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哨事迹材料范文

岗哨事迹材料范文第1篇

09年县工商局行政执法先进事迹材料<事迹演讲>

幼儿园班主任优秀事迹材料 在今年的政风行风评议中，××县工商局行风建设工作更进一步，被综合评比为行政执法部门第一名，具体在行风建设中县局抓了四方面工作。 一、领导重视抓落实 一是落实行风建设领导责任。县局成立了行风建设领导小组，由局长亲自担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监察室、办公室、政工股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监察室，并指定一名监察干部具体负责办公。二是各工商所实行行风建设所长负责制，具体工作由兼职纪检监察员负责抓落实。三是坚持持之以恒地开展经常性的行风纠察和明察暗访、电话抽查征求意见等工作。四是充分发挥行风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做到事前教育、事中监督、事后查处的有效措施。五是坚持与县_局、县纠风办_工作月联系制度。六是各工商所坚持了行之有效的与所在地人大定期联系征求意见制度。七是制定了行风建设岗哨联络员制度。八是局长与分管局长、分管局长与各工商所及内设机构负责人，分层签定行风建设目标责任书。使行风建设有工作安排、有领导主抓、有具体措施、有考核标准。 二、加强监督促实施 一是推行工商信用体系建设。全面落实了首问首办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效能投诉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失职追究制等一系列制度，严格依法行政，阳光办公，接受社会监督。今年共发放问卷调查表____份，收回____份，满意率__%；发放行政效能监察征求意见表___份，收回___份，满意率___%；明察暗访__人，满意率__%。。二是在管好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干部人事权和财物管理权上下功夫，加强对基层服务窗口、大额度资金使用出口和黄赌毒诱惑“井口”的管理、监督和制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下发了增收节支管理办法，继续坚持财务开支预算核准制度，对汽车加油、差派费、会议费、招待费、办公用品等项开支均实行先申报、后开支，再核准报销制度。工商所财务开支实行了所长和纪检员双签字制度，这项制度的推行，有效杜绝了超支现象。三是加大行风和违纪案件查处力度。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对那些顶风违纪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四是继续开展“创佳评差、创五好工商所、创文明单位、创青年文明号、创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五是加强执法监督。今年对查办的___起案件，回访率为__._%，被处罚对象__%都没有意见，表示对工商部门工作的理解。 三、杜绝“四乱”保廉洁 一是实行政务公开，阳光审批、阳光收……

岗哨事迹材料范文第2篇

魏德友同志个人先进事迹材料（一）

今年76岁的魏德友是一六一团一名普通党员，自1964年从转业到一六一团原兵二连工作后，他和妻子刘京好坚守在毗邻边境线的一片无人区，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是魏德友半个多世纪生活的真实写照。

1982年，一六一团原兵二连交裕民县吉也克镇管辖，原兵二连百余户群众陆续撤离。魏德友主动选择留了下来，买了3头牛、20只羊，在这里放牧巡边。

原兵二连党支部撤并后，魏德友几十年里没少交一分钱党费。“我是一名党员，时时处处要做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事。”魏德友说。

52年来，魏德友倾力做好一件事——为国守边防。他用实际行动铸成了边境线上“永不移动的生命界碑”。他和刘京好的家被驻地边防派出所官兵称为“一座不换防的夫妻哨所”。

52年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堵截临界牲畜上万头(只)，劝返临界人员千余人次，至今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我就是在放牧时多操了份心，这是一名党员的责任。”魏德友说。

退休后，魏德友夫妇原本可以在家享清福，二人每月有近5000元的养老金，儿女们也多次劝他们回山东老家安享晚年。魏德友却说：“我们身板还硬朗，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长年累月在荒郊野外过这样的苦日子图啥哩?”有人这样问他。

魏德友的回答很简洁：“守在这里心里踏实!”

