遗址，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在后室北壁，有一砖雕妇人开启门扉的形像：
北壁上画绛幔、蓝绶，其下砖砌假门。假门外，面南立一砖雕的少女，垂双髻，著窄袖衫和长裙，裙下露尖鞋，右手作启门状。[17]
无独有偶，在其西北20米处的北宋晚期（应不晚于徽宗宣和六年）墓葬，即白沙二号宋墓，其六角形墓室之北壁也有一妇人启门形像：
北壁上画绛帐，其下砖砌假门，左门扇微外启，自右侧露出一梳环饰著青衫的女子，面南欠身作欲进墓室状。[18]
“妇人启门”形像之渊源，至少可以远溯至东汉，在当时的石棺及画像石中已有类似画面出现。例如建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的四川芦山王晖墓内石棺，
棺前额（相当于门区）刻一门，半掩。一女子，双丫，探头出来；门上有题铭；石棺左侧苍龙，右侧白虎，后方刻玄武。[19]
此类形像唐代已较多见，两宋更为流行，主要出现于墓室壁画、砖雕或佛塔、经幢作为装饰。这一时期目前所知较早的样例，分别出现在陕西长安竹园村唐塔和山东长清灵岩寺唐塔。此后在不同地区（例如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不同民族（汉、契丹、女真、朝鲜等）的文物中屡屡再现。其形制可分为启左扉、启右扉、双扉半开三种。[20]
北宋中期，墓室雕饰出现了讲求华丽的新风尚，涉及的题材也较前丰富[21]。“妇人启门”形像开始较多地出现于墓葬之中。除白沙北宋一号墓后室北壁彩绘砖雕、二号墓后室北壁彩绘砖雕[22]外，洛阳耐火材料厂十三号北宋晚期墓墓室北壁砖雕[23]也有该形像出现。此外，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张君墓画像石棺棺身前档正中浮雕上，亦有类似画面，发掘《简报》中说：“门扉半掩，一近乎圆雕的女侍似欲启门而出，犹半遮面”[24]。
这一艺术题材流行于墓葬之中似非偶然。墓室中的装饰，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为逝者准备的，也是显示给生者看的。墓室形制，作为墓主人心目中在“彼界”的生活环境，有与“此界”之生宅对应的一面；但显然又不是生宅的再现。墓室装饰的选择多有着特别的涵义。
墓室环境寄寓着墓主对于阴世“生活”的期望。作为审美对象，女性形像有助于渲染柔和温馨的气氛。姿态委婉的妇女与刻划细致的门互相映衬，增添了阴冷的墓室之生活气息与温情美感。但这尚未说明将女性形像与“门”连结起来之可能的寓意。
如果我们把视野展开更远，不仅仅局限于一面面砖雕、一幅幅壁画，而将该形像置于墓葬的整体情境之中观察，即不难注意到，宋代墓葬中的“妇人启门”形像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有一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即多位于墓中正对墓道的墙壁（通常是墓室的北壁），而在多室墓中，则居于后室后壁。宿白先生提出：
此处装饰就其所处位置观察，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亦即表示墓室至此并未到尽头之意。
并且引证时人创作的词曲、卷轴，指出妇女倚门的形像在宋代颇为流行，被认为幽美动人。[25]
这一解释，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从对于位置关系的分析入手，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假门”实际上指喻着通向后院的门径。但它未能进一步阐释，为什么暗示“庭院深深”的“假门”背后，露出的一定是女性形像；亦未明确指出，为什么女性“倚门”会被认为“幽美动人”。
以位置关系较为清楚的墓葬布局为例，位于内室后壁的假门实际上是指代通向内院的“中门”，则隐现于其后的人物，无疑应是居处于中门之内的。而终日活动于其内，“无故不窥中门”[26]的，正是宅院中的女性；代表内院之人在门侧显露身影的，当然也应该是女性。女性“倚门”之所以“幽美动人”，正是因为处于深宅大院之中、行动优雅幽秘的女性（主要是上层女性）很少跨出家门，甚至不常得到自门户中露面的机会。这种若隐若现，正是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之处。在妇人“启门”“闭门”“倚门”的艺术形像中，年轻娇好的女性[27]身不离“门”，被“门”限制约束，正具有宣示女性活动于门墙之内的意味。
这一艺术形像的寓意，与儒家礼教有关。被要求“正位乎内”的女性，通常被规范于内室、内院，被联系于“闭户”“阖扉”之类行动[28]。《周易·系辞上》即有“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的说法；《礼记·内则》中，亦规定了两性“内外有别”的行为空间：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北宋中期，司马光所作《书仪·居家杂仪》中，更强调了“凡为宫室，必辨内外”的重要性：
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掩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
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掩蔽其面。
这段脱胎于《内则》的说教，特别突出了宅院“中门”的意义，刻意雕凿着男女、内外之间的距离感，令人凛然。
对于女性与“门”具体直接的关系，儒家经典中屡有提及。《仪礼·士昏礼》有云：“（婿）见主妇，主妇阖扉，立于其内”，郑玄解释“阖扉”说：“阖扉者，妇人无外事。扉，左扉。”宋李如圭再释为：“左扉，东扉也。〈士丧礼〉：‘卜葬日，阖东扉，主妇立于其内。’《春秋传》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29]这里的“扉”，应指厅堂内室而非后院之门；但这种仪制所强调的，同样是“无外事”，“不出门”、“不逾阈”。看来，对于“妇人启门/阖扉”的塑造，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像[30]。
不过，出土文物中展现的“妇人启门”形像事实上多彩多姿。不仅或开启或关闭，或左扉或右扉并非一致，她们相对于门的运动也是或出、或进、或窥探，而不拘泥于“足不逾户”[31]。此类创作一方面不离传统规范的框架，反映着“女无外事”的理念；另一方面画面人物又不固守于门内，或多或少反映着丰富多样的实际生活。因此，这类艺术形像，又并非对于儒家礼制的简单图解。
妇人启门形像在艺术世界中的多样化，所表达内容与儒家经典文献的吻合与差异，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牵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门户的“内”与“外”之界限难以简单断截，“内”“外”空间历来密切关联而 非彼此绝对排斥[32]。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们）来说，家族门户之“外”与“内”虽然界限清楚，却并非不可逾越。这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生计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
三、略谈避免对于考古资料的“误读”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对于不同类型个案的研究，追求非个别的综合性认识；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其所能够提供的“综合信息群”：从器物、图像的个体存在到其群体关系，以及所处位置、周围情境所传达出的信息。
