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在全球各地扩张版图的华为再次从美国铩羽而归。

美国时间10月8日上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认定华为的设备如应用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将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这份调查报告在列举了华为的12项“罪名”后，提出了5项建议，包括：美国政府项目及项目承包商应将华为设备或部件排除在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阻止与华为相关的任何收购或合并等。

事实上，华为对于扩展美国市场可谓相当重视，为了进军美国一向不惜重金。据分析，仅2010年第四季度，华为花在美国的游说费用就高达35万美元。过去几年中，华为已经聘请了7家游说公司进行游说。

作为全球排名第二的电信设备企业，华为一直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其在美国的多次并购和设备投标，均由于美国相关机构的阻止而受挫。2011年2月，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嵬发出公开信，要求美国公开调查华为，以消除长期存在的针对自己的谣言和断言。9个月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启动对华为的调查。

对于这次调查，华为不敢怠慢：不仅安排高层在深圳、香港和华盛顿与情报委员会成员面谈，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研发、培训和生产中心，还主动披露了持股员工、董事会成员和资金来源等信息。

然而，经过种种公关努力，这项历时11个月的调查并未带来华为所期望的澄清。

最终公布的报告针对华为列举了12项指控，其中多项涉及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称，华为没有提供关于公司架构、决策程序、可能依靠中国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完整信息；未能解释清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未能解释清楚内部党委会的构成和运作；未能提供历史上与军方关联的细节；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在财务上独立于中国政府……

但是，在公开发表的报告文本中，情报委员会语焉不详，并未提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列举“罪证”的句式多为：“（华为）未能提供足够信息解释清楚……”或“未能提供文件……让情报委员会信服”。

华为针对报告结果回应称，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没能对它的指控提供清晰、有力的法理证据。“这是一个预先判定的结果，”华为方面表示，“我们怀疑该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为何对华为“严防死守”？

从报告列举的“罪名”来看，华为与政府的关系是主要原因。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思科和阿尔卡特朗讯很可能是这份调查报告的幕后推手。这两家企业是华为在全球市场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过去10年，思科和华为曾数度发生摩擦。2003年，思科控告华为偷窃源代码，并从中获益。美国电信设备市场传统上就比较封闭，在欧洲市场日益萎缩的背景下，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种时候，显然有人不希望华为来打破市场格局。

本次受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的还有另一家中国企业——中兴，报告列出了中兴的5项“罪名”，同样认定该企业设备“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就在调查报告公布的几天前，奥巴马同样以“国家安全”为由政令，叫停中国三一集团一家关联公司的4个风电场。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的调查始于去年初。美众院情报委主席罗杰斯一上任就开始推动这项针对拥有在美业务的中国企业“危害国家安全”的调查。

事实上，这两家中国企业一直在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调查。华为甚至提供了过去10年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历年销售数据、财务情况，同时邀请美国方面的人员访问其深圳总部，希望可以让美方了解真实的华为。但是，华为和中兴的积极配合调查和努力沟通，并未最终改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戴着“有色眼镜”的既有立场和态度。

华为有关人士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其本质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ICT（信息及通讯技术）市场，阻碍竞争。”中兴通讯则指出，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电信设备供应商包括美国供应商在内，都在中国进行生产。

近年来，我国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成为新的出口增长主体。而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端设备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在通信领域，华为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全球前50大电信服务提供商有45家使用华为产品。

在明眼人看来，美方无端指控的背后显现更多的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多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正视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事实，不愿正视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

指责中国企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论调并不新鲜。打拼了十余年，华为、中兴仍然没拿到美国市场的“绿卡”，相反，却屡屡受卡。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华为来到美国，由资深副总裁陈朝晖带领的华为先遣队择邻而居，把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设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萨斯州Plano市。

三年后，当华为总裁任正非前往“检查作业”时，华为美国公司还几乎没有签过一个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准确读出它的名字。像觊觎其他海外市场时一样，相信水到渠成的华为选择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战略：首先安营扎寨，进入美国市场；其次获得一些合同；最后打入以AT&T、Verizon、Sprint、T-Mobile为首的主流运营商市场。

但足够的耐心，并没有换来敲门砖。截至目前，华为不仅被排除在美国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门外，而且还屡屡被美国商务部、国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等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交易。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兴通讯身上。中兴美国子公司创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Richardson，直到2006年，中兴才在美国市场取得实质性的合同，一家名为Oceanic digital Jamaica的公司采购了中兴的网络设备。据中兴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美国目前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中，中兴去年的收成还不到3000万美元，且业务均为二、三流运营商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今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一份有关华为、中兴设备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尽管该报告所涉及的核心网络基础设施市场，这两家公司几乎无实质性涉足，由此对其将来业绩带来的直接冲击比较有限，但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梦，梦难圆。

“政治因素和竞争对手出于商业利益的背后游说，是华为、中兴在美国屡屡被动的两大主要原因。”一位在华为工作了8年的前中层员工分析说。

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认为：“国内企业即便是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领域企业，也频频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这实际是贸易保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的大门一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敞开，甚至还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进口额7500亿美元，差不多给其他的经济体提供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增34.7万家在华投资企业。给予41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成为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事实上，美国政府给华为、中兴等企业歧视性待遇，不断地给在美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企业制造“麻烦”，安全威胁不过是借口，关键是美国背后的利益因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关专家表示，在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的敏感时刻，大打“中国牌”正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拉票的惯用伎俩，而中国企业则频频成为牺牲品。

可以说，美方的做法除了反映出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外，更是政治势力对企业、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又一次“绑架”。

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所言——“美国国会此举既有违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也不利于中美双方企业相互开拓市场，扩大合作。”

历史经验证明，违背自由市场规则的贸易保护措施最终损人不利己。日前，美国知名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份专题报告《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对美国政府2009年限制中国轮胎特保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该措施不仅未给美国轮胎行业带来实质利益，反而使美国消费者和零售业遭受巨大损失，得不偿失。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过去5年里，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近30起“双反”调查。除了此次“躺着中枪”的华为中兴，今年9月28日，美国宣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中国三一集团出资的公司对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排除的理由多种多样：或者是因为国家安全，美国2007年通过《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设置了安全障碍；或者是因为不公平竞争，如中国的光伏行业的低价销售；或者是因为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对环境污染、血汗工厂的调查；或者是因为政治因素，如美国总统大选使得驴象双方进入口水战，共和党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

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之恶劣，可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突破重围，需要重建信用体系和相对贸易优势，重构管理结构，而政府需要靠强硬的法治为企业做后盾。

以往畅通无阻的规则已经行不通：靠私相授受的利益输送，将使中国在全球的市场越走越窄，世行的贿赂黑名单、在东欧承揽项目的超低价竞争，让一些中国企业灰头土脸，在未来市场份额上丢盔卸甲；部分民企在境外股票市场的信用欺诈，已经让其他企业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政府扶植某些超大型企业，已经被证明是政府被绑架的开端。

10月初，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封杀了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发展的任何可能性。调查报告建议：阻止两家企业在美国的收购，美国政府及所有敏感系统的设备采购排除两家公司的产品；由于华为和中兴并非独立于其国家运营的商业企业，因此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强烈建议美国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更换其供应商；报告威胁，将对中国政府在某些关键行业的金融资助给予持续性关注。报告向华为与中兴提出的药方是，在西方股票市场上市、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其网络安全和财务状况、遵守美国法律关于信息披露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等。

