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霖 拍摄“被忽略的情感”

刘震云很为女儿骄傲。“中国的电影人，从雨霖导演这一代开始，有责任把中国人的生活、被忽略的情感，能够告诉全世界。”

《一句顶一万句》首映礼观影结束，导演冯小刚和相熟的摄影指导邬迪说：“我CAO！真不错！”然后又转脸悄悄和刘震云说，“妞子成了，她没有走别的导演那种浮躁、轻浮的路子。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朴实、扎实。”

妞子，是指刘雨霖。刘震云的女儿。《一句顶一万句》的导演，一个1987年出生的姑娘。

从小，刘雨霖就继承了父亲刘震云那双观察生活的眼睛，除了对家乡深沉的留恋，在纽约留学期间，她也经常观察身边来往的人，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他们对世界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刘雨霖始终认为，普通人的生活不亚于战争和政治，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但又容易被人们忽略。

“家乡是我情感的源泉，是我拍摄电影的土壤。许多导演也都是这么做的，如李安导演最初的作品，都和他从小生活的台湾紧密相关，如《推手》《饮食男女》等；再如科波拉拍的《教父》三步曲，描写的是意大利西西里人在纽约的生活。这样的家乡情结对于拍电影来说，是很好的借助。”刘雨霖说。

讲述内心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雨霖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在她的作品里，新乡人常常会发现似曾相识的街景。尽管她在北京长大，在纽约读书，但她的电影语言中，家乡是底色。

刘雨霖执导的首部微电影《门神》，2014年在她的老家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正式开机。该片在老庄村的拍摄时间共8天， 23分钟电影短片《门神》讲述的是河南农村的一个故事。7岁的小姑娘天天在家盼着妈妈的回来，家里人对她说，过年贴门神的那天妈妈就回来了，而最终，回来的这个女人不是妈妈。“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现实生活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个人都尽了全力，都是因为爱而付出，然而面对现实却又无能为力。”刘雨霖说，“我之所以要拍摄《门神》，是因为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像这样被忽略的情感，在我的故乡有很多。我想把这些被忽略的情感，告诉大家。”

刘雨霖大学时选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大二开始决定学电影，后来去了纽约大学导演系，这也是李安曾经的母校。“选播音主持主要是想做一个访谈类的主持人，采访那些做过一定成就的、聚光灯下的人，他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谈及改变职业方向的原因，刘雨霖说，“但是大二以后，我觉得有一种召唤是，我想通过镜头的语言讲述那些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能代表那些有成就和聚光灯下不为人知的故事。人间无论是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水平，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大家对喜怒哀愁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我想走得更广一点，所以选择了电影。走到这条路上，我也觉得是这一辈子做得特别正确的一个选择。”

刘雨霖对好电影有强烈的信念，她坚持一个创作者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随波逐流。“那些能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导演，都是开创自己一条路，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我想要看的东西，因为他是走在前面的人。”

2008年，当刘雨霖将兴趣转向电影，并决心考入美国顶级的电影学院读研后，她边按排名申请了最棒的11所高校，边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备考托福的状态。每天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我还是那个极致的想法，如果做这件事情，那我绝对要一次性考到100分以上。”最终，刘雨霖拿到了10所高校的offer， 200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刘雨霖和李安见了面，两人吃了一顿午饭，聊了两三个小时。李安的一句话让刘雨霖印象深刻，“做电影啊，其实我特别简单，就是朝着一个靶子不断地打，不断地打。”刘雨霖对电影的理解和执着也让李安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想法，并给她写了推荐信，最终，刘雨霖如愿以偿进入纽约大学大名鼎鼎的Tisch艺术学院。

然而并不如想象那般轻松，语言关、专业课都成为重重的压力，一度她差点失控，不想洗脸、不愿意见人、一想到要上课就特别痛苦。国内过春节，强颜欢笑跟家人聊skype，一挂断脸马上就垮了，“剩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寂静和明天要回学校的压力。”以及无止境地自我怀疑：为什么要来美国？做电影真的开心吗？为什么放着安逸生活不过跑来折磨自己？

先是母亲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去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3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还是刘雨霖主动给刘震云打的，说到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

“他说刘雨霖，当时你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说是。他说你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我说是。他说如果你这两个问题都Say yes的话，明天面临你的就两个解决办法，一，背着书包回到课堂，二，拿着行李回国。他说我和你妈不可能去美国陪你一起哭，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解决。”听了这些话，刘雨霖形容自己一下就愣住了，末了，她记得父亲说了句，“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

