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汉学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自幼长于苏州，先后师从惠栋的两位弟子――余古农、江艮庭，“博问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16岁即习作《尔雅正字》，后又承惠栋遗志，撰《周易述补》。清嘉庆年间，他发愿总结――代学术史，相继完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及《国朝宋学渊源录》，这三本书均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另有《隶经文》、《炳烛室杂文》等文集。

江藩的汉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汉学来标签乾嘉考据之学

在江藩看来，所谓汉学就是“惟汉是信”的意思，当然，这个“汉”是专指两汉的经学。在他的学术观点中，汉以后的经学，“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于是，江藩坚信师说，其治学范围不断地外延和拓展，其治学风格的基本内核很少发生变化，这就是钱宾四所说的“守古训，尊师法，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至此，乾嘉学术就与汉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汉学成了乾嘉学术的标签。

(二)推崇汉学，否定理学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都对理学持否定态度，特别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也不例外。江藩崇尚经学，推崇汉儒，认为中国儒家学术发展到汉代，“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开横舍，延学徒，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爰及东京，硕学大师贾、服之外，咸推高密郑君，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儒的经说诂训人手。他批评宋明理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三)强烈的政治取向

江藩思想的这个特点，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

1．江氏著《汉学师承记》，其主要目的名为“备国史采择”，看似为学术而学术，实则包含了太多的对于仕途生涯的向往。在该书的首卷，江氏大费笔墨，先对清代前五任皇帝极尽奉承谄媚之能事，随后又谈到“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由此可知，江藩对书里记录的有学问而身处社会底层的汉学家，并非赞美他们自甘淡泊，为学术而献身，而是惋惜他们命运多舛，虽满腹经纶，但却通仕无径，也间接抒发了江氏本人出身寒微一生未曾仕宦的怀才不遇之情。

2．对于顾炎武和黄宗羲的矛盾态度也能表现出他的思想特点。如前所述，《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胡渭列于第一卷，而将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黄宗羲、顾炎武列于末卷。与此同时，在《汉学师承记》之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江藩对入选诸书，定了取舍标准四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按照如此苛刻的评选标准，清代中前期人选的经师仅三十二人，“经义”诸书也仅九十四种。而其中，顾亭林一人就有八种书籍人选。这确实是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江藩以顾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对其大加抨击，但另一方面对其学术著作却又相当推崇，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若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考虑，乾嘉汉学注重书本而脱离现实，专注学术而脱离政治，强调博证而流于繁琐，这与清初顾、黄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确实是差之千里。正如侯外庐所言：18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溯于顾黄诸人。江藩《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胡渭讲起，而将黄宗羲、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而江藩也说：“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这就从纯粹的学术立场解释自己将二人排在最末的原因。其后的很多学者也从其说，认为这是江氏学术门户森严的具体表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试从江藩本人的社会阅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捕捉他的真实意图。

众所周知，清初学者在王朝倾覆的痛苦感情刺激下，对于由外族统治的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因此一般都不大接受清朝政府博学鸿词的“诱劝”，以“上太平策”为戒，对政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保持了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顾、黄二人皆是如此)。随着清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日趋稳定，很多知识分子的“前朝遗民”心态开始淡化、消退，并以得到清统治者的恩遇为毕生追求。阎若璩、胡渭等即是如此。康熙四十二年，帝王南巡，胡渭撰《平成颂》上呈康熙帝，获得恩遇而入京为官。后康熙先后赐馔、书扇及御书“耆老笃学”，“禁直诸臣咸谓一时之旷典云”。据江藩《汉学师承记》“阎若璩”传记载，阎若璩在康熙朝受到了后来成为雍正帝的胤　的赏识。胤稹曾亲笔致信，召阎氏赴京，握手赐坐，称“先生”。死后，胤　“遣官经纪其丧，亲制挽诗四章，有‘三千里路为余来’之句。后为文以祭之，有云‘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空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诸生而受圣主特达之知，可谓得稽古之荣矣。”在对胡氏、阎氏同清初统治者积极合作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江藩联系自己一生仕宦失意，声名不为世人所知，艳羡之情跃然纸上。

而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虽然在学术上开一代风气之先，却对清统治者采取了“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合作态度，“策名于波浪砺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龟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东林之党人，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薰胥之条，岂能人儒林之传哉!”特别是顾炎武，“生性兀傲，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是什么原因使得江藩不能保持学术批评的公允、平和转而进行尖刻、露骨的人身攻击?笔者认为，正是江藩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看似森严的学术门户却时时夹杂着政治的腥味。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褒贬不一。有学者对其评价甚高。例如，当时为两广总督的封疆大吏阮元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称“读此书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第一次系统建立清代经学系谱的尝试。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该书提出了不同的批评。龚自珍就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该书的名字提出质疑，认为以“汉学”来概括清代学术会带来很多问题，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经学师承记》。另外，当时的宋学家更是针对此书进行了激烈还击。其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著名。虽然《汉学商兑》一书的刊行，自有其社会以及学术等方面的原因，但江藩之书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也有论者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虽有善言，而颇挠俗说，凌杂无序，不足论也”。并对江藩筛选学者的标准提出质疑。“阎、胡、张者率咏法朱子，又何尝以汉学专门自名哉，其时不染宋学者，则有臧琳、毛奇龄。琳著《尚书集解经义杂记》，阎若璩以深明两汉之学称之，奇龄《易》、《书》、《诗》、《礼》、《春秋》皆有所撰，又作经问，于顾阎胡三君咸指明攻驳，大抵他人所已言。必力反之以求胜，其性则然。江记于毛氏亦屏不录，臧氏但附见而已。亦少隘矣。”除臧、毛二人之外，该书认为江藩还漏掉了很多学有专长的学者，如研究《春秋》的俞汝言、专攻《周礼》的王文清，以及研究《易》的吴鼎等等，因此学术价值不高。

客观地说，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不仅仅是一部有关乾嘉汉学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反映嘉庆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动向的著作，“属于缅怀过去光荣而不悟衰势将至的那种类型”。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710069)