魏德友同志个人先进事迹材料（二）

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草原的牧民们挥鞭赶着牛羊，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线的春秋牧场迁移到别处的夏季牧场。

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守边了半个多世纪，这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几个月前，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往边境方向走，魏德友扯着嗓子、一路小跑，在铁丝网跟前截住了他们，劝他们离开。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从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戍边。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刘京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几十年来，老两口很少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让他们过来住上几天。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住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岗哨事迹材料范文第3篇

20__年，某营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胡主席关于“三个下功夫，一个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指示，增强按法规制度开展工作的意识，筹划部署工作以条令和法规制度为依据，把从严治军落实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和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按大纲抓训练、按条例条令管部队、按《纲要》搞建设，提高了我营正规化建设的水平。

严领导、明职责，将从严治军作为党委工作的第一要务。营党委“一班人”认真执行军委、海军有关从严治军的规定，统一认识、明确职责、严于律己、扑下身子、深入群众，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原创：针对海军安全工作“十项要求”，我们加强了对从严治军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营安全管理领导小组，重点对部分官兵条令意识差、作风松散和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等问题进行治理。进一步强化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做到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针对营区分散、容易失控的特点，加强人员管理，建立内务岗哨，加大对休假、外训、住院、公差等外出人员的延伸教育管理，做到行前有交待，归队有报告。在营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全营官兵作风严谨、有章可循、有令必行，部队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进一步正规。

严制度、抓落实，将条令条例贯彻到部队各项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是从严治军的基础和前提。我营部队经常开展条令条例教育和训练，强化官兵履行职责、遵章守纪、服从命令的意识，结合团司令部组织的“学习贯彻条令周”活动和周三“条令学习日”，狠抓了条令条例的学习，原我营二连在团条令知识竞赛中取得了集体第二、个人第一的好成绩。严格一日生活制度，保持日常工作正规有序，重点加强了早操、晚点名、查铺查哨等制度，原创：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建立健全了各类管理规定，坚决摒弃了违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土政策”、“土办法”。上半年，我营部队分驻、两地，管理难度较大，正是依靠严格的制度、优良的作风维护了部队的团结稳定，正规化建设取得喜人的成绩。

重骨干、促管理，将抓好“两个经常”作为从严治军的着力点。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细致入微、处处见功。下半年来，随着营房工程的开工建设，我营营房先后搬迁三次，公差频繁，官兵体力疲惫，给部队正规化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四级士官同志充分发挥了党员骨干先锋模范作用，身先士卒，时时处处做表率。营党委及时引导官兵向同志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历次营房任务，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注重经常性管理，从点滴入手，培养官兵的持久养成。加强对营连公勤人员和课余时间、节假日的管理，开展了“反不正当的对外交往”活动。针对移动电话越来越普及的情况，我营制定了营包连、连包站、站包个人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了管理骨干的作用，有效地实现了群防群管，消除了因手机使用给部队正规化建设带来的不良影响。

岗哨事迹材料范文第4篇

孙家栋

87岁的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2009年他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

王定国

女，103岁。1933年入党， 1934年参加长征，只有50斤体重的王定国坚持走完了长征全程。她在离休40年后仍然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秦玥飞

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 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部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王锋

男，38岁。 2016年5月18日凌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一栋民宅突发大火，浓烟迅速吞没了整栋楼房。租住在一楼的王锋发现火情后，义无反顾地3次冲入火场救人，20多位邻居无一伤亡。第三次从火场出来时，王锋已快被烧成了“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大约五六十米距离的路面全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

王锋的事迹报道后，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相助，至5月底捐款达250余万元。10月1日下午，王锋因多脏器衰竭离开了人世。

张超

男，30岁，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潘建伟

46岁，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2016年8月16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它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将是跨度最大、史上最安全的通信网络。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

潘建伟长期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曾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

郭小平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后成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

多年来，郭小平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2014年，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张丽君

张丽君怀孕5个月时被诊断患上了胰腺癌，这个坚强的妈妈拒绝接受医生引产建议，坚持在生下宝宝之后，才开始接受治疗。为了给孩子留下一些记忆，张丽君还提前给宝贝录制了18年的生日祝福，希望这个逆境中出生的孩子坚强成长。

