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傲慢与偏见》看电影对文学的改编

[摘要]电影自诞生以来，便一直与文学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可以说在任何一年里，最受注意的电影都是改编的。然而，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它既有文学艺术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个性。对于二者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以《傲慢与偏见》这一为人熟知的小说和两个据此改编的最受关注的电影为例，谈一谈关于电影对文学改编的问题。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文学 电影 改编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代表作。它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内容和矫揉造作的写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班纳特家五个女儿对待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而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对爱情对婚姻的想法：单单为了财产、金钱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而结婚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因此，她既反对以金钱为目的的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自小说诞生以来，根据这部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不下十几部不过其间佳作甚少。经典重拍，不管好坏，老迷总是忍不住去看一眼，新人也会被吸引，总是会受关注的。就电影《傲慢与偏见》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要数1940版(以下简称老版)和2005版(以下简称新版)了。本文拟就这两版进行一些比较，并从中得到一点关于电影对文学改编的启示。

所谓改编就是把一种艺术形式改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的再创造，改动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同是电影的改编，两版共同的一点就是删掉了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人物，减少了次要人物的戏分。如宾利先生的已婚姐姐和姐夫在两部电影里都没出现，班纳特家的亲戚也是一带而过。再如去探望新婚后的柯林斯、夏绿蒂一家时只是表现了伊丽莎白一人，卢卡斯爵士及夏绿蒂的妹妹都没有提。

然而两部电影的异还是大于同的，下面将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从作品对原著的改动来说：老版中，开篇就是在百货店，班纳特母女在买布科。当他们听说来了一个富有的单身汉时，与卢卡斯家在路上赛马车，以便早些赶回家，通知先生们去拜访以求得先相识的机会。(补充了原著的背景。“有一天”)两辆马车的追赶，实际是对钱和幸福的追赶。班特纳一家超过了卢卡斯家，不知是否预示着以后他们家婚姻的胜利。而新版中直接由美丽的乡村风光转入室内，直奔主题。

老版中，插入了在尼日斐花园舞会中达西教伊丽莎白射箭反被伊丽莎白上了一课的片断，使得观众更加相信达西感情的转变。新版在这方面却总是画蛇添足，比如增加了若干次的姐妹夜谈，这明显借鉴了1995BBC电视剧版，但可惜只是得形略神，把想传达给观众的用嘴说出来，最拙劣的表演莫过于此。

老版中，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几次对话都出现在晚饭后的消遣中，颇符合18世纪的生活习惯。而新版则把谈话放在了明亮的环境中，不知导演是有意为主还是不熟悉当时的社会风俗呢！

老版中，夏绿蒂与柯林斯的订婚消息是在两家人的面前宣布的，强调的是不同的人对待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导演真实反映了原作者的心态，对这种婚姻是不提倡的。而新版中，则将伊丽莎白和夏绿蒂放在一个牛羊成群的野外，重在强调两人对待爱情和婚姻的不同选择。明显可以感觉到导演对夏绿蒂的支持是大于对伊丽莎白的，反映了新的时代下的新的婚姻观。

老版中，伊丽莎白像夏绿蒂转述她是如何得知达西对他姐姐婚事的干涉。而新版则将情境放置在柯林斯的讲道堂中，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柯林斯的庸俗、凯瑟琳夫人的傲慢、达西的心神不安表现得十分到位。

老版中，达西在夏绿蒂家向伊丽莎白求婚遭拒，回去写信解释。而在新版中不但增加了一次无言的造访，而且把求婚的场景设置在雨中。相信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人都会被这段精彩的对话吸引。

老版在对待韦翰与丽迪雅私奔的问题上更为沉静含蓄。而新版中伊丽莎白的大哭和二人争相认错让人感觉很幼稚。

老版中，因为丽迪雅的丑事，班纳特一家要离开，在一片悲伤与混乱之中“我们到哪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我们一起去。”伊丽莎白的话很经典，显示了这个女子的睿智和坚强。而新版则忽视了这一混乱，直接由班特纳先生带回两个私奔的人要结婚的好消息，重在表现班特纳夫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如果你有五个女儿，能怎么想呢”。

老版中，凯瑟琳夫人充当了达西的特使，由原著中的婚姻阻力转为月老，由达西转述她对伊丽莎白的接受，表达了编剧对奥斯汀婚姻观的认同和一种美好愿望。而新版中，凯瑟琳夫人深夜造访，极其傲慢与无礼，当然伊丽莎白也给了她有力地回击，绝对有现代女性的不屈风范。

老版中，达西拜访，两个人坦诚交流、亲吻。另一对也冰释前嫌。班特纳老夫妇高兴至极，曼丽和吉蒂也触摸到了幸福的衣边，全剧以大团圆结局。而新版中，极尽煽情之能事，两个夜不能眠的人在清晨相遇，解除了误会和焦虑，并最终取得了家长的认可。

其次，就人物性格而言，两版各有千秋：老版中，班特纳先生话虽不多，但足够尖锐。班母的神经质、无所顾忌表现得很到位。吉英太做作，宾格莱的戏分太少，伊丽莎白还算可以，达西也是标准的帅哥，曼丽的扮相很符合原著，尤其是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她的呆气，柯林斯太老，夏绿蒂太漂亮。韦翰不够坏。

而新版中，班特纳先生慈祥有余而愤世嫉俗不足，班母依旧那么夸张而真实的如邻家大妈，吉英少了做作，伊丽莎白却除了还算漂亮的面孔以外只会嘿嘿傻笑，没有一点原著中的灵智，曼丽少了眼镜更少了呆气，两个小的扮相还勉强，宾格莱一向都是好脾气的配角，达西太柔和害羞不够傲慢，柯林斯个子太小，严肃有余谄媚不够，韦翰戏分太少没能充分表现他的坏。夏绿蒂则无疑代表了现代的新精神。