阿斯塔那高昌虎牙将军张师儿夫妻合葬墓（86TAM386）的发掘报告中提到二人的安葬方式，说“男尸在里，仰身直肢；女尸在外，屈肢葬，侧身面向男尸”[33]。葬式背后可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屈肢葬”显然值得注意。“解读”这一葬式，需要考虑其它相关资料与所处的整体环境。1996年，在考察吐鲁番发掘现场及出土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两性随葬物品内容有所区别，但其丰厚程度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墓主的等级身份、贫富状况带来的；从墓葬的综合情形看，性别歧视似不居支配地位。而从该墓的墓志记载来看，张师儿死时72岁，其妻则死于99岁。这位夫人很可能因年迈佝偻而只得侧身屈肢入葬。
这一事例使我们想到，即便是进行客观说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描述中或许也会寓含主观判断的倾向性色彩，构成为潜在的解释前提。只有将个别的发掘资料置于其原本所处的情境之中，结合其它资料综合认识，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误读”的可能。
白沙宋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妇人启门”形像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不联系流行于时人理念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思考，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会是孤立的“妇人”与“门”之精美外观，而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实质性的含义[34]。朱青生在其《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一书中，曾经就此有所思考，指出这一形像除去确系“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外，“也许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他继而说“在确认之前，这种女子在门前的活动也无从释疑”[35]。
对于考古发掘中屡屡见到的“妇人启门”（或者“妇人半掩门”）形象，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寓含的可能解释。目前的一些推想，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具备社会性别史视角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于考古资料进行“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36]，“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出土资料所传达出的实际讯息。
参考著述目录：
Bloch,Marc:TheHistorian’sCraft,ManchesterUniversityPre,tralatedfromFrenchbyPeterPutnam,reprinted1992；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穆舜英：“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影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页3—6，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
黄文弼：《高昌塼集》，中国科学院，1953年。
——《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年。
侯灿：“解放后新出土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页563-61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柳洪亮：《吐鲁番新出土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86年新疆吐鲁番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2期。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
《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版本，文物出版社。
《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铣泽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
——“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にっぃて”,《中国古代的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88年。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朱雷等：《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刘增贵：“汉代妇女的名字”，《新史学》七卷四期，1996年。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
[1]参见BeverlyBoler:PowerfulRelatio:Kihip,Status,&TheStateinSungChina(960--1279),HarvardUniversityPre,1998,.12-24.生活的反映”。研究者一般亦倾向于“是确切的真实生活情景的记载”、“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页24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5]同上书，页24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史论论文篇4
摘要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史学界所重视。随着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深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逐步得到发展，研究的方法亦不断丰富。其中，口述史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当前教育科研方法的反思，探讨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05):47-58.