这名26岁的妈妈说：“把宝宝带到这个世界来，是对他满满的爱，我要看着他慢慢长大，我相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王兰兰

10年前王兰兰女儿因病去世，发现女儿“要成为一名慈善家”的遗愿后，她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2012年，王兰兰发现身边小区内很多独居老人吃饭是一大难题，便开办爱心食堂，每天向老人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3元。有的老人连这个价格也承受不了，他们就免费。

2015年，爱心食堂运转困难时，小区里8位大姐加入了爱心食堂的义工队伍，她们没有工资，和王兰兰一起免费为老人们做饭、洗衣、陪护。如今，“爱心食堂”获得了各界资助，周边学校、部分公益组织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前来食堂帮忙。

阿布列林

男，维吾尔族，新疆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1968年，阿布列林曾经在途经河南时访问兰考焦裕禄故居。这次兰考之行影响了他一生。

工作46年来，阿布列林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他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梁益建

医学博士，四川省成都市三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多年前学成回国，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为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为了让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公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李万君

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为了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100余项。

如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向架年产量超过9000个，比庞巴迪、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等世界三大轨道车辆制造巨头的总和还多。2016年他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支月英

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19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郭川

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亚洲人。51岁的郭川是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和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这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北京时间2016年10月25日15时，郭川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

郭川开创的航海事业几乎是中国现代帆船航海的缩影，他人生经历中实现自我的决心和改写航海史的荣誉感，激励和改变了很多人。

王威

王威8岁时被确诊患有甲状腺癌，16岁时癌细胞转移到全身，辗转多家医院均因病情过重被拒之门外。在20岁生命将走到尽头时，她写信给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打算死后把角膜献给需要的人，遗体献给医学院解剖研究，感动了很多人。

后来北京煤炭总医院组织专家为王威进行了手术，摘除肿瘤十余个，最大的有成头大，她奇迹般康复了。2012年她成为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爱，王威活了下来，现在29岁的她要尽己所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并告诉大家，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吕顺芳

小时因家境贫困，吕顺芳年幼的妹妹被父母忍痛遗弃。为了圆母亲晚年骨肉团聚的心愿，她四处奔波寻找妹妹，然而直到母亲去世也未能如愿。寻亲路上吕顺芳见到很多同样遭遇的家庭，便暗下决心要帮天下父母寻找失散的儿女!

2000年5月，吕顺芳在家中办起了“寻亲驿站”，先后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等14个省区的3000多名寻亲者。为帮人寻亲吕顺芳辞去工作，几乎花光了积蓄。14年来她帮助300多名寻亲者找到了亲人，被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申亮亮

2016年6月1日，中国派往马里共和国维和部队遭遇恐怖袭击。一辆载有500多公斤炸药的汽车，驶入申亮亮所在维和部队的营区。正负责营区2号岗哨警戒执勤任务的申亮亮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引导后方部队隐蔽。在汽车侧翻时他本可选择撤离现场，却用29岁生命中的最后37秒，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

追悼会上，哭成泪人的母亲杨秋花在多人搀扶下走到儿子的灵柩前，摆上一支白花，颤抖地说：“我的儿子，你为国争光了，我谢谢你!”

景海鹏 陈冬

景海鹏，50岁，中国人民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1998年1月，景海鹏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8年9月，他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2012年6月，他执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10月，被授予二级航天功勋奖章。2016年6月，他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担任指令长。

陈冬，38岁，中国人民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2010年5月，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 2016年6月，他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魏德友

76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的一名退休职工。1964年起，魏德友和妻子坚守在新疆毗邻边境线的一片无人区。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依旧选择留下，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他和妻子刘京好的家被驻地边防派出所官兵称为“一座不换防的夫妻哨所”。52年来夫妇俩人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被誉为边境线上“活地图”。

宁波守塔人

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渔民叶来荣带着一家老小上岛，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一守就是五代人。灯塔工要在孤岛上连续工作11个月才有20来天的休息，这11个月时间里只有海风和海水，年复一年的守望，冒着风险的同时还要克服无边无际的孤独。

岗哨事迹材料范文第5篇

那么,这部优秀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刘知侠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作品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真情故事?