会有越来越多的诉讼与调查：奥巴马政府已经就中国补贴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向WTO提起了申诉，否决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个风电投资项目。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太阳能电池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从18.32%到249.96%不等，反补贴税率从14.78%到15.97%不等。美国一家已经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Solyndra对中国三大光伏企业尚德电力（TP.NYSE）、英利绿色能源（YGE.NYSE）和天合光能（TSL.NYSE）提起反垄断诉讼，欲索赔15亿美元。

中国政府如何保护自己的企业？中国国内的法律规则是最好的保护武器，反制的措施是与对方相当的武器。10月12日，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宣布，商务部决定延长对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氨纶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中国有自己的反倾销、反垄断方案，还可以向WTO要求仲裁。公平的、平等的法律体系，是对话的基础，中国不仅需要在国际上展示对法律的尊重，更要在国内建立法治基础。

法律是长期完善的过程。美国《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的“前身”是1950年的《国防产品法》，历经四次修正案及后续颁布的实施细则，这部法律从“国防安全”深度渗透到经济领域，明确的预见性使法律有章可循。而美国国会的调查，与美国政府的决定，是美国企业的双重保险，任何一个决定司法、国会、政府三大独立的体制，保证了决策的均衡，也使得企业得到了多重保护。

中国企业为了规避国内的高寻租成本，为了深度介入国际产业链，往往外需重于内需。以光伏企业为例，2011年中国光伏企业的总出货量中，美国市场约占15%，欧盟市场约占75%，国际国内对新能源的补贴使国内企业趋之若鹜。当国企产业链顺利运行时，一切灿若桃李，但经济下行周期的贸易战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经济体国内体制未能理顺而一味依赖出口，在关键时刻将遭遇惩罚。

很多依靠血汗工厂的所谓高技术企业，在经济周期下降时现出原形。如光伏行业，能耗高、污染严重、利润较少的工业硅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而工业硅料的提纯等技术密集型的区段，长期以来一直由美、德、日本等发达国家垄断，拉棒、切片设备的关键技术由欧美掌控，有能力提供光伏电池全套生产线的企业也集中在欧美。换句话说，当地方政府以千亿元的代价扶持高新企业时，他们扶持的其实是披着高新企业外衣的落后产能。地方政府成为某家企业的保护伞，却让其他所有企业丧失了保护。

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的外国公司、被美国大企业诉讼的企业，大都在美国都具备与美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如日本的丰田，韩国的三星、中国的华为等等。面对这样的诉讼，中国有必要进行明确的反制，在境内外寻求法律公正，以免重蹈丰田的覆辙。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目前，我国风电项目实行核准制。2013年5月以前，风电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部门或省发展和改革部门核准。2013年5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的文件，企业投资风电项目的核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下放到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经核准的风电项目风电开发企业在项目施工时，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我国风电项目建设从规划、项目前期设计和核准，到施工图设计和项目实施的运行流程见下图。

2陆上风电项目建设主要的环境影响

陆上风电项目建设，特别是山区风电场项目建设主要的(也是直接的)环境影响是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如果在动植物物种丰富地区，可能引起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问题，主要源于进场及场内道路、风机基础和平台、升压站、送出线路占地的影响。山区风电场一般植被覆盖较好，交通条件较差，建筑材料及设备的运送往往需要修建较长的运输公路。由于风机叶片较长(约50m)，进场及场内主要运输道路宽度一般不低于5m，道路转弯半径一般不低于35m(采用特种车辆运输时道路转弯半径可降低至25m左右)。以山区风电项目常见的50MW风电装机(25台单机容量为2000kW)为例，项目总占地约50hm2，新建道路占地约30hm2占项目总占地的60%。风机平台建设需满足风机叶片、轮毂吊装要求，风机平台及送出线路施工占地约10hm2，占项目总占地的20%。我国南方山区风电场植被条件好，动植物和自然景观丰富，在风电场场区或周边区域很有可能分布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部分分布有高山湿地、鸟类迁徙通道等特殊生境，或者施工影响区域分布有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古(大)树等。对于这些风电项目建设，除关注常规的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影响外，还要特别关注对这些特殊敏感区、敏感对象的影响。某些风电场风机点位或升压站距离居民较近，对于这些风电项目，运行期的噪声和电磁影响评价也是一个重点。

3风电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规划阶段

风电项目建设规划阶段主要的环境管理是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目前，国家层面的风电规划属于指导性规划，一般只提出全国或某个区域在规划水平年的风电装机规模，不涉及具体的建设项目，也不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各省(市、区)编制的风电规划属于能源专项规划，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令第559号，2009年8月)要求，应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然而，目前各地区一般按照《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5年5月)或《近海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试行)》(FD005－2008)要求，编制环境影响篇章，基本上未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有些规划报告在环境影响篇章中对项目选址的环境制约因素分析不到位，导致部分项目选点没有很好的避开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环境敏感区，从而一开始就埋下了生态破坏的“种子”。

3.2可行性研究阶段

风电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的环境管理是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同步开展环境保护措施设计。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论证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于一些大型风电场项目，有些地区要求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风电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主要依据《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该办法第十五条要求编写环境影响评价篇章，但篇章编制要求简单，对主要的环境制约因素分析未做明确要求。风电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主要依据《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该办法第十六条要求编写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计篇章，但篇章编制要求简单，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中的环保、水保措施设计的衔接关系未予明确。对于风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的编制，目前我国行业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行业规范。行业规范出台后，将有利用评价单位抓住风电建设项目的工程特征，突出重点，做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3.3微观选址阶段

风电场微观选址是对可行性研究阶段成果进行现场确认的关键阶段。实际上，随着现场调查的深入，本阶段可能发现上一阶段未调查到的环境敏感点，如珍稀物种、古(大)树、少量居民点、用地和坟地等。对于这些分布范围较小的敏感点，通过机位的微观调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可以有效避免或减轻对这些敏感点的环境影响。但由于本阶段缺乏环境保护专业机构的监督，设计单位往往只考虑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如何降低工程造价，忽略了对这些环境敏感点的保护，最终确定的不合理的风机布置给后期环境保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3.4施工图设计阶段

风电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阶段的环境管理主要在开展主体工程设计的同时，同步落实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目前，该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滞后，甚至没有开展同等深度的设计。

3.5施工和运行阶段

风电建设项目施工和运行阶段的环境管理主要监督相关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并进行专项验收。目前，大多数地区要求风电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同步开展环境监理和水土保持监理。但一些建设单位对风电场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监理、水土保持监理不够重视，迫于环保、水保专项验收压力被动开展监理，常常出现监理工作滞后或流于形式等问题。

4加强风电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的建议

加强风电项目建设环境管理关键是如何落实环境保护措施“三同时”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1加强“同时设计”管理

各省(市、区)编制风电规划，应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在规划报告报送审批前编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征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同时，建议能源行业主管部门参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总纲》(HJ130－2014)，修编《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明确风电规划报告中环境影响评价篇章的编写重点和要求。根据国家简化前置审批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风电项目核准建议取消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同时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参考《海上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FD007－2011)，编制《陆上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细化陆上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篇章编制要求。目前，能源行业主管部门正在编制风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规范。笔者认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应依据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开展同等深度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措施上有优化(或变更)的需要补充说明。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投资必须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保证专款专用。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核准的必要文件，项目核准单位应明确项目开发企业申报核准项目时，必须附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意见。在开展风电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时，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设计依据是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及其审批意见的要求进行复核。

4.2加强“同时施工”管理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环境监理和水保监理工作。建议环境监理在微观选址阶段就开始介入，并贯穿微观选址、施工图设计及工程施工全过程。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及批复中的监测计划，开展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风电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环境监理监测落实情况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在风电场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如出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计重大变更，应当编制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变更文件。