[2]于书娟.教育口述史研究初探[J].上海教育科研,2009(4):4-12.
史论论文篇5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视史学的传统。中国人对历史怀有十分特殊的情感。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往往囿于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传统史学呈现单一化、分割化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我国传统史学观是汉族中心主义，对周边少数民族缺乏系统、全面认识的史学观。另外，古人撰史的目的或满足于留名、或为了寻求“有资于治道”的现实目的，因而中国史学研究有诸多缺陷。梁启超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史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习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得也。”因此，当我国史学界不再满足于传统史学的理论架构时，就尝试着从西方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参照。西方文化形态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文明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历史经验的性质和范式，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往的历史、以及如何去理解历史对于今人的意义，颇具启示价值。但这一理论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它曾经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被视为伪科学。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传入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由李思纯、张荫麟全面译介到国内，先后发表在吴宓先生主编的《学衡》杂志上，不仅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文化史的热潮，也含蓄地提醒中国学人正视历史，尤其是要从传统文化的“迷梦”中醒来。抗战时期雷海宗、陈铨等人对“文化形态史”进一步阐释，产生了更契合于中国文化实际的理论成果，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文化形态史在我国传播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和学术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学者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开放、更为理性，汤因比建构的“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被译介到国内，作为“他山之石”发挥“攻玉”的效果才有可能。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入对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史学观，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前瞻性的史学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人根据自身的学养和社会价值诉求，对“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吸纳。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40年代，雷海宗和林同济先生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启发下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整理，分别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阶段分期说和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理论。雷海宗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具体的理论可以细分为对外的“反侵略”和对内的“民族国家”情感。文化形态史观在他的理论中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反抗性的观点，即雷先生对于外来势力提出的“反侵略”主张。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晦暗的阶段之一。面对社会局面、人民苦难和前途渺茫的现实境遇，很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方。
以雷海宗先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柔的一面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力量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英雄崇拜的理论。在当时即遭到学术界的质疑，胡绳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一文中专门针对“战国策派”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当激烈的政治因素不再作为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我们重新审视雷海宗先生的观点，就会认识到他的观点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雷海宗先生将中国的历史做了重新的分类，他指出：“以往的分期方法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只粗枝大叶地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就算了事。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也依样画葫芦……不分期则已；若要分期，我们必须多费一些思索的功夫。”他从文化形态史将文明分为若干阶段的分类方法中获得灵感，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给予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中国文明具有特殊的“两周说”：“第一周”是从文明起始阶段到淝水之战，这是中华文化的诞生期，外来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很小；“第二周”则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佛教等异域文明也逐渐渗透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中，使得这一阶段的中华文明不再那么纯粹，“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明进入到“第二周”后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南方发展史”。他是这样来阐述自己的理解：“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此后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的中原人士南迁，正是这些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压力下南迁的中原人，在南方新天地里继承发展了中原文化，使得在别的民族已经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一观点是在1936年提出的，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存在着理论偏差。这种认识大体是不错的。雷海宗先生正是有感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能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中国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才提出了中国文化“两周说”的理论假设，使得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将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理论观点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常见的情况。雷海宗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从书斋中走出来，将自己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不再是象牙塔中孜孜以求的学者，而是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斗士；同时，他也在如何处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陷入两难的抉择中：“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身后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来看，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原因。”雷海宗先生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视为或被侵略、或被奴役的历史，并将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归纳为“兵的问题”。他认为春秋时代崇尚“文武兼备”的思想是值得推崇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文人阶层逐渐跃居武人之上是导致后世军民对立和军队战斗力下降的根本原因。