另外，就语言来说：老版的语言在最大程度上遵循了原著，语言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因素，经典的对白实在是太多而不胜枚举。而新版，对语言做了现代化的处理，虽然更符合现代人的接受习惯，但韵味无疑差了很多，导演加入的很多对白诸如“温暖你冰冷的手”更具煽情性，但总让人感到别别扭扭的。

最后就电影的表现手段而言：老版中Laurence Olivier(达西)和Greer Garson(伊丽莎白)在彭伯利的遥遥对视，可要比新版中Keira Knightiey(伊丽莎白)和MatthewMcFadyen(达西)的雨中暧昧细腻得多；Keira Knightley(伊丽莎白)和MatthewMcFadyen(达西)也许更像一对深陷爱河的情侣，但是，Laurence Olivier(达西)的严肃 寡言对比GreerGarson(伊丽莎白)的活泼慧敏，才真正符合原著意味。初见彭伯利，老版中GreerGarson(伊丽莎白)在惊叹之下依然气定神闲的微笑，只有微微的黯然，她本来有机会成为这美轮美奂的女主人呀；到了新版中的Keira Knightley(伊丽莎白)，就变成了失心疯一般的苦笑，双眼含泪，这才不是MISSElizabethBennet的胸襟气度呢!

综上，在传达原著精神方面，老版要更胜一筹，无论是人们见面时的彬彬有礼，旅行时的马车和大箱子，晚饭后的客厅消遣还是人们之间频繁的信件交流甚至是舞会上的美而不乱都反映了奥斯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更不要提精彩的对白带给人的无限享受了。如果用于课堂教学，用来帮助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这个版本无疑是最佳选择。而新版则是一部非常浪漫的爱情片，英俊的男人，美丽的女人，由误会产生矛盾，因了解促成爱情，画面精美；服饰、场景、氛围都非常好，故事却显得很单薄。剧本只是负责地把整个故事说完、说顺了，却丢掉了奥斯；丁笔下对话的精彩和配角的生动。《Pride&Prejudice》的两个构成因素，在电影里面既不够傲慢也不够偏见。也许可以用电影篇幅不够来为这两点开脱，但有些戏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就可以增色，比如韦翰，简直出场一次就把人家打发了，不但以后没有出场，连他花心追求别的有钱小姐也没交待，根本没有其他铺垫让人觉得他坏。其他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大致来说，剧本是比较现代的，故事基本属于伊丽莎白，其他人面目都比较模糊。如果，这个电影名字改成“伊丽莎白的故事”，会更合适一些。如果一定要探究电影究竟传达了多少原著精神，那它的得分确实不会很高。

莱辛在《拉奥孔》里，把艺术分为两类：诗(约等于文学)和绘画(代指造型艺术)。前者为时间艺术，后者为空间艺术。诗可以把一个场面分解为若干点(句、词、字)和音节，他在时间上层开，在空间里成点。而空间艺术可以将一个场面同时托出，但它表现的只是场面运动时的：“有孕育性的时刻”(瞬间)，它在时间上成点。“混淆诗与画的界限将会导致诗与画迷失各自的本性。”电影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在时空上同时充分展开，克服了文学在空间方面和绘画在时间方面的缺陷，兼有诗和造型的表现力，把文学的叙事性和绘画的呈现性结合起来，以视觉形象为主，把声画结合，成为一种“时空复合体”。正因为此，电影虽为艺术殿堂的后起之秀，出现的时间不过百年，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以其逼真性、直观性、紧凑性，传达意义的迅速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也由文字的时代进入到了镜像的时代。然而，作为一种对文化的原材料需求量、吞吐量极大的文化工业，仅凭影视本身的从业者所提供的那点原料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于是越来越多的经理人员和制片人把眼光转向改编。

如今，在全世界电影总量中，由文学名著或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比例约占三分之一，且往往产生的影响和观众量远大于小说的读者量。美国电影理论家西格尔曾经不无骄傲的发问：“你是否注意过有多少影片是改编的?改编是电影业的命根子。有多少伟大的影片是来自小说、舞台剧和真实的故事呢?…《乱世佳人》、《北非谍影》、《后窗》…多的不胜枚举。…获得奥斯卡奖和艾美奖的影视作品大多是改编的。”接着他列出了一系列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苏联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甚至认为，“没有对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改编，那么电影的历史也是不堪设想的。”

文学给电影提供了丰沃的题材，电影则赋予文学以新的生命。一部有价值的小说可多次被翻拍，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引发小说的重新畅销。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这本是好事，但就如新版的《傲慢与偏见》一样，对小说的误读，可能对人们产生错误的导向，尤其是那些尚未读过小说原作的人，会对奥斯汀的经典地位产生怀疑，或者对当事人的审美评价产生质疑。夏衍认为：“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著作，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著作，那么我想，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忠实于原著，即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但，假如要改编的原作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所谓的‘稗官野史’，那么我想，改编者在这方面就可能有更大的增删和改作的自由。”我同意夏衍的看法，要知道所谓经典，都有其不可动摇的精髓，对其进行重构，需要一种崇敬之心，如同对古代物质文化遗产的敬意一样，对经典的精神遗产也应当有一个公认的保护标准，尤其是在电影电视媒体占据人们大部分闲暇时间的今天，我觉得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和审读者都应该慎思。经典是不需要挑战的，电影需要的是创意！

真心地希望电影和文学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