火车“咣当”声伴随他的童年

刘知侠与铁路结缘始于他的幼年时代。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曾易名刘痴侠,发表作品时改为知侠,1918年2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现卫辉市)柳卫村。道清铁路(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就从他家村边经过,“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火车的‘咣当’声伴随着我的童年。”刘知侠曾经这样回忆,他时常跟着在铁路道班房里当护路工的父亲和工友们闲聊,听到许多发生在铁路上的传奇故事。由于家境贫寒,小知侠不得不在铁路边上捡煤核,在荒堤上放猪。也从小就学会了扒火车,还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他熟悉铁路职工和火车上的生活,对行车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律了如指掌,对铁路建立了特殊的感情。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刘知侠11岁那年才进入当地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多亏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考取了县城省立第十二中学(即现卫辉中学)。李校长资助学习优秀的知侠读了两年,这位校长不幸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知侠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撤到了黄河以南谋生。1938年3月,作为一名进步的、喜好文学的爱国青年,刘知侠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毕业后,留校从事军事教学,先后任抗大分校区队长、队长和军事教员。这年冬天,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组成了抗大一分校,他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区。在行军路上,表现突出的刘知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1岁。

因为刘知侠在家乡曾经上过几年学,而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能读书写字,所以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就鼓励他拿起笔来。就这样,刘知侠一手拿着枪,一手握起了笔。1940年春节过后,刘知侠开始在《抗大文艺》上发表作品,同时从事搞墙报、写美术字、画伟人像等宣传工作。于是,有文艺特长的刘知侠被分配到抗大文工团担任领导工作。戎马倥偬里,他每天坚持写战地日记,记下那些见闻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小本本日积月累,成为他记录历史和进行创作的宝贵资料。

1941年冬,抗大文工团随部队进入华东战场。当时敌人集中5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的大“扫荡”,控制了所有的村庄、山头和道路。文工团也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为了减少伤亡,成功突围,文工团的团员们分成两个分队向外突围。刘知侠带领一支分队向外冲了7天,终于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敌人大“扫荡”即将结束时,文工团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围。组织上决定,包括文工团在内的300多名非战斗人员,从沂蒙山转移到东南滨海地区,而且要在一夜之间穿过80里被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突围至午夜,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到达一个丘岭地带,因为夜里起雾,与担负掩护任务的连队失掉了联络。刘知侠召集大家果断决定:不能再找连队,我们得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摆脱目前的危险处境。刘知侠把手上有枪的人挑选出来,把手榴弹也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一个由他率领在前边冲,一个由协理员负责做后卫。刘知侠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在找向导的时候,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但幸好没被敌人发现。在天亮前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由他带路,带领绕过一个个敌据点。因刘知侠在这次突围中的英勇表现,被中共山东省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铁路边上的贫困生活不仅培养了刘知侠对铁路的特殊感情,而且奠定了他参加抗日的决心。而血与火的战斗历程熔铸了他的人生品格,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战斗员和宣传员。

在微山湖和游击队员大碗喝酒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面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一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刘知侠所在的《山东文化》编辑室也投入了这一工作。

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刘知侠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的徐广田的报告,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迹,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并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的轰动。

铁道游击队是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始称“枣庄铁道队”,正式建队称“鲁南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有队员300余人。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在铁道线上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铁道队还护送刘少奇、、等千余名将士成功越过津浦线。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所创造的传奇事迹轰动了整个华东战场。被鲁南军区政治委员肖华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被山东军司令员兼政委称为“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刘知侠从徐广田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得知,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们,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他们便衣短枪,在敌人据点里摸岗哨,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武器装备来支援根据地。他们灵巧机智的战斗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信心。刘知侠说:“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会后,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徐广田和政委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斗争经历有了一个轮廓认识,对他们进行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刘知侠开始对所采访的材料进行整理和构思,并确定用“章回体”的形式来表现。在动笔前,他经常把采访到的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由于讲多了,大家也听惯了,有时人们正在聊天,看见刘知侠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纷纷要求“再讲一段儿”。刘知侠后来说,这种讲述也是构思、补充的过程,对于写作很有帮助。