以此观点为出发点，雷海宗先生进而强调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问题———即“国民性”问题。这是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重新分类之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化”。西方文化形态在进入到中国后，与中国学术研究相结合诞生的成果“战国策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使命感。雷海宗等人是将中国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中极为特殊的个例加以考察，具有强烈的服务现实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是由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研究促使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尤其是重新审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传统的史学观中，少数民族的入侵历来被视为“非正义”战争，是应该被否定的对象。而“战国策派”则提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冲突和融合而形成的历史。我们需要以更加全面的视野审视中国历史，而不是以中原政权所代表的文明形态作为唯一的考察对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地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史论论文篇6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
[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史论论文篇7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孔子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王夫之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些过火，却是一针见血。两家所论，未必不可移于苏轼的诗学批评，即所谓的“以才学为批评”。
苏轼开“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风更盛，张戒等人所著诗话里多有议论，甚于宋初。又如风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溴：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这些所谓“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之。
苏轼以文、学为批评的批评手段，并非无的放矢。正如他的诗词创作特别是晚年的诗歌创作慕陶是其当时心境的自况一样，其以文、学论杜诗实际上也是一种夫子自道。在《王定国诗集叙》中他说：“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盛称杜甫如此，正是其披肝沥胆的自我剖白，而他以继承骚雅许杜诗，亦未尝不是出于此种心扉。
史论论文篇8
对于历史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史料、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已作了高度概括。它重点突出，观点明确，以纲带目，脉络清晰。而历史高考中，为了有效考查学生的能力，增强主观性试题的效度，也为了减少评分误差，无论是材料解析题还是问答题，其答案的组织都强调突出重点，简洁精练、清楚明了。因此历史概括的外部表现是对语言文字的概括。高考主观试题考查概括能力必然包含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但语言文字的概括总是体现着人类思维的特征。历史概括的内部实质当为对人类历史的概括性思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能力。
人们使用概括一词，习惯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分散、分析相对而言的总括归纳。二是与详尽、具体相对而言的简单扼要。由于概括的内涵不同，则概括的外延也有所不同。历史概括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四种类型。
从总括归纳方面说，历史概括可分为归纳式概括和点睛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归纳式概括，就是抽取历史事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共同属性、共同特点。它运用的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如1996年高考47题：“概括指出并结合史实简要说明唐朝文化灿烂辉煌的原因，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1997年高考48题：“概括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并举例说明”。1998年高考47题第一问“战后日本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各有什么特点？”等等。由上可知，近几年来高考试题中考查归纳式概括的概率很大。考查的内容范围主要涉及“特点”（特征）、“历史地位”、“相互关系”等历史要素。此类试题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要求考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提取共同的因素，从个性中归纳共性，从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结论。下面以1997年高考48题为例具体阐述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
首先考生必须对有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的也是分散的史实能熟练地联想起来。对这一步要求大多考生能达到。其次，需要考生对联想到的那些具体史实加以分类，并从中抽象出共性的一般性的结论。而这一步要求许多考生无法达到甚至想都没想到。许多考生只罗列出：巴黎和会上英国根据它的“势力均衡”政策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经过五个月谈判才签订《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后，英国拒绝法国的结盟提议；一战前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破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引起美国的不满，导致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并在该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等等，洋洋百言。如此罗列，决不符合归纳式概括的主要特点。必须对上述赋有个性的史实加以分析从中提炼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分赃和称霸世界而互相争夺。同样，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共同策划对苏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巴黎和会成为反苏战争的司令部；协约国为了共同宰割中国签订了《九国公约》”等史实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而且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不可分的，相互交织的即在勾结中有争夺，在争夺中也有勾结。
由上可知，概括出这两个方面关系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归纳和抽象是归纳式概括的前提。上述过程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以历史学上讲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的。而此题参考答案的成文模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演绎思维形式，从历史学上看是一个史论结合的格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归纳式概括的定义、特点决定被概括的史实或用以举例说明的史实不得少于两例。
（二）所谓点睛式概括是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依据大量事实，把一般性特征提炼升华为普遍意义的发人深思的哲理、规律（杨子坤先生称此种概括为“综合式概括”、“高度概括”）。它运用的也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3年新高考52题“试以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的重要史实，说明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基本原理？”1995年高考38题：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1995年高考39题“陈启沅题”第二问“综合你所列出的情况，可以得出什么重要结论？”
由上可知，高考试题考查点睛式概括主要集中于1993、1994、1995年。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思想”、“原理”、“认识”、“启示”、“说明了什么”、“原则”、“实质”等。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理、由现象到本质；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引人深思；理论要求高，哲理性、规律性强。