4.3加强“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管理

在工程试运行前，建设单位应开展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自查工作，全面检查工程各项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在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开展工程竣工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验收工作。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调查报告和水土保持技术评估报告。严格环保执法监督。风电项目运行期，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确保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正常、稳定运行。风电项目施工过程中未严格落实“三同时”管理制度，由此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由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项目核准机关可对项目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进行专项巡查，发现相关问题及时移交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处理。其他单位和个人可将发现的问题向相关部门举报。

5小结

风电目前是我国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3大能源。积极发展风电这一清洁能源我国是调整能源结构的主要方向。根据国家风电发展规划，2020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将突破2亿kW。风电建设项目是生态影响型项目，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风能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环境制约因素少的风电项目会越来越少。在现行国家对新能源的鼓励政策下，只有合理选址，落实风电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的“三同时”制度，才能在开发风能这一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同时，防止风电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一家中资公司通过法律途径挑战美国总统的权威,史无前例。

9月28日,奥巴马签发总统令,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了Ralls Corporation(下称Ralls)公司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该公司为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

这也是多年来美国总统因国家安全问题签发总统令,阻止一个商业项目。

10月18日,三一集团就此事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美国Ralls公司CEO吴佳梁介绍其在该项目上遭遇了不公正待遇。

此前的7月25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作出阶段性裁决,要求Ralls立即停止建设上述风电项目,在只有通过CFIUS认证的美国人可以进入该区域作业的条件下,移走全部设备。

8月2日,CFIUS追加禁令,该项目禁止使用三一集团设备,项目转让需在设备移除后进行,且买方信息需得到CFIUS认可。

近期,因涉及国家安全审查被拒绝在美投资的中国公司,不止三一集团。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52页的调查报告,称华为、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CFIUS禁止它们进入系统设备市场。

与华为、中兴相比,Ralls的反应显得更为激烈。在沟通未果后,Ralls将CIFUS连同奥巴马一同告上联邦地方法院,理由是其超出管辖权限,使公司遭受了不公正和歧视性待遇。

总统签发“强拆令”

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集团以工程机械为主业,核心企业为A股上市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600031。SH)。2008年,三一集团成立全资子公司——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一电气),宣告进军风电研发制造领域。

此次涉案的Ralls公司,于2010年8月19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与三一集团并无股权关系,但有业务关联,为三一集团副总裁、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和三一集团副总裁、财务总监段大为所有,两人分别持股20%和80%。

在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三一电气将希望转向海外市场。通过Ralls在美国开发风电项目,三一电气的风电设备得以出口。

Ralls并不负责风电站的运营,项目建成后随即转让。2011年7月底,美国Ralls风电场10兆瓦工程成功并网发电,成为中国企业在北美地区首个自主建设的风电项目,其中五台风机均出自三一电气。

2012年3月,依照这种模式,Ralls从一家希腊公司Terna Energy US手中收购俄勒冈州Butter Creek风场项目,并取得了该项目建设的所有审批和许可。

这一项目包括四个相对独立的风场,每个风场均成立了独立的项目公司。这些项目均已签订了正常建设和运营所必需的一系列商业合同,包括土地租赁、与电力公司的并网协议以及15年的售电协议。Ralls为此已投入了约1300万美元。

2012年5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616。SZ)全资子公司中嘉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与Ralls达成意向,有意受让Butter Creek项目;6月10日,中嘉合创通过100%持股的澜溪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与Ralls正式签约,交易金额为3840万美元。

但仅仅四天后,Ralls接到邮件通知,该项目受到CFIUS关注。

这让吴佳梁有些摸不着头脑。2012年5月,美国海军西北舰队以Butter Creek项目中一个风场(Low Ridge)可能影响其空军训练为由,与Ralls交涉迁址事宜。

尽管美国海军无权审批风场建设和空域管理,而项目已于2010年9月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简称“FAA”)颁发的“无潜在危险”许可,Ralls仍配合其将风场南移了1。5公里。美国海军方面表示满意,并出具了信函支持该项目再次申请FAA许可。

吴佳梁认为,自己的公司一直遵纪守法,获得了包括并网协议、购电协议、环评、FAA等在内的所有合法手续。今年早些时候,Ralls获得了在奥尔良一座海军基地附近建设风力发电机的资格,也得到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防部的许可。

2012年7月11日在美国召开的听证会,让吴佳梁紧张的情绪有所缓和。据其介绍,听证会的气氛非常“友好”,会后律师给出的结论是会开得很成功,并且项目应该能够顺利通过CFIUS的审查。会上也没有任何CFIUS官员提出要其停止建设,只是告知很快会有一个结果。

作为演讲嘉宾,吴佳梁出席7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直接投资论坛时,以亲历CFIUS听证会的当事人身份,解答了与会者普遍关心的CFIUS困惑,称CFIUS是一个温情的、讲理的、透明的政府机构,到美国投资的公司不必担心受其困扰。

但在7月25日,CFIUS对Ralls作出第一次裁决,令其立即停止建设并撤出所有设备,但并未禁止转让。

CFIUS突然变脸,让Ralls方面感到诧异。其随即意识到该区域比较敏感,以中国企业的身份难以运作,遂着手联系美国买家,试图摆脱困境。

一周之后,Ralls又接到第二条禁令:该项目禁止使用三一电气的设备,禁止项目转让直到所有设备移除完毕,且须告知CFIUS买方信息,十个工作日内未被CFIUS拒绝方能进行交易。

CFIUS的这一裁决,没有考虑三一提出的放弃该项目建设权和所有权、转让设备和资产、寻求相应补偿的折中方案。

吴佳梁称,三一因此形成大额损失,包括直接损失2000多万美元以及本来有望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间接损失。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实际上，无论是华为和中兴、还是三一集团的Ralls公司，都难言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何威胁，华为和中兴均曾事无巨细地配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时间长达一年，而Ralls公司则不仅主动回应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质疑，更曾表态改变风电场的位置规划。

纵观华为和中兴的海外市场之路，我们极易发现，伴随着华为和中兴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的提高，其外在阻力亦近乎同比例放大。而阻力来源和表现形式，则在华为和中兴发展的不同阶段，亦迥然不同。在华为和中兴开拓海外市场的早中期，其阻力来源更多来自同行的国际巨头，可在最近几年，阻力却逐渐来自发达国家政府。而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中，其阻力的表现形式亦根据不同阶段，可相对细分为技术阻力、知识产权阻力和政治阻力。

应该说，对于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华为和中兴而言，其初涉海外市场，因市场规模较小以及产业层次偏低端，并未引起爱立信、思科等国际通信巨头的过多关注。而华为和中兴在这一阶段的国际化压力，则主要体现在技术以及配套服务环节，与其时国际巨头相比，华为和中兴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在技术以及配套服务环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正因为此，华为和中兴早期的海外市场拓展，主要侧重于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华为虽然1996年即已进入香港市场，但真正的首次海外中标却是1999年在越南和老挝两国，而中兴在2002年之前的海外之旅，亦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

但是，当华为和中兴告别海外市场的试水期，在2002年后正式进入全球扩张阶段时，国际巨头立即变得异常警觉起来。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华为和中兴国际化，不仅全面进入发达国家、而且陆续在全球各地组建研发中心。而这对于爱立信、思科等国际通信巨头而言，不啻是客场受挫之后，主场再遇“袭击”。在这一阶段，面对华为和中兴高速成长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逐渐优于老牌通信巨头的配套服务水平，国际通信巨头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加以阻击。在2003年1月思科对华为打响“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之后，围绕专利侵权产生的纠纷，则一直伴随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之中。