书稿第一部分写成后,便以《铁道队》为题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两期。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反响,战士们争相传阅。不久,刘知侠接到了铁道游击队领导的来信,信中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你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我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刘知侠感到这实际上对作品有意见,“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暂时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也停止连载了。他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亲身体验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使作品更能反映出游击队员们的真实风貌。

1944年,刘知侠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当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刘知侠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生活,大碗喝酒,谈笑风生。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的精神强烈地感染了刘知侠。一有空闲,刘知侠就向他们采访多年来在铁道线上英勇歼敌的事迹。刘知侠还走遍了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帮助过游击队的铁路工人、渔民、农民以及潜伏在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关系”。他们都与铁道游击队有着生死之交,谈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杀敌故事。这次采访,使刘知侠对游击队在铁道线上的战斗、工作和生活,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极深的感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芳林嫂”等的人物原型就是在这次走访中发现的。刘知侠和队员们建立了深厚友谊,荣幸地成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还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一支轻型驳壳枪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1946年五六月间,刘知侠再次奔赴铁道游击队所在地――枣庄。当时正在重庆和进行谈判,考虑到和平时期解放区铁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决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铁道游击队原来的干部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大部分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而政委杜季伟调任中共枣庄市委书记。铁道游击队清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刘知侠去枣庄时,1000多伪军还控制着“中兴煤矿公司”与我作对,据说他们为徐州部队收编,但我军不承认他们是部队,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刘知侠与铁路局警卫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刘知侠找到这些昔日的铁道游击队英雄,进行深入、详细地采访,又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初稿。当时,在根据地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刘知侠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等,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队员往往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而刘知侠认为,尽管《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不可能都把这几十个人都“写上去”,必须浓缩和概括,使人物典型化。比如,先后有4人担任过铁道游击队的政委,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番传奇经历,作者便根据4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季伟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李正的形象。而“芳林嫂”的生活原型也有3个,也只能浓缩为一人。因而,《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故事、人物,却不是编造杜撰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战斗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就在刘知侠完成提纲,准备动笔写作之际,反动派集中了几十万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这战火燃烧的危难时刻,刘知侠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写作《铁道游击队》的念头,作为一名山东兵团《前线报》特派记者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目睹了蒋家王朝60万人马全军覆没的场面,并写出了大量反映淮海战役的小说和纪实文学。

风靡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党组成员。1952年,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再次将未完成的《铁道游击队》写作提上了日程。

由于事隔多年,为了重温当年铁道游击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斗争情形,唤醒当年与铁道游击队共同生活、参加战斗的激情和冲动,刘知侠又找到了小说中人物李正和王强的原型――杜季伟、王志胜等采访;又一次到鲁南去寻找当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战场――早已坍塌的碳厂、洋行、打票车的三孔桥等;又夜宿微山岛,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老百姓。乡亲们听说“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了上来,生动形象地描述着当年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奋勇杀敌的故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抗日战争画卷就这样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传颂着。刘知侠感到,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过去在那里所经历的英勇顽强的战斗,如同昨日发生的。不仅领会了队员们奋勇杀敌的精神,而且捕捉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细节。

从鲁南回来后,刘知侠就开始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据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后来介绍说:“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但知侠写成这本书颇费周折,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想驾驭这样一部小说,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更加立体生动地塑造英雄形象,力求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日英雄,他还专门剖析了一遍《水浒传》的写作技巧,“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与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潮。”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中如是说。