点睛式概括是在归纳式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考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引向顶点，这是最高要求的概括。所答内容已不是对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作出的认定；抽象出的“哲理”、“规律”、“认识”已超出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但其“精神”、“灵魂”与历史事物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是吻合的、一脉相承的。因此，准确、全面、深刻地找出并理解“从中”、“据此”的所有内涵，是准确提炼“哲理”、“规律”、“认识”的前提；否则，所得“规律”、“哲理”、“认识”也只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
从简单扼要的方式方面说，概括又可分为概述式概括和概要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概述式概括是在叙述中，根据表达的需要和题意的要求，不做过细的详写，只粗略地勾勒个轮廓，反映出历史事物的广度，使历史事物显得完整、全面。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7年高考47题“结合有关社会背景，概述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衰过程。简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旧中国的历史地位。”1998年高考48题“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繁荣兴盛，而科学技术则由发展转为停滞。概述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并分析形成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由上可知，概述式概括主要适用于问答题的考查。从考查的内容看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基本线索和兴衰过程的概述式概括，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线”；另一种模式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面”——某个历史阶段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个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种历史现象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如上述1998年高考48题）。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度大或面广，系统性强，答案全面完整，重点突出，语言文字精要，言简意赅。
（二）所谓概要式概括就是对繁杂的历史事物简约化，具体的历史事物抽象化，抽取重要内容的大概。这也是一种难度较大、能力要求较高的概括类型。此种概括大体又分为三种情形：①从历史材料中抽取有关内容的大概。如1997年高考44题，从四段材料中，抽取李biàn＠①治国方针、措施、后果的大概内容，并要求表达成文，还限定字数。这一题的出现，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致肯定此乃成功之作，并列进了98年《考试说明》之“基本题型及其考查的主要能力示例”部分。1998年高考45题“根据上述材料，评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主要目标、经过、结果、评价）”就属此种情形。另外98年高考46题第一问“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概括出化运动的错误及危害”也属此种情形的概括。②从历史材料或教科书中概括出有关问题、有关内容的若干个基本要点来。近几年高考对这种概括考查的力度很大。1997年高考46题第一问“以上材料中，可归纳出关于美国西进运动的那些主要论点？”第二问“根据材料二，指出西进运动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什么重要结果。”③概括历史材料的核心思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核心内容。如1995年高考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每一步变革或调整的主要原因，核心内容以及结果如何？……”
概要式概括主要适用于材料解析题。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概要式概括需要考生具备非常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还需考生对文字进行化繁为简，化具体为抽象的改造和润色，需要非常深的文字表达功底。
上面介绍了四种概括类型。从上面所举高考试题看，概括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历史要素：原因、条件、表现、措施、过程、性质、特点、方式、手段、作用、地位、意义、经验教训、启示、原理等等；从概括的信度看，有在题问中明确提出概括要求的，也有未明确规定概括要求的——有一点是规律性的，那就是题问中要求答性质、特点、方式、结论、启示、原理等内容的，不答题问中是否明确概括要求，一般都要求概括地作答。
二、概括能力的培养
明确了概括的类型和特点，便于我们探寻培养概括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1.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四项10条学科能力，由于其划分标准不一，致使各项学科能力之间呈现出并列、包含、交叉等复杂关系。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文字表达等学科能力。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但历史知识本身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
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学习，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这与概括的第一种涵义以及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概述式概括的要求，特点是相符合的。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2.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历史高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①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如1997年高考48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答案，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史实归纳抽象出的“论”。1993年新高考52题得出的“基本道理”是对“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有关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的史实提炼升华的“论”。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②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不仅任何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就是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洞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啄，有抽象但不深奥。例如有些学生在解答“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面”的概述）一题时不会概括作答。在回答“大生产运动”这个要点时写道“在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五震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杂草众生的南泥湾。他们挥锄如飞，汗流夹背；劳动号子传遍山野，欢声笑语不断。经过他们辛勤开垦，南泥湾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上述文字就描写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情景来说语言已经较概括。但命题却是“大生产运动”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南泥湾垦荒仅仅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点”，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更不需要对南泥湾垦荒这个“点”作过细的描写。“大生产运动”又是那么多巩固抗日根据地措施中的一个“点”，在此题中对“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也不可能也没必要进行详细的叙述。此要点可概括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史”的概括，实际上是历史概念的运用），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的“论”，与“生产运动”相统一的“论”）。其余要点的概括类同。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主要有：
①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辑层次的知识、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②提高笔记能力是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最实用的方法。通过让学生课前试编单元或章节课堂教学提纲，课后记录读史札记、学史心得，试写历史小论文等形式的训练，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