面对国际通信巨头的知识产权大棒，华为和中兴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是通过加大专利研发和申报予以化解—今年3月5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华为凭借1831项国际专利，成为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的第3名，而中兴更是以2826件的国际专利申请，成为2011年度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的首位。而华为和中兴在突破知识产权“围剿”的同时，更是合理展开反击，2011年4月的华为摩托罗拉专利诉讼案，即是以摩托罗拉向华为“道歉+赔款”而收兵。

在迈过知识产权这道门槛后，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势头遇到的阻力就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阻击—2010年8月，华为与中兴竞标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的蜂窝网络升级项目，因“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被拒之门外；2011年11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今年4月，澳大利亚以网络安全为由，禁止华为投标澳大利亚宽带网设备项目。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风电行业 信息监测 系统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我国风力发电已超越核电成为第三大电源。随着我国新能源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将海上风电、50兆瓦以上陆上风电等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地方政府[1]，并着力加强行业监管，为促进风电行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2013年5月，国家能源局了《关于加强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2013]201号）（以下简称《201号文》），要求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加强风电产业发展动态、开发建设、并网运行和设备质量等风电开发、产业发展重要信息的监测和评价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各地风电开发建设和并网运行等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6089兆瓦，与2012年相比增加3130兆瓦，2013年全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为91413兆瓦[2]，是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我国风电仍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后劲，市场预期良好，但风电行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比如产品研发能力不足、风电机组性能不够稳定、运行维护和技术服务能力跟不上、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不完善等，从风电设备制造到风电开发项目运行的监测和评价体系亟需建立[3]。

1 监测与评价体系的目的和原则

1.1 目的：一是了解风电项目的开发运行现状，考察项目单位的运营管理能力，为风电设备可靠性检验提供基础数据；二是为项目政策制定完善提供依据；三是在风机过保的情况下，监测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四是了解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发展水平，为产业指导工作提供支撑，为相关企业指明发展转型方向。

1.2 原则：一是坚持“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从典型风场、重点设备制造企业入手，逐步扩大监测范围；二是坚持“统一口径、对接标准”的原则，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和中国风能协会分别负责国内风电开发运行情况、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的监测与评价，为了方便日后风电监测数据的上报，应与上述两个单位监测评价体系衔接。

2 监测对象、内容及路径

2.1 监测对象：列入年度开发计划的风电应用开发项目和已经建成的风电场、主要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对于风电应用开发项目，监测工作在项目单位取得开展风电场前期工作的复函后开始；对于风机制造企业，监测工作在企业取得采购订单后开始。

2.2 监测内容（分四类）：

第一类：针对风电开发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测风及风资源评价、可研及专题论证工作的完成情况，获得前期工作批复的时间节点，项目单位组建等）、资金到位、施工建设（安全、质量、进度等）、竣工验收、造价控制、科研专利成果，产业提升（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人才队伍培养。

第二类：针对建成的风电场：日常运行情况（发电量、可利用率、设备故障及安全事故等）、财务数据、其他效益（建成后产生的科研专利成果、产业提升、人才培养）

第三类：针对风电机组制造企业：企业基本信息（资本、人员状况）、主要产品信息（生产能力、认证情况、产能等）、产品研况（研发平台、技术来源、出货计划等）、市场占有情况。

第四类：针对项目转让：交易主体及股权变更情况、交易标的及资产负债情况、协议生效条件及时间。

2.3 监测路径（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类）：

近期：主要依赖风电项目开发商、风电场管理单位与风机制造企业的定期纸质报送。

中期：建设网上报送平台，实现无纸化报送。部分内容实现准即时报送，如开发商在项目前期推进的过程中每获得一项批复，需在3日内登录报送平台确认相关内容并上传附件，帮助主管部门及时掌握项目开发进度信息；风电场管理单位在重大事故发生后3日内填报事故相关信息，平台内其他风电场能够及时获得预警，开展自查。

远期：筹建实时监控平台，实现对风电场运行的实时监控，在此基础上实现提升效率和预防事故两大目标。

3 评价体系

3.1 评价对象

评价工作主要针对风电场，根据所处阶段不同，分为建设期评价和运行期评价两类。建设期评价：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一年内开展，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仅开展一次；运行期评价：定期（每年）开展一次，项目投产运行一年以上即进入评价序列，直至项目生命周期完结。

3.2 评价方法

风电行业评价工作拟采用专家打分法，即由专家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打分评价，打分指标参照风电项目建设期评价指标（详见表1），运行期评价指标（详见表2），共用指标（详见表3），最终结果为百分制得分。

表1 风电项目建设期评价指标一栏表

模块一：项目建设期评价指标（20分）

表2 项目运行期指标一览表

模块二：项目运行期指标（60分）

表3 风电场公用指标一览表

模块三：共用指标（20分）

当期评价结果能满足风电场之间横向对比的需要，历史累计得分能更加直观地反映单个风电场的管理水平。与如表4所示，由于试点期参评的风电场是目前已建成的风电场，之前未开展过建设期评价，对其评价要综合运用三个模块，全面考察相关单位的开发运营能力。对于已建成风电场的评价，考虑到其运行时间较长，建设期评价的得分占比较小（20%），主要考察项目单位的运营管理能力。对于已多次开展运行期评价的风电场，为了将项目单位长期管理水平直观地反映在得分中，多次评价将给出累计值，通过取多年平均值的方式减小偶发因素带来的影响。累计得分始终靠前意味着该风电场一直保持较高的管理水平，初次评价得分较低的风电场也可以通过之后年份改进管理水平来提高累计得分的排名。

表4 分值组成与计算方式

所有分期建成后统一投产运营的项目，按未分期的项目处理。各个分期建成后分别投产运营的项目，在二期建成前，一期按未分期的项目处理；二期取得开展风电场前期工作的复函后，按一个新项目列入监测序列，并完成建设期评价，之后一期二期按一个项目处理，其建设期得分取两期的平均值。之后各期以此类推。

4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针对风电开发/运行企业制定，对相关企业的工作合规性、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进行全面评价，具体评价指标分为风电项目建设期评价指标选取（详见表5）和风电项目运行期评价指标选取（详见表6）。

表5 风电项目建设期评价指标选取

表6 风电项目运行期评价指标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风电行业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总体设计框架，并提出风电行业信息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通过风电行业监测信息的收集和后续评价的开展，可为国家制订风电年度开发计划提供数据支撑；评价结果可作为风电开发/运行企业未来参与风电新开发项目申报的重要参考；根据监测及评价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风电设备的可靠性，可建立风电关键设备推荐目录。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

[2] 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4，China Wind Power Review and Outlook]，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3] 《全国风电设备运行质量状况调查报告》（2013），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4]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国家能源局；

[5]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尽管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大棋局中，企业会经常遇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阻碍。而过度以政治气氛渲染、大谈民族产业保护的论调并不可取。但透过中国企业遭受的一系列不平等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认为的“不可取”正被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实践。

在林林总总的案例中，“威胁国家安全”被作为狙击中国企业的屡试不爽的借口。以三一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不平等并非偶然；美国众议院报告抹黑中国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也并非孤案，它们还在以各种借口与罪名对中国创新企业进行打压。

究其原因：一种最容易被接受的观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启，对于创新技术至高点的卡位战已然打响，那些曾经大大领先中国，如今却即将或已经被中国超越的国家，希望借此契机重新夺回制造业，并成为新经济的引领者。而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下一代通信技术等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恰是创新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点。

这并非我们怀揣着阴谋论，也不是民族主义在作祟。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新兴产业企业的崛起持有警惕和戒备心理，三一风电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三一内部人士告诉本刊，“向总曾经有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的恐惧。”