从1943年“英模报告会”与铁道游击队英雄偶然邂逅,让刘知侠萌生写作此书的念头,随后几年他数次深入实地采访,到最后成书,经历整整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成为当时各个年龄段和文化层次群众的抢手读物,迅速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的旋风,青年、学生们举办读书会、朗诵会,重温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千里铁道线上那来无影去无踪的浩荡战法激动人心。“铁道游击队”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热血沸腾的代名词,作品中的英雄更是成为社会群体崇拜的偶像,以至于“走火入魔”。据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青年读者说:“有一阵子我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甚至出现了“起名热”,小说中“王强”、“小波”等英雄的名字也被很多年青父母用来为子女命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长篇小说之一,那史诗般的篇章带领人们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使铁道游击队的光辉事迹广为流传;而铁道游击队精彩神奇的战斗故事又为作品增色添彩,使其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当年即一版再版,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行了60多次,陆续出版了400多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由作者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的《铁道游击队》也拍成电影,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陶醉了无数观众。接着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音乐等,并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越等10种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击侵略者的传奇经典,在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刘知侠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1959年,刘知侠出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同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0年以后创作短篇小说《红嫂》、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芳林嫂》等多篇作品,出版了《沂蒙故事集》。微山湖、沂蒙山、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成为刘知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芳林嫂”冒死收留落难作家

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优秀作品,在中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作者刘知侠也经历了非人的磨难。

开始后,极“左”思潮泛滥,传统文化和优秀作品几乎全都被否定。刘知侠等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山东省的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黑帽子,一并强加于他。造反派把刘知侠囚禁到牛棚,珍贵的战地日记和资料也被抄走,还经常拿他游街示众,批判斗争,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1966年7月21日在济南召开大会,公开批判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从7月22日开始连续4天的山东省《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批判文章。随着刘少奇被“揪出”,刘知侠也“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们指责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罪名”是:“不仅描写的是一群无组织纪律的无产者的斗争,没有遵循关于游击战的战略原则,还在‘掩护过路’这章中为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

电影《铁道游击队》也在1966年5月成为首批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在那篇著名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对《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当时还批判说,影片插曲“也很反动”,这个主题歌很不健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最恶毒,是“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电影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秦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原型,均被“对号入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铁道游击队》一下子成了“大毒草”,遭到长期查禁。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非人折磨,刘知侠在一个深夜,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囚禁他的三楼逃了出来,跑到济南市郊的刘桂清家中。刘桂清是《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人物原型之一。当年刘知侠去微山湖采访,得知刘桂清的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军杀害了,这位坚强的女人带着女儿毅然参加了抗日,多次掩护伤员,送情报,带路袭击敌人,被队员们亲切地称呼为“二嫂”。她曾与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洪振海产生爱情,但老洪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的丈夫也被军杀害了。全国解放后,刘桂清在济南槐村街落了户。《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出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这里住着一个“芳林嫂”。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讲述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故事。少先队员很崇敬这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把红领巾挂了她一脖子。刘知侠也时常与这位革命老人见面、团聚。

初期的那个深夜,这位当初在日军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嫂”,望着冒死前来、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刘知侠,不禁泪湿满襟。她毫不犹豫地将他收留下来,并对他说:“大兄弟,你只管在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造反派把关于刘知侠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还故意贴在她的门前,并且进行了多次搜查。“芳林嫂”临危不惧,机智果敢,运用当年的掩护经验,在儿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使落难的刘知侠躲过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势下,刘桂清悄悄把刘知侠转移到肥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托付给自己的亲戚。