这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开机，她休学一年回国做场记，日复一日与导演、演员待在一块儿，面对的是十一架35mm胶片机同时开拍、几百上千名群众演员的大场面。电影杀青，再回到30多人围着一台16mm胶片机的课堂，她一下子找回了自信。紧接着，《门神》大获好评。

《一句顶一万句》是寻找的渴望

曾经有有名的电影导演跟刘震云说过，他想拍《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小说体量太大了，里面有名有姓的人物100多个，改编这部小说就像蛇吞象一样，两个小时的电影无法把小说吞进去。刘震云对这样的导演只能苦笑，“既然没法拍，你又想拍，也不能又把这个苦恼甩给我啊。”

拍摄《门神》获奖回国后的刘雨霖想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寻找题材，于是想到了父亲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问她，你怎么把100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刘雨霖说，一个冰箱里确实不能关100多匹骆驼，但是可以关两个骆驼啊。刘雨霖理解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精髓，是寻找的渴望，为了寻找一句话的渴望，为了寻找一个能说出一句顶一万句话的人的渴望。“表面上看，这个在寻找途中的人，他的表情风平浪静，但内心的洪流却波涛汹涌。原作提供了这么好的土壤，我争取能用电影的方式，培育出饱满的果实。”刘雨霖说，这样的理解让刘震云觉得挺满意。

《一句顶一万句》电影的合作，刘震云和刘雨霖既是父女关系，又是编剧与导演的关系，两种关系如何调和？刘雨霖表示：“跟刘老师合作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他非常的严肃认真。”刘雨霖感慨说，可能外界看文字，都以为刘震云是一个特别温和幽默的人，实际上他在生活别沉默寡言，但“如果你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他一定会发火”。刘雨霖忍不住感慨：“刘老师是非凡的，他的作品是非凡的。不过，和刘老师合作，忍还是不忍，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忍，我离非凡的作品就远了一步；忍了，我个人朝非凡就挪动了一步。”刘震云则表示，他跟刘雨霖基本上是工作上的关系，日常生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刘雨霖说，“我们家的家训是：不着急、不要脸，一次性把事情做对。不着急包括了你走在自己的路上，你不是那么轻易被别人的看法带走，着急成为对方眼里的人。不要脸定义的就是，你会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你的老师，一日三省吾身。一次性把事情做对就是你是不是花了笨功夫，这样你才对得起你花的时间。包括做电影来讲，我就是要尊重最后坐在这个黑屋子里的观众们，我不能让他浪费这个票钱，最关键我不能浪费对方两个小时的时间。”

纽约大学读书的经历让她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也有了从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国农村的想法，“我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让我了解到西方人对家庭对爱的观点是怎样的。其实每个人的悲欢离合感情是共通的，对爱恨的感知能力是一样的。我创作电影的时候希望能创作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感受到的感情，我想‘tell stories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并不是只拍中国人感兴趣的故事。” 刘雨霖说。

我觉得自己不算是走出村庄的姑娘

《中华儿女》：你的父亲刘震云，母亲郭建梅都是各自领域内享有鼎鼎大名，在父母的盛名下，自己会感受到某种压力吗？父母会给你某种期许吗？

刘雨霖：忧虑压力不解决任何问题。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不是这一部作品，也不是我的电影之路，而是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事情勤奋认真，肯花笨功夫，心怀大善大爱，对待生活，保留内心敏感和柔软的部分。他们从来没有“期许”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一直在“支持”我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中华儿女》：您的母亲郭建梅女士在公益律师领域一直在努力，令人敬佩，其实很想听听你眼中的妈妈是什么样儿的形象？你和妈妈之间会聊很深入的情感话题吗？母亲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雨霖：母亲是那种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直在坚持做下去的女性。在我眼中，她勇敢，坚韧，有担当。我们俩之间不仅情感话题，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母亲给我最大的影响是面对困难，无所畏惧。

《中华儿女》：你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如果满分一百分，那你会对它打多少分？作为一个导演，你平时的性格是怎样的？在片场时的风格如何？会凶吗？

刘雨霖：对于电影作品，不能只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作品。我无法打分。只能说，我满意自己的这部作品，因为我们团队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我的性格嘛是认定的事情，坚持到底。待人待事，善意平和。在片场凶？不会。在拍摄现场的风格是：凡事和大家一起讨论，凡事提前做好准备。

《中华儿女》：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像门神里无能为力的姑娘，也有很多像你一样，走出村庄，实现了自己梦想的姑娘，如果两个姑娘会有对话的机会，那你会对那个村庄里的姑娘说什么呢？

刘雨霖：我觉得自己不算是走出村庄的姑娘。说什么？凡事看到生活中光明温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