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处境要比想象中更严峻——在未来的经济战中可谓“腹背受敌”。前面是强力的“狙击”：中国创新企业（以华为、三一、尚德等为代表）走出去的过程中处处布满了陷阱。后面是凶猛的“追兵”：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正在颠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而切断中国企业后路的事件也在发生，印度正修改规则，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其电力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发挥，及全球化进程的完善，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吸引了大量制造业。而当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已成历史，我们在电子、服装、玩具等制造业的优势正逐渐丧失。而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则扮演着“长江后浪”。

如果不做改变，中国将走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走的是同样路径。据《经济学人》报道，“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但如今中国已与其并驾齐驱。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削减了约三成。离岸外包和海外建厂的兴起以及精细化供应链的发展，已使全世界的企业转而将中国、印度及其他低工资国家作为加工厂。”

现在，制造业总体的迁移路径已然清晰可见：从西方国家迁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国内陆；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国——“除非将来不再需要人工来制衣制鞋，否则将来这些工厂还会再一次迁移。”《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没有丝毫的出格。

我们享受到制造业迁移带来的红利，也深知失去它必然面对的苦楚。西方国家将制造业迁移出去时，至少还有资本、技术支撑，而在中国的资本深化尚未完成，技术实力并不强劲等的“青黄不接”期，如果制造业迁移出去，我们知道结果很惨，但不希望这变成事实。

制造业有多重要？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西方政策制定者坚定地认为，是时候让国家重回制造老本行上来（此时的制造业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制造业，而是智能制造）。《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制造业对一国及其经济仍是重要的；二是、制造业新兴方式将创造新工作——既可以创造就业岗位，又可以遏制生产技术的外流。”

该杂志同时列举了大量研究表明制造业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的苏珊·赫尔珀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智库所做的一份报告就是其一。该报告显示：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确更高些。同时，制造业公司比其他行业公司更乐于引进开发新产品。虽然制造业产值只占美国GDP的11%，但是国内用于研发的资金中有68%用于制造业。

其引用赫尔伯的观点指出，“总体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能提供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是创新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而且还能为循环利用及绿色能源等新兴‘清洁’经济产业创造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一国应重视发展制造业的理由。”

中国如何守住制造业的“根据地”？练好内功始终是任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而保持企业的创新也是关键的利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中国企业目前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一定要创新，提升创新方面的竞争力，同时，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据介绍，近年来，欧美等国光伏产业的产能扩张没有中国快，但在研发、产品特色上却有不少创新，产品性能也普遍较高。而国内光伏企业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便宜的价格，这容易给一些国家以倾销的口实。因此，在反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完善自身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提高技术能力来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

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已经来临，这或不失为中国产业、企业崛起的最佳契机。用智能制造代替人工制造，通过3D打印、机器人等来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能源互联网引发重大经济转型。而新能源、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则最可能成为探路先锋。

或许，此时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战略新兴产业，有更多中国企业被狙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狙击的中国企业——

华为的悲剧

奋斗十余年，华为还是没有真正叩开美国的大门，并在其他市场或将面临更多阻力。

相关人士担心的是，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之后，是否会出现连锁反应？一些美国传统盟友国家的政府部门是否会效仿？事实上，加拿大政府官员近日已经暗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拿大政府的通信系统可能不会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而近期美国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或将让英国下议院情报和安全委员会重新动起调查的念头。

2001年，由资深副总裁陈朝晖带领的华为先遣队择邻而居，把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设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萨斯州Plano市。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两年，华为美国公司还几乎没有签过一个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准确读出它的名字。

直到思科发起的诉讼，华为才“一夜成名”。2003年1月，正当中国人准备迎接春节时，思科一纸诉状将华为告上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庭。这家全球最大的企业网络设备商在70页的诉状中，列举华为种种“罪状”，其核心就是认为华为侵犯了其知识产权。

当时，华为称子公司进入美国不久，主要的职责还是研发，市场销售并未完全展开。但占据美国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主导地位的思科，已经意识到这家在中低端市场极具价格竞争力的对手，已经不愿蜷居于亚洲。思科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到2004年，尽管该诉讼以华为、思科各自发表声明和解而收场，但这对华为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少人总是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先入为主。直到现在，华为不仅被排除在美国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门外，而且还屡屡被美国商务部、国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等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交易。

相关人士认为，华为遭遇的是纯竞争之外的阻挡。2007年，华为试图并购3COM公司，但被美国政府阻止；2010年5月，华为试图收购加州一个破产公司3Leaf的部分资产，也由于美国相关部门的阻挠而不得不作罢；2010年秋季，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为其网络升级招标，华为本来可以中标，但在国会和美国商务部的干预下，也失败了。

据媒体报道，去年初，华为被迫放弃收购3Leaf的交易后，曾以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厚崑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公开信。信中不仅坦率地对长期以来笼罩在华为身上的“误解”给予说明，而且表示“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地给以配合。”华为履行了承诺。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造访深圳，华为还按其后续要求提交了许多文件，并参加了9月13日的听证会。

然而，结果却是，今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仍然做出结论：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顶尖的电信和网络设备制造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最好将其排除在采购清单之外。

那么，华为究竟怎样才能消除西方世界对其的误会、疑虑和不信任，避免成为那些对中国心存戒备的美国人的出气筒？有人认为，华为自证清白的最好方式是在美国上市。最先消息显示，华为的确在认真考虑这一计划，并已接触投资银行寻求建议。

因为，上市是用西方世界“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基础，这不仅能大大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也能提升华为在全球的品牌形象。即使不这么做，若能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增加董事会里的外部人面孔，也是可行方案之一。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担忧也不会因为华为选择IPO而轻易消除。面对美国市场的“傲慢与偏见”，华为总是以耐心来应对，但结果“受伤”的还是华为。

正如华为在其美国公司官方网站上所言：“自从2001年在美国设立第一个办公室以来，我们就致力于成为美国的就业机会提供者、本地经济的贡献者，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者。”在这一思路下，华为选择了在美国不断进行投资、雇佣当地人、设立研发中心。此外，华为在美国也效仿其他跨国公司，资助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2011年，华为此项支出约为1000万美元，多年来的合作对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研究型大学。

过去10年，华为“轻而易举”地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提供商，但要动摇美国监管部门的担忧却难上加难。来自华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收入为13亿美元。尽管这不是一笔小钱，但从比例来看，仅占其全球超过300多亿美元总营收的约4%。“这显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毕竟美国市场占据了全球电信支出的约20%。”因为，在这13亿美元中，有超过9亿美元来自于手机等终端产品的销售。在被华为作为美国市场第三阶段目标的主流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市场，华为仍然颗粒无收。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兴身上。中兴美国子公司创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Richardson。直到2006年，中兴才在美国市场取得实质性的合同，一家名为Oceanic digital Jamaica的公司采购了中兴的网络设备。据中兴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目前美国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中，中兴去年的收成还不到3000万美元，且业务均为二、三流运营商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中兴通讯的一位高管在2005年来到美国时发现，自己拜访的很多大中型运营商和一些美国政府机构，都首先会把中兴理解成一家与非洲、印度等地市场相联系的厂商，擅长打价格战，且对中兴的国企股权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多有顾虑。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电信运营商在电信设备上的支出约占全球的20%左右；利润率则更高，美国市场的电信设备利润约占全球的25%～30%。在这一肥沃的市场，华为、中兴历经10年，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和竞争对手出于商业利益的使绊。

愤怒的三一

向文波发飙了。在面对针对三一的不公正待遇后，这位之前在媒体眼中一向低调的三一重工总裁，终于按捺不住愤怒。日前，三一集团更破天荒“被迫高调”地召开会，向文波带队的集团高管，就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一事慷慨陈词。

同时，向文波又在微博上表达了观点，“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美国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中所表现的对中国人、中国企业的随意、歧视和敌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表示，“美国总统选举下一场辩论的主题居然是看哪个对中国更狠！看样子美国政府是要把少数所谓‘精英’多年培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毁个干净！看下一场将如何拿中国说事！！”

事件的起因大致如是：在CFIUS未给任何解释，没有按照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禁止与三一集团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公司Ralls在美国经营风电场项目，而理由是其风电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面对这项任何人看来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三一的态度“强硬而又无奈”。

据了解，Ralls于2010年8月19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为公司法人，由三一集团副总裁吴佳梁持股20%，三一重工副总裁段大为持股80%，吴佳梁为首席执行长。根据Ralls提供的文件，Ralls希望在美国开发风电项目，并以此拉动三一近年来发力的风电机业务。

如果最终裁定禁止中资企业Ralls购买美国俄勒冈州的4个风电项目，相关研究员认为，这将对三一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Ralls提供的文件显示，如果风电场在12月31日前无法并网，则Ralls将不能够获得2500万美元的联邦投资税收激励，一切投资都将泡汤。

Ralls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是：今年3月，该公司收购了4个位于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企业，每个企业计划安装5个由三一集团生产的风力涡轮机。其所购买的4家风电项目公司成立于2009年，其中3个位于美国空军的训练限制空域附近，只有一家位于其范围内。去年和今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给20个计划安装的风力涡轮机作出“没有危害”的认定。这一认定等同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而且这一认定过程中也有美国国防部的参与。

此外，在Ralls的4个风电项目附近还同时存在其他9个已经完工并投入运营的风电项目，其中有两个项目也位于限制空域范围内，而且所安装的涡轮机属于德国和丹麦公司制造。同样作为外资公司，丹麦和德国公司却没遇到安全问题的阻碍。而在军事限制区域的西部，存在着数百个已经完工的风力涡轮机，其中不少都是外国投资者所有，或者是外国制造。

在Ralls收购风电项目后不久，美国海军曾就其中位于军事基地内部的项目和Ralls进行过交涉，称为了减少风电项目对低空飞行训练的干扰，建议Ralls转移项目地址。此后，Ralls便将此项目搬迁到了新地址。美国海军并未就Ralls收购的其他3个项目提出过异议。

但从今年6月份开始一切就发生了变化。CFIUS在完成了30天的审核后，要求Ralls撤回并购要求。7月和8月，该委员会还两度通知Ralls，告知它们不能实施兴建风力发电项目。最终CFIUS评估了此项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交的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不能批准的意见，并将意见递交给总统奥巴马。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始至终Ralls都没有机会查看、审核或者对所谓的“可信的证据”作出回应，而且奥巴马和CFIUS也并未出具任何证据证明Ralls收购风电项目将带来安全威胁。也有相关人士认为，Ralls事件的关键问题在于，CFIUS的审核过程漫长而且不透明。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指出，鉴于美国宪法条款规定总统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这一命令不受司法审查限制，所以Ralls诉讼的意义并不大。但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则认为，“尊严比金钱更重要”、“态度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实际上，更多国内风电企业不仅在海外投资受阻，出口也遭遇“阻击战”。美国商务部于今年1月19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应用级风塔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国内众多上市公司收到反倾销初裁“勒令”，其中包括泰胜风能、天顺风能、华锐风电等。

天顺风能董秘曾表示，“公司认为反补贴税不公平，公司正在组织中美两国的律师团进行抗辩，希望终裁和初裁的结果不一样。”今年7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双反调查的反倾销初步裁定结果，决定对天顺风能适用20.85%的临时反倾销税率。

光伏的噩梦

屋漏偏逢连夜雨。本身因产能过剩、市场萎缩而深陷泥潭的中国光伏企业，却又遭受致命打击。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就中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做出终裁，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从18.32%到249.96%不等，反补贴税率从14.78%到15.97%不等——这意味着中国光伏产品将因此彻底丧失价格优势，占近10%市场份额的美国市场或将就此关闭。

去年10月，美国太阳能电池生产商Solar World要求对中国75家相关企业展开“双反”调查，当年美国即开始立案调查。“美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可以和任何一家中国厂商竞争，但没办法和中国政府抗衡，中国对我们的市场有一个计划——鲸吞蚕食。”Solar World美国区总裁Gordon Brinser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太阳能产品厂商得到一长串政府的非法补贴，以极具优势的价格出售来攫取美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Solar World在美召开上述记者会的背景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急跌，其在一个月前关闭了在加州Camarillo的工厂。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初裁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2.9%至4.73%的反补贴税。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主要是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31.14%至249.96%的高额反倾销税。强制应诉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税率为31.22%，常州天合光能公司税率为31.14%，其他59家单独税率应诉企业税率也均超过30%。

面对糟糕的终裁结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掩饰不住愤怒。他在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商务部无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合理抗辩，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产品采取不公正的征税措施，中方对裁决结果表示强烈不满。国内光伏巨头也纷纷表示遗憾和不满。阿斯特电力集团表示，将会继续在法律程序内与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Solar World等发动的贸易战，在惩罚中国的同时，也惩罚了美国，并最终祸及全球，不利于人类向清洁能源时代迈进。”

让部分中国企业略感欣慰的是，美国商务部进一步确认终裁判定的关税仅限于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和由其组装的组件消息，还是留给中国光伏企业一线生机。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外设厂生产电池，或是采购国外电池，然后在中国内地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焊接组装太阳能电池板，即可规避美国双反。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对媒体表示，尚德电力早已提前行动，其在美国等全球三个国家建有工厂，将可免受美国“双反”影响。

尽管如此，多数中国光伏企业还是不能就此轻松起来。因为就在不久前，欧盟委员会正式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迄今最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据称，欧盟已公布反倾销立案的中国应诉企业名单。此次抽样调查企业总共134家，其中六家为强制应诉企业，包括英利、尚德、赛维、锦州阳光、晶澳和旺能光电。虽然欧盟尚未最终立案，但业内人士对此多持悲观预期，因为美国的双反终裁走向将很可能影响欧盟双反的最终结果。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林伯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裁定中国光伏产品倾销，同样的套路下，欧盟最终认定中国光伏电池倾销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由于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市场，一旦认定倾销，光伏企业将遭受更大打击。

据悉，中国的光伏产品90%出口海外，其中，欧盟市场占60%，美国占据10%。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光伏产品出口额高达204亿美元。因此，如果说美国市场的双反对中国光伏业形成的冲击只是轻伤，欧盟的双反对中国光伏业来说则是重创。

这还不算完，更滑稽的“趁火打劫”事件还在上演。一份日前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已破产一年有余的美国加州太阳能企业Solyndra，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终裁结果的第二天，就以垄断为由，将无锡尚德、天合光能与英利绿色能源等三家中国光伏企业告上当地法院，称三者的垄断行为给它造成15亿美元损失，公司将为此寻求补偿。

Solyndra在诉讼书中指控称，中国光伏组件制造商与中国的多晶硅生产商、金融机构和中国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了卡特尔垄断组织，使得光伏组件可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销售。Solyndra表示，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冲击，公司营业损失达到15亿美元，不得不进入破产程序，公司将为此寻求补偿。

作为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标杆企业，Solyndra一度风光无限——获得来自美国能源部5.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还是风投界的宠儿。2010年5月，奥巴马参观Solyndra一处工厂时表示，Solyndra这样的光伏企业是“保证美国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引擎”。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明星企业，却在2011年8月31日申请破产，1100名员工遭解雇。在谈到破产原因时，Solyndra将其归咎于全球需求下降及竞争过于激烈等原因，特别是来自中国光伏同行的竞争。Solyndra高管在去年作证，称由于大量低价的中国太阳能板产品涌入美国，公司无法兑现2008年宣布的12亿美元的合同。

其实，自2011年7月以来，美国已经有三家光伏企业宣布破产，分别是Spectra Watt、Evergreen Solar和Solyndra。三者均把破产的理由归结为中国太阳能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挤占市场。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意见颇深，在它们眼里，中国产品低廉的价格是诸多美国本土企业破产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政府给其提供的补贴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它们却无视中国同行的处境，中国中小光伏企业纷纷破产，数目并不比美国少。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争抢第一波“绿钱”

新能源市场，在政府与专家的相关阐述下，无疑是当前中国“绿江湖”最为显赫的一支生力军。跨过，如今热钱散去，喧嚣归于寂静。

2000年，在澳大利亚取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的施正荣遇到了无锡市经委主任李延人。经过一番计议，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于是定下计划，施正荣回国创业，李延人下海经商。

刚开始时，无锡尚德还曾经叫过无锡尚能光伏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是在无锡市新区黄山路1号东楼，那时候条件简陋，施正荣只能在阿里巴巴等商务网站上介绍产品。李延人调动他的人脉资源，上下游走，左右交通，融资600万美元，而施正荣投资4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60万美金的技术参股。

施正荣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多方努力，终于200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尚德案例的指引下，各地政府纷纷投钱、投地、投人，为新能源造势，充当“重要推手”，一时各地“太阳能产业规划”的政策及文件汗牛充栋。各路资金纷纷杀入光伏行业，中国十多家光伏企业相继海外上市。同一年，中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召开了全国风电建设会议，地方风电项目开始遍地开花，风电整机制造企业、零部件企业投资风起云涌。有业内专家预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景很广阔，一旦发展进入到成熟期，将会带动上万亿的产值。

此时，以绿色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经济革命”正席卷全球，而中国已从国家层面全力推进“绿色新政”。2008年4月23日，财政部通知，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功率风发电机组而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之后，国家绿色新政频出，中国新能源项目得到各地政府的政策与资金的扶持。

2005年，于是也就成为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的真正起步年。

在上市的蛊惑、资本的追捧下，加之地方政府的热情鼓励，中国淘“绿钱”者以加工制造业的思路发展风电和光伏产业，让一个原本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演变成了依靠组装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什么门槛，有钱买设备就可以上。”一位长期追踪新能源概念股的分析师表示。

但是到了2011年，行情急转直下。去年10月18日晚间，尚德突然传出“申请破产”的消息，令业界震撼，但公司方面随即否认。十几天前，江西赛维LDK亦被传言“申请破产保护”，赛维方面随即予以反驳。2011年下半年，中国数百家光伏企业已有五十多家倒闭，三分之一处于半停产状态。

另一个新能源宠儿风力发电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竞争激烈，风机整机的造价已从2008年的6500元/千瓦，下降到了3000元/千瓦，利润微薄。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风机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也回款困难。即便华锐风电、金风科技这样的巨头，也利润大跌、库存高企，前者更因设备事故频发，各类麻烦缠身。

缺乏技术撒手锏，依然重复着传统行业低价销售，可以看作风电行业遭遇寒流的两大主因。政府更理性的“照顾”，也是一度“疯转”的风电行业“泄气”的原因。“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就像是给花浇水，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择优支持，看花浇水。哪有漂亮的花就往哪浇水，不漂亮的就少浇点水，那些市场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就要想办法使其变得漂亮点。”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如此解释政府现阶段的新能源政策。

相比风电行业，光伏行业市场主要在欧美，依靠的是欧美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各国光伏补贴大减，压缩了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也大大限制了企业对美国的出口。

新能源行业，无疑是资本狩猎“绿色红利”的第一战，但这些寻求短期利润甚至暴利的资金竭力开发着一个非市场化的、靠政府补贴存在的行业，这必然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自杀行为。

也许，新能源产业这十年之痛对社会而言正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一个公司并非选择了一个“绿”行业便稳据道德高地、高枕无忧。除了拿政府补贴，能否持续创新和作为，任何行业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拷问。

漂绿者圈钱秘笈

戴上时尚的“绿帽子”，以此逢迎政府与资本，并哄瞒社会舆论，一些企业家明里宣扬低碳与绿色，暗地无视环保与诚信，明“绿”暗“黑”，短时间内获取不菲“黑钱”。

2011年8月初，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铬渣非法倾倒事件被曝光。受铬渣污染最严重的兴隆村被称为“癌症村”，“为缓解病痛，患病村民竟食用臭虫以求保命”。污染事件曝光之后，主要活跃于云南的环保组织绿色流域，联手23家国内NGO联名向16家中资上市银行发出公开信，希望了解各银行是否与“肇事”化工及其两家关联企业有信贷业务关系，但只有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行了回复，声明其与上述三家企业并无信贷业务联系。

这种类似给予不良企业的信贷行为，无疑是违反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关规定，譬如“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绿色经济”。“在光鲜的口号下，银行究竟是在‘变绿’还是在‘漂绿’？”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发出这样的拷问。从源头上把控企业的资金来源，银行无疑是监控企业绿色与否的重要主体。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超威电池打着低碳的招牌，接二连三地在山东、安徽等地爆发大规模铅污染；宣扬着生态与安全的“中国茶油第一品牌”金浩茶油曾有9批次产品存在致癌物超标。此前，湖南省质监局查获此事，却因“维护社会稳定”并未公布，金浩茶油也据此“辟谣”称“质量安全”。

绿色，自然是大势所趋，企业变“绿”，自然为民众与社会所认同；而“漂绿”，意指一家企业宣称保护环境，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环保宣传。2007年，美国环境营销公司Terra Choice调查报告《漂绿六宗罪》，揭露企业界的虚假环保宣传行径。如今，这份调查报告已成为判断企业漂绿行为的主流标准。

这六宗罪包括：隐瞒弊端罪，比如纸或其他木材制品鼓吹它们可再循环，却回避它们生产过程中污染水污染空气等问题；举证不足罪，比如家用灯具宣称它们节能，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撒谎诈骗罪，比如有产品没有得到官方环境认证却声称自己已经得到；含混不清罪，比如有些产品宣称自己无毒，但是其实不管是什么东西超过一定的剂量都是危险的；无关痛痒罪，比如杀虫剂宣称“不含氯氟烃”，但是其实这种物质早已被禁用；避重就轻罪，比如，有些宣称环保的产品跟同类产品比较是真的，但是这样的环保宣传却分散了消费者注意力，从而使人忽视了该类产品整体形成的环境危害，如“有机”香烟或者“环保”杀虫剂。

此书的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项罪行：崇拜虚假标签罪。很多制造商开始创建自己环保标志。这些环保标志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官方环境标志是有区别的：合法的标签是建立在公开标准上，并通过开放的、公开的、透明的程序检验。而制造商们自己制造标签没有任何标准依据。他们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制造的标签贴在产品上，以此愚弄消费者。

《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真诚，本应是人类对待地球、对待“低碳”最基本的态度。一如美国著名环境营销专家Scot Case所言：“当‘漂绿’铺天盖地之时，必须让企业和公众意识到，不能诚实面对我们所谓的环保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们将永远不能提高环保水平。”

与专家的悲观相比，企业家的看法值得重视。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企业的进步，大家都明白绿色行为会给企业带来长久的效益；一方面，出现不良的行为，应由法律法规去制裁，并严格执法。”

绿色分子的坚定与温和

正因为环保组织的监护，争抢“绿金”的危害，被大幅度消减。从最初敌对式的结果调查，到当下开厂前的环境评估，中国绿色分子赢得了更多护佑环境的机会。

2012年4月中旬，有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颁奖仪式在旧金山歌剧院内举行。中国环保人士马军获奖。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是：“他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将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向中国的广大公众公示。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马军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

以慈善家理查德·戈德曼夫妇之名设立的戈德曼环保奖，已有23年历史，组委会每年在全球挑选出6位草根环保人士，予以嘉奖。马军曾做过记者，颇为惊心的采访经历，让他对环保问题印象深刻。1997年，马军参加了一次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集体采访，听到对方说，黄河完全干涸可以被视为对有限水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时，他惊讶，“这种观点太可怕了”。

之后，马军开始了对水资源的专业思考，出版过专著《中国水危机》。再之后，马军进了一家环境咨询公司。2004年，马军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得以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回国后，2006年，马军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马军坦言，这个平台的建立，是多家环保NGO合力行动的结果。这些合作，当然很多是冒着危险进行的。批评，实质上成为他与众多NGO人士针对企业的重要的声音，当然他们也是不良企业防备的“敌人”。

与马军工作的“凌厉”相比，张醒生的环保方式，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张醒生的工作经历也颇为丰富。14年前他是资深经理人；9年前他是企业掌门人；7年前是投资人；而4年前，他的人生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一个纯粹的环保推动者。

张醒生将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而第三个阶则是回馈社会。

张醒生的工作方式比较温和。他充分调动自己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稳步推进的事业。譬如他会和企业家朋友一起去即将投资的地方，企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他做专业评估，提供给投资者以备参考。张醒生作为重要嘉宾，已经受邀参加了五届绿公司年会，与国内企业巨头进行良性互动与直接对话，成为他的优势。

有意思的是，由中国知名企业家组成的团体SEE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设立“SEE生态奖”，重奖环保机构或个人。而张醒生所在的大自然保护协会，也逐渐成为SEE基金会的合作方之一。

这些民间环保分子，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他们无疑是中国“绿江湖”的中坚理想主义者。

明星的“绿江湖”

明星企业家的行动，无疑具有巨大标杆意义，而一个示范平台的搭建，更具引领风气的作用，“至少，追戴‘绿帽子’，比戴‘黑帽子’更能让人抬头挺胸。”

2007年12月9日，91家企业在北京发出倡议：“……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们将持续以往的积极努力，我们将开始新的探索，从做人，到做企业，做出绿色选择，留下绿色足迹，为人类共同福祉务实开拓、积极行动。”

操盘手刘东华试图汇聚全社会的“绿色”力量，组建中国绿色企业公司联盟，并以此推动评选中国的绿色公司。在刘东华看来，“绿色公司”是“基业长青”、“最受尊敬的公司”的代名词。而要成为会员，年营业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这个门槛，基本上将“绿色游戏”锁定在大中型企业身上。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绿色公司联盟的成员。而自2008年开评的“中国绿公司百强榜”，绿盟成员有上有下。在5次年会上，基本上中国最大牌的企业明星都有“绿色”经。柳传志是发言最多的企业家，他2010年声称联想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一共投了10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新能源企业。2011年他相信，改变能源生产的方式，确实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刘永好的见解很诚恳，他曾说，传统的鸡、猪、牛等养殖，对大气、对环境的破坏，某种程度上比工业污染还要严重。我们还应该通过科学的养殖方法使粮食得到合理利用。而王健林认为不要把低碳经济和发展对立起来，“好像一讲减碳、绿色价值观，就要减少发展、减少活动,应推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价值观。”他说万达集团从绿色发展中获得了实在的效益。

与企业大佬亦真亦幻的表态相比，张醒生的提醒比较温和：今天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绿色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火种”有了，用“火”的市场有了，政府认知也有了，社会认知也有了，但是还得具备政策推动以及企业家的动力。

在缺乏后两者的情况下，大佬的话，无疑加剧这样一个事实：信者信其有，不信者姑且听之。

而张跃则以自己的认知，丰富着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作为个人，他曾经是三架私人喷气式飞机和一架直升机的拥有者，如今它们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还有那辆深蓝色的劳斯莱斯超长豪华车和那辆淡黄色的法拉利跑车。理由是“碳排放太大”。同样的理由，他把衣服和裤子控制在10套以内。作为企业掌舵者，面对记者的追问，他认为，不行贿是“绿公司”最重要的价值，“贿赂打破了一切的秩序和心情，很多年以来我要咬紧牙关，杜绝一切的贿赂。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的一切东西都看不透。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他认为要打破这个逻辑，就要敢公开说不能贿赂，就是要大胆地说出来，“要有人天天说，不然别人会认为是天经地义。”

无论如何，柳传志、刘东华等人举办的绿公司年会，“仿佛一个巨大的秀场，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表现，基本囊括了当前中国‘绿江湖’的各种情态。真实在做的大有其人，配合表演的大有人在，惆怅观望者为数不少，不过，混水摸鱼的江河日下确是事实。”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个秀场，马云曾在一次绿公司年会上如此说：“如果公益是场秀，我希望能秀的人更多”。

风电设备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近日业内最大的热点莫过于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指控。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称，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阻止这两家企业在美开展投资贸易活动（本报第7、8版有详细报道）。

除了这件事情本身，不妨从公司的角度看，为什么华为、中兴在美国屡次受阻？美国在怕什么？

美国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阻止外来公司在美国的商务活动。追溯到1929年，美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试图建立贸易壁垒，向贸易伙伴征高额关税。这种做法在当时被上千名经济学家反对，但胡佛总统仍旧签署了《1930年关税法案》。这种后果是，贸易伙伴强烈反弹，贸易壁垒高高竖立，美国经济倒退、股市崩盘，最终引发上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

如果说这种贸易行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初期，是由于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界定不清晰，美国过于自信本土企业的经济实力的话，那么，在现代商业体系已经足够完备的基础上，美国仍旧在惧怕其他国家的企业。

1989年，日本索尼收购美国电影公司哥伦比亚。这种收购，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媒体以“日本买下美国文化”大做文章，并把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换上了日本和服。原本只是一个资本运作的事情，美国非要上升到国家文化、制度等层面，足见美国自恋的情结以及脆弱的神经。

当然，当年收购的背景是，大量日企进入美国，尤其是美国人都在驾驶日本车、使用日本电器，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生怕日本企业抢走了美国企业的饭碗。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多余了。2005年，日本索尼再次收购另一家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反倒没有引起多大波澜。

可以说，在当今全球化、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次动用贸易大棒，或者是非经济手段阻止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正常贸易活动，是全球化浪潮中的逆流。在非IT行业，2005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失利；近日，三一重工两位高管控股的罗尔斯公司在美国兴建风电站的计划受阻。

从历史事件再看华为、中兴受阻，也就释然。

在全球五大通信公司中，华为、中兴占两席。而美国通信公司占据了全球50%的市场，这对所有通信公司来说，意义重大。截止到目前，华为、中兴在非美国市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美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美国销售额仅占华为总收入的4%。从系统设备业务看，中兴2011年在美的销售额仅3000万美元左右，对比整个公司130亿美元的销售来说，基本可忽略不计。而思科在美国市场每年是上百亿美元的销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