那时山村没有邮局,党性极强的刘知侠竟求人到离肥城百里远的泰安,寄出3个月的12元党费,他的藏身之处由此暴露,再次遭到追捕。幸亏他警惕性高,凌晨4点前脚刚走,济南的造反派上午就赶到了肥城搜查。在外游走五六个县城、漂泊了十几天后,刘知侠再次投奔刘桂清家。“在掩护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我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造反派在她门前活动,寻机搜捕我,出现很多危险的情况,由于她机智的安排都转危为安,直到4个月后形势好转,我才安全地回到工作单位。”刘知侠后来深情地回忆了刘桂清在危难关头对他的救助,专门写了一部以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芳林嫂》。刘知侠当时还得知,早在他避难前4个月,原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原型)、后在枣庄某处任党委书记的王志胜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拷打,也跑到济南刘桂清家里躲起来,逃过一劫。在那个人鬼颠倒的年代,本是在抗战中掩护铁道游击队员的“芳林嫂”,还得在和平时期掩护两名老革命战士;更不成想,《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会和书中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相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1985年,“芳林嫂”――刘桂清老人病重,已经3天滴水未进。闻讯赶来的刘知侠坐在床前,亲手给她喂下了最后几口稀饭。“芳林嫂”面含微笑,紧紧握住刘知侠的手,安然与世长辞。他们生死之交的真情友谊令许多人动容。

妻子泣言“我心已随你而去”

1979年2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宣布,“过去对刘知侠等作家的批判是错误的,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要统统推倒,彻底,恢复名誉。”而此时刘少奇冤案还未及,因而这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时,仍向刘知侠提出必须将原著中关于掩护“胡服”过铁路的章节全部删掉的要求。为使这部书能够“重见天日”,刘知侠最终还是违心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出版史上,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铁道游击队》版本,也在那个“残缺”的年代产生过。

1982年初,刘知侠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许多同志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对这次出访“缺乏热情,甚至是很冷漠”。回国后,许多媒体采访知侠,约他写点儿访日感受之类的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写,只是说,我们此行受到日本作家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安排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与我国有关的文化名城,如到岚山参观的诗碑,到仙台谒见鲁迅的学堂,到石川观看郭沫若避难的木屋和笔刻……言辞之间,刘知侠一付“公对公”的摸样,没有任何个人情感的表露。

他的妻子刘真骅私下也曾劝丈夫还是写点什么,而他却说:“在日本的每一天,我总忘不了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仍然历历在目如昨日,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那些被奸淫屠杀的同胞,什么时候我都会恨从中来,怎落下每一笔?”

这就是“真性情”的刘知侠,他一生宽恕过许多人,可不能宽恕曾经给他和他的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本帝国主义”。

刘知侠原配妻子刘苏1968年去世,留下6个孩子和两个80岁的老人。经人介绍,刘知侠和工厂机关干部刘真骅于1972年结婚。刘真骅没再要自己的孩子,而是全力照顾老小,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的艰难岁月。

1986年刘知侠夫妇定居青岛。在妻子全力支持下,年近古稀的刘知侠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等。为集中精力写作,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每天步行四五里地,中午两三个包子,一壶开水,埋头写作。刘知侠关心年轻作者,百忙中还经常抽空外出辅导。他还很好客,给夫人刘真骅定了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及年轻作者,一定要留他们吃饭。每年夏天他们家里住满了客人,有一间房子被戏称为“国际旅行社”。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缴过3万元党费,而他自己却克勤克俭,用过的火柴盒总舍不得丢掉,去买些零散的火柴棒装进去继续用。

1991年9月30日上午,在青岛市举行的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刘知侠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慷慨陈词,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生命定格在浩然激荡的73岁。著名诗人柯岩说:“知侠死得其所。”刘真骅悲痛难抑:“知侠走了,《铁道游击队》却永远地活在人民中间。”她独自承担了刘知侠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

在刘知侠逝世第二年,刘真骅将他与其前妻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安葬在卫辉市南郊。刘真骅剪了一缕头发,随同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她蘸着血泪写下的一张纸:“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刘知侠的母校卫辉中学在校园里树立了他的全身铜像,纪念为他们带来巨大荣誉的前辈校友。刘知侠九泉有知,定会领受这浓浓的人间真情。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国内4家出版社同时推出《铁道游击队》,列入《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和《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同年,刘知侠的遗作《受降,在微山湖畔》首次公开发表,并荣获全国红河杯“目击者・血肉长城”征文唯一的一等奖。5卷本《知侠文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34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也拍成公映。这部红色经典所记录的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烽火岁月,已